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执政当局近来明显讲究起用语革新，那势头颇像大陆五十年代初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情况，对某些威权时期习用的说法，搞起了废旧立新的更换。比如你要谈论抗战胜利或台湾光复，“胜利”和“光复”这类措辞就可能显得太“中国人”口气，参照日本教科书，还是用“终战” 的说法，更符合目前“去中国化”的方向。初接触此类修辞，我颇感生硬而不得其解，为弄清用语革新的意思，对流行的台湾史观，我从头做起了考察。关于台湾史，施明德是这样简述的：

——1624年，荷兰正式占领台湾，台湾首度成为殖民地。
——1662年，在中国抗清战争中失利的郑成功集团，以武力夺取了台湾，
“汉化政策”于焉开始。
——1683年，郑氏后裔降清。清国实行“封山海禁”长达190年，一方面视台湾人为“化外之民”，一方面强力推行汉化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战败的中国，将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
——1945年，第二次大战终止。战胜国美国和中国分别占领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台湾再度被中国占领。

施明德的简述只偏重列出台湾被武力占领的经历，却并未提说好几百年间陆续迁自闽粤一带的移民开发该岛的情况。他那种人称和主语都不太明晰的修辞，以及间离效应（alienation）的语调，更易模糊读者的理解，言谈间隐隐让人觉得，这个近海大岛上原先似乎就存在着某种抽象的独立本质。施明德的口气也可能让人联想起古代的泛文地理观对台湾所表现的臆测附会之见，比如在台湾曾有过的众多命名中，竟包括了“蓬莱”和“瀛洲” 这类山海经式的泛称。这种命名的含混性说明，华夏土地上的历代王朝一向缺乏开拓海疆的观念，由于一直沿用模糊的泛称，结果把东方海域上浮现的不同岛屿都悬置到了烟波浩淼之中。施明德嫌恶地提到“殖民地”、“汉化”之类的字眼，他显然是要强调台湾与中国既分隔又无关的本质，但岛上的台湾人经过他这么面目不清地一抹，无形中就都逸出历史脉络，飘飘然本质化成蓬莱山上的仙人或鬼市上的蛮夷。

十七世纪初，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海洋上，占领和殖民的风潮刚刚掀起。那时候贸易活动和海盗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移民和殖民并行推进，买卖和劫掠界线不清。荷兰人及其它欧洲人的船舰，还有倭寇和郑氏家族的海上武力，就这样风云际会，在台湾海峡上狭路相逢，撞到了一起。也正因寻寳发财的狂热掀起了这一股冒险和厮杀的风潮，才促进了航海业、地理发现和从大陆向海岛的迁移。历史常常以血污和铜臭积累出世业、丰功和荣耀，提到“占领”、“殖民地”之类的字眼，吾人自不必总要表现出耿耿于怀的姿态。郑芝龙本是个集海商海盗于一身的人物，他儿子郑成功从小在日本养大，郑氏一门及其集团在当时已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关系。至于荷兰殖民者，若不是他们占领台湾后从闽粤一带招募劳力，迁往台湾的移民潮还不知要迟滞到何年何月。正是从荷兰人搞开发到郑氏集团搞割据的过程中，台湾才从它化外之地的迷雾中逐渐展现出可迁居可垦植的美丽岛面貌。 

郑氏政权当初若目光远大，能善用洋人器物，与东印度公司相竞争，则北上日本，南下吕宋，待扩大了海上贸易，再用经商的财富改善军备，强大其海陆兵力，不要说反攻大陆，驱除鞑虏，或有希望成功，甚至连东南亚各岛屿的归属区划，都可能做出想象不到的历史改写。只可惜他们的海盗性不够强悍，几辈人都为受招安的愚念所误，为当上朝廷的命官，最终放弃了向海外扩张势力的机会。而台湾岛，就在这个很容易从中国大陆引力圈逸出的历史阶段，错失机会，没能够建立成自己的王朝或国家。这大概最是让台湾主体性思维者想起来扼腕怅恨的事情了。从此也就注定了台湾的宿命，处在那样一个距大陆不太远也不算近的位置上，分合不定，若即若离，既长期受到隔绝，又无形中锁上了挣不断的镇海铁索。随后是清政府漫长的海禁，偷渡的移民和遗民一批批冒险投荒，把中原礼仪、江南风雅和闽粤民俗统统都移植到从原住民手中夺来的土地上。
 郑鸿生这样描述日治时期他祖父母一辈人的风貌：

我的祖父母那一辈都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唯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自得于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还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不同音），这与到世界其它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使用一样名称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祇妈祖关公。

如果要论说如今所谓的“台湾意识”，上引的描述才是它的情感源泉和文化根柢。郑鸿生还特别讲了那代人揶揄日本兵的一则笑话：说的是日本兵仔初到台湾，见家家门口阳光下都晒着一个个洗刷干净的木桶，于是便拿回去当饭桶使用，却不知那原是台湾人夜里使用的尿桶。这则笑话至少反映了身为亡国奴的老一代台湾人固守其原有价值的幽默心态，他们固然再也无力反抗日本统治者，但自有其蔑视统治者的方式，更有其抱残守缺的信念，因此他们绝不轻易否定被日本人贬斥为落后或低等的“支那”，反而拿那个“落后”向日本人泼了一瓢大粪。

但郑鸿生父母那一辈人却鄙视他们的父母，把老一代人当“清国奴”看待，甚至连自己与父母固有的骨肉联系都感到羞耻。顺便插一句，台湾评论家多热衷讨论王文兴的小说《家变》  语言多么拗口，造句如何先锋，却很少关注该书将一种“蔑父情结”推向极端的象征意义，在书中那些恼人的戏剧化父子冲突中，台湾男人难道感受不出他们心目中正面的父亲形象严重缺位所造成的郁闷焦躁？因为他们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从启蒙识字即用日语思考和表达（再插一句议论，《家变》中那些让人不堪卒读的文句，与其说是什么现代主义文风的尝试，不如说是日语遗留在汉语书写中的残骸，再夹杂上闽南方言所造成的阅读障碍，其先锋试验性其实是由作者书写生涩的语病派生出来的 。），像李登辉这类日本人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日语思维已铭心刻骨，服膺终生，后来他位居中华民国总统之尊，接见了一个日本作家，竟然忘乎所以，津津乐道起他曾为皇民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了日本人所灌输的强者逻辑，从小就相信强国应控制弱国，先进文化应同化落后文化，优等民族应宰制劣等民族。正是通过对父辈落后文化的鄙视，他们才获得了以先进自居的优越感。但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性是日本人强加给他们的，是在剥夺了他们民族自尊的情况下施加的文化洗脑，这就造成了那一代台湾人的自我分裂，致使他们本能的民族认同感——一个华人做人的本体——反给他们崇尚现代文明的上进心造成了难堪的拖累。所以他们的自我优越感并不扎实，一旦咀嚼起低日人一等的苦涩，就又别扭地自卑起来。谈起台湾人的“悲情”，论者多把那不幸归咎于国民党的“二二八”镇压和随后的白色恐怖，其实那“悲情”的根源早在国民党来台前就从台湾人这种被压抑的无助、无根、无奈感中发酵起来。

宣泄这种悲情的另一方式则是把对父辈的不满扩大到对父辈所来自的原乡。从锺理和小说〈原乡人〉中父亲返乡探亲时的感慨、彭明敏之父彭清靠游历大陆的观感、顾显荣“人格殖民化”的讲话都可看出，早在台湾光复前，感受到日本现代文明的台湾人在对祖国大陆的凋敝现状满怀失望的同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了某种身为台湾人的优越感和对日本经营下的台湾社会之赞许。  不可否认，日本人统治台湾后，确实在现代化建设上多所作为，从交通运输到城市设施，都给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优于大陆的方便。但当这些比较优越的条件被过分夸大，被说成“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唾弃国民政府的一个客观基础，进而认定为台湾人蔑视“外来政权”的充足理由，则此一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定论便成了日本殖民者植入台湾人意识的“现代魔咒”。日剧时期所搞的现代化建设果真如论者所说的那么成绩卓著，值得大夸特夸吗？台湾学者施威全最近撰文说：

日人居住的市街之外，多榨取少建设。台人教科书里，日治自来水普及率百分之六十，那其实只是台北城。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全岛普及率是两成，大部分台湾人无自来水可用。这些数字对比他国殖民地，不佳。对比中国，光绪政府在一九０五年设自来水公司，三年后，管长达八十九公里；日本政府从一九○七年开始建设，到一九三一年，管长一六九公里。从统治观点，日治的现代化不出色……

从施文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看出，日人在台所搞的现代化设施主要目的是供给在台居住的日本官民，也就是说，其规划和服务是以日人居住的城市为中心和重心的，而从这些设施中得到最多优惠的台湾人，主要是彭清这类士绅精英分子。据粗略统计，在四十年代的六百五十万台湾居民中，他们这类人及其家属加在一起，顶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人口，所能享有的现代化设施未必就比大陆高到不可比拟的水平。

然而这种文明台湾（日本）/ 落后中国的观念已在人云亦云中成为流行话语，台湾人念熟了此一魔咒，因此一看见刚越海登陆的国军，便顺口给套上一个土气的刻板形象。台湾人怀抱亚细亚孤儿心态叫爹喊娘地把祖国呼唤了数十年，而当孤儿终于扑向祖国怀抱的一刻，却心情突地一变，无端地看不起从那边派过来驻防的大兵。就是那个彭清靠，在当时以漫画化的口吻广泛传播了两则有关国军的笑话。一个是说中国兵仔初到台湾，见墙上的水龙头一拧就流出水，于是也去搞一个塞到墙上，却无论如何也拧不出水来。  这本是从欧洲到东方，在自来水应用后，城里人用来讥笑乡巴佬的一则普世陈言。如今彭清们又把它扣到国军头上，对比起老一辈“清国奴”把嘲笑之粪泼向日本兵仔的笑话，真可谓前呼后应，反讽成趣。国民政府及其前来的外省官民满心满口地要参与台湾同胞的生活，满以为同胞之间血浓于水，哪知经过五十年殖民统治，海峡那边的同胞血已渗水冲淡了许多。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这价值体现于人情，世态，是非和好恶。现代文明的价值其实并不含有反中国人或去中国化的本质，之所以在彭清们心中形成魔咒，是因为他们的悲情意识造成了价值的颠倒。对象的面目总在随着人心中感知底片的变质而发生变化，现在，曾代表原乡的“唐山”不再像从前在父辈心目中那么令人肃然起敬和悠然神往了，“山”已失去“唐”韵，渐渐地滑稽起来。于是对外省人，就有了“阿山仔”的蔑称，连去过大陆的本省人，也可疑地戴着“半山”的帽子返回到乡亲面前。

你只要拉出一个负面的他者，反复来对照自己，你的自我随之即会被肯定地树立起来。这就是颠倒价值通用的方式。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军在高雄港登陆，彭清靠被推选为欢迎委员会主席前往欢迎。他看见服装褴褛，一副苦力相的国军走下军舰，对比起显得格外威武的投降日军，他说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不只彭清靠甚感困窘，连街道上欢迎队伍中的中小学学生目睹此状，都不禁痛哭失声，让柯远芬将军看出了他们瞧不起国军的意思，而排外情绪强烈的黄清标更将国军贬到最低的一等。  无论是彭清靠们还是天真的孩子们，从他们个人的台湾经验出发，都无法想象这支军容不整的军队多年来曾如何以多于日军数倍的牺牲抗战到底，终赢得最后胜利。他们的装备和训练的确比不上日军，但也正因以如此不堪的弱势拼命硬打了下去，才在险胜之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极度的疲惫与狼狈不堪。凡读过黎东方《细说抗战》和看过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国人，看到那些还能活下来的国军官兵接受日军投降的情景，多少都会从他们身上硝烟剥蚀的痕迹看出战事的惨烈及其令人痛惜的耗竭——生命的耗竭，以及整个国力的耗竭——，绝不至于像彭清靠们那样只挑剔他们的衣衫褴褛。比如像南京这样曾一度沦陷的城市，也是在那时欢迎打回来的国军，看一看旧照片上那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就可明显地对比出两地民心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不管有多少“官逼民反”的因素，上述的悲情酵母所起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

让我们就彭清靠的困窘和孩子们的哭泣再做深入分析。历史和当前的辩证是由理解的局限造成的，正是话语的反复传播，制造了事件，生产了历史。本文之所以采取谱系分析，是因为谱系学（genealogy）“在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心、本能中——寻求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反复出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跟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要将事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场景隔离出来。”它要求我们“耐心和了解细节”。  彭清靠长日军威风以灭国军志气的自卑感只是他困窘的表层感受，日军再威武，也即将滚回日本，实不足以继续仰仗。彭清靠更深层的困窘是台湾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你不屑接受那苦力相的军队，你们自己的赳赳武夫又在哪里？没有，自从外来的郑氏集团降了清，台湾岛上就从没有建立起一支威震全岛，有力量保卫岛民的武装。这才是让彭清靠们最感到尴尬的缺憾。

至于小孩们的哭泣，那心情就更复杂微妙了。从一九四二起，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台湾人响应异常热烈，首批仅录取千余人入陆军，报名申请者竟达四十二万之众。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人充当军夫、军人参战者，计有277，183人，其中有三万多人死亡。  如此庞大的参与和牺牲数字，岂能没有某些孩子的父兄在内？谁能说那些孩子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当兵的父兄？在国军与日军两相对比下，孩子的心里如何划分敌我？如何做拥戴的抉择？在中国 / 敌国的影子尚残留于民心的边际时刻，中国 / 祖国的面孔突然下了军舰，他们那陌生而又不起眼的军容怎能不引起孩子们的惶惑、拒斥和出乎意外的沮丧？

现在，没有自己军队的台湾人无疑是不喜欢外来的军队了，不管是来自日本的还是来自中国的。丑化国军形象的流言，也就在这种情绪下有意或无意地传布出去。甚至在台湾省党部办的《国是日报》上，当时都注销了离间军民感情的消息，说是有士兵欺负了某长途客车司机，司机一气之下把一车乘客都开到了海里。结果经调查核实，并无此事发生。 

林江迈事件是众所周知的“二二八”导火线，对该事件纷纭的叙述文本稍作分析，即可推断出其中的蹊跷，也可明显看出台北市民极度厌“阿山”的情绪。最近报上刊发了该事件新出的另一版本，登场人物有了变换：私烟稽查员换成了阿兵哥，守烟摊的不是林江迈本人，而成了她十岁的女儿林明珠。场景是声色之所天马茶房，一个最容易瓜田李下，诬陷外省男客调戏了本省女流的场地。据林明珠回忆说，阿兵哥正要掏钱向她买烟，一边就有些地痞混混起哄，呼叫她母亲说“有人欺负你女儿喔！”随后就在围观人群中出现了“阿山仔，打人喔！”的呼叫总动员。   重述旧有的史迹，总会增进对过去到现在的理解，这重述的努力也就等于电影Deja Vu  中那个名叫“时空之窗”的高科技装置，而重述的过程则对遗漏的事件真相会起到超时空效应的抢救作用。

焦距现在越来越集中，台湾人的集体无意识已把矛头对准了国军。

不可否认，行政长官公署制的特殊化，政治垄断与接受弊端，经济统治与民生困苦，社会动荡与文化隔阂，所有这些由最新的“责任归属报告”总结出的事件起因都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  但事件发展到后来，处委会所提要求中竟有解除驻台国军武装的条款，接下来就在全岛范围内围攻军警，大抢武器，整个过程也都不容否认地显示，台湾人是想武装起来，要赶走新来的政府。这到底该定为“官逼民反”的武装起义，还是“官纵民反”或“官从民反”的暴动？看来两种成分始终混杂在一起，不过后者的比重还是大于前者。陈仪自任职长官公署，一直对报业采取“创刊不须许可，言论不受检查”的制度，当时报纸太多，议论丛杂，种种过激批评和煽动性言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对民变起了催化作用。这种纵任媒体制造事件的情况表明，陈仪治台初期在政策上确有失误，更反映出国民党威权初至台湾时尚处于相对的弱势。事态扩大后，政府的一再忍让倒不一定意味着所谓的“官诱民反”，应该说，效率不佳的行政系统在应急处理上调转不灵，缺乏决断，没能及时遏制住形势的恶化，才终酿成了大祸。此其所以为“纵”也。至于“官从民反”的成分，有很多数据显示，台湾省党部及其外围的三青团组织在动乱中的确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包括处委会中后来被杀被抓的主要成员王添灯、蒋渭川等人，也都是身为国民党员的议员。对比中共严密的党组织，由此即可看出国民党政府中不同势力因搞摩擦而互相磨损的严重后果：党政军之间配合不佳，相互间常有掣肘、推诿、扯皮之事出现。风潮初起时，某些人欲利用民间的反对力量挑战同僚，结果被挑起来的民愤失去控制，连弄潮者本人都不幸卷入了狂澜。因此也可说，是（本省）某些国民党员自己把事情闹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追寻事件的明确起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谱系分析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事物的精确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在一个“充满偶然事件和不断演替的外部世界”中，我们必须敏锐地觉察出“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这就是一切开端、返祖和遗传的基础。”  “二二八”事件没有任何预先策划，发生后也没出现全台湾统一行动的组织和领导，它是不满现状和排外情绪点燃后遏制不住的连环爆，共产党稍有参与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国民党事后一不检讨政府责任，二不认真面对引起民变的复杂原因，仍按以往做法，把种种反政府行为都想当然地归咎为中共的阴谋。中共欣然认领国民党的栽赃，因为中共乐得把台湾人的反抗收编到他们的革命斗争队伍中，并发挥其指导作用。  如此而已。

如果要给“二二八”定性，可描述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对台湾行使收复权和行政权，因无力迅速解决战争——刚结束的抗战与正在进行的内战——造成的社会问题，与不满“外来政权”的台湾人发生暴力冲突，由此而引起民变，最后导致政府镇压。新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参政会上讲话说：“台湾是被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因此，应归还中国。在感情上而言，台湾是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及军队在战争中流血才得光复。这千千万万的阵亡者已决定台湾的回复中国。……基于以上理由，台湾绝不可能成为对日和会的问题。如果它成为问题，那将不只是六百万台湾人民，也是四亿五千万中国大陆人民所准备浴血抗争的事件。”  这段话说得明确而耿直，再没有比付出牺牲代价和最终获胜更充足的占领理由了。台湾人若早就靠自己的军队解放了台湾，那根本就不会有国军来防守该岛这回事。

真正的“岛屿之殇”并不是什么“对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和“对基本人权彻底的戕害”（见陈水扁 “二二八”六十周年纪念讲话），在那个二战后世界按强权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年代，谁会在乎你陈总统在讲究政治正确的今日叫喊的这些正义高调。真正的“岛屿之殇”应该是施明德痛悼的英灵们没有把更多的武器抢到手，没有把更多的台湾人发动起来，没有最终组成台湾人从没有过的军队。

让我们试做一Deja Vu“时空之窗”的事件重述：假使热爱独立的台湾人确有预谋、有组织，假使王添灯等人确有叛变的魄力，能鼓起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射出那致命一箭的勇气，则在驻台军力那样薄弱的情况下，发动全民起义，攻克高雄要塞，封锁整个海岸，联系国际，通报联合国，紧急宣布台湾共和国独立，困扰在内战中的大陆方面即使不甘罢休，恐怕也会因措手不及而无可奈何。

历史的关捩点有时全在一念之间，那一念转了过去，即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变。只可惜台湾人并没形成共识，也没有那个种，民变也就没转化成起义。  毕竟只有极少极少的台人参与，且太偏于泄愤报复。他们只顾把暴力扩大到所有无辜的外省人身上，却没像中共在延安呼吁的那样讲究策略，没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更没能全面发动广大群众。这样看来，争论是暴动还是起义的定性，意义就不很大了。你暴动 / 起义没有成功，就存在主义地承担罪责好了，一个劲喊冤叫屈有什么用处！正是有鉴于此，施明德批评“冤魂的声音”，提出了他的崇敬英灵之说。按施明德的论述，那时凡是凭一时的血气之勇送了命的台湾人，都算得上英灵。从热血青年到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从挥舞日本军刀玩武士道的浪人到趁混乱泄愤闹事的市民，从争取地方自治的本省精英到各团体组织中的野心家，所有从不同情感和动机出发走了死路的人，呜呼哀哉，流了热血，就都有其英灵的一面。

但有些煽动别人闹事的台湾人后来随风一转，等大陆方面派来军队，就靠拢政府去告密，做了李敖和林有财痛斥的缺德事情。  但这也难怪，据说热心做“义民”，向来就是一个富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朱一贵、林爽文等英烈发起的抗清起义最终遭镇压，就是吃了自己人的亏。这是一个就个别人而言很会斗也敢抗争，就整体而言却很难拧成一股绳的族群，搞武装斗争，大概不是他们的强项。自“二二八”事件后，随着共产左翼分子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台湾人再也没可能走上武装夺权之路。

但经过“二二八”流血冲突，台湾人毕竟赢得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本土的私人企业得到鼓励与发展，更多的台湾人逐渐被录入政府部门任职。施威全指出，“外省权贵不是国民党的全部，台湾本土资本在一九四五到五二年这段经济重整期中，便深刻参与了对台湾的统治，成为国民党里的重要权力集团，掌控三商银与四大公司、透过省政府与议会操纵省属金融单位与事业单位；地方派系更是行政体系接合台湾社会的关键权块。美援透过三商银与省属行库，流到地方派系显要的特许行业。与其说国民党本土化极深极早，不如说国民党执政，台湾人早是统治者之一，党机器是经纪人。”  由此可见，争权夺利已从最初的本省对外省转为党内对党外。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经过一段时间，外来权贵就渐渐和地方派系血缘、姻缘、地缘、学缘地纠结在一起，垄断资源，笼络选民，大量的本土新贵新富就在此一新的形势下发达起来。“二二八”阴影越来越退缩到死难者家属及其它受牵连者的记忆中，哪有近些年清算出来的那么多血海深仇？
 
三

我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被灌输的国民党蒋介石坏印象就不必提了。在很多不满大陆现实的日子里，偶尔也有过悬想台湾的“自由世界”究竟如何的时候。后来移居美国，接触了一些台湾来的移民，才听到戒严戡乱、白色恐怖等并不怎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们的不满言论和负面评价让人觉得，两岸在同一时期都同样专制残暴，害人的国共两党，该各打五十大板。这种天下老鸦一般黑的印象消解了我早年对台湾的好奇，以致有关民国和台湾的书籍，一直都读得很少。 

直至我研究“三农”问题，继而涉猎抗战和新文化运动方面的资料，才逐渐认识到，拉平抹黑之说实不足称道，应该在百年中国大历史的图景中勾画两党血斗的悲怆变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坐标系上确定二者的功过得失。这是需要另文论述的大问题，走笔至此，只能略作梳理，为以下要讨论的文化谱系稍点端倪。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曾就同盟会的前途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后来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力图组阁执政，提倡在议会范围内搞政党竞争，好防止袁世凯专权。有论者感慨，假使章的建设性提议在当初受重视，而宋的计划也得以成功施行，则军队从一开始就可国家化，草创中的共和宪政也不至于在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中命途多舛，迟滞百年。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如今才认识到，自由与共和，并不是照搬了外国建制就能迅速实现的事情。英美等国也都打闹杀戮几百年，才造成后来的民主局面。我们虽不能说暴力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各地军阀割据下，由革命党帅革命军以夺取政权的举动，也就成了箭在弦上绷紧弓的局势。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就这样从做“党父”开始了他的革命。正是他重组并壮大了国民党，进而收编共产党，同时为两党 引入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追溯百年来中国党文化的血统，国民党可谓其嫡子，共产党则其养子。

孙中山去世后，受苏联顾问及其身边一伙激进分子的捣鼓，国民党急剧左倾，再加上竞争总理继承人的问题搅混进去，党内的斗争突然把矛头尖锐地指向右派。蒋介石本可充当左派的打手，但随着激进势力步步紧逼，终逼得他转向反击左派的一面。在那黑云压顶的形势下，蒋介石某日研读《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因目睹雅各布宾党残暴专横，深为“革命心理”产生的破坏力所震慑。蒋由此担心出现激进分子要做罗伯斯庇尔的危机，怕到了那时候他们利用起暴民，连他自己都可能被打成丹东送断头台问斩。  从此他对煽动者与暴民行动高度警惕，从一九二七年四月血腥清党开始，他悍然担起“反革命”的罪名，孤立地支撑起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

清末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乃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此变局虽为列强侵凌所启动，却也是西潮东渐，华人企慕文明社会，亟欲追求富强自由的表现。要把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就不能不顺应世界潮流，适时而主动地自行革新。纵观早走了好多步的西方各国，大都是在国家独立，政府做主导的有利形势下完成了转型，而且在发展经济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都向外扩张，从对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中大获利益。

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卷入的却是整个脱节的局面，旧有的基础不但难以继续提供发展的资源，对革新还造成多重障碍。不但谈不上向外扩展，连抵御外侮的力量都疲乏不振。反帝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主张及奋斗目标，但在如何反帝的问题上国共却各行其是，结果帝尚未切实去反，两党先互相反对起来。五四爱国运动并无共产党介入，学生抗议政府，均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而到“五卅”事件中共一介入，即把普通的劳资冲突导向了群众暴力的边缘。此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更加热衷纠集各类不满分子，筹划在城市内掀起推翻政府的暴动。这种武装起义的形式本为俄国人革命的脚本，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城市可不是彼得堡或莫斯科，并不存在从这条街一打到那条街即可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结果都搞成了义和团式的打砸抢排洋暴行，反招来列强的回击。但毛泽东坚决要把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之所以一直能获苏联支持，就因为被纳入了苏共主导的世界革命。

但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则立足于本土，它严厉取缔民众暴力攻击洋人，坚持由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争国家的利益和主权。这是一种协商谈判性质的斗争，并不等于向帝国主义屈服投降。比如南京政府获得各国承认后，很快即争得关税自主权，从而开通了财政收入的渠道。另外，要繁荣经济和增加税收，更得维护商人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出兵力保护商业，说道底，是要用合法暴力来维持合法税收。对商人和政府双方，这总比军阀式的强征勒索更为互利。正是在稳定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的基础上，南京政府才赢得江浙商绅的支持，补给了军费的严重不足，在北伐胜利后励精图治，为后来持久抗日，终获胜利打下了基础。

中共的政治修辞指责国民政府为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代理人，不外乎指责它对外容忍了各国的在华利益，对内没打击大资本家、大地主罢了。这种一味用“半殖民半封建”来定性中国社会特征的论断，只道出了中国落后和挨打的一面，却根本没有认识到，外资输入，洋货涌进，一系列把中国拖上资本主义贼船的形势，正是解体中的传统农业社会所面临的现代化挑战。中国的困境是马克思所说的“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蒋介石及其政府一边克服两个“苦于”，一边却被中共利用那两个“苦于”所搞的武装革命拖住了后腿。

蒋介石新传作者Fenby认为，蒋具有热烈的民族感情，希望统一中国，终结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又指出，蒋的革命理念较保守，从一开始即反对阶级斗争，为在强力控制下维持合作协调的秩序，蒋并不想打破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构成。儒家的权威主义渗透了他的思想，因此他极端强调对师长的服从。  细读过蒋介石日记的黄仁宇更以知人论世的洞察点出了蒋的独特困境。他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所做的是在旧社会蜕变过程中创造新的高层机构，“亦即构成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政府，得到外强的承认，组织一支受中枢军令指挥的军队，使中国能在二十世纪立足。”黄进而辩解说：“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他主持着人类历史上罕有的一次艰巨之群众运动，在此过程中他已将自己的天赋与几十年经营之成果用至最大限度。他的方法没有逻辑，有之则是他的目的——在于中国之独立自主。”他“希望保存社会秩序以增进人民之生活，反被视为旧社会之爪牙。”

综上所述，不管对蒋还可加上多少负面评价，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那就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打胜抗战，收回租界，废除了诸多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带入二战后的世界四强之列。至此，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总算得到了初步的洗刷，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国民革命的反帝使命。不幸这反帝斗争拖垮了国府，继而在反共的内战中打了败仗。历史再次露出了造化弄人的残酷及其又留一线生机的狡狯，在百年中国革命史最血腥的这一页，台湾成了存亡继绝的命运之岛。中华民国从此与该岛相依相救，将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灾难殊死地堵截在了海峡那边。你不能不相信冥冥中有一种推动善缘的永恒力量，这力量总在对过于猖獗的趋势起遏制作用，立下不可逾越的界限。海峡的存在就是此一界限的体现。孤臣孽子仰上苍，这实在是天意。

从此以后，蒋介石剩下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反共了。但在这一点上，他和他贵党的同志一直都干得并不怎么漂亮。

蒋访苏后立即洞察到阶级斗争论的危害，坚决反对暴力分田。这一方向性决策正标志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革命道路选择上根本的不同。国民党的政策是在不破坏传统社会基础和世道人心的情况下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转型，简要地说，就是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上Fenby和黄仁宇所论已说得很清楚，所谓“威权”，即“在强力控制下维持合作协调的秩序”，要“组织一支受中枢军令指挥的军队”，要“极端强调对师长的服从”等等。在那个社会上弊端丛生的年月，这一切执政作为都明显暴露出执政者补缀漏洞的笨拙，压而不服的徒劳，结果愈益激化不满和反叛，本来已很破损的局面上又被捅出了更多的窟窿。一般来说，一个政府在过于薄弱的基础上搞革新的建设，总是容易暴露出它的无能，这样的情况更需要民众的容忍和民间社团的扶助。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对揭发政府缺点的事情总是最感兴趣。在谈到北大学生的反抗运动时，蒋梦麟就指出，“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他们对政府的反抗，“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孩子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  蒋这段浅显的描述可谓点出了“五四”以降文化与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谱系，那就是被指责为守旧的父辈与反叛的儿子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的反叛方式较为特别，在讲给史诺的少年往事中，他提到他对父亲的不满，同时还强调了他对母亲的同情：他十分得意地回忆他如何带领弟弟站到母亲一边，在家中搞起母子统一战线，如何抗议父亲的强权和迫使父亲向他们让步。毛泽东的反叛方式显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革命化俄底浦斯情结案例：儿子为受压迫的母亲抱不平，使得他冒犯父亲的行为拥有了不惧权威的道义。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价值颠覆：母亲和贫弱的祖国、劳苦大众以及普天下受压迫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而父亲则和封建礼教、帝国主义、反动政府以及一切被认为支配了弱者的势力联系在一起。在艾青著名的长诗中，贫穷的故乡大堰河被深情地呼唤为“我的保姆”，知识青年被诗意地召唤到劳动人民的怀抱中。一个在弗洛伊德语境中隐含着留恋哺乳和返回子宫的情欲模式，如今在中国的革命语境中却崇高化和亲情化了。父亲的威权由于被罪恶化，追求进步的儿子反抗落后保守的老子，不但不是大逆不道，而且获得了站在善良的劳动人民一边抗拒强权的正义感。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谓“把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它让人联想到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教士们的报复智慧。教士们教化人民说：“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低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受苦的，一无所有的，患病的和丑陋的，才是虔诚的人，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有权有势有位的，永远都恶毒残忍，贪心不足，你们注定不能蒙福，永受诅咒，要堕地狱！”  在小说《动物庄园》中，赶走了庄园主的动物立下的律条更简单明了：“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同理，地主富农的土地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资产必须充公，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只有无产者才最革命。

形形色色的不才之徒（misfits）都因革命的需要而有了用武之地，蒋介石及其政府还未全面败给共军，早已叫反叛青年搞得尊严扫地，成了众矢之的。蒋自以为他做尽了“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的努力，却终由于失掉中国，在四处灭火的抢救中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以致让那幅演讲时总是出现在他背后的国父肖像对比得他愈益不肖。这就是一九四九年蒋及其政府迁至台湾的情形。
 
（未完待续）

注释：
[1] 施明德：《冤魂与英灵》，该文是他为《走向美丽岛——战后反对意识的萌芽》（时报文化，1999）一书所写的序言 。
[2] 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见《读书》，2005年第1期。
[3] 王文兴：《家变》，洪范，1979。
[4] 《原乡人》，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5，页255。彭清靠观感，见赖泽涵、马若孟等合着：《悲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罗珞珈译），时报文化， 1993，页46-50。关于“人格殖民化”，见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东大， 1999，该书页259引有顾显荣一段讲话：“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这整然的台中市吗？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
[5] 施威全：《怯战避战——国民党路线失落》，《联合报》，2007年3月12日。
[6] 参看郑鸿生：《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读书》， 2006年，第9期。
[7] 彭清事参看《悲剧的开端》，页50；学生事参看《柯远芬先生口述回忆》及他的《台湾二二八事件之真相》，见博讯网站（www.boxun.com ）中“析世鉴”专栏。此外，在张炎宪等人所录《二二八口述历史系列》 A02（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1995）一书〈嘉云平野二二八〉有关访谈中，黄清标的口述对国军表现出极端的蔑视，他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我只有一句，四等的要管二等的。 为什么我自称台湾人是二等的，因为日本人是一等的，老实说，台湾人跟不上日本人。中国人实在差，连三等都谈不上。当四等的在台湾耀武扬威，才会发生二二八事件。……我现在有时在楼下，遇见阿山仔问我路，我都用台湾话说：‘我是台湾人，你要问我路要用台湾话，阿山仔话我听无。’”页84。
[8] 参看秦风编着：《民国南京，1927—1949》，文汇，2005，页91—99图片及说明。
[9]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朱苏力译），见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页380。
[10] 戴寳村强调“台湾人对于陆军志愿军的招募活动非常热烈”（见《台湾政治史》，页213），但据吕赫若小说〈清秋〉所写，那时台湾丁壮很难找到工作，参军只是为谋生，而非热心为日军服务。由此可见，绿学者有时出于去中国化心切，竟不惜夸大其词，妄添台湾人未必有的爱日感情。
[11] 柯远芬：《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
[12]《林江迈之女：阿兵哥问烟价 地痞鼓噪溅血》，《联合报》 A 4版，2006年3月6日。
[13] 该片中译名《超时空效应》，剧情及影评可参看www.dejavu.movies.go.com
[14]参看《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6，页13—42。
[15]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页 382—384。
[16] 参看王晓波：《台湾史语台湾人》，页134—141。
[17] 王景弘编译：《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秘》，玉山社， 2002，页176。
[18]《诸罗山城二二八》有一段林有财的访谈，林参与过二二八，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二二八事件其实就是战后追求独立的政变，但是失败了。……因为战后独立组织本身不健全，力量不够，利用台北打卖烟的人这件事，有人起来反抗，到各地宣传。” 见张炎宪等人所录《二二八口述历史系列》，页203。
[19] 李敖说：“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你他该杀，他是张三该杀，他是李四该杀，告密的是谁呢？告密的就是台湾人，台湾人跟别的台湾人接了梁子，或者有利害冲突，就告密，结果呢就是台湾人告密，借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杀掉了台湾人。 ”见李敖：《二二八不是外省人的原罪》，凤凰网（www.phoenixtv.com ）。另见《诸罗山城二二八》，林有财回忆说：“后来被抓被杀的人，都是被骗出来的人，当时真正的发动者，后来个个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有些人以前就是台湾共产党，后来跑到中共那边；有些人是日本时代独立组织的成员，后来和国民党关系良好。”“我不愿讲，并不是害怕国民党抓，而是想到台湾人出卖台湾人，是一种耻辱的记忆。”页203、212。
[20] 《怯战避战——国民党路线失落》，《联合报》，2007年3月12日。
[21]以上一段参看孙隆基：《历史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45。
[22]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 & Graf, 2003), pp. 64, 74, 225
[23]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1994，页150、页427。
[24]蒋梦麟：《西潮》，中华日报社， 1959，页99。
[25]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commentaries, by Walter Kaufmann (The Modern Library, 1992), p. 470.

一

台湾执政当局近来明显讲究起用语革新，那势头颇像大陆五十年代初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情况，对某些威权时期习用的说法，搞起了废旧立新的更换。比如你要谈论抗战胜利或台湾光复，“胜利”和“光复”这类措辞就可能显得太“中国人”口气，参照日本教科书，还是用“终战” 的说法，更符合目前“去中国化”的方向。初接触此类修辞，我颇感生硬而不得其解，为弄清用语革新的意思，对流行的台湾史观，我从头做起了考察。关于台湾史，施明德是这样简述的：

——1624年，荷兰正式占领台湾，台湾首度成为殖民地。
——1662年，在中国抗清战争中失利的郑成功集团，以武力夺取了台湾，
“汉化政策”于焉开始。
——1683年，郑氏后裔降清。清国实行“封山海禁”长达190年，一方面视台湾人为“化外之民”，一方面强力推行汉化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战败的中国，将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
——1945年，第二次大战终止。战胜国美国和中国分别占领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台湾再度被中国占领。

施明德的简述只偏重列出台湾被武力占领的经历，却并未提说好几百年间陆续迁自闽粤一带的移民开发该岛的情况。他那种人称和主语都不太明晰的修辞，以及间离效应（alienation）的语调，更易模糊读者的理解，言谈间隐隐让人觉得，这个近海大岛上原先似乎就存在着某种抽象的独立本质。施明德的口气也可能让人联想起古代的泛文地理观对台湾所表现的臆测附会之见，比如在台湾曾有过的众多命名中，竟包括了“蓬莱”和“瀛洲” 这类山海经式的泛称。这种命名的含混性说明，华夏土地上的历代王朝一向缺乏开拓海疆的观念，由于一直沿用模糊的泛称，结果把东方海域上浮现的不同岛屿都悬置到了烟波浩淼之中。施明德嫌恶地提到“殖民地”、“汉化”之类的字眼，他显然是要强调台湾与中国既分隔又无关的本质，但岛上的台湾人经过他这么面目不清地一抹，无形中就都逸出历史脉络，飘飘然本质化成蓬莱山上的仙人或鬼市上的蛮夷。

十七世纪初，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海洋上，占领和殖民的风潮刚刚掀起。那时候贸易活动和海盗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移民和殖民并行推进，买卖和劫掠界线不清。荷兰人及其它欧洲人的船舰，还有倭寇和郑氏家族的海上武力，就这样风云际会，在台湾海峡上狭路相逢，撞到了一起。也正因寻寳发财的狂热掀起了这一股冒险和厮杀的风潮，才促进了航海业、地理发现和从大陆向海岛的迁移。历史常常以血污和铜臭积累出世业、丰功和荣耀，提到“占领”、“殖民地”之类的字眼，吾人自不必总要表现出耿耿于怀的姿态。郑芝龙本是个集海商海盗于一身的人物，他儿子郑成功从小在日本养大，郑氏一门及其集团在当时已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关系。至于荷兰殖民者，若不是他们占领台湾后从闽粤一带招募劳力，迁往台湾的移民潮还不知要迟滞到何年何月。正是从荷兰人搞开发到郑氏集团搞割据的过程中，台湾才从它化外之地的迷雾中逐渐展现出可迁居可垦植的美丽岛面貌。 

郑氏政权当初若目光远大，能善用洋人器物，与东印度公司相竞争，则北上日本，南下吕宋，待扩大了海上贸易，再用经商的财富改善军备，强大其海陆兵力，不要说反攻大陆，驱除鞑虏，或有希望成功，甚至连东南亚各岛屿的归属区划，都可能做出想象不到的历史改写。只可惜他们的海盗性不够强悍，几辈人都为受招安的愚念所误，为当上朝廷的命官，最终放弃了向海外扩张势力的机会。而台湾岛，就在这个很容易从中国大陆引力圈逸出的历史阶段，错失机会，没能够建立成自己的王朝或国家。这大概最是让台湾主体性思维者想起来扼腕怅恨的事情了。从此也就注定了台湾的宿命，处在那样一个距大陆不太远也不算近的位置上，分合不定，若即若离，既长期受到隔绝，又无形中锁上了挣不断的镇海铁索。随后是清政府漫长的海禁，偷渡的移民和遗民一批批冒险投荒，把中原礼仪、江南风雅和闽粤民俗统统都移植到从原住民手中夺来的土地上。
 郑鸿生这样描述日治时期他祖父母一辈人的风貌：

我的祖父母那一辈都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唯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自得于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还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不同音），这与到世界其它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使用一样名称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祇妈祖关公。

如果要论说如今所谓的“台湾意识”，上引的描述才是它的情感源泉和文化根柢。郑鸿生还特别讲了那代人揶揄日本兵的一则笑话：说的是日本兵仔初到台湾，见家家门口阳光下都晒着一个个洗刷干净的木桶，于是便拿回去当饭桶使用，却不知那原是台湾人夜里使用的尿桶。这则笑话至少反映了身为亡国奴的老一代台湾人固守其原有价值的幽默心态，他们固然再也无力反抗日本统治者，但自有其蔑视统治者的方式，更有其抱残守缺的信念，因此他们绝不轻易否定被日本人贬斥为落后或低等的“支那”，反而拿那个“落后”向日本人泼了一瓢大粪。

但郑鸿生父母那一辈人却鄙视他们的父母，把老一代人当“清国奴”看待，甚至连自己与父母固有的骨肉联系都感到羞耻。顺便插一句，台湾评论家多热衷讨论王文兴的小说《家变》  语言多么拗口，造句如何先锋，却很少关注该书将一种“蔑父情结”推向极端的象征意义，在书中那些恼人的戏剧化父子冲突中，台湾男人难道感受不出他们心目中正面的父亲形象严重缺位所造成的郁闷焦躁？因为他们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从启蒙识字即用日语思考和表达（再插一句议论，《家变》中那些让人不堪卒读的文句，与其说是什么现代主义文风的尝试，不如说是日语遗留在汉语书写中的残骸，再夹杂上闽南方言所造成的阅读障碍，其先锋试验性其实是由作者书写生涩的语病派生出来的 。），像李登辉这类日本人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日语思维已铭心刻骨，服膺终生，后来他位居中华民国总统之尊，接见了一个日本作家，竟然忘乎所以，津津乐道起他曾为皇民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了日本人所灌输的强者逻辑，从小就相信强国应控制弱国，先进文化应同化落后文化，优等民族应宰制劣等民族。正是通过对父辈落后文化的鄙视，他们才获得了以先进自居的优越感。但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性是日本人强加给他们的，是在剥夺了他们民族自尊的情况下施加的文化洗脑，这就造成了那一代台湾人的自我分裂，致使他们本能的民族认同感——一个华人做人的本体——反给他们崇尚现代文明的上进心造成了难堪的拖累。所以他们的自我优越感并不扎实，一旦咀嚼起低日人一等的苦涩，就又别扭地自卑起来。谈起台湾人的“悲情”，论者多把那不幸归咎于国民党的“二二八”镇压和随后的白色恐怖，其实那“悲情”的根源早在国民党来台前就从台湾人这种被压抑的无助、无根、无奈感中发酵起来。

宣泄这种悲情的另一方式则是把对父辈的不满扩大到对父辈所来自的原乡。从锺理和小说〈原乡人〉中父亲返乡探亲时的感慨、彭明敏之父彭清靠游历大陆的观感、顾显荣“人格殖民化”的讲话都可看出，早在台湾光复前，感受到日本现代文明的台湾人在对祖国大陆的凋敝现状满怀失望的同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了某种身为台湾人的优越感和对日本经营下的台湾社会之赞许。  不可否认，日本人统治台湾后，确实在现代化建设上多所作为，从交通运输到城市设施，都给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优于大陆的方便。但当这些比较优越的条件被过分夸大，被说成“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唾弃国民政府的一个客观基础，进而认定为台湾人蔑视“外来政权”的充足理由，则此一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定论便成了日本殖民者植入台湾人意识的“现代魔咒”。日剧时期所搞的现代化建设果真如论者所说的那么成绩卓著，值得大夸特夸吗？台湾学者施威全最近撰文说：

日人居住的市街之外，多榨取少建设。台人教科书里，日治自来水普及率百分之六十，那其实只是台北城。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全岛普及率是两成，大部分台湾人无自来水可用。这些数字对比他国殖民地，不佳。对比中国，光绪政府在一九０五年设自来水公司，三年后，管长达八十九公里；日本政府从一九○七年开始建设，到一九三一年，管长一六九公里。从统治观点，日治的现代化不出色……

从施文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看出，日人在台所搞的现代化设施主要目的是供给在台居住的日本官民，也就是说，其规划和服务是以日人居住的城市为中心和重心的，而从这些设施中得到最多优惠的台湾人，主要是彭清这类士绅精英分子。据粗略统计，在四十年代的六百五十万台湾居民中，他们这类人及其家属加在一起，顶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人口，所能享有的现代化设施未必就比大陆高到不可比拟的水平。

然而这种文明台湾（日本）/ 落后中国的观念已在人云亦云中成为流行话语，台湾人念熟了此一魔咒，因此一看见刚越海登陆的国军，便顺口给套上一个土气的刻板形象。台湾人怀抱亚细亚孤儿心态叫爹喊娘地把祖国呼唤了数十年，而当孤儿终于扑向祖国怀抱的一刻，却心情突地一变，无端地看不起从那边派过来驻防的大兵。就是那个彭清靠，在当时以漫画化的口吻广泛传播了两则有关国军的笑话。一个是说中国兵仔初到台湾，见墙上的水龙头一拧就流出水，于是也去搞一个塞到墙上，却无论如何也拧不出水来。  这本是从欧洲到东方，在自来水应用后，城里人用来讥笑乡巴佬的一则普世陈言。如今彭清们又把它扣到国军头上，对比起老一辈“清国奴”把嘲笑之粪泼向日本兵仔的笑话，真可谓前呼后应，反讽成趣。国民政府及其前来的外省官民满心满口地要参与台湾同胞的生活，满以为同胞之间血浓于水，哪知经过五十年殖民统治，海峡那边的同胞血已渗水冲淡了许多。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这价值体现于人情，世态，是非和好恶。现代文明的价值其实并不含有反中国人或去中国化的本质，之所以在彭清们心中形成魔咒，是因为他们的悲情意识造成了价值的颠倒。对象的面目总在随着人心中感知底片的变质而发生变化，现在，曾代表原乡的“唐山”不再像从前在父辈心目中那么令人肃然起敬和悠然神往了，“山”已失去“唐”韵，渐渐地滑稽起来。于是对外省人，就有了“阿山仔”的蔑称，连去过大陆的本省人，也可疑地戴着“半山”的帽子返回到乡亲面前。

你只要拉出一个负面的他者，反复来对照自己，你的自我随之即会被肯定地树立起来。这就是颠倒价值通用的方式。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军在高雄港登陆，彭清靠被推选为欢迎委员会主席前往欢迎。他看见服装褴褛，一副苦力相的国军走下军舰，对比起显得格外威武的投降日军，他说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不只彭清靠甚感困窘，连街道上欢迎队伍中的中小学学生目睹此状，都不禁痛哭失声，让柯远芬将军看出了他们瞧不起国军的意思，而排外情绪强烈的黄清标更将国军贬到最低的一等。  无论是彭清靠们还是天真的孩子们，从他们个人的台湾经验出发，都无法想象这支军容不整的军队多年来曾如何以多于日军数倍的牺牲抗战到底，终赢得最后胜利。他们的装备和训练的确比不上日军，但也正因以如此不堪的弱势拼命硬打了下去，才在险胜之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极度的疲惫与狼狈不堪。凡读过黎东方《细说抗战》和看过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国人，看到那些还能活下来的国军官兵接受日军投降的情景，多少都会从他们身上硝烟剥蚀的痕迹看出战事的惨烈及其令人痛惜的耗竭——生命的耗竭，以及整个国力的耗竭——，绝不至于像彭清靠们那样只挑剔他们的衣衫褴褛。比如像南京这样曾一度沦陷的城市，也是在那时欢迎打回来的国军，看一看旧照片上那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就可明显地对比出两地民心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不管有多少“官逼民反”的因素，上述的悲情酵母所起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

让我们就彭清靠的困窘和孩子们的哭泣再做深入分析。历史和当前的辩证是由理解的局限造成的，正是话语的反复传播，制造了事件，生产了历史。本文之所以采取谱系分析，是因为谱系学（genealogy）“在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心、本能中——寻求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反复出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跟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要将事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场景隔离出来。”它要求我们“耐心和了解细节”。  彭清靠长日军威风以灭国军志气的自卑感只是他困窘的表层感受，日军再威武，也即将滚回日本，实不足以继续仰仗。彭清靠更深层的困窘是台湾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你不屑接受那苦力相的军队，你们自己的赳赳武夫又在哪里？没有，自从外来的郑氏集团降了清，台湾岛上就从没有建立起一支威震全岛，有力量保卫岛民的武装。这才是让彭清靠们最感到尴尬的缺憾。

至于小孩们的哭泣，那心情就更复杂微妙了。从一九四二起，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台湾人响应异常热烈，首批仅录取千余人入陆军，报名申请者竟达四十二万之众。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人充当军夫、军人参战者，计有277，183人，其中有三万多人死亡。  如此庞大的参与和牺牲数字，岂能没有某些孩子的父兄在内？谁能说那些孩子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当兵的父兄？在国军与日军两相对比下，孩子的心里如何划分敌我？如何做拥戴的抉择？在中国 / 敌国的影子尚残留于民心的边际时刻，中国 / 祖国的面孔突然下了军舰，他们那陌生而又不起眼的军容怎能不引起孩子们的惶惑、拒斥和出乎意外的沮丧？

现在，没有自己军队的台湾人无疑是不喜欢外来的军队了，不管是来自日本的还是来自中国的。丑化国军形象的流言，也就在这种情绪下有意或无意地传布出去。甚至在台湾省党部办的《国是日报》上，当时都注销了离间军民感情的消息，说是有士兵欺负了某长途客车司机，司机一气之下把一车乘客都开到了海里。结果经调查核实，并无此事发生。 

林江迈事件是众所周知的“二二八”导火线，对该事件纷纭的叙述文本稍作分析，即可推断出其中的蹊跷，也可明显看出台北市民极度厌“阿山”的情绪。最近报上刊发了该事件新出的另一版本，登场人物有了变换：私烟稽查员换成了阿兵哥，守烟摊的不是林江迈本人，而成了她十岁的女儿林明珠。场景是声色之所天马茶房，一个最容易瓜田李下，诬陷外省男客调戏了本省女流的场地。据林明珠回忆说，阿兵哥正要掏钱向她买烟，一边就有些地痞混混起哄，呼叫她母亲说“有人欺负你女儿喔！”随后就在围观人群中出现了“阿山仔，打人喔！”的呼叫总动员。   重述旧有的史迹，总会增进对过去到现在的理解，这重述的努力也就等于电影Deja Vu  中那个名叫“时空之窗”的高科技装置，而重述的过程则对遗漏的事件真相会起到超时空效应的抢救作用。

焦距现在越来越集中，台湾人的集体无意识已把矛头对准了国军。

不可否认，行政长官公署制的特殊化，政治垄断与接受弊端，经济统治与民生困苦，社会动荡与文化隔阂，所有这些由最新的“责任归属报告”总结出的事件起因都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  但事件发展到后来，处委会所提要求中竟有解除驻台国军武装的条款，接下来就在全岛范围内围攻军警，大抢武器，整个过程也都不容否认地显示，台湾人是想武装起来，要赶走新来的政府。这到底该定为“官逼民反”的武装起义，还是“官纵民反”或“官从民反”的暴动？看来两种成分始终混杂在一起，不过后者的比重还是大于前者。陈仪自任职长官公署，一直对报业采取“创刊不须许可，言论不受检查”的制度，当时报纸太多，议论丛杂，种种过激批评和煽动性言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对民变起了催化作用。这种纵任媒体制造事件的情况表明，陈仪治台初期在政策上确有失误，更反映出国民党威权初至台湾时尚处于相对的弱势。事态扩大后，政府的一再忍让倒不一定意味着所谓的“官诱民反”，应该说，效率不佳的行政系统在应急处理上调转不灵，缺乏决断，没能及时遏制住形势的恶化，才终酿成了大祸。此其所以为“纵”也。至于“官从民反”的成分，有很多数据显示，台湾省党部及其外围的三青团组织在动乱中的确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包括处委会中后来被杀被抓的主要成员王添灯、蒋渭川等人，也都是身为国民党员的议员。对比中共严密的党组织，由此即可看出国民党政府中不同势力因搞摩擦而互相磨损的严重后果：党政军之间配合不佳，相互间常有掣肘、推诿、扯皮之事出现。风潮初起时，某些人欲利用民间的反对力量挑战同僚，结果被挑起来的民愤失去控制，连弄潮者本人都不幸卷入了狂澜。因此也可说，是（本省）某些国民党员自己把事情闹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追寻事件的明确起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谱系分析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事物的精确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在一个“充满偶然事件和不断演替的外部世界”中，我们必须敏锐地觉察出“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这就是一切开端、返祖和遗传的基础。”  “二二八”事件没有任何预先策划，发生后也没出现全台湾统一行动的组织和领导，它是不满现状和排外情绪点燃后遏制不住的连环爆，共产党稍有参与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国民党事后一不检讨政府责任，二不认真面对引起民变的复杂原因，仍按以往做法，把种种反政府行为都想当然地归咎为中共的阴谋。中共欣然认领国民党的栽赃，因为中共乐得把台湾人的反抗收编到他们的革命斗争队伍中，并发挥其指导作用。  如此而已。

如果要给“二二八”定性，可描述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对台湾行使收复权和行政权，因无力迅速解决战争——刚结束的抗战与正在进行的内战——造成的社会问题，与不满“外来政权”的台湾人发生暴力冲突，由此而引起民变，最后导致政府镇压。新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参政会上讲话说：“台湾是被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因此，应归还中国。在感情上而言，台湾是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及军队在战争中流血才得光复。这千千万万的阵亡者已决定台湾的回复中国。……基于以上理由，台湾绝不可能成为对日和会的问题。如果它成为问题，那将不只是六百万台湾人民，也是四亿五千万中国大陆人民所准备浴血抗争的事件。”  这段话说得明确而耿直，再没有比付出牺牲代价和最终获胜更充足的占领理由了。台湾人若早就靠自己的军队解放了台湾，那根本就不会有国军来防守该岛这回事。

真正的“岛屿之殇”并不是什么“对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和“对基本人权彻底的戕害”（见陈水扁 “二二八”六十周年纪念讲话），在那个二战后世界按强权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年代，谁会在乎你陈总统在讲究政治正确的今日叫喊的这些正义高调。真正的“岛屿之殇”应该是施明德痛悼的英灵们没有把更多的武器抢到手，没有把更多的台湾人发动起来，没有最终组成台湾人从没有过的军队。

让我们试做一Deja Vu“时空之窗”的事件重述：假使热爱独立的台湾人确有预谋、有组织，假使王添灯等人确有叛变的魄力，能鼓起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射出那致命一箭的勇气，则在驻台军力那样薄弱的情况下，发动全民起义，攻克高雄要塞，封锁整个海岸，联系国际，通报联合国，紧急宣布台湾共和国独立，困扰在内战中的大陆方面即使不甘罢休，恐怕也会因措手不及而无可奈何。

历史的关捩点有时全在一念之间，那一念转了过去，即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变。只可惜台湾人并没形成共识，也没有那个种，民变也就没转化成起义。  毕竟只有极少极少的台人参与，且太偏于泄愤报复。他们只顾把暴力扩大到所有无辜的外省人身上，却没像中共在延安呼吁的那样讲究策略，没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更没能全面发动广大群众。这样看来，争论是暴动还是起义的定性，意义就不很大了。你暴动 / 起义没有成功，就存在主义地承担罪责好了，一个劲喊冤叫屈有什么用处！正是有鉴于此，施明德批评“冤魂的声音”，提出了他的崇敬英灵之说。按施明德的论述，那时凡是凭一时的血气之勇送了命的台湾人，都算得上英灵。从热血青年到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从挥舞日本军刀玩武士道的浪人到趁混乱泄愤闹事的市民，从争取地方自治的本省精英到各团体组织中的野心家，所有从不同情感和动机出发走了死路的人，呜呼哀哉，流了热血，就都有其英灵的一面。

但有些煽动别人闹事的台湾人后来随风一转，等大陆方面派来军队，就靠拢政府去告密，做了李敖和林有财痛斥的缺德事情。  但这也难怪，据说热心做“义民”，向来就是一个富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朱一贵、林爽文等英烈发起的抗清起义最终遭镇压，就是吃了自己人的亏。这是一个就个别人而言很会斗也敢抗争，就整体而言却很难拧成一股绳的族群，搞武装斗争，大概不是他们的强项。自“二二八”事件后，随着共产左翼分子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台湾人再也没可能走上武装夺权之路。

但经过“二二八”流血冲突，台湾人毕竟赢得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本土的私人企业得到鼓励与发展，更多的台湾人逐渐被录入政府部门任职。施威全指出，“外省权贵不是国民党的全部，台湾本土资本在一九四五到五二年这段经济重整期中，便深刻参与了对台湾的统治，成为国民党里的重要权力集团，掌控三商银与四大公司、透过省政府与议会操纵省属金融单位与事业单位；地方派系更是行政体系接合台湾社会的关键权块。美援透过三商银与省属行库，流到地方派系显要的特许行业。与其说国民党本土化极深极早，不如说国民党执政，台湾人早是统治者之一，党机器是经纪人。”  由此可见，争权夺利已从最初的本省对外省转为党内对党外。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经过一段时间，外来权贵就渐渐和地方派系血缘、姻缘、地缘、学缘地纠结在一起，垄断资源，笼络选民，大量的本土新贵新富就在此一新的形势下发达起来。“二二八”阴影越来越退缩到死难者家属及其它受牵连者的记忆中，哪有近些年清算出来的那么多血海深仇？
 
三

我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被灌输的国民党蒋介石坏印象就不必提了。在很多不满大陆现实的日子里，偶尔也有过悬想台湾的“自由世界”究竟如何的时候。后来移居美国，接触了一些台湾来的移民，才听到戒严戡乱、白色恐怖等并不怎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们的不满言论和负面评价让人觉得，两岸在同一时期都同样专制残暴，害人的国共两党，该各打五十大板。这种天下老鸦一般黑的印象消解了我早年对台湾的好奇，以致有关民国和台湾的书籍，一直都读得很少。 

直至我研究“三农”问题，继而涉猎抗战和新文化运动方面的资料，才逐渐认识到，拉平抹黑之说实不足称道，应该在百年中国大历史的图景中勾画两党血斗的悲怆变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坐标系上确定二者的功过得失。这是需要另文论述的大问题，走笔至此，只能略作梳理，为以下要讨论的文化谱系稍点端倪。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曾就同盟会的前途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后来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力图组阁执政，提倡在议会范围内搞政党竞争，好防止袁世凯专权。有论者感慨，假使章的建设性提议在当初受重视，而宋的计划也得以成功施行，则军队从一开始就可国家化，草创中的共和宪政也不至于在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中命途多舛，迟滞百年。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如今才认识到，自由与共和，并不是照搬了外国建制就能迅速实现的事情。英美等国也都打闹杀戮几百年，才造成后来的民主局面。我们虽不能说暴力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各地军阀割据下，由革命党帅革命军以夺取政权的举动，也就成了箭在弦上绷紧弓的局势。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就这样从做“党父”开始了他的革命。正是他重组并壮大了国民党，进而收编共产党，同时为两党 引入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追溯百年来中国党文化的血统，国民党可谓其嫡子，共产党则其养子。

孙中山去世后，受苏联顾问及其身边一伙激进分子的捣鼓，国民党急剧左倾，再加上竞争总理继承人的问题搅混进去，党内的斗争突然把矛头尖锐地指向右派。蒋介石本可充当左派的打手，但随着激进势力步步紧逼，终逼得他转向反击左派的一面。在那黑云压顶的形势下，蒋介石某日研读《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因目睹雅各布宾党残暴专横，深为“革命心理”产生的破坏力所震慑。蒋由此担心出现激进分子要做罗伯斯庇尔的危机，怕到了那时候他们利用起暴民，连他自己都可能被打成丹东送断头台问斩。  从此他对煽动者与暴民行动高度警惕，从一九二七年四月血腥清党开始，他悍然担起“反革命”的罪名，孤立地支撑起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

清末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乃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此变局虽为列强侵凌所启动，却也是西潮东渐，华人企慕文明社会，亟欲追求富强自由的表现。要把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就不能不顺应世界潮流，适时而主动地自行革新。纵观早走了好多步的西方各国，大都是在国家独立，政府做主导的有利形势下完成了转型，而且在发展经济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都向外扩张，从对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中大获利益。

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卷入的却是整个脱节的局面，旧有的基础不但难以继续提供发展的资源，对革新还造成多重障碍。不但谈不上向外扩展，连抵御外侮的力量都疲乏不振。反帝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主张及奋斗目标，但在如何反帝的问题上国共却各行其是，结果帝尚未切实去反，两党先互相反对起来。五四爱国运动并无共产党介入，学生抗议政府，均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而到“五卅”事件中共一介入，即把普通的劳资冲突导向了群众暴力的边缘。此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更加热衷纠集各类不满分子，筹划在城市内掀起推翻政府的暴动。这种武装起义的形式本为俄国人革命的脚本，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城市可不是彼得堡或莫斯科，并不存在从这条街一打到那条街即可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结果都搞成了义和团式的打砸抢排洋暴行，反招来列强的回击。但毛泽东坚决要把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之所以一直能获苏联支持，就因为被纳入了苏共主导的世界革命。

但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则立足于本土，它严厉取缔民众暴力攻击洋人，坚持由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争国家的利益和主权。这是一种协商谈判性质的斗争，并不等于向帝国主义屈服投降。比如南京政府获得各国承认后，很快即争得关税自主权，从而开通了财政收入的渠道。另外，要繁荣经济和增加税收，更得维护商人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出兵力保护商业，说道底，是要用合法暴力来维持合法税收。对商人和政府双方，这总比军阀式的强征勒索更为互利。正是在稳定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的基础上，南京政府才赢得江浙商绅的支持，补给了军费的严重不足，在北伐胜利后励精图治，为后来持久抗日，终获胜利打下了基础。

中共的政治修辞指责国民政府为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代理人，不外乎指责它对外容忍了各国的在华利益，对内没打击大资本家、大地主罢了。这种一味用“半殖民半封建”来定性中国社会特征的论断，只道出了中国落后和挨打的一面，却根本没有认识到，外资输入，洋货涌进，一系列把中国拖上资本主义贼船的形势，正是解体中的传统农业社会所面临的现代化挑战。中国的困境是马克思所说的“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蒋介石及其政府一边克服两个“苦于”，一边却被中共利用那两个“苦于”所搞的武装革命拖住了后腿。

蒋介石新传作者Fenby认为，蒋具有热烈的民族感情，希望统一中国，终结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又指出，蒋的革命理念较保守，从一开始即反对阶级斗争，为在强力控制下维持合作协调的秩序，蒋并不想打破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构成。儒家的权威主义渗透了他的思想，因此他极端强调对师长的服从。  细读过蒋介石日记的黄仁宇更以知人论世的洞察点出了蒋的独特困境。他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所做的是在旧社会蜕变过程中创造新的高层机构，“亦即构成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政府，得到外强的承认，组织一支受中枢军令指挥的军队，使中国能在二十世纪立足。”黄进而辩解说：“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他主持着人类历史上罕有的一次艰巨之群众运动，在此过程中他已将自己的天赋与几十年经营之成果用至最大限度。他的方法没有逻辑，有之则是他的目的——在于中国之独立自主。”他“希望保存社会秩序以增进人民之生活，反被视为旧社会之爪牙。”

综上所述，不管对蒋还可加上多少负面评价，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那就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打胜抗战，收回租界，废除了诸多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带入二战后的世界四强之列。至此，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总算得到了初步的洗刷，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国民革命的反帝使命。不幸这反帝斗争拖垮了国府，继而在反共的内战中打了败仗。历史再次露出了造化弄人的残酷及其又留一线生机的狡狯，在百年中国革命史最血腥的这一页，台湾成了存亡继绝的命运之岛。中华民国从此与该岛相依相救，将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灾难殊死地堵截在了海峡那边。你不能不相信冥冥中有一种推动善缘的永恒力量，这力量总在对过于猖獗的趋势起遏制作用，立下不可逾越的界限。海峡的存在就是此一界限的体现。孤臣孽子仰上苍，这实在是天意。

从此以后，蒋介石剩下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反共了。但在这一点上，他和他贵党的同志一直都干得并不怎么漂亮。

蒋访苏后立即洞察到阶级斗争论的危害，坚决反对暴力分田。这一方向性决策正标志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革命道路选择上根本的不同。国民党的政策是在不破坏传统社会基础和世道人心的情况下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转型，简要地说，就是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上Fenby和黄仁宇所论已说得很清楚，所谓“威权”，即“在强力控制下维持合作协调的秩序”，要“组织一支受中枢军令指挥的军队”，要“极端强调对师长的服从”等等。在那个社会上弊端丛生的年月，这一切执政作为都明显暴露出执政者补缀漏洞的笨拙，压而不服的徒劳，结果愈益激化不满和反叛，本来已很破损的局面上又被捅出了更多的窟窿。一般来说，一个政府在过于薄弱的基础上搞革新的建设，总是容易暴露出它的无能，这样的情况更需要民众的容忍和民间社团的扶助。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对揭发政府缺点的事情总是最感兴趣。在谈到北大学生的反抗运动时，蒋梦麟就指出，“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他们对政府的反抗，“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孩子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  蒋这段浅显的描述可谓点出了“五四”以降文化与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谱系，那就是被指责为守旧的父辈与反叛的儿子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的反叛方式较为特别，在讲给史诺的少年往事中，他提到他对父亲的不满，同时还强调了他对母亲的同情：他十分得意地回忆他如何带领弟弟站到母亲一边，在家中搞起母子统一战线，如何抗议父亲的强权和迫使父亲向他们让步。毛泽东的反叛方式显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革命化俄底浦斯情结案例：儿子为受压迫的母亲抱不平，使得他冒犯父亲的行为拥有了不惧权威的道义。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价值颠覆：母亲和贫弱的祖国、劳苦大众以及普天下受压迫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而父亲则和封建礼教、帝国主义、反动政府以及一切被认为支配了弱者的势力联系在一起。在艾青著名的长诗中，贫穷的故乡大堰河被深情地呼唤为“我的保姆”，知识青年被诗意地召唤到劳动人民的怀抱中。一个在弗洛伊德语境中隐含着留恋哺乳和返回子宫的情欲模式，如今在中国的革命语境中却崇高化和亲情化了。父亲的威权由于被罪恶化，追求进步的儿子反抗落后保守的老子，不但不是大逆不道，而且获得了站在善良的劳动人民一边抗拒强权的正义感。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谓“把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它让人联想到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教士们的报复智慧。教士们教化人民说：“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低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受苦的，一无所有的，患病的和丑陋的，才是虔诚的人，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有权有势有位的，永远都恶毒残忍，贪心不足，你们注定不能蒙福，永受诅咒，要堕地狱！”  在小说《动物庄园》中，赶走了庄园主的动物立下的律条更简单明了：“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同理，地主富农的土地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资产必须充公，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只有无产者才最革命。

形形色色的不才之徒（misfits）都因革命的需要而有了用武之地，蒋介石及其政府还未全面败给共军，早已叫反叛青年搞得尊严扫地，成了众矢之的。蒋自以为他做尽了“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的努力，却终由于失掉中国，在四处灭火的抢救中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以致让那幅演讲时总是出现在他背后的国父肖像对比得他愈益不肖。这就是一九四九年蒋及其政府迁至台湾的情形。
 
（未完待续）

注释：
[1] 施明德：《冤魂与英灵》，该文是他为《走向美丽岛——战后反对意识的萌芽》（时报文化，1999）一书所写的序言 。
[2] 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见《读书》，2005年第1期。
[3] 王文兴：《家变》，洪范，1979。
[4] 《原乡人》，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5，页255。彭清靠观感，见赖泽涵、马若孟等合着：《悲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罗珞珈译），时报文化， 1993，页46-50。关于“人格殖民化”，见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东大， 1999，该书页259引有顾显荣一段讲话：“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这整然的台中市吗？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
[5] 施威全：《怯战避战——国民党路线失落》，《联合报》，2007年3月12日。
[6] 参看郑鸿生：《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读书》， 2006年，第9期。
[7] 彭清事参看《悲剧的开端》，页50；学生事参看《柯远芬先生口述回忆》及他的《台湾二二八事件之真相》，见博讯网站（www.boxun.com ）中“析世鉴”专栏。此外，在张炎宪等人所录《二二八口述历史系列》 A02（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1995）一书〈嘉云平野二二八〉有关访谈中，黄清标的口述对国军表现出极端的蔑视，他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我只有一句，四等的要管二等的。 为什么我自称台湾人是二等的，因为日本人是一等的，老实说，台湾人跟不上日本人。中国人实在差，连三等都谈不上。当四等的在台湾耀武扬威，才会发生二二八事件。……我现在有时在楼下，遇见阿山仔问我路，我都用台湾话说：‘我是台湾人，你要问我路要用台湾话，阿山仔话我听无。’”页84。
[8] 参看秦风编着：《民国南京，1927—1949》，文汇，2005，页91—99图片及说明。
[9]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朱苏力译），见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页380。
[10] 戴寳村强调“台湾人对于陆军志愿军的招募活动非常热烈”（见《台湾政治史》，页213），但据吕赫若小说〈清秋〉所写，那时台湾丁壮很难找到工作，参军只是为谋生，而非热心为日军服务。由此可见，绿学者有时出于去中国化心切，竟不惜夸大其词，妄添台湾人未必有的爱日感情。
[11] 柯远芬：《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
[12]《林江迈之女：阿兵哥问烟价 地痞鼓噪溅血》，《联合报》 A 4版，2006年3月6日。
[13] 该片中译名《超时空效应》，剧情及影评可参看www.dejavu.movies.go.com
[14]参看《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6，页13—42。
[15]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页 382—384。
[16] 参看王晓波：《台湾史语台湾人》，页134—141。
[17] 王景弘编译：《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秘》，玉山社， 2002，页176。
[18]《诸罗山城二二八》有一段林有财的访谈，林参与过二二八，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二二八事件其实就是战后追求独立的政变，但是失败了。……因为战后独立组织本身不健全，力量不够，利用台北打卖烟的人这件事，有人起来反抗，到各地宣传。” 见张炎宪等人所录《二二八口述历史系列》，页203。
[19] 李敖说：“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你他该杀，他是张三该杀，他是李四该杀，告密的是谁呢？告密的就是台湾人，台湾人跟别的台湾人接了梁子，或者有利害冲突，就告密，结果呢就是台湾人告密，借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杀掉了台湾人。 ”见李敖：《二二八不是外省人的原罪》，凤凰网（www.phoenixtv.com ）。另见《诸罗山城二二八》，林有财回忆说：“后来被抓被杀的人，都是被骗出来的人，当时真正的发动者，后来个个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有些人以前就是台湾共产党，后来跑到中共那边；有些人是日本时代独立组织的成员，后来和国民党关系良好。”“我不愿讲，并不是害怕国民党抓，而是想到台湾人出卖台湾人，是一种耻辱的记忆。”页203、212。
[20] 《怯战避战——国民党路线失落》，《联合报》，2007年3月12日。
[21]以上一段参看孙隆基：《历史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45。
[22]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 & Graf, 2003), pp. 64, 74, 225
[23]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1994，页150、页427。
[24]蒋梦麟：《西潮》，中华日报社， 1959，页99。
[25]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commentaries, by Walter Kaufmann (The Modern Library, 1992), p. 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