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谈民主社会主义引起海内外理论大争议的谢韬先生对香港记者谈个人思路的转变过程，健康状况及文章的遭遇。

● 谢韬在家中，身后为李锐祝贺谢韬夫妇钻石婚纪念题词.

今年二月初以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六月号）上再接再厉，发表了题为〈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的文章。

与辛子陵合作再撰文评所有制

谢韬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与二月号那篇文章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自上一篇文章刊出后，左派攻击他的最关键一点就是个人所有制问题，所以今次他与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合作撰写了这篇文章，对此问题作了重点阐释。

文章指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於在「生产资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 ……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是要让全国人民，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牧民，都过上小康以上水准的生活；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是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冒尖户也要保护 …… （见另文）

在这篇文章刊登前夕，笔者走访了这位自称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的谢韬，听他畅谈在耄耋之年投石击水的心路历程。踏进谢韬在海淀区的新居大厅，最吸引笔者目光的，是那张放在玻璃柜内的半身黑白老照片。已年届八十六的谢韬说：「是刚升读大学时所拍的，那时我才廿一岁.我们那一代的读书人，都是在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中成长起来，同时深受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文化薰陶，因此反帝反专制、追求科学与民主，成了我们一生的精神情结，挥之不去。」

曾陷胡风冤案关入秦城十年

谢韬祖籍四川自贡，一九四四年毕业於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之后留校任教。他於一九四六年加入共产党，转职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又曾到延安任新华总社的编辑。四九年后，他先后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和马列教研室主任。但到了一九五五年，谢韬被指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入狱十年，关进秦城监狱，出狱后被分配到一家博物馆投闲置散，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重返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八二至八六年间出任副校长，之后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至八九年离休。

谢韬形容自己曾是忠心的毛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他表示：坐牢最大的得益就是有多时间钻研书本，梳理思维，起初很多问题都想不通，直至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他才深刻地觉悟到，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人本精神和公平理念，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延续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文化。

谢韬过往甚少公开提出自己的观点，除了因为连串的政治运动令他留下心理阴影，他也盼望这个党会自我完善，出现大气量、大手笔的转变，改弦更张，开创历史新局面。可是他悲哀地发现，这个党积习难返。他认为：中共未来的十七大、十八大，都不可能出现具有远大目光和非凡勇气的政治家，为中国建立公平公义、廉洁法治的社会体制，那些在上世纪由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中年官僚，都有着太多的历史包袱和思想侷限。所以自己虽已迈向人生最后阶段，也要付出一分力量，在仍能奋笔疾书的时候，为国家人民提出建议，推动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人类的文明，是要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有生之年看不到成果不要紧，重要的是要为后人铺路。

杂志若查封已准备打官司

谢韬患有老年性心脏病、高血压，前几年胃部还动过手术，行动虽较缓慢，但思路清晰，对时政瞭如指掌。他忆述五月初与李锐、何方、丁弘、朱厚泽等几位老朋友欢聚一堂时说：「我们人老心不老！〈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内容，都是我们众多老同志经过长期反思和讨论的看法，其实已写好了一段日子，等待较宽松的时机公开.《炎黄春秋》发表前也经过慎重的考虑，曾有人想到，如果杂志遭查封，即诉诸法院寻求法律保护；如果被限制发行，则提前数日出版。结果该期杂志能顺利发行，即使其后引发理论界激烈讨论，官方也没有出手干预，据闻中央的指示为：「不转载、不争论、不批评，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那已经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更要把握这种机遇，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新一期《炎黄春秋》除了发表了谢韬与辛子陵合撰的新作〈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还刊登了其他几位理论界重量级人物的文章，包括杜润生的〈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吴江的〈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锺沛璋的〈社会主义路线图〉等。谢韬称：这些文章可对我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

网上流传引发海内外广议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刊出的同时，未经删改的全文以原本标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网络传播，引发海内外的广泛讨论。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对，激进的保守派称谢韬为「搞社会主义国家和平颠覆运动集大成者」， 激进的右派则指「虚幻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改良后极权主义的救命稻草」，甚至有人用文革式的辱骂词句指责谢韬.对此，谢韬表示：「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还未惯於理性讨论，但社会不应害怕争议，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衡量人类文明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看这个社会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是透过阴谋暴力，还是有开放公平的渠道让大家充份讨论，然后作民主决定。我那篇文章引发争论，亦可说明人类是追求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动物，历史已清楚告诉我们，用任何手段扼杀人类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最终必会遇上顽强的挑战。所以从历史宏观的角度而言，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我相信中华民族不会长期停滞在目前的困境，总会有新兴的力量冒起来，取代不适应潮流发展的旧势力。」

谢韬指出：「现时社会内部有着一股思想僵化的极左势力妨碍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他们将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归咎於推行改革开放，却不深究中国廿多年偏重经济发展的改革政策，不够全面，缺乏监督，才是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民怨四起的根源。我们必须以实际问题结合理论基础，击破他们的盲点.孙中山早年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循序渐进，让人民正确认识和运用自己的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逐步建立一个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明智和伟大的构想，我想自己和孙中山一样，没有机会看到这天的来临，但深信总有人前仆后继，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临别前，谢韬亲笔写下近期所作的诗句，送给香港读者。诗云：

● 谢韬手书一诗送香港读者。

「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

一石击水测浪涌，炎黄肩上写春秋。」

他还勉励香港市民要坚守自身的价值观和原则，不要因为中共的施压而退缩，香港各方面的成就已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大陆，也能为中国的体制改革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 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谈民主社会主义引起海内外理论大争议的谢韬先生对香港记者谈个人思路的转变过程，健康状况及文章的遭遇。

● 谢韬在家中，身后为李锐祝贺谢韬夫妇钻石婚纪念题词.

今年二月初以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六月号）上再接再厉，发表了题为〈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的文章。

与辛子陵合作再撰文评所有制

谢韬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与二月号那篇文章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自上一篇文章刊出后，左派攻击他的最关键一点就是个人所有制问题，所以今次他与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合作撰写了这篇文章，对此问题作了重点阐释。

文章指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於在「生产资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 ……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是要让全国人民，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牧民，都过上小康以上水准的生活；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是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冒尖户也要保护 …… （见另文）

在这篇文章刊登前夕，笔者走访了这位自称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的谢韬，听他畅谈在耄耋之年投石击水的心路历程。踏进谢韬在海淀区的新居大厅，最吸引笔者目光的，是那张放在玻璃柜内的半身黑白老照片。已年届八十六的谢韬说：「是刚升读大学时所拍的，那时我才廿一岁.我们那一代的读书人，都是在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中成长起来，同时深受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文化薰陶，因此反帝反专制、追求科学与民主，成了我们一生的精神情结，挥之不去。」

曾陷胡风冤案关入秦城十年

谢韬祖籍四川自贡，一九四四年毕业於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之后留校任教。他於一九四六年加入共产党，转职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又曾到延安任新华总社的编辑。四九年后，他先后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和马列教研室主任。但到了一九五五年，谢韬被指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入狱十年，关进秦城监狱，出狱后被分配到一家博物馆投闲置散，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重返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八二至八六年间出任副校长，之后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至八九年离休。

谢韬形容自己曾是忠心的毛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他表示：坐牢最大的得益就是有多时间钻研书本，梳理思维，起初很多问题都想不通，直至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他才深刻地觉悟到，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人本精神和公平理念，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延续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文化。

谢韬过往甚少公开提出自己的观点，除了因为连串的政治运动令他留下心理阴影，他也盼望这个党会自我完善，出现大气量、大手笔的转变，改弦更张，开创历史新局面。可是他悲哀地发现，这个党积习难返。他认为：中共未来的十七大、十八大，都不可能出现具有远大目光和非凡勇气的政治家，为中国建立公平公义、廉洁法治的社会体制，那些在上世纪由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中年官僚，都有着太多的历史包袱和思想侷限。所以自己虽已迈向人生最后阶段，也要付出一分力量，在仍能奋笔疾书的时候，为国家人民提出建议，推动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人类的文明，是要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有生之年看不到成果不要紧，重要的是要为后人铺路。

杂志若查封已准备打官司

谢韬患有老年性心脏病、高血压，前几年胃部还动过手术，行动虽较缓慢，但思路清晰，对时政瞭如指掌。他忆述五月初与李锐、何方、丁弘、朱厚泽等几位老朋友欢聚一堂时说：「我们人老心不老！〈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内容，都是我们众多老同志经过长期反思和讨论的看法，其实已写好了一段日子，等待较宽松的时机公开.《炎黄春秋》发表前也经过慎重的考虑，曾有人想到，如果杂志遭查封，即诉诸法院寻求法律保护；如果被限制发行，则提前数日出版。结果该期杂志能顺利发行，即使其后引发理论界激烈讨论，官方也没有出手干预，据闻中央的指示为：「不转载、不争论、不批评，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那已经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更要把握这种机遇，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新一期《炎黄春秋》除了发表了谢韬与辛子陵合撰的新作〈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还刊登了其他几位理论界重量级人物的文章，包括杜润生的〈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吴江的〈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锺沛璋的〈社会主义路线图〉等。谢韬称：这些文章可对我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

网上流传引发海内外广议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刊出的同时，未经删改的全文以原本标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网络传播，引发海内外的广泛讨论。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对，激进的保守派称谢韬为「搞社会主义国家和平颠覆运动集大成者」， 激进的右派则指「虚幻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改良后极权主义的救命稻草」，甚至有人用文革式的辱骂词句指责谢韬.对此，谢韬表示：「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还未惯於理性讨论，但社会不应害怕争议，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衡量人类文明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看这个社会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是透过阴谋暴力，还是有开放公平的渠道让大家充份讨论，然后作民主决定。我那篇文章引发争论，亦可说明人类是追求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动物，历史已清楚告诉我们，用任何手段扼杀人类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最终必会遇上顽强的挑战。所以从历史宏观的角度而言，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我相信中华民族不会长期停滞在目前的困境，总会有新兴的力量冒起来，取代不适应潮流发展的旧势力。」

谢韬指出：「现时社会内部有着一股思想僵化的极左势力妨碍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他们将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归咎於推行改革开放，却不深究中国廿多年偏重经济发展的改革政策，不够全面，缺乏监督，才是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民怨四起的根源。我们必须以实际问题结合理论基础，击破他们的盲点.孙中山早年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循序渐进，让人民正确认识和运用自己的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逐步建立一个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明智和伟大的构想，我想自己和孙中山一样，没有机会看到这天的来临，但深信总有人前仆后继，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临别前，谢韬亲笔写下近期所作的诗句，送给香港读者。诗云：

● 谢韬手书一诗送香港读者。

「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

一石击水测浪涌，炎黄肩上写春秋。」

他还勉励香港市民要坚守自身的价值观和原则，不要因为中共的施压而退缩，香港各方面的成就已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大陆，也能为中国的体制改革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