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行政治理“不适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外传媒高度聚焦下的中国内地,爆出了一连串的公共事件、突发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演变以及最后的走向,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官方的应急反应和应对之策多次落后于事件的进程。官员在与媒体以及网络民意进行对话时,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言语不搭调的尴尬境地。据笔者的观察,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内地允许外媒在京奥期间自由采访的宽松政策,如鲶鱼般地搅动了中国报道的一潭春水,内地媒体生态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笔者手边有个最新的案例:我熟识的京城一家媒体某记者,日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采访到了埃塞俄比亚反政府武装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该组织用电邮给他发来了《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称日前在埃塞俄比亚中原石油营地九名中国人的死亡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他们表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不是视为人质而带走了七名华工,保证不会就这些华工索取赎金,“中国同胞会尽快和他们的家人平安团聚”。采访稿件见报引起轰动后,这才引来有关部门迟到的关切,找他了解情况,详细询问他是如何联系上埃塞反政府武装组织的……
      这一鲜活的案例充分显示出,今天与中国相关的事件、议题、消息,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互动的特征,这是世界进入网络时代后的突出现象。对习惯于传统信息采集程序的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来说,出现了管理对象复杂化、社会问题网络化、网络民意多元化、舆论呼声国际化等新情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千里之外的中西部地区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可能在中央政府尚未注意到时,已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注目的焦点;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异邦发生的突发事件,也可能以不同的渠道迅速传回国内,对政府的官式反应造成冲击。
      内地媒体敏感地意识到网络时代的这种变化,并努力去适应和跟上这种变化。但可惜的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尚未能充分理解这一点,制式的政治运作、行政治理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媒体记者会通过手机短信、邮件、MSN等实时通讯工具,努力去寻找原始的信息,捕捉事态最新的走向,而官方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仍习惯于下级筛选、层层上报,结果出现层层掩饰、接触不到原始信息和及时信息。决策者习惯于看文件、内参,舆情通报,却不习惯上网了解民意,有的官员甚至连电子邮件都不用。过滤信息的陈旧机制,最后让官员自己成为被屏蔽的“洞穴人”。
      笔者把这称之为“网络时代的行政治理不适症”。网络是信息的渠道,能活用网络渠道和保持其畅通,才有望在自由信息时代占取先机,对传媒是如此,对希望能疏导民意推行政策维护和谐的行政部门也是如此。只从便于管理、减少麻烦的前提去压缩网络空间、增加信息过滤,未必就能“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很可能只是造成言路壅塞,同时也不免令自己被屏蔽于信息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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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行政治理“不适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外传媒高度聚焦下的中国内地,爆出了一连串的公共事件、突发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演变以及最后的走向,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官方的应急反应和应对之策多次落后于事件的进程。官员在与媒体以及网络民意进行对话时,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言语不搭调的尴尬境地。据笔者的观察,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内地允许外媒在京奥期间自由采访的宽松政策,如鲶鱼般地搅动了中国报道的一潭春水,内地媒体生态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笔者手边有个最新的案例:我熟识的京城一家媒体某记者,日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采访到了埃塞俄比亚反政府武装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该组织用电邮给他发来了《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称日前在埃塞俄比亚中原石油营地九名中国人的死亡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他们表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不是视为人质而带走了七名华工,保证不会就这些华工索取赎金,“中国同胞会尽快和他们的家人平安团聚”。采访稿件见报引起轰动后,这才引来有关部门迟到的关切,找他了解情况,详细询问他是如何联系上埃塞反政府武装组织的……
      这一鲜活的案例充分显示出,今天与中国相关的事件、议题、消息,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互动的特征,这是世界进入网络时代后的突出现象。对习惯于传统信息采集程序的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来说,出现了管理对象复杂化、社会问题网络化、网络民意多元化、舆论呼声国际化等新情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千里之外的中西部地区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可能在中央政府尚未注意到时,已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注目的焦点;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异邦发生的突发事件,也可能以不同的渠道迅速传回国内,对政府的官式反应造成冲击。
      内地媒体敏感地意识到网络时代的这种变化,并努力去适应和跟上这种变化。但可惜的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尚未能充分理解这一点,制式的政治运作、行政治理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媒体记者会通过手机短信、邮件、MSN等实时通讯工具,努力去寻找原始的信息,捕捉事态最新的走向,而官方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仍习惯于下级筛选、层层上报,结果出现层层掩饰、接触不到原始信息和及时信息。决策者习惯于看文件、内参,舆情通报,却不习惯上网了解民意,有的官员甚至连电子邮件都不用。过滤信息的陈旧机制,最后让官员自己成为被屏蔽的“洞穴人”。
      笔者把这称之为“网络时代的行政治理不适症”。网络是信息的渠道,能活用网络渠道和保持其畅通,才有望在自由信息时代占取先机,对传媒是如此,对希望能疏导民意推行政策维护和谐的行政部门也是如此。只从便于管理、减少麻烦的前提去压缩网络空间、增加信息过滤,未必就能“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很可能只是造成言路壅塞,同时也不免令自己被屏蔽于信息世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