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新闻发布会上,瑞典国家银行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之研究。该委员会认为,他们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因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对中国官方而言,无疑是一件闹心和添堵的事——此处不赘。而在中国民间,则激起了相当程度的热议,且好评多多。对大多数好评,我都十分认同。促使我做了更多思考、并让我难以苟同的,是如下两种好评:一种从诺奖成果中居然引出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另一种则把诺奖成果概括为“制度决定论”。
有一位好评者说:
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容性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经济领域,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它为市场运作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确保了公平竞争和法治,从而激励创新和提高效率。人才,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因良好的制度而得到培养和有效利用,是第二生产力。科技的进步,虽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新市场至关重要,但在没有良好制度和人才支持的情况下,其影响力有限,因此是第三生产力。
上述引文中的制度,是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经济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完全靠谱。然而,好评者由此把制度叫做生产力、并冠以“第一生产力”的美名,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是不幸犯了一个低级的知识性错误。经济制度是什么?是生产关系;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之总和,明摆着不是生产力么。政治制度是什么?是经济范畴之外的集体决策制度。比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更不是生产力。一句话,政治经济制度虽与生产力密切相关,但它们不是生产力,更不是什么第一生产力。
1988年9月,邓小平给出一种说法,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这一次,好评者对邓的说法提出挑战,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范畴中没有资格排头名,只能排老三,将其降为“第三生产力”。不过可以看到,好评者与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说法对不对呢?我的看法是,把科学说成生产力,也是一种低级的知识性出错。而把技术说成生产力,则有值得商榷之处。
众所周知,人们从事科学活动的宗旨,不是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认识世界,是探求和把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当然,有些科学成果可被用来开发和利用自然力,可被用于改进和提升生产技术,或发明新的生产技术,从而有力地甚至惊人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科学本身,则不是生产力,不是好评者的“第三生产力”,不是邓小平的“第一生产力”。科学就是科学,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将其说成生产力。顺便说一句,马克思把科学归于社会意识之中;在他眼里,科学乃是“上层建筑”。
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应该做出区分。用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是生产力。其余技术,比如军事技术、医疗技术等,只要未经转化为生产技术,就不是生产力。那么,技术是第几生产力?这,恐怕是一桩见仁见智的事。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以来,“制度是生产力”和“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在国内外好些自媒体播主中不胫而走,连大康先生也令人遗憾地未能幸免。
而好评者所概括的“制度决定论”,又是什么意思呢?
先看一下好评者的说法:
在影响经济发展、国家繁荣的多种因素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
可见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是,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也可以大体等价地说,制度决定论就是政治决定经济,即政治决定论:政治是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
决定论并不新鲜。只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去寻求一种造成变迁和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就会出现相应的决定论。不妨把这样一种寻求,称作决定论迷思。在决定论迷思之下,有过地理环境决定论、气候决定论、人种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思想观念决定论等等。更有一种人所共知的决定论,叫做经济决定论。它的正式名称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以生产方式为内涵的经济动因,是政治变迁、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2024年经济学诺奖好评者的政治决定论,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一种颠覆。但政治决定论,也是决定论迷思的一种体现。
应当说,三位诺奖得主并未陷于决定论迷思。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他们阐述了政治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并未把政治称作决定经济的单向终极原因。诺奖得主也出过另一本书,题目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他们在该书中,论述了经济动因对政治制度形成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并未把经济称作决定政治的单向终极原因。
从寻找历史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出发,人们得到了两种针锋相对、相互否定的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政治决定论。这两种决定论,不可能都对。各自的决定论拥趸们也拿不出什么硬道理,说是一种对,另一种不对。剩下的一种可能是,它们都不对,都站不住脚。
我的看法正是:它们都不对,都站不住脚。我的论据相当简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相互适应与匹配的关系,而不是一方本原地、单向地决定另一方的关系。完整地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相互适应与匹配的关系,而不是一方本原地、单向地决定另外两方的关系。
这种适应与匹配不是静态固化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总体上不会躺平,他们总是在博弈论的意义上进行策略性行动;博弈的结果,会导致新的趋势和新的选择,并引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应变革和变迁,从而形成新的适应与匹配。
这样来看问题,是不是就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是不是就能比较轻松地告别梦魇般的决定论迷思了?
2024年11月29日 于北京家中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技术”,是指“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还有另一种用法,是与“经验技术”相对应——人们把从经验积累中获得的技术,称为经验技术;而把运用科研成果带来的技术,称为科学技术。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