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5日发表)
2006年12月7日，高勤荣刑满释放(因狱中多次立功减刑4年)。媒体很快给出了充满敬意和同情的高调报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曾经大胆说出真话的反腐斗士，今天更是一位受难英雄。
1998年5月，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了运城地区耗资2亿元的作假工程。《南方周末》、《焦点访谈》等媒体迅速跟进，将运城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曝光。1998年12月，高勤荣被捕。1999年8月，他被运城地方法院判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刑期12年。
从媒体的报道看，这案件似乎是高勤荣遭受打击报复:揭露报道发表后不久，有关部门便找到高勤荣谈话，并且决定对他进行调查；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由有关部门牵头的专案组便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专案调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所有的“罪证”都是在高勤荣被捕之后调查取得的；高勤荣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是被捕前数年发生的，突然集中“暴露”出来，连经得起推敲的报案人都没有；证人的最新证词与案发时的笔录不符；高勤荣并无职权可以出卖但是被定为“受贿”……
此案所引发的争议并无最后定论，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不能随意怀疑司法公正，但是人们实在是有太多的理由去相信，高勤荣是因为说真话而遭遇了报复。甚至不需要去援引案情经过和“罪行”细节，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作出判断。因为常识告诉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地方司法机构有时被某些地方官员滥用；因为生存守则告诉他们，说出真话是危险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有某些人在阻止人们说出真话。
正是因为高勤荣的故事击中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难言的痛处，击中了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所以人们没有将它当成一桩普通的“冤狱”，而是将它放大为一件具有典型寓意的社会事件。8年来，人们以批判社会丑恶的愤怒，以维护说真话权益的激情，不断地为高勤荣申诉。
在网络上，不断有新帖在讲述这个故事，不断有跟帖支持。媒体方面，有超过100家报纸杂志曾经报道过高勤荣的遭遇。人们似乎也明白，一篇报道，一条帖子，一篇博客，不能改变高勤荣的命运，但是人们不断地提起他，至少是可以抵抗自己的遗忘，人们不能允许自己遗忘:有一位公民因为说真话而正在遭受牢狱之灾。保持这份清醒，已经是人们最后的，不能放弃的底线。
舆论支援以外，“搭救”行动也已经多方展开。2001年，李肖霖律师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文，揭露运城司法机关肆意“伪造、篡改、后补司法文书”；200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等人就此事提交了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作提案，仍然没有结果，直至高勤荣如今刑满出狱。
本来高勤荣可以更早出狱，只要他愿意签一份认罪书。但是他认定自己无罪。8年来他从未放弃过为自己洗冤，每个月发出10多封申诉信。可能在高勤荣看来，坚信自己无罪也同样是坚持真相，不断申诉洗冤也是在说出真话。就好像8年来一直没有忘记高勤荣的学者专家、两会代表、委员、媒体同行、热心民众，他们坚信高勤荣是遭遇了打击报复，他们坚持要为他伸冤还他清白，都是在说一个更大的真相:说真话的权益正在被威胁。高勤荣，和所有相信他支持他的人，就用这样的方式，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