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我赶快回家穿上在越南采访时的西装革履，打好领带，与大伙儿一块儿去。其中个别人似乎也揣测到了我在思想感情上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便特别悄悄地对我说：“不去不好。”怯于老友们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但坚决不更装，仍然穿着往常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海。
我们远远地下了车，来到了西天太阳斜照着的周围有不少葡萄架的合影广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最中央的椅子跟前凑。其中特别是保卫处长吴文正，双手紧紧地把着最中央的一只椅背，好像他是党的最忠实可靠的一员，那位置非他莫属。
等大家都排好了，中南海的侍卫负责人汪东兴来传话，说毛主席要吴冷西同志去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由吴冷西陪同，来到了大家的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
礼毕，毛主席向几位摄影师瞅了瞅，觉得他们当中少了一位最熟悉的人，忙问：“侯波呢？侯波怎么没来？”这位着名的女摄影家、新华社驻中南海的摄影组组长立刻在我们的队伍中应声答道：“我在这儿哪！”毛主席寻声望去，远远地指着侯波乐哈哈地说：“啊，对，今天你应该是合影队伍中的一员……”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一阵欢笑。
可是，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席等领导人离去，我从始到终都绷着脸，没笑过。
我“发神经”了吗？
不，我清醒得很。我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有了某种变化。1947年春天，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的时候，曾自己作词配曲，弄出了一首带有苏北民歌风味的《歌唱领袖毛泽东》，并在苏北的一些部队中传唱过。在那之前不久，苏北文工团的同志正分散在坚持敌后的部队中打游击，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毛主席还在陕北坚持领导殊死斗争，我曾为他的安全忧虑得掉过泪。这种无限热爱之情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但是自从受到了赫鲁晓夫冲击波的猛烈冲击，这种感情便不复存在，而自己又缺乏那种逢场作戏的本领，就显得很“幼稚”了。
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我借用了苏联的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验照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日本的一则谚语说得好：“高坝长堤，毁于蚁穴。”而蚁穴是那样的微小，小得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可能被认为微不足虑而疏疏放过。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多看、多思、多疑，做到防微杜渐。
由此我想得很多，想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更想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首屈一指的大问题。
联想的结果不怎么妙。我觉得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它还远不及苏联那般严重。
首先我深感对毛主席的颂扬太过。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更不会有错误。他既能事无巨细地通达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他不仅在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世人的楷模。如果他在哪些方面还没有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典范式的着作，那也只因为他没有工夫写而不是不能写。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是集人类全部智慧的最伟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如果一旦失去了他，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则将不堪设想……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和教导，我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样的天才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尽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过，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之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之情。但很多人认为这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按照列宁的说法，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过分的做法及与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盲目服从，思想僵化；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下情不能上达，人民意志消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内的民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国家之所以也发生这种现象，因素固然很多，但从领导方面说，似乎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正在飞速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是否活跃，显然不在于人民懂不懂得民主、要不要民主，而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领导集团发扬民主的程度，在于他们是否切实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维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领导的伟大与正确，想尽一切办法号召大家对领导无限信任与绝对服从，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用事实来倡导或鼓励对任何领导乃至中央的批评与监督；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了集中与纪律，而绝少允许要求应有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一个劲儿地强调了优点、成绩和贡献，而极少揭露缺点、失误和不足……这一切的总和，把活生生的现实给扭曲了。
从毛主席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屡屡告诫大家“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犹如洗脸，我们不怕承认错误，等等；可是从党内到党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说过，他老人家自己有过任何微小的缺点，他所领导的中央最高层有过任何微小的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和存在完全一致，必须不断地予以修正、提高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庞杂无计，如果事事都能得心应手，预料周全，那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说毛主席修正过自己的认识的例子，即使有，那责任也是别人的。
拿土改运动的发展来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至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若干具体政策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果说，这当中起初有过若干不周不当之处，一旦发现立即修正补充，本是无可非议、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说明了我们党的英明与伟大，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威信。但是毛主席在给某些地区执行者的指示中，往往批评下面这也“左”了，那也右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中央朝令夕改，左右莫定，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奔命，结果也把责任推给下面了事。譬如有一阵突然刮起大量培养干部风，说什么家大业大，处处都需要大量干部。不看部门的大小及其实际需要，一律都安排了很多副职，谓之“人多好办事”，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准备。没隔多久，到处都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唐局面，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为济，于是又怪下面盲目发展一窝蜂，命令收摊子。隔了不久，又说要大发展，复又“人丁旺盛”起来，干部成堆的局面越发难以收拾了。说来归去，大家都不好，只有领导个人好。虽然不能说，这就是“事成功归己，事败罪他人”，但给人们的印象的确是不妙的。
总之，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完全有能力要求全国的报章杂志少发表一些歌颂他个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言过其实的“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东西；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不应该答应罗荣桓的要求，把《八一》杂志封面上原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刊名换成他的题字。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应该提倡大家向众所敬爱的所有领导人高呼“万岁”，而不应该把大家喊了多年的“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给取消掉，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万岁”，更不应该默许中宣部常常指示全国哪些地方必须挂毛主席像，节日的报纸刊物该登多大尺寸的毛主席照片，开会游行时如何喊“毛主席万岁”。事实上，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度奉之为信条的“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伟大事业”的说法，我以为就是不够妥当的。
在中国，就政治抱负而言，天下大同说并非出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正在走着的能够到达大同的正确道路罢了。
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举，也并非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从天而降，其中除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知识与经验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祖先的许多知识与经验。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创举，能够像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在当时的全世界处于独创式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能够建成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固然也很了不起，但那不过是我们能够正确接受古今中外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结果，而并不等于在首创方面已超过了我们的祖先。
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许多震撼人心的字眼，来赞颂我们已经取得并即将取得的伟大业绩并不过分。但是我们所说的祖先，首先应该是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千层万叠的重压下，在那贫困、痛苦和落后的境况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争得了很多荣誉，这本应该十分值得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俗话说“无天即无地，无上即无下，无父即无子。”没有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进步与繁荣。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资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与自豪的架势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目无祖先、贬低祖先，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顶天立地的盖世伟人，那么要不了太久远，当我们的子孙进入宇宙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地冷嘲今天的我们愚昧、落后与无能，没有竭尽全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黄泉之下将作何感想？！
至于“人多是好事”、“我们不怕人多”之类的说法，更是违背我国当前的历史要求的。当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毛主席之所以常常要发出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似乎是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最伟大、最有办法，是空前绝后的天才、奇才、绝才，大家跟着他，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愁。事实上，多少年来，大家也确实就是这么坚信不疑地跟着他走过来的。而此刻我认为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如何避免继续向这种境地走去？
首先，我希望避免虚夸的宣传和歌颂。人民是否喊“万岁”或是否挂领袖像，应由人民自己作主。如果由“上面”指示这样做，则无异于强制。
其次，对领袖与中央的缺点错误完全可以批评，并适时地公之于世。
再次，在反对分散主义而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反对惟命是听、盲目驯从。应该大力提倡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学会独立思考-正如毛主席自己也曾经提倡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事物都要“闻一闻，嗅一嗅”，以辨别其好坏，并切切实实地给大家创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条件，而不要光以“不怕杀头坐牢”的空洞鼓励为满足。
最后，领袖们应当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不再把他们当做高不可及的神秘人物。
只有这样，领袖们才能及时洞察现实生活之毫末，感触到人民的脉搏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上下交则泰”，否则必将“国之无邦也”。至于党内生活，那种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甚至于任何部门或地区的大小领导，都可以在他们个人与党之间画上等号的极端荒谬的现象，更应该立即克服。因为党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而是由现实的人缔造和组织起来的。而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绝不会一般的高矮胖瘦，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人物，在某一时某一地，也会有想错说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个具体部门或地区的领导，甚或不同意某个领袖人物的某一说法或做法，就不该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
所有这些，毛主席过去做得怎么样，今后又会怎么样，不是不值得忧虑的。我的这种“一反常态”的重大心理变化，我以为是好、是进步、是真正地开始趋向成熟。最低限度，倘若再有强劲的政治风潮涌来，我绝不甘心再让别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涂抹荒诞的迷信色彩了。
这时我急于想对我很不了解的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生活，作一番细心的考察。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从事军事报道与国外报道，对城乡民间的生活不甚了了。正当其时，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这一任务就是去上海报道苏联舰队的来访……
3、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一报道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活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思我方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着名的“南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o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1.3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脚螺丝的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类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苏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就借用苏方巡洋舰的巨型报话台，请随行的东海舰队机要科长向“南昌”号传发第一篇稿件 ——“新华社上海20日电：新华社记者八时半从苏联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发出的报道：来自北太平洋的苏联水兵们已经看到了长江口两边绿色的海岸线。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指挥下的苏联友好访华舰队，现在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派来迎接的护卫舰”南昌“号的引导下，向长江口进发……”稿件经“南昌”号电台传发到临时架设在和平大厦楼顶上的东海舰队小电台，坐守其下一个房间里的李耐因随收随编，并随时用长途电话传向北京新华总社编辑部。
这篇稿件正在传发中，我又一次来到舰桥上，一边关注着彭德清与切库罗夫的亲切交谈，一边观察舰队进入黄浦江的情景，为第二篇报道打腹稿。客方舰队在外滩一抛锚，我立即换乘我们自己的海军游艇登岸，用了大约40分钟，写出了一篇约 700字的报道，李耐因接过一页稿纸就编发一页，很快又传到了北京。
当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客们就已在当地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这两篇报道，据说评价不错。其后的报道，诸如外滩的欢迎仪式，客主双方的相互礼节拜会，欢迎宴会与答谢宴会，上海人民与客方官兵的公园联欢等等的报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志们的差事了，我和李耐因因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个人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认真观察了一下随处可见的真实的生活。
二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口。首长们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当时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仍然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饭店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但是对于这样一些人，不仅不受到查问，而且被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九楼的宽大楼顶平台上，一览无余地静静俯瞰壮丽欢腾的夜景。
然而这个赏心说目的“观礼台”，并非只有少数首长及其亲属和保姆们才有资格光临。接待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带着他的一位女友来到。或许一眼就能认准他们都是些小干部，守门人朝他们歪着脑袋斜眨着眼，阴阳怪气地问：“你是哪个等级的，也想带着女朋友来？”这把那位男性小干部气得老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讲平等？” “平等？”守门人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平等\'几个铜钿一斤？”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苏友好大厦联欢，北京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们在剧场后区第一排选下了自己的座位。他们的后面，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坐下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令记者们及其后两排的将军和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留的。《解放军报》的一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人人权利均等，还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谁知这位二大流子式的干部立刻露出一脸凶相，扯住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硬要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从小就是常钻枪林弹雨的老八路，能吃这一套？他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海军的？”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的一位海军将军。
“是华东局的。”将军不屑地答道，“是柯老[注]他们那里的。”电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只是几十位浓妆艳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在门口出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护士和保姆。原来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口口声声所说的“首长”，竟是这样一个内中不乏穿开裆裤的五花八门的“首长大队”。跟在这个“队伍”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位首长翘着下巴颏，问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为什么没搞到好座位，嗯？”见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嘟嘟囔囔地说不清，这位首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和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后，都有精彩的演出，同时有多种冷饮供应。按规定，中国同志哪怕只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须掏钱。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气使颐指的“首长”们，往往不由分说地端起汽水瓶就仰脖子大喝，小卖部的男女服务员们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毕恭毕敬地看着他们一边评论节目的好坏，一边品评着汽水解不解渴，最后又看着他们扔下空汽水瓶扬长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问过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怎么不向这些人要汽水钱？”“他们不自觉，我们哪敢要啊！”她不无气恼地回答。呵，“首长”！
“首长”本是身负革命重任的领导者的敬爱之称。可是在这一类“首长”们的身上，这称呼似乎成了他们权威与显贵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色，都在力图向大众显示他们是非同凡响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制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偶尔也能够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拉手说笑，但那并非想使人们感到他们原也是“赤条条而来亦将赤条条而去”的群众中的一分子，而是想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与民同乐。
这种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似乎他们只有把自己的“首长”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郎神”的权势。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肚子饿了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健脑房，单杠、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可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按薪金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