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当年的“右派”大多已经“作古”。对照中国半个世纪的变化，我们回头重温当年右派的言论，会发现这个社会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当年右派就已发现并揭出的那些问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因为回避这些问题而使这个民族陷入了沉重的灾难，背离了现代文明，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历史已经证明，当年“右派”揭示的问题是这个民族绕不开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华民族就休想走出人祸的泥潭，就别想跨入世界文明的门槛，就不可能根本性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重温当年右派的言论，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后，依然只能徘徊在同样的社会问题前。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我们如何寻求突破，实在是个严峻的课题！
一、1957年“右派”的三大代表性言论
反右运动起因是中共统治集团针对自身出现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问题而动员党外知识分子提意见，到后来却演化成一场引蛇出洞以迫害异己的政治运动。这种演化是事先的设计，还是中途的变样，以现有的资料还很难确证，但从作为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曾自称是“阳谋”来看，这应该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当年的知识分子针对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中共执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广为人知，后来一直作为右派经典性言论的是“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党天下”：
之一、政治设计院
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之二、平反委员会
5月22日，罗隆基在座谈会上针对有人怕给共产党提意见遭打击报复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的成绩也为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之三、党天下
6月1日，储安平在座谈会上发言，他非常慎重的作了书面准备，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指出：近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是‘党天下’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这三大代表性的“右派”言论，半个世纪来一直作为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思想高度，因而也是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内中共批判的目标。这三大右派言论分别从政治规划与制度设计、对历史问题的纠错与对未来权力的监督及产生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上分别作了阐述，的确有其代表性的价值。然而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右派的言论,我们发现其实当时还有许多直接而精辟的言论。虽然不能说这些言论超越了右派三大代表言论的高度，但足以与之并肩。这些言论之所以没有成为当时更具代表性的言论而作为批判的靶子,一则是由于当时所言者地位不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显赫,再则不排除由于其尖锐性与深刻性而为统治者所忌讳,统治者如果将这些言论作为靶子,无异于自暴其病,对民间反而起到启蒙与提示的作用,所以干脆回避。然而正是由于这些言论是由当时社会的普通知识分子发出,故而更具有社会代表性,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水平。所以我们今天去反思当年右派时,对这些言论更应该重视。
二、1957年普通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
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清华大学徐璋本教授发言，说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最后徐教授说：“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6月8日，《辽宁日报》登载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的发言。当谈到民主问题时，彭声汉以为，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他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认为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
6月10日,《沈阳日报》刊出沈阳师范教师张百生、黄振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直接指出应该挖掘产生三害的根子。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中国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中国不只是党一手创造的——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之二的‘顺民’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同时文中更进一步指出“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中央的指示,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么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共产党的政策也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文中关于国家制度说到“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6月15日，《陕西日报》刊登陕西师范讲师王尊一的《“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文章直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文章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文中还拿现政权与元朝、清朝的等级制度进行比较，指出现行政治制度与元朝、清朝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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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在校刊《南大生活》上发表《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的文章，指出“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为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文中直言“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 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文章还就学校教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该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上面这些大学讲师、教授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普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认识。从1949年到1957年，8年时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运行中就暴露出：意识形态上，以一种有限的主义来统制整个民族、挟制人民思想；在政治制度上，一党独裁，党凌驾于国家与人民之上，党超越于政府与“人大”之上，超越于宪法之上，出现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实；在公民权利上，没有任何言论、出版与结社的自由；在民主上，完全变成一种摆设，没有任何实际性的选举与监督。中国政治制度的独裁、专制、剥夺人权的本质在这里已经被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针对这些问题，知识分子提出了放弃独断的意识形态统制，落实权力监督，实行代表直选等等改变中国政治形态的主张。从揭露的问题，到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读来都深感仍然是当世病症与医治良药。
三、右派言论及其命运的昭示
中国知识分子在1957年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今天中国社会现实的对照，我们发现基本一致。这就是说半个世纪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知识分子对此就有了深刻认识，并且提出了要求改变的意愿与实施改变的方案。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今天我们重读当年右派言论时，我们应该承认在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并没有超越当年右派的高度。那么今天的问题可能就不是个揭露与认识现社会病症的问题，而应该是个如何将半世纪前发现的问题不再延续到半世纪后的问题。
当年右派所揭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这从右派的命运就有了注解。右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真方案。可是等待他们的是批斗、流放、监狱与死亡。当年右派只是站在进言、献策的角度，是以帮助中共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结果他们却成了敌人，成了专政的对象。这一荒谬而残酷的现实昭示了中共没有自我改造的可能！它将一切试图改良其统治的愿望都视为对其统治的挑战，它没有给自身改造预留空间。
从右派提出的问题与他们最后的命运以及当今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年右派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直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这些解决方案也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出路；
2、右派当年本着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帮助统治者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进言献策，结果后来五十五万人却横遭迫害，这说明帮助中共自身改进错误的努力的失败，也就是说那种指望中共自身革新的路径是不通的；
3、从中共对右派的打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极权统治集团对真理的恐惧，对真相的逃避，对监督的仇视，这显示它们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而是讳疾忌医，为了人性的恶欲与小集团的利益，坚决拒绝一切改良的努力，并将一切试图改良的愿望扼杀于萌芽中，或诱杀于“阳谋”下；
4、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没有变，从右派的悲惨遭遇与中国社会延续半个世纪的灾难循环，我们真切地看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必须改变，那种进言献策的臣民意识与幕僚情结应该终结在1957年。遗憾的是这种意识与情结并没有随反右风暴而离去，它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延续，可见其根深蒂固。在中共的反复打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一直难以长成。
四、“新三民主张”——寻求突破路径的有益探索
当右派和平进言指望中共自身改良的努力失败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脱离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的路径何在呢？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一批批仁人志士一直在苦苦地思考，在长夜漫漫中求索。最后以顾准、李慎之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提出培养中国公民意识，打造中国公民社会的思路。1957年进言献策的失败，证明着中共极权统治不相信“理”，这个暴力夺权党只信奉“力”。面对这种状况，若以暴力对暴力无异于在几千年的皇权治乱中循环，这对民族是个灾难，对现代文明原则也是背离，并且在人类走出冷兵器时代后，这种以暴易暴的路径也是客观决定着行不通。那么结束极权的力量就当在暴力之外发现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对权力的不服从，也即是公民抵抗权力侵犯的不合作非暴力。
如何形成制衡权力的民间力量，走出进言献策的“臣民”与以暴易暴的“暴民”陷阱中，建立起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中国著名宪政学家张祖桦先生在其《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书的第八到第十章中，集中而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后来他简单概括为“新三民主张”：
一、培育公民社会。宪政民主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犹如盖大厦需要一个结实的地基。故首先要重视培育公民社会，这里面要特别注重的是发展私有和民营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壮大中产阶级；发展社会中间组织，逐步完成社会的组织化过程。
二、启蒙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而非臣民，公民就得有现代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民主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宪政意识、纳税人意识等。这些意识的树立要靠启蒙。
三、积累民主实践。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资源的涵养、民主运动的推进、民主制度的创建均有赖于实践的累积。荀子《劝学》篇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应不放过每一个实践民主的机会，充分利用每一点微小的自由权利，以实际行动来促进中国的进步。
这种以民间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为前提，以自觉捍卫自身权利为杠杆，以落实宪法中规定的基本人权为目标，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启蒙公民意识，积累民主经验的切实路径，使中国形成稳固而强大的民间抗争力，从而限制权力行使的区域，达到对权力的制约目的。只有这样，才最终跳出历史上臣民与暴民的循环怪圈，实现学人从依附性进言到独立性监督的角色转变。
当此中国“反右”五十年之际，让我们谨记当年右派的经典言论，清醒认识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并从右派们的遭遇中寻找出新的走出历史循环的路径，于此我们当可告慰那些在“反右”中死难的先贤。
最后，让我们祝愿“反右”的历史不再在遍土地重演！
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