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绍智是中共党内高官(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中央写作组组长、《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我与之势隔云泥,知名而不识其面。直到这天涯海角,偶结比邻之緣。

原以为一个马列所的所长,必是苏斯洛夫那种严肃古板、口风很紧的政治人物。其实大不然。他兴趣广泛,思路开阔,说话也比较随便。

他已经不再相信,党的领导有可能实行民主改革,也不认为许多流亡菁英和党内改革派推崇的 “民主社会主义”,能实现公平正义救中国。他说,即使取消了特权,职务的影响力也可以成为资源,为管理层所用。这些特权以外的利益,平等外貌下的不平等,是政治经济学的盲点……如此等等,说到哪里是哪里。即使重大话题,也说得轻松随意。

有一次说起来,他说他还是觉得,中国面临的困境,也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有关。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的总和,也就是凝聚这个民族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的民族,无限多元的民族,就像没有箍子 的木桶,不待外力敲打,自己就会散掉。我说我很困惑:有时候,挑战人类文明的正是某种传统文化,比如伊朗、阿富汗的传统文化,还是断了好。他说,广义的人类文明概念,不等于某种狭义的传统文化。按逻辑这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混淆不得。我说我觉得,逻辑上各是各,实际上很混淆。比如郭沫若有文化,比没文化还坏。日本人被绑架到朝鲜,大和魂武士道都没了。强悍的高丽棒子,在北韩奴颜婢膝。也许,中国困境的出路,正在于 “‘人心不古”   。

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访问时,发现以色列人对这类问题特别有兴趣,从二战前后、集中营内外的许多个案,挖掘文化与人性、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已经写了很多书。他读过几本。谁的什么,和谁的什么,都很受启发。他说他觉得,以色列的强大,离不开他们对犹太教的信仰。奥斯威辛、达豪,特莱布林卡毁灭了许多人的肉体生命,却反而提升了这个族群的灵魂。那个所谓 “奥斯维辛以后无诗” 的灵魂,冷酷无情,但是不可战胜。我没读过那些书,只有点头。

在海外,他是唯一同我谈我的作品的人。我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的两本文选,没人看。万万想不到,居然他看了。意见不是泛谈,大都具体中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摊子铺得太大,涉及面太广,没说透也没法子说透。观点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就算对也没有说服力。《艺术与政治》太政治,有意识形态先行的嫌疑,你不是反对意识形态先行的吗…… 如此等等,都很对。他说他最喜欢的一篇,是《屈子何由泽畔来》,如何如何,也很对。我说此文被编辑删掉一段,说宋高宗赵构怕钦徽二帝被救回来就得让位,所以要杀岳飞。动机强烈鲜明,但是不可告人,就让秦桧背锅。一背就是千年,成了历史铁案。这种悲剧,有甚于抱石怀沙。他说,你要注意,别让毫无证据的猜测,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他的专业,与文艺美学无涉,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相应的审美能力,真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他是满族,清代皇室后裔。爱收藏名人字画,所示藏品,大都不俗,连拓片也苍古浑穆。有一个小小的非洲木雕鳄鱼,来美后在跳蚤市场买的,极其概括生动,显出藏家眼力。小雨比我还喜欢,看得眼睛一亮一亮。客厅里挂着一幅沈从文的手迹,自抄其诗,署名上官碧;一幅毛泽东的手迹,也是自抄其诗,林克给他的。我说,这东西,该和希特勒的水彩画一样值钱吧?他说,何必言钱。

“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看来好像是,不打算回去了。住房选址,地势较高,邻居相距较远,中间一大片,是社区的公产。他花钱整顿了一下,花木布局讲究。隔着当窗修竹望出去,梨花院落,柳絮池塘,匠心不让李渔。他说这里弄不到大石头,只能这样了。香港《争鸣》杂志的老总温辉来看他,很羡慕,竟然买下了下面那栋房子。但是一直没再来住,不知下文如何。

苏夫人胡鉴美,是《人民日报》编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来美时见了,话题丰富。特别是,谈起京剧、民俗、“虫鱼之学”,都很内行。有一次说到京剧,她举了个例子,说某老戏骨扮演某忠良指斥某奸臣,两根手指发抖,充分表现出愤怒的烈度。要练得能两根手指发抖,该费多大的功夫!而台下的观众,能注意到手指发抖的,又有几个……她说,这种细节,包括脸谱、服饰,唱腔,鼓点的配合等等,是京戏的精华。她说她怕,随着几位老戏骨的凋零,这些成为绝学。我听之,印象特深。从事美学研究,而这方面的知识全无,说来惭愧。

桌上一方端砚的反面,刻着她年轻时写给苏绍智的一首五言古诗,发以 “买得端溪砚”,结以 “落笔起相思”。兴寄无端,吐音清淑。遥接东晋余绪,今世已难再得。读之我想,要说“最后的贵族”,在章怡和的康同璧之后,该就是他们了吧?当然他们之后还有,那就是新贵了。新旧之间,除了价值观,还隔着一个古典的学养和气质。新贵各色各样,在美国大多居住在富人区百万豪宅。唯独他们阮囊羞涩。落户蓝领社区,只能感慨不已。

中国学社解散后,没了基本收入,生活日渐困顿。他不会开车,去个超市、邮局、银行、医院,火车站,全靠邻居阮铭的夫人阮若瑛接送。后者也已入老境,常感精力不济,赖以鼎力相助,他纍表过意不去,但也只能如此。去开个中国人权理事会,先要到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普林斯顿搭火车,到纽约中央车站,还要再换乘地铁。体力不支,后来就不去了。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专栏,视力衰退,阅读书写都难,后来稿费又削减掉一半,一周七百元变成三百五十元,也就不写了。

2019年5月27日,苏绍智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万不得已,终于还是,回中国去了。若瑛大姐很久没接到他的电话,打电话去也没人接,颇纳闷儿。后来知道时,他已在北京了,很吃惊。我们从若瑛处得知,也很吃惊。这么大的事情,连个招呼都不打,小心得也太过分了。异议人士回国,难免悔过求饶。特别是他这种,还得有“通天”渠道上书,最高领导点头。临深履薄,也可以理解。回想起他和夫人最后一次来家小坐,虽没说要走,留下一件纪念品:小雨喜欢的那个非洲木雕鳄鱼,也算是无言的告别吧。很多年来,一看见这个木雕,就会想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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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七七二期(cm03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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