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丁子霖被授予独立笔会第四届自由写作奖。在北京的餐聚授奖仪式有刘晓波、丁子霖、不锈钢老鼠、包遵信、吴思、余杰、高瑜、张祖樺、温克坚、梁晓燕、张鹤慈等出席

  

独立中文笔会来自地上。救主耶稣来自天上。这是在2003年发生的。而在2001年的某个春日，我在成都家中接到刘晓波的电话，说被驱逐出境的《倾向》主编贝岭，纠集了一伙流亡文人，正筹备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问我参加吗？我反问你参加吗？他说我和刘霞都参加，还有余杰和任不寐。我说你参加我就参加，可刘霞参加挺搞笑的。他说凑个数呗。我说这一凑数，咱们组织的整体智商就有大问题了。他说你俩脑子都有大问题。

  当时我依稀记得，六四天安门屠杀刚过，也是同一伙人，在巴黎嚷嚷成立“中国流亡作家同盟”，可没多久即作鸟兽散。估计是新闻效应过了，就没有洋人再出钱支持了。然后，也就是12年后，才有了贝岭联络刘晓波，刘晓波找我这件事。



刘晓波和贝岭

  贝岭我比较了解，1989年5月，刘晓波从纽约飞回北京参与学潮前夕，曾在他家蹭住，两人因此混熟了。贝岭虽属于宁愿饿饭也要省钱的那类人，却留下不朽业绩，也就是创办了对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学有深远影响的不定期人文杂志《倾向》。捷克的作家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驰名全球的学者苏珊·桑塔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等人都被他拉进来做“特别顾问”，而我等则是被屡屡拖欠稿费的“重要作者”。贝岭原本能自由进出中国，他还在北京后海的当代艺术教父级人物栗宪庭的家里做过我的访谈。可前不久，这个抠门成性的蠢家伙，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生产，居然挖空心思把最新一期的《倾向》校样“偷运回国”，在北京郊区暗访到一家专门翻印地摊书刊的印刷厂，非法盗印了三千册，计划三分之二在国内秘密传销，挣刀刃上舔血的钱；三分之一利用美国大使馆的外交邮包，瞒天过海，免费“偷运出国”。岂料天网恢恢，警方寻踪而至，不仅端掉了盗印窝点，还将贝岭兄弟俩当场活捉，关押近一月，本要立案判刑，幸得苏珊·桑塔格出面邀约一众国际顶级名流，再三敦促美国国务院出面搭救，“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贝岭才化险为夷，被中方驱逐出境。

  此一新闻轰动一时，所以当其主角贝岭受匆匆草创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数十会员推举，受邀列席国际笔会2001年伦敦年会时，新闻余热尚未消退，许多老外还记忆犹新。我听说的版本是：被好几种外语轮番夸赞的贝岭，连灌了几杯不收费的威士忌，酒兴和诗兴一齐发作，就在拥有五千多名会员的美国笔会的代表发言之后，踉跄上台，用前言不搭后语的“洋泾浜”英语，一再提高嗓门或门槛，声泪俱下地告知在场的国际笔会八十多个分会的数百代表，“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已经成立，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的地下反抗文学被西方汉学界忽略和遮蔽、国际文学交流渠道被中国官方作协垄断的时代要结束了……

  电闪雷鸣的鼓掌中,国际笔会负责人当场宣布，正式接纳“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为下属分会，与缺席这次年会的另一个下属分会“中国笔会”并列——反讽的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首任会长刘宾雁和副会长郑义，在叛逃美国之前，都曾是主管“中国笔会”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2004年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图为廖亦武在吹箫

高氏兄弟(高兟, 左一, 高强, 右一) 与余世存, 廖亦武, 王怡 (右二)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第三次出狱的、文学批评家出身的刘晓波，通过违反中国法律的、若干次翻越网络防火墙的、全体会员大会的投票普选，从八十高龄的首任会长刘宾雁手中，接任了国际笔会下属的、已更名为“独立中文笔会”的第二任会长。并由刘晓波、蔡楚、万之、孟浪、茉莉、余杰、廖亦武组成理事会。1973年出生的余杰和王怡脱颖而出，分别担任第三届的副会长和副秘书长。

  眨眼间，我们的胖子——各位读者看仔细了，从今往后，只能叫王怡，不能叫胖子了，因为王怡（胖子）有了组织和领导，一段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要开启了——就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前很有可能叫嗨皮，上台后，特别是再次上台后，就只能叫特朗普，不能叫嗨皮了——再接下来，2003年的整个冬季，我都没见过王怡，而我和特务（汪建辉）、大肚（李亚东）的餐桌长谈照旧进行着。可没有王怡的餐桌长谈，就缺了一种东拉西扯的氛围，犹如打麻将的四人只剩下三个，可牌局还得按陋习铺陈，简直就是动物觅食，为活着而活着，了无生趣。而餐桌外的天地，都他妈的迷雾蒙蒙，糊满了眼屎。



刘晓波、周忠陵、廖亦武

  而王怡那厮，却屡屡受刘晓波会长亲自征召，进京议事，社交范围也随之急剧膨胀。我虽挂名“理事”，按理比王怡副秘书长还高一级，却从未有此待遇；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比他高一级的副会长余杰，已在几年前受洗归主。余杰的老婆刘敏，原来在北京外企做高管，月收入二万余，成了基督徒后，因为口才实在太好，就改行做职业传道人。刘敏曾陪同我采访坐牢二十多年的九十多岁的基督教元老级牧师袁相忱，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一击退寻踪而至的数名直立行走的警犬，化险为夷，也算于我有恩。所以，余杰和刘敏某日抵达成都，就马不停蹄地邀约我和宋玉一块吃饭。我吱吱唔唔搪塞半晌，不得不透露宋玉失踪了，临走留一封信在家，要闹离婚呢。刘敏一愣，忙问能找到她吗？我沉默不过两三秒。她就一口咬定我在外面乱搞。我喊冤道：一个月前的一个凌晨，十来个警察突袭抄家，筛沙一般搜了一个上午，还传唤我到抚琴路派出所，“配合调查”作家王力雄起草的《致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四川省法院的呼吁书》，内容是二十三名各界人士联名要求重新公正审理藏区活佛阿安扎西和藏民洛让顿珠“合谋制造成都天府广场连环爆炸”而被判处死刑的冤案。我签过名，王力雄也在我家住过，所以我被突击审讯了一天一夜。宋玉也担心得一天一夜没合眼。我回到家后，累得不想说话，可宋玉非要我回答，这日子还能不能过？讲到这里，刘敏截断我的话头：能过啊，只要找到宋玉，让她受洗归主，就能过了。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心想，原来这是异议分子保住家庭的终极绝招啊。可眼下，最关键的是找到宋玉。刘敏叫我掏出手机，立刻搜索所有与宋玉有过接触的联络人，逐一查询。没想到，大肚李亚东回电说，几小时前才见过她，在哪儿？几个人的鹅脖子顷刻伸得老长。大肚吞吞吐吐道，估计已经在去云南昆明的火车上了。我顿时呆若木鸡，刘敏将电话接过去继续盘问。大肚被逼不过，只好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叛徒行径：原来这个狗日的书呆，不仅向宋玉出卖老子在绝望中另觅新欢，还大义灭亲，绘声绘色地揭发老子如何把新欢女友带回家去过夜。刘敏和余杰的脸都绿了，虚汗直冒地说了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多的、不吐脏字却极其难听的话。终于把我刺激得狗急跳墙地喊道：他妈的我又不是太监！！！

  全场顿时如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所言：万物静默如谜。良久，良久，直到火锅店包间变成了教堂角落的告解间。救主耶稣啊，请宽恕卑鄙、下流、无耻的罪人老廖吧——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会这么想；估计刘敏和余杰是这么想的。阿门。

  因火急攻心，我差点忘记提王怡。他当时也在场的，只是刘敏太强势了，他就摆设般可有可无。恍惚记得，他还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老廖本性纯粹，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完全是共产党害的，与信不信上帝无关。




余杰扫了我俩一眼，欲言又止。两年后我才知道，这三人随后“顺道”去了王怡家，一起呆到天快亮。蒋蓉受到感动，答应把家中书房奉献出来，作为本地家庭教会查经传道的据点。余杰回忆道：

王怡一家

我和妻子与王怡夫妇有一次郊游。路上，我们一起探讨信仰。王怡提了很多问题，让我们穷于应付；倒是他的妻子蒋蓉很认真倾听，若有所思。奇妙的是，几个月后，蒋蓉打来电话告知，她已受洗归主，是苏文峰牧师为她施洗的。我们大为欣慰和感恩，并认定王怡悔改信主的日子也不远了，上帝岂会只拣选姊妹而不拣选弟兄……


 


王怡回忆道:


 


   有一天，我站在高凳子上，去拿书架上接近屋顶一层的书，突然从上面摔下来了。当时我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莫名其妙地就开口祷告了。脑海里冒出一句读过的经文：“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第10章29至31节）


很久以前，我读自由派神学家的书，提到对加尔文的评价，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主权掌管之中。当时我就想，我一两百斤啊，相当于好几百只麻雀。如果一只麻雀掉下来，都有神的主权掌管，那我掉下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信主的开始……


 

  2006年夏末，六四难友李必丰第二次刑满出狱一周年，我再次从云南丽江返回成都补充采访他。不料他突然说，我是基督徒了，你知道吗？未等到回答，他又接着说，王怡二婚了，你知道吗？

我大惊失色：你说啥？！

  王怡二婚了。、

  和谁啊？！

  和蒋蓉。


  咋回事？


  王怡认为，在共产党民政局领《结婚证》那次不算数，必须在十字架前，领受了神的祝福，才是真正的婚姻。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秋雨之福教会布置了一番，几个孕妇，都头戴花冠，身穿婚纱，在几十个弟兄姐妹的环绕中，手牵手地唱起了圣歌……

蒋蓉怀孕了？

是的。王怡把名字都取好了，叫“王书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