秦城大学南大门。我于1989年9月9日入学，1991年2月7日离校。

六月中的日子，令我感怀多多。

6月6日，是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日。

当天，在法国奥马哈海滩隆重举行的纪念活动，使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历史的教训，有人根本不记取——80多年前，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悍然用武力攫取别国领土并一度大为得逞，而如今的普京，正在步他们的后尘。历史的教训，有人能记取——“反对那些试图通过武力重新界定边界以改写历史的人，让我们无愧于那些登陆这片海滩的人”。（马克龙语）

目睹百岁登陆老兵与泽连斯基的深情互动，我更为坚信：在奥马哈海滩上肃然集结、庄严亮相的世界反侵略阵营，必定会让普京的侵略图谋灰飞烟灭。

6月25日，是1950年朝鲜入侵韩国74周年纪念日。

历史的真相是：1950年6月25日，在前苏联的大力拱火递刀下，朝鲜悍然发动了旨在吞噬联合国成员国——韩国的侵略战争。然而，直到1978年我上大学之前，在我的头脑里，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乃是美国操控下的韩国；而被侵略的，则是全然无辜的朝鲜！

做人该有多么不地道，才能对别人撒下如此弥天大谎而不脸红？从小相信母亲和老师“人不能说谎”之教诲的我，自1978年之后，就开始鄙视和蔑视那些撒谎者，并至今未生宽恕之心。

6月30日，是父亲江洁民过世61周年忌日。

1906年，父亲出生于福建永定高头东村的一座客家土楼——庆余楼中（该楼始建于1679年，如今大体完好）。20世纪30年代，父母亲跟随祖父江树棠到江苏常熟经商，此后便定居在江南水乡。1963年父亲溘然长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郎。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不能算慈父，但为人正派；读过高中的他，自费订阅报纸，并喜见小学生的我敢与大人妄议时政。我做完小学功课之后去借读长篇小说，他的脸上露出赞许之意。脑子里比较深刻的记忆是，他曾笑着给我和弟弟讲过“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道理。

1963年6月27日夜，父亲突发脑溢血而深度昏迷，被邻居紧急抬往常熟人民医院（如今的一院）抢救。三天之后，父亲不治身亡，让母亲猝然担起抚养五位孩子和一位老人（我的外婆）的重责。父亲患有高血压病一事，我从未听父母亲说起过（很可能父亲本人也未必清楚）。我想，如果他能常年服用降压药，又怎会在57岁时就撒手人寰、别我们而去？我此生不会忘记，在医院太平间里将他入殓时，我双手扶托他的脑袋送他入棺的情景；也不会忘记，我抚棺上虞山，葬他于公墓的情形。

6月23日，是对我个人有特殊意义的58周年纪念日。

58年前的1966年6月23日，17岁的我公开表达了与常熟市中社教暨文革工作组相左的见解，干犯了“要与组织保持一致”的天条。我的直言无忌，不仅很快招来了“小右派”、“小牛鬼”的帽子，其历史的余波在18年后的1984年，还跨越时空造成了不小的后果：投寄不实举报信的心术不正小人与宁左勿右的北航政工干部沆瀣一气，将我报考空气动力学博士生的资格生生剥夺。发生在我身上的1984余波，或可视为奥威尔《1984》真知灼见的一个例证。

6月4日，是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35周年纪念日。

我的小学母校是常熟慧日小学与五爱小学，我的中学母校是常熟市中，我的大学母校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六四事件使我多了一所特别的母校——秦城大学。

35年过去了，我与秦城校友共居一室、朝夕相处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些校友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艾道祥与陈见兴、北京航空学院的郑旭光、清华大学的李玉奇、北京大学的杨国忠、镇江船舶学院的蒋宏雷和首钢工人宗景山。1990年1月，校友们利用敲击暖气管传递英语句子，建立了令人啧啧称奇的“互联网”，上下、左右号中的校友，都成了网友，可随时沟通和共享信息——这是应该写入秦大校史的。后来，随着校友们分批毕业或转学，我开始一人独处，比邻而居的校友是：《经济学周报》的郑棣、北大的周建和安徽滁州师范学校的高峰。我和邻居将各自卫生间通风口的铁篦子撬开，把手伸至极限互递书籍和字条。不久，依托卫生间的通风道和用床单制作的绳子，又与一楼和三楼的校友一起建立了互通有无的“物联网”，并办了学员报纸《窗外》——这又是应该写入秦大校史的。

在临近毕业时，我们又换了宿舍，每两人住一间。我和高峰一起住，一边的紧邻是北大的郭海峰和青年工人王建生，另一边是北大的王有才和清华的张铭。“小住秦城暂作客，不妨随处一开颜。”彼时，海湾战争的烽火硝烟激荡全球，而我则与郭海峰用唱棋方式隔墙下中国象棋，不亦乐乎？我与王有才的隔墙交流方式是，我大声说吴语，他大声说越语。筒道中的武警过来嚷嚷：不准说外语！我笑着回答：没问题哦，我们，只说汉语。

2024年6月8日，我有便路过阔别33年的母校，心生感怀的我下车照了几张相，以誌纪念。

 

图1  秦城大学南大门。我于1989年9月9日入学，1991年2月7日离校。

 

6月24日，是张思之先生逝世两周年忌日。

两年前的6月24日，思之老爷子驾鹤西去，我动笔写作《送思之远行》。今年6月24日，我逐句重读《送思之远行》。

现在，我把文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致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不死老兵：

 

打开老爷子的《我的辩词与梦想》，翻开老爷子的《我们律师》，思之所输掉的那些政治官司和泛政治官司，桩桩件件，既是对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判决性裁定，更是思之执念甚笃、“挣扎奋进”，与人治不配合、与党治不合作的历史见证。在全过程党治所造成的司法荒漠中，信奉自然正义的老爷子，似一汪清泉，作一丛绿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中国律界之标杆，中国律师之良心。

 

现在，我还要特别致敬挺身而出、勇斗歹徒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苏州胡友平女士。

天地之间的六月，不是仅用来感怀的。

星空之下的六月，更要见证国人的仗义执言，见义勇为，因义而行。

2024年6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本文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之观点与立场）

来源：RFA

秦城大学南大门。我于1989年9月9日入学，1991年2月7日离校。

六月中的日子，令我感怀多多。

6月6日，是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日。

当天，在法国奥马哈海滩隆重举行的纪念活动，使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历史的教训，有人根本不记取——80多年前，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悍然用武力攫取别国领土并一度大为得逞，而如今的普京，正在步他们的后尘。历史的教训，有人能记取——“反对那些试图通过武力重新界定边界以改写历史的人，让我们无愧于那些登陆这片海滩的人”。（马克龙语）

目睹百岁登陆老兵与泽连斯基的深情互动，我更为坚信：在奥马哈海滩上肃然集结、庄严亮相的世界反侵略阵营，必定会让普京的侵略图谋灰飞烟灭。

6月25日，是1950年朝鲜入侵韩国74周年纪念日。

历史的真相是：1950年6月25日，在前苏联的大力拱火递刀下，朝鲜悍然发动了旨在吞噬联合国成员国——韩国的侵略战争。然而，直到1978年我上大学之前，在我的头脑里，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乃是美国操控下的韩国；而被侵略的，则是全然无辜的朝鲜！

做人该有多么不地道，才能对别人撒下如此弥天大谎而不脸红？从小相信母亲和老师“人不能说谎”之教诲的我，自1978年之后，就开始鄙视和蔑视那些撒谎者，并至今未生宽恕之心。

6月30日，是父亲江洁民过世61周年忌日。

1906年，父亲出生于福建永定高头东村的一座客家土楼——庆余楼中（该楼始建于1679年，如今大体完好）。20世纪30年代，父母亲跟随祖父江树棠到江苏常熟经商，此后便定居在江南水乡。1963年父亲溘然长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郎。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不能算慈父，但为人正派；读过高中的他，自费订阅报纸，并喜见小学生的我敢与大人妄议时政。我做完小学功课之后去借读长篇小说，他的脸上露出赞许之意。脑子里比较深刻的记忆是，他曾笑着给我和弟弟讲过“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道理。

1963年6月27日夜，父亲突发脑溢血而深度昏迷，被邻居紧急抬往常熟人民医院（如今的一院）抢救。三天之后，父亲不治身亡，让母亲猝然担起抚养五位孩子和一位老人（我的外婆）的重责。父亲患有高血压病一事，我从未听父母亲说起过（很可能父亲本人也未必清楚）。我想，如果他能常年服用降压药，又怎会在57岁时就撒手人寰、别我们而去？我此生不会忘记，在医院太平间里将他入殓时，我双手扶托他的脑袋送他入棺的情景；也不会忘记，我抚棺上虞山，葬他于公墓的情形。

6月23日，是对我个人有特殊意义的58周年纪念日。

58年前的1966年6月23日，17岁的我公开表达了与常熟市中社教暨文革工作组相左的见解，干犯了“要与组织保持一致”的天条。我的直言无忌，不仅很快招来了“小右派”、“小牛鬼”的帽子，其历史的余波在18年后的1984年，还跨越时空造成了不小的后果：投寄不实举报信的心术不正小人与宁左勿右的北航政工干部沆瀣一气，将我报考空气动力学博士生的资格生生剥夺。发生在我身上的1984余波，或可视为奥威尔《1984》真知灼见的一个例证。

6月4日，是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35周年纪念日。

我的小学母校是常熟慧日小学与五爱小学，我的中学母校是常熟市中，我的大学母校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六四事件使我多了一所特别的母校——秦城大学。

35年过去了，我与秦城校友共居一室、朝夕相处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些校友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艾道祥与陈见兴、北京航空学院的郑旭光、清华大学的李玉奇、北京大学的杨国忠、镇江船舶学院的蒋宏雷和首钢工人宗景山。1990年1月，校友们利用敲击暖气管传递英语句子，建立了令人啧啧称奇的“互联网”，上下、左右号中的校友，都成了网友，可随时沟通和共享信息——这是应该写入秦大校史的。后来，随着校友们分批毕业或转学，我开始一人独处，比邻而居的校友是：《经济学周报》的郑棣、北大的周建和安徽滁州师范学校的高峰。我和邻居将各自卫生间通风口的铁篦子撬开，把手伸至极限互递书籍和字条。不久，依托卫生间的通风道和用床单制作的绳子，又与一楼和三楼的校友一起建立了互通有无的“物联网”，并办了学员报纸《窗外》——这又是应该写入秦大校史的。

在临近毕业时，我们又换了宿舍，每两人住一间。我和高峰一起住，一边的紧邻是北大的郭海峰和青年工人王建生，另一边是北大的王有才和清华的张铭。“小住秦城暂作客，不妨随处一开颜。”彼时，海湾战争的烽火硝烟激荡全球，而我则与郭海峰用唱棋方式隔墙下中国象棋，不亦乐乎？我与王有才的隔墙交流方式是，我大声说吴语，他大声说越语。筒道中的武警过来嚷嚷：不准说外语！我笑着回答：没问题哦，我们，只说汉语。

2024年6月8日，我有便路过阔别33年的母校，心生感怀的我下车照了几张相，以誌纪念。

 

图1  秦城大学南大门。我于1989年9月9日入学，1991年2月7日离校。

 

6月24日，是张思之先生逝世两周年忌日。

两年前的6月24日，思之老爷子驾鹤西去，我动笔写作《送思之远行》。今年6月24日，我逐句重读《送思之远行》。

现在，我把文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致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不死老兵：

 

打开老爷子的《我的辩词与梦想》，翻开老爷子的《我们律师》，思之所输掉的那些政治官司和泛政治官司，桩桩件件，既是对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判决性裁定，更是思之执念甚笃、“挣扎奋进”，与人治不配合、与党治不合作的历史见证。在全过程党治所造成的司法荒漠中，信奉自然正义的老爷子，似一汪清泉，作一丛绿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中国律界之标杆，中国律师之良心。

 

现在，我还要特别致敬挺身而出、勇斗歹徒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苏州胡友平女士。

天地之间的六月，不是仅用来感怀的。

星空之下的六月，更要见证国人的仗义执言，见义勇为，因义而行。

2024年6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本文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之观点与立场）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