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被掩盖的三大主题

 


1989年周锋锁是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六四后是首批被通辑的学生领袖。因六四入狱一年后,在美国压力下,被释放,后来美, 多年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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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周锋锁表示六四的三大主题是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他说:“事实上学生所提出的直接对话、实况转播这些具体要求,从来没有实现过。电视上播放的对话都是经过反复地剪辑。你想,仅仅直播,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讨论国家问题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共产党就感到如此恐惧,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于在黑暗中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知道黑幕一旦被有勇气的中国人民说真话而揭穿,他们就不再有容身之地。” 

*六四的动机和三大主题

我(周锋锁,下同)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能够参与89年在北京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能够有机会为国家的改变尽自己的努力,一直感到非常庆幸。当时所有的学生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会最流行的说法是“这会还不去,你还是个人吗?”

这场始于学生的民主运动之所以后来发展成全民性的运动,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大家都强烈的感到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这三大主题在当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从运动的一开始就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声音,所以不管对参与运动的学生,社会各界人士,还是对运动的本身,他们都尽了各种努力,编造了很多谎言来进行丑化污蔑,从而为他们的政权制造合法性。”

从1989年到今天,他们制造的谎言非常多,关于六四最具欺骗性的两大谎言是:第一:共产党说学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学生只有爱国热情,被人操纵。第二,共产党声称政府一直在忍让,而学生是得寸进尺。”

*我们的要求:“不再说假话”

89 民运中学生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那时候有《世界经济导报》、《读书》、《新观察》等等杂志,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世界经济导报》开展的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使得象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人民可以作的选择,中国公民应该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权利等等这类问题已经广泛地深入人心。所以从运动的一开始,知识界就希望通过与政府对话,协商要求立法保护新闻自由,使其成为渐进地推动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时的媒体包括《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以及《人民日报》等的记者纷纷加入游行,他们打出的被大家谈论最多的横幅之一是“不再说假话”。就凭这一横幅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从业于媒体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统治下几十年,一直都在说假话,而他们的良心和公民责任却是那么迫切的需要讲真话。当时北大办的《新闻自由导报》,还有我们在广场办的广播电台,也是出于一个同样目的,就是要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中国进步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此我们要求与政府直接对话并且把对话向大众直播。于是便有了三次所谓的对话。最早是袁木找了几个代表官方的团委、学生会头头,和他们搞了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对话。当清华大学“代表”的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他的铺盖立刻被同学从楼上扔了下去。你想这样的人能代表学生吗?第二次是严明复搞的,第三次就是李鹏。并且这三次“对话”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剪辑,没有一个是实况直播的。在这么反复造假后,很多人可能误解说共产党已经对话了。其实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让步,而一直在说你们学生不听话,受坏人操纵。

事实上学生所提出的新闻自由,直接对话、实况转播这些具体要求,从来没有,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替换政府的企图或者所谓的“共产党内部斗争”,跟那些根本就毫无关系。是共产党一开始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付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一步一步走下去,从在校园里探讨到走出学校游行,从游行到要求对话,最后只能采取绝食。

*“沟通”背后的屠刀

学生自发的对民主自由的要求让共产党中间极端反对民主的这些人感到恐惧。4月22号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北京有近十万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向国家领导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很简单,其中最重要的诉求是开放新闻自由,公布高官的财产,清除腐败。当然还有现在看来比较琐碎的要求,比如提高教师待遇等。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包括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等都在,他们都看到学生在外面干什么。整个过程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和平、冷静,配合,但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一个领导人出来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政府在努力和学生沟通。”

追悼会结束后,军警开始冲击学生,学生保持了很好的克制。当时我在场,我不是学生领袖,只是觉得我应该站在前面。在政府不接请愿书反而动用军警的情形下,我们作出的一致决定是:回校罢课!当时在场有近十万学生,场面乱哄哄的,奇怪的是大家好像对于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整体的共识,表现得有理有节。

4月24号下午,学生还在学校罢课的时候,邓小平讲了话,这个讲话后来传达到北京的全体党员。在那次讲话中他说,“学生是中国进步的阻力。不要怕流血,二十万学生怕甚么?我有三百万军队!”那时离5月13号开始绝食还有20天,离戒严还有将一个月的时间。据后来中共官方陆续披露的消息,北京戒严动用了十四个军,五十万兵力。这五十万大军不可能在5月29号当天才到达北京的。很显然,六四的屠杀已经早有预谋,可以想见,从胡耀邦追悼会到北京戒严这段期间不管学生怎么和平,怎么表示拥护共产党,表示支持宪法,其实屠刀已经举起,而且已经决定要砍下了。

4月26日共产党发表四.二六社论,宣布4月22日学生的举动是有反革命背景的动乱。社论播出时,很多北京人除了愤怒之外,感觉脖子凉飕飕的。共产党对学生的杀机、疯狂镇压的恶毒决心在那会就全部表现无遗了。

邓小平的讲话很快就经由各种途径传到了校园。紧接著北京开始腾空监狱,要求医院做好打仗流血的准备。因为一直以来所受的共产党教育都是子弟兵爱人民,我当时真的无法相信有一天这些人民的子弟兵会向日本鬼子那样开进北京。

事实上一直到6月3号镇压的前一刻,我都很难想象几十万军队在首都屠杀学生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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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被掩盖的三大主题

 


1989年周锋锁是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六四后是首批被通辑的学生领袖。因六四入狱一年后,在美国压力下,被释放,后来美, 多年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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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周锋锁表示六四的三大主题是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他说:“事实上学生所提出的直接对话、实况转播这些具体要求,从来没有实现过。电视上播放的对话都是经过反复地剪辑。你想,仅仅直播,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讨论国家问题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共产党就感到如此恐惧,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于在黑暗中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知道黑幕一旦被有勇气的中国人民说真话而揭穿,他们就不再有容身之地。” 

*六四的动机和三大主题

我(周锋锁,下同)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能够参与89年在北京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能够有机会为国家的改变尽自己的努力,一直感到非常庆幸。当时所有的学生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会最流行的说法是“这会还不去,你还是个人吗?”

这场始于学生的民主运动之所以后来发展成全民性的运动,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大家都强烈的感到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这三大主题在当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从运动的一开始就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声音,所以不管对参与运动的学生,社会各界人士,还是对运动的本身,他们都尽了各种努力,编造了很多谎言来进行丑化污蔑,从而为他们的政权制造合法性。”

从1989年到今天,他们制造的谎言非常多,关于六四最具欺骗性的两大谎言是:第一:共产党说学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学生只有爱国热情,被人操纵。第二,共产党声称政府一直在忍让,而学生是得寸进尺。”

*我们的要求:“不再说假话”

89 民运中学生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那时候有《世界经济导报》、《读书》、《新观察》等等杂志,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世界经济导报》开展的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使得象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人民可以作的选择,中国公民应该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权利等等这类问题已经广泛地深入人心。所以从运动的一开始,知识界就希望通过与政府对话,协商要求立法保护新闻自由,使其成为渐进地推动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时的媒体包括《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以及《人民日报》等的记者纷纷加入游行,他们打出的被大家谈论最多的横幅之一是“不再说假话”。就凭这一横幅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从业于媒体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统治下几十年,一直都在说假话,而他们的良心和公民责任却是那么迫切的需要讲真话。当时北大办的《新闻自由导报》,还有我们在广场办的广播电台,也是出于一个同样目的,就是要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中国进步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此我们要求与政府直接对话并且把对话向大众直播。于是便有了三次所谓的对话。最早是袁木找了几个代表官方的团委、学生会头头,和他们搞了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对话。当清华大学“代表”的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他的铺盖立刻被同学从楼上扔了下去。你想这样的人能代表学生吗?第二次是严明复搞的,第三次就是李鹏。并且这三次“对话”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剪辑,没有一个是实况直播的。在这么反复造假后,很多人可能误解说共产党已经对话了。其实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让步,而一直在说你们学生不听话,受坏人操纵。

事实上学生所提出的新闻自由,直接对话、实况转播这些具体要求,从来没有,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替换政府的企图或者所谓的“共产党内部斗争”,跟那些根本就毫无关系。是共产党一开始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付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一步一步走下去,从在校园里探讨到走出学校游行,从游行到要求对话,最后只能采取绝食。

*“沟通”背后的屠刀

学生自发的对民主自由的要求让共产党中间极端反对民主的这些人感到恐惧。4月22号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北京有近十万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向国家领导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很简单,其中最重要的诉求是开放新闻自由,公布高官的财产,清除腐败。当然还有现在看来比较琐碎的要求,比如提高教师待遇等。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包括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等都在,他们都看到学生在外面干什么。整个过程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和平、冷静,配合,但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一个领导人出来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政府在努力和学生沟通。”

追悼会结束后,军警开始冲击学生,学生保持了很好的克制。当时我在场,我不是学生领袖,只是觉得我应该站在前面。在政府不接请愿书反而动用军警的情形下,我们作出的一致决定是:回校罢课!当时在场有近十万学生,场面乱哄哄的,奇怪的是大家好像对于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整体的共识,表现得有理有节。

4月24号下午,学生还在学校罢课的时候,邓小平讲了话,这个讲话后来传达到北京的全体党员。在那次讲话中他说,“学生是中国进步的阻力。不要怕流血,二十万学生怕甚么?我有三百万军队!”那时离5月13号开始绝食还有20天,离戒严还有将一个月的时间。据后来中共官方陆续披露的消息,北京戒严动用了十四个军,五十万兵力。这五十万大军不可能在5月29号当天才到达北京的。很显然,六四的屠杀已经早有预谋,可以想见,从胡耀邦追悼会到北京戒严这段期间不管学生怎么和平,怎么表示拥护共产党,表示支持宪法,其实屠刀已经举起,而且已经决定要砍下了。

4月26日共产党发表四.二六社论,宣布4月22日学生的举动是有反革命背景的动乱。社论播出时,很多北京人除了愤怒之外,感觉脖子凉飕飕的。共产党对学生的杀机、疯狂镇压的恶毒决心在那会就全部表现无遗了。

邓小平的讲话很快就经由各种途径传到了校园。紧接著北京开始腾空监狱,要求医院做好打仗流血的准备。因为一直以来所受的共产党教育都是子弟兵爱人民,我当时真的无法相信有一天这些人民的子弟兵会向日本鬼子那样开进北京。

事实上一直到6月3号镇压的前一刻,我都很难想象几十万军队在首都屠杀学生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