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中，中共邪恶政权的建立和这些带有红色基因的家族的贡献密切相关，他们与那些受到迫害的和非正常死掉的成千上万，成万上亿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特权阶层，一个是受到压迫的阶层；他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暂时性相合也只是建立在谎言和暴政作为后盾的基础之上的。未来如何洪水滔天，或者大部分民众在浑浑噩噩中沉寂和死亡，这一切都有定数。

我作为一个红色极权政权的受害者，我的爷爷在土改中被定性为地主，受尽欺压，最后在六零年饿死，我从小到大的经历也是在无尽的歧视中艰难成长，我与任何红色家族没有任何相关，因为，作为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来讲，根本没有可能与高高在上的红色家族有任何联系的可能性，但是，我也与这些高高在上的红色家族密切相关，因为，以毛魔头带领下的这些红色家族将全国人民带进了无尽的灾难循环当中，我这个小时候被称为“地主崽子”的人也当然受到共产红祸的祸害和冲击。

当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每个人都数算中共的邪恶，将自己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统计一下，几乎每家都有被恶政逼迫残害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共乃是十四亿当前还活着的人的共同敌人，这句话应该不假，似乎也没有必要深入证明就可以获得的正确结论。

是的，在红二代里面是否有值得赞扬的人存在，我想应该是有的，凤毛麟角，很是鲜见。但是敢于站出来反对极权的红二代更少。红二代们要么是顺应潮流，继续在红流里称为推波助澜的帮凶；要么就是出国离开是非之地，用脚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宋彬彬虽然有道歉，但是没有实质性内容，没有反思极权、没有反思导致文革恶性的体制性问题……。她的道歉是在大陆进行，她当然不会在话语里明确说出来，以免惹来麻烦。批斗校长的时候是一种集体行恶的举动，并不是个人一个人的行为，正如，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文革的狂热性不是宋彬彬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举国体制的问题，我并没有为任何人开脱，我只是认为，在群盲和群盲之间，寻找到一个清醒者的确并不容易。

宋彬彬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学习并功成名就，这个相对于我这个地主崽子来讲乃是无法企及的事情。我在2004年有幸获得美国某校的全额奖学金，但是，却遭到了诸多阻力，不能成行。如果一个底层百姓没有宋彬彬这样红二代的又红又专的政治特权，想要像一条小池塘里的鱼翻一下身也会遭到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宋彬彬之类的红二代们和红三代们都是具有特权的人，才有随意出入国门的能力；他们的特权，对于我这样的逃出国门在泰国被困住艰苦生活了九年之久的难民来讲，是无法想象和企及的。

这些红二代们，对于当前国内的倒行逆施，似乎也没有听到他们发声声讨之。毕竟，他们的红色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对于曾经的红色革命家宋彬彬女士的逝去问题，全网持续存在的是鞭挞的声音。我想要反其道而行之，想要从中寻找一点她身上的闪亮点，歌颂一下。

那么，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女士唱赞歌呢？我想通过三点窥探一下宋彬彬人生思想轨迹，我认为她这在文革之后还算是一个有良知底线的人，相比于大多数中共文革官员或者文革余孽们，属于一个比较清醒者的等次。她应该完成了从革他人命的“宋要武”到革自己命的“宋岩”的生命转变；我分析归纳如下三点：

第一，名字上的革命：从宋彬彬到宋岩

宋彬彬的死讯是在X平台上以宋岩的名字发布的，

为什么宋彬彬要选择宋岩作为自己的名字呢？她选择这样一个普通的名字，应该是躲避宋彬彬和宋要武这样的普天之下人人皆知的臭名，做一个普通的岩石，不希望有更多的人非议。

在一篇名为《宋任穷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宋彬彬在文革结束后过了几年就去了美国，在波士顿地区安了家并在毕业后成了婚，她的爱人是一位美国公民。根据学校和州的记录显示，拿到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后，她进入马萨诸塞州政府，在州环保局从事空气质量评测工作。” （参：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9528.html。）

可见，宋彬彬在美国已经远离了当初的十年文革的动乱之心，回归到平静的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要反思的话，乃是那些被毛腊肉欺骗的一辈子的文革余孽们，那些人仍旧停留在“要武”的低认知层面，有着丑恶的灵魂，过着罪恶的生活。而宋彬彬却跳出了“要武”的心理羁绊，回归正途。从宋彬彬到宋要武再到宋岩，这个是一个人的灵魂蜕变的过程。一个人的人生不可以总是停留在原地，也不可以总是停留在过去，是需要一个不断蜕变升华的蜕变过程，在这个追求心灵蜕变的过程中，宋彬彬无疑是大多数文革余孽们无法向背的。

维基百科称：1966年8月底，回到北京后，宋彬彬成了“逍遥派”，没有参加西纠与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可见在那时，宋彬彬应该有所觉醒，这样的觉醒与她之后的人生轨迹和主动改名有相关性。

宋彬彬改名为宋岩，也说明她后来对“要武“这个名字深感不安，甚至厌弃。改名应该是她内心的精神面貌的写照。

 

第二，生存空间的革命：从中国到美国

宋彬彬离开北京来到美国，维基百科里说：“文革后，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并入籍。1983年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1989至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2003年回到中国。”（参：维基百科词条：宋彬彬。）

可见，一个人从年少无知到成熟长大需要时间的，宋彬彬的成长轨迹和众多的文革时代的参与者不一样，而她在文革后依靠权力上的便利远离是非之地来到美国，潜心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相比于大多数文革余孽们不思进取，不愿意改变被毛腊肉思想染黑的思想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宋彬彬家里人也重视教育，而且追求正确的教育，不是留在国内继续受到共产主义谎言继续洗脑，而是让更多的亲人离开共产红祸所糟蹋的中国，去美国接受教育和生活。宋任穷的八个子女有五个离开中国选择在美国生活，宋家人接二连三地离开中国，不难猜测宋家人应该受到宋彬彬在美国成功转换角色和扎根有密切相关。在《宋任穷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一文中写道：

“宋昭昭兄妹在美国发现了机会，不光是教育子女和自我教育的机会，他们说，还包括商业机会以及远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以及受迫害的机会。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在中国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们可以隐姓埋名过简单的生活。” （参：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9528.html。）

张东园的文章《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闻》这样写宋彬彬的妹妹宋昭昭和宋珍珍：

她说她父亲并没有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父亲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宋昭昭说：“他想让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宋珍珍，宋任穷的三女儿，目前居住在旧金山，在接受电话访问时正在骑着自行车，她说“我恨死文革了，所有人都是骗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说了什么话有人转身就去告发。” （参：https://www.epochtimes.com/gb/14/6/26/n4186448.htm。）

可见宋家姐妹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所领悟并深恶痛绝。

有一篇冯翔写的题为《人生怎么能假设呢？》的文章六记载了宋彬彬的道歉问题：

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当年带她一起贴大字报、派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进向她递去纸巾。

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

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

……

宋彬彬：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

……（参：https://mp.weixin.qq.com/s/nP1F2ja9jwVtfglrJbRRLw。）

宋彬彬于80年代就去了美国；在2014年，她向北师大附中卞仲耘副校长道歉。这一个举动乃是她的灵魂的外显。至今为止，在全国各地的文革期间文攻武斗而死亡的多少无辜生命，甚至有的学校老师被学生打死后并烧烤吃掉其肉的事例也有，也看不到这些红卫兵站出来忏悔和道歉。

广西文革屠杀，又称广西大屠杀，广西屠杀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事件，集中发生于1967年－1968年间，中国大陆1980年代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10万－15万。当时的杀戮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药炸等。

文革屠杀期间，广西武宣、武鸣等县区发生了非饥荒情况下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早期官方档案披露至少137人被吃、参与食用他人尸体者可能多达数千人，而《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显示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至少有302人、参与者成千上万[7][12]。另有学者引述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调查都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广西文革屠杀》）

至今，中国人还没有对文革有整全的反思，甚至还有文革余孽为文革唱赞歌，把自己的思想定位于那个邪恶的时代且乐此不疲。

所以，对比广西针对教师群体的文革大屠杀的惨状，宋彬彬作为一个敢于反思己过并不断地追求新的生命进步的人，是值得赞扬的。正如那些敢于远离罪恶的土地，无论正常进入美国抑或是走线（偷渡）到美国的成千上万的人，我相信他们是有勇气脱离中共的洗脑文化，脱离原来的愚昧状态，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也期待更多的中国人有宋彬彬的勇气，远离恶土，脱支成功。

第三，从生死疲劳到顺其自然：从生到死

中国数字时代在2017年1月19日的文章：《宋任穷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中写道宋彬彬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性，宋彬彬认为：＂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她写道，＂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参：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9528.html。）

 

在这里，宋彬彬没有勇气直接怒怼整个吃人的共产政权体制，而是谴责了“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的现象，也就是说，宋彬彬委婉地避免与邪恶势力对撞，正如一个君子，不会以流氓的方式对付流氓一样，有选择性的逃避现实或者避免正面冲突应该属于明智之举。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衰老的，这属于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正如每个人都会从青葱少年进入成熟稳重的中老年一样，很多时候在年老之时，回忆青少年时期的自己，会有许多的遗憾在其中。宋彬彬在迟暮之年表达出来的歉意应该是真诚的，选择性的运用语言不得罪邪恶政权也是一种无奈的且明智的选择。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常常看到很多底层百姓跳楼跳桥的事件发生，更有甚者，官方竟然鼓励全世界的人来到中国更换器官，每年有多少年轻人被消失被活摘了器官，这个数字如果公布出来，应该是惊人的。面对如此邪恶的政权，很多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有一些中共体制内的老人常常去更换器官。

“像中共前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死后，他的朋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高与疾病抗争了很多年，多次换器官，很多“零件”都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高占祥不过是个省部级干部，在中共高层领导里面算是级别低的了。这样的人都换了许多“零件”，可想而知，更高级别的领导会什么待遇了。“（参：《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现身 震惊世界》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9/3/n14323512.htm。

这些大肆移植器官的情况，我私以为宋彬彬应该是知道的，当她患癌症的时候，竟然没有选择去中国更换患癌症的身体器官，而选择平静地面对死亡，我认为这也是需要勇气的。

生命诚可贵，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活着而去牺牲另外的生命为代价的话，这样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宋彬彬曾经被利用为红卫兵打手、文革符号而参与武斗让另外一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何还要在晚年的时候更换新器官而让另外的生命付出代价呢？在普遍堕落的今天，宋彬彬没有选择回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我认为这个事情也是值得赞扬的。

据阿波罗网孙瑞后的报道《毛泽东钦点的女孩害了多少人？惊人秘密很少人懂！》说：“1995年，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校友王友琴，首次将1966年校长卞仲耘被打到没命，与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关联，成为因果关系。卞仲耘也是报应：卞仲耘1947年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十里店是“土改”时树立的一个样板，将四个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然后扔到河里冲走。”（ 参：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0918/2104169.html。）由此可见，万事皆空，唯有因果不虚，只是宋彬彬恰好成为那个被无形的上帝之手借用施加正义并惩罚作恶者的工具而已。鉴于其年少无知，以及其后的表态，我认为宋彬彬是属于可以谅解的人。

我在泰北某地也亲自遇到过一个来自四川的文革余孽王某，是一位从云南知青的村子里4次逃亡才九死一生地进入缅甸，最终留在泰国的。王某躲在泰北山沟里亲台的华校里混日子。他对自己的文革时期的罪孽从未反思，和他聊天后得知，他在文革期间唯一后悔的一件事情乃是当他们将一位教授抄家的时，教授无奈跪下来求他不要烧毁几幅字画，希望他能够保留这些字画，这些乃是国家的无价之宝，教授说宁愿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只是不让他烧毁几幅字画，而他作为造反派头子却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些属于四旧，需要听毛主席的话，需要烧毁的。他没有对毒打老教授而忏悔，却为没有听教授的话去保留一幅字画以便于私吞后让自己后半生的生活衣食无忧而后悔不已。除此之外，王某整日思想的还是要核平台湾，留岛不留人，完成主席遗愿。类似此类的王某在中国大地上并不罕见，每年去腊肉纪念堂和韶山冲祭拜毛魔头的中国人何止千万？

以上我只是从三个方面来谈了一下宋彬彬值得赞美的地方，我搜索网络，并未发现宋彬彬在信仰方面有涉入，如果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没有通过信仰使得自己获得灵魂上的最终救赎和洗礼，这不得不称为一个遗憾的事情。即便她自己在良心上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错误有所反思，但是如果不能交托在上帝的阴蔽之下获得救恩，那么，她仍旧属于一个可怜之人。

宋彬彬的人生历程，见证了共产中国的邪恶之极的政治土壤，在这片邪恶的土壤上面，开遍了恶之花，少有看得过去的美丽的花朵。如果归类的话，宋彬彬属于从恶之花不断努力转变为美丽之花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从革他人命的宋要武转变到革自己命的宋岩，因此，她的生命历程也能够对比那些仍旧顽固不化并持守毛僵尸思想的恶之花的文革余孽们，映照出他们的内心的邪恶丑陋来。

20240926 于曼谷

 



 

在我的眼中，中共邪恶政权的建立和这些带有红色基因的家族的贡献密切相关，他们与那些受到迫害的和非正常死掉的成千上万，成万上亿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特权阶层，一个是受到压迫的阶层；他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暂时性相合也只是建立在谎言和暴政作为后盾的基础之上的。未来如何洪水滔天，或者大部分民众在浑浑噩噩中沉寂和死亡，这一切都有定数。

我作为一个红色极权政权的受害者，我的爷爷在土改中被定性为地主，受尽欺压，最后在六零年饿死，我从小到大的经历也是在无尽的歧视中艰难成长，我与任何红色家族没有任何相关，因为，作为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来讲，根本没有可能与高高在上的红色家族有任何联系的可能性，但是，我也与这些高高在上的红色家族密切相关，因为，以毛魔头带领下的这些红色家族将全国人民带进了无尽的灾难循环当中，我这个小时候被称为“地主崽子”的人也当然受到共产红祸的祸害和冲击。

当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每个人都数算中共的邪恶，将自己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统计一下，几乎每家都有被恶政逼迫残害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共乃是十四亿当前还活着的人的共同敌人，这句话应该不假，似乎也没有必要深入证明就可以获得的正确结论。

是的，在红二代里面是否有值得赞扬的人存在，我想应该是有的，凤毛麟角，很是鲜见。但是敢于站出来反对极权的红二代更少。红二代们要么是顺应潮流，继续在红流里称为推波助澜的帮凶；要么就是出国离开是非之地，用脚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宋彬彬虽然有道歉，但是没有实质性内容，没有反思极权、没有反思导致文革恶性的体制性问题……。她的道歉是在大陆进行，她当然不会在话语里明确说出来，以免惹来麻烦。批斗校长的时候是一种集体行恶的举动，并不是个人一个人的行为，正如，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文革的狂热性不是宋彬彬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举国体制的问题，我并没有为任何人开脱，我只是认为，在群盲和群盲之间，寻找到一个清醒者的确并不容易。

宋彬彬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学习并功成名就，这个相对于我这个地主崽子来讲乃是无法企及的事情。我在2004年有幸获得美国某校的全额奖学金，但是，却遭到了诸多阻力，不能成行。如果一个底层百姓没有宋彬彬这样红二代的又红又专的政治特权，想要像一条小池塘里的鱼翻一下身也会遭到更多的困难。也就是，宋彬彬之类的红二代们和红三代们都是具有特权的人，才有随意出入国门的能力；他们的特权，对于我这样的逃出国门在泰国被困住艰苦生活了九年之久的难民来讲，是无法想象和企及的。

这些红二代们，对于当前国内的倒行逆施，似乎也没有听到他们发声声讨之。毕竟，他们的红色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对于曾经的红色革命家宋彬彬女士的逝去问题，全网持续存在的是鞭挞的声音。我想要反其道而行之，想要从中寻找一点她身上的闪亮点，歌颂一下。

那么，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女士唱赞歌呢？我想通过三点窥探一下宋彬彬人生思想轨迹，我认为她这在文革之后还算是一个有良知底线的人，相比于大多数中共文革官员或者文革余孽们，属于一个比较清醒者的等次。她应该完成了从革他人命的“宋要武”到革自己命的“宋岩”的生命转变；我分析归纳如下三点：

第一，名字上的革命：从宋彬彬到宋岩

宋彬彬的死讯是在X平台上以宋岩的名字发布的，

为什么宋彬彬要选择宋岩作为自己的名字呢？她选择这样一个普通的名字，应该是躲避宋彬彬和宋要武这样的普天之下人人皆知的臭名，做一个普通的岩石，不希望有更多的人非议。

在一篇名为《宋任穷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宋彬彬在文革结束后过了几年就去了美国，在波士顿地区安了家并在毕业后成了婚，她的爱人是一位美国公民。根据学校和州的记录显示，拿到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后，她进入马萨诸塞州政府，在州环保局从事空气质量评测工作。” （参：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9528.html。）

可见，宋彬彬在美国已经远离了当初的十年文革的动乱之心，回归到平静的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要反思的话，乃是那些被毛腊肉欺骗的一辈子的文革余孽们，那些人仍旧停留在“要武”的低认知层面，有着丑恶的灵魂，过着罪恶的生活。而宋彬彬却跳出了“要武”的心理羁绊，回归正途。从宋彬彬到宋要武再到宋岩，这个是一个人的灵魂蜕变的过程。一个人的人生不可以总是停留在原地，也不可以总是停留在过去，是需要一个不断蜕变升华的蜕变过程，在这个追求心灵蜕变的过程中，宋彬彬无疑是大多数文革余孽们无法向背的。

维基百科称：1966年8月底，回到北京后，宋彬彬成了“逍遥派”，没有参加西纠与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可见在那时，宋彬彬应该有所觉醒，这样的觉醒与她之后的人生轨迹和主动改名有相关性。

宋彬彬改名为宋岩，也说明她后来对“要武“这个名字深感不安，甚至厌弃。改名应该是她内心的精神面貌的写照。

 

第二，生存空间的革命：从中国到美国

宋彬彬离开北京来到美国，维基百科里说：“文革后，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并入籍。1983年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1989至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2003年回到中国。”（参：维基百科词条：宋彬彬。）

可见，一个人从年少无知到成熟长大需要时间的，宋彬彬的成长轨迹和众多的文革时代的参与者不一样，而她在文革后依靠权力上的便利远离是非之地来到美国，潜心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相比于大多数文革余孽们不思进取，不愿意改变被毛腊肉思想染黑的思想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宋彬彬家里人也重视教育，而且追求正确的教育，不是留在国内继续受到共产主义谎言继续洗脑，而是让更多的亲人离开共产红祸所糟蹋的中国，去美国接受教育和生活。宋任穷的八个子女有五个离开中国选择在美国生活，宋家人接二连三地离开中国，不难猜测宋家人应该受到宋彬彬在美国成功转换角色和扎根有密切相关。在《宋任穷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一文中写道：

“宋昭昭兄妹在美国发现了机会，不光是教育子女和自我教育的机会，他们说，还包括商业机会以及远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以及受迫害的机会。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在中国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们可以隐姓埋名过简单的生活。” （参：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9528.html。）

张东园的文章《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闻》这样写宋彬彬的妹妹宋昭昭和宋珍珍：

她说她父亲并没有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父亲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宋昭昭说：“他想让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宋珍珍，宋任穷的三女儿，目前居住在旧金山，在接受电话访问时正在骑着自行车，她说“我恨死文革了，所有人都是骗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说了什么话有人转身就去告发。” （参：https://www.epochtimes.com/gb/14/6/26/n4186448.htm。）

可见宋家姐妹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所领悟并深恶痛绝。

有一篇冯翔写的题为《人生怎么能假设呢？》的文章六记载了宋彬彬的道歉问题：

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当年带她一起贴大字报、派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进向她递去纸巾。

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

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

……

宋彬彬：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

……（参：https://mp.weixin.qq.com/s/nP1F2ja9jwVtfglrJbRRLw。）

宋彬彬于80年代就去了美国；在2014年，她向北师大附中卞仲耘副校长道歉。这一个举动乃是她的灵魂的外显。至今为止，在全国各地的文革期间文攻武斗而死亡的多少无辜生命，甚至有的学校老师被学生打死后并烧烤吃掉其肉的事例也有，也看不到这些红卫兵站出来忏悔和道歉。

广西文革屠杀，又称广西大屠杀，广西屠杀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事件，集中发生于1967年－1968年间，中国大陆1980年代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10万－15万。当时的杀戮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药炸等。

文革屠杀期间，广西武宣、武鸣等县区发生了非饥荒情况下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早期官方档案披露至少137人被吃、参与食用他人尸体者可能多达数千人，而《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显示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至少有302人、参与者成千上万[7][12]。另有学者引述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调查都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广西文革屠杀》）

至今，中国人还没有对文革有整全的反思，甚至还有文革余孽为文革唱赞歌，把自己的思想定位于那个邪恶的时代且乐此不疲。

所以，对比广西针对教师群体的文革大屠杀的惨状，宋彬彬作为一个敢于反思己过并不断地追求新的生命进步的人，是值得赞扬的。正如那些敢于远离罪恶的土地，无论正常进入美国抑或是走线（偷渡）到美国的成千上万的人，我相信他们是有勇气脱离中共的洗脑文化，脱离原来的愚昧状态，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也期待更多的中国人有宋彬彬的勇气，远离恶土，脱支成功。

第三，从生死疲劳到顺其自然：从生到死

中国数字时代在2017年1月19日的文章：《宋任穷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中写道宋彬彬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性，宋彬彬认为：＂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她写道，＂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参：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9528.html。）

 

在这里，宋彬彬没有勇气直接怒怼整个吃人的共产政权体制，而是谴责了“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的现象，也就是说，宋彬彬委婉地避免与邪恶势力对撞，正如一个君子，不会以流氓的方式对付流氓一样，有选择性的逃避现实或者避免正面冲突应该属于明智之举。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衰老的，这属于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正如每个人都会从青葱少年进入成熟稳重的中老年一样，很多时候在年老之时，回忆青少年时期的自己，会有许多的遗憾在其中。宋彬彬在迟暮之年表达出来的歉意应该是真诚的，选择性的运用语言不得罪邪恶政权也是一种无奈的且明智的选择。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常常看到很多底层百姓跳楼跳桥的事件发生，更有甚者，官方竟然鼓励全世界的人来到中国更换器官，每年有多少年轻人被消失被活摘了器官，这个数字如果公布出来，应该是惊人的。面对如此邪恶的政权，很多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有一些中共体制内的老人常常去更换器官。

“像中共前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死后，他的朋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高与疾病抗争了很多年，多次换器官，很多“零件”都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高占祥不过是个省部级干部，在中共高层领导里面算是级别低的了。这样的人都换了许多“零件”，可想而知，更高级别的领导会什么待遇了。“（参：《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现身 震惊世界》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9/3/n14323512.htm。

这些大肆移植器官的情况，我私以为宋彬彬应该是知道的，当她患癌症的时候，竟然没有选择去中国更换患癌症的身体器官，而选择平静地面对死亡，我认为这也是需要勇气的。

生命诚可贵，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活着而去牺牲另外的生命为代价的话，这样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宋彬彬曾经被利用为红卫兵打手、文革符号而参与武斗让另外一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何还要在晚年的时候更换新器官而让另外的生命付出代价呢？在普遍堕落的今天，宋彬彬没有选择回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我认为这个事情也是值得赞扬的。

据阿波罗网孙瑞后的报道《毛泽东钦点的女孩害了多少人？惊人秘密很少人懂！》说：“1995年，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校友王友琴，首次将1966年校长卞仲耘被打到没命，与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关联，成为因果关系。卞仲耘也是报应：卞仲耘1947年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十里店是“土改”时树立的一个样板，将四个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然后扔到河里冲走。”（ 参：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0918/2104169.html。）由此可见，万事皆空，唯有因果不虚，只是宋彬彬恰好成为那个被无形的上帝之手借用施加正义并惩罚作恶者的工具而已。鉴于其年少无知，以及其后的表态，我认为宋彬彬是属于可以谅解的人。

我在泰北某地也亲自遇到过一个来自四川的文革余孽王某，是一位从云南知青的村子里4次逃亡才九死一生地进入缅甸，最终留在泰国的。王某躲在泰北山沟里亲台的华校里混日子。他对自己的文革时期的罪孽从未反思，和他聊天后得知，他在文革期间唯一后悔的一件事情乃是当他们将一位教授抄家的时，教授无奈跪下来求他不要烧毁几幅字画，希望他能够保留这些字画，这些乃是国家的无价之宝，教授说宁愿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只是不让他烧毁几幅字画，而他作为造反派头子却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些属于四旧，需要听毛主席的话，需要烧毁的。他没有对毒打老教授而忏悔，却为没有听教授的话去保留一幅字画以便于私吞后让自己后半生的生活衣食无忧而后悔不已。除此之外，王某整日思想的还是要核平台湾，留岛不留人，完成主席遗愿。类似此类的王某在中国大地上并不罕见，每年去腊肉纪念堂和韶山冲祭拜毛魔头的中国人何止千万？

以上我只是从三个方面来谈了一下宋彬彬值得赞美的地方，我搜索网络，并未发现宋彬彬在信仰方面有涉入，如果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没有通过信仰使得自己获得灵魂上的最终救赎和洗礼，这不得不称为一个遗憾的事情。即便她自己在良心上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错误有所反思，但是如果不能交托在上帝的阴蔽之下获得救恩，那么，她仍旧属于一个可怜之人。

宋彬彬的人生历程，见证了共产中国的邪恶之极的政治土壤，在这片邪恶的土壤上面，开遍了恶之花，少有看得过去的美丽的花朵。如果归类的话，宋彬彬属于从恶之花不断努力转变为美丽之花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从革他人命的宋要武转变到革自己命的宋岩，因此，她的生命历程也能够对比那些仍旧顽固不化并持守毛僵尸思想的恶之花的文革余孽们，映照出他们的内心的邪恶丑陋来。

20240926 于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