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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不到可以挑战当前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就断定中国不会发生大变化，更无崩溃可能。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都要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这种崩溃也许事先毫无兆头。就像当年有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和专家，却几乎无人预测到苏联解体一样。
Al Gore在他的《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中，介绍了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做的一个研究。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借助慢速录象和计算机模仿，精确地计算在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Bak和Chen由此提出一种“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的理论。沙堆达到“临界”时，每粒沙与其他沙粒就处于“一体性”状态。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一体性”的接触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那时沙堆的结构将随每粒沙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结构性失衡——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中国也如同这样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时候，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是无法防止崩溃发生的，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一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垮得越烈。试验表明坍塌过程将持续到沙堆重归临界状态。不过人类社会与沙堆有一个区别——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是没有能动性的，可以视为常数，因此沙堆的临界状态也是恒定的，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有能动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变量，由成千上万这种变量组成的社会，平衡状态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而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促进临界值提高。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社会平衡的临界值也会随之锐减。
这种临界值的变化使人类社会的崩溃存在着愈演愈烈的性质，最终结局将非常惨烈。之所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不能以“打倒”方式进行，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在“打倒”旧制度的同时，可能引发整个社会进入愈演愈烈的崩溃。
不过这也不能成为保守不变的理由，因为“超临界状态”对社会而言是无法保持的，崩溃迟早发生。拖得越晚，“超临界”值越大，崩溃也就会越严重。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然而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不去自觉进行政治改革，专制政权难逃大厦倾倒的命运。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系列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