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为刘贤斌做什么

刘贤斌出来没几天又进去了,又是十年。他的一生与监狱格外有缘,青春在那里度过,中年在那里度过,不知老年是否还在那里求索?


我与刘贤斌只见过两面,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宿舍楼中,很秘密,很小心。见过不久,他就进去了,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据说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九零年在北大校内悬挂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条幅,过去一年多后东窗事发。不过那次他很幸运,关了没几年未经判决就出来了。在看守所里,我们见了第二面,一天晚上,他与同监室的嫌疑犯发生了肢体冲突,值班民警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将他暂时的转移到关押我的监室,这是一个意外,意外的让我们同宿了一夜。一夜没聊什么重要的话,监室内有几十双贪婪的目光。这些嫌犯比值班民警更警觉,知道这样的意外安排可能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可这些嫌犯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可不愿成为别人立功的筹码。一间监室,多一半的嫌犯趟着链子,都有死刑的可能,在这样险峻的特殊场景下,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稍不留神,后果严重。学习号是个势利小人,有了那么点权力也要肆无忌惮的利用,刚进来的新人,好点的衣服被他“切”下,收上来的公共支出费用(手纸,肥皂,洗衣粉要统一使用,没人每月交十——十五元不等),总要留下几十元做个人使用。可是,那天他的心情不错,还特意安排我们私聊一会儿,也是说说而已,狭小的空间,拥挤的人群,没有私聊的空间。第二天清晨他就被转走了,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我以为他是幸运的,可在我服完刑出来后得知他后来又进去了,也是十多年的刑期。对于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意外,有想法的人似乎都是这样的结局。听说他出来后,我托人问候了他,囊中羞涩也没有给予他更多的物质帮助,我知道他需要,但没有看到他说起过这事。很多人都在出狱后自觉不自觉的经常抱怨生活的艰辛,包括我本人,可他没有,似乎他对物质需求看得很淡,还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孜孜不倦。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好像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依旧笔耕不断,频繁的活跃于大江南北。我为他感到自豪,同时也隐隐的感觉到,他注定与监狱有着不解之缘。


我做任何事情总是习惯于想到最坏结果,这是因为即便最坏结果发生,我也不感意外,如果最坏结果不发生,就是意外之喜,令我格外知足。我想要儿子,我就满世界的说我喜欢女儿,女儿如果来了,别人会认为如了我的愿,自己也可有个心灵慰藉,可生下来的就偏偏是个儿子,如了我真心的愿。我的一生就两次真的赶上了最坏的结果,准备好了进去,还就真进去了。多数时候,最坏的结果都没有发生,不奢望一生能得到真爱,还真有了真爱,虽然来的晚了些。
 
我不知道刘贤斌是否像我一样总考虑最坏结果,也许,他从来不在乎结果。在我看来,刘贤斌总是那么“倒霉”,自由总是离他太远。他永远只担负一个责任,对国家,对社会,对信念,对真理所需承担的责任,而将另一个责任,家庭责任抛在脑后。我不知道他父母,他妻子,他的孩子怎么想,但我知道刘贤斌会深深地自责他没有肩负起家庭责任。这个责任,他无力完成,他只能放弃——为了别人而放弃,而别人应当做些什么?
 
刘贤斌进去了,陈卫挺身站了出来,为他呼吁,为他奔走,为他牺牲事业,牺牲自由,陈卫随后也进去了,也会有人为他呼吁,为他奔走,为他牺牲。可是,我在想,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一个人也不进去,我们希望肩负起刘贤斌或所有进去的人没有肩负的另一个责任。刘贤斌不自由,他不可能兼顾事业与家庭,可我们自由,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做一件事,不需要循规蹈矩的重复一种表达,抗议方式,不需要国内外所有的媒体、领袖、政党,民运、异见、敏感人士都去做呼吁,做绝食,做签名,做“我是刘贤斌”。国外的媒体可以做,让他们去做,做到极致,而更多的人只需做一件事,节衣缩食一周,拿出一百元。“我是刘贤斌”的签名有多少?参与绝食的有多少?国内外呼吁的,抗议的有多少?不足一万人?一万乘以一百就是一百万,拿着一百万为刘贤斌买房、买车,让他的父母,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孩子再不必为生存而蒙羞。刘贤斌不是为了钱,甚至于他可能不要这些钱,但我们应当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份责任并且担负起这一责任并不难。不管刘贤斌得到多少奖,有多少奖金,都不应成为我们不尽这份责任的借口。十年后,再次走出监狱大门的刘贤斌不在年轻,不再可能为家庭必要需求从头再来,让我们现在就为他准备好,准备好现在的十年,准备好未来的十年,准备好他的永远——永远不再愧对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后代。让我们联手,做一件最简单的事,不相信这件事我们做不来。
 
刘贤斌进去了,我也在赶时髦,也在字里行间“无意识”的流露与他的“亲缘”,我在沾他的光,我在一片颂扬他的文字中夹带些私货,展现一些自己与刘贤斌极为相似的价值观、真理观、人生观、理想、追求、执着、勇气。我真够累的,真够有心机,不错过一丝钻营的机会。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话,刘贤斌听不到,所有人都不再说“关注”,刘贤斌依旧坚贞不屈。自由人的所有表现都是表现给自由人自己看的,很多自由人不会将表现当真。干点实在的吧,用实在的行动兑现心中的愤怒与嘴上的伤感。所有为刘贤斌做的,都是再为自己而作,我们太需要这样做了,让所有追求者在此生不再留有一份遗憾。
 
我不认为,一个接一个的赴汤蹈火就会改变现实,也不认为山响的口号能创造历史。我以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挚友间播撒温情与爱,让爱和守望相助成为纽带化解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与误解,携起手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


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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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刘贤斌做什么

刘贤斌出来没几天又进去了,又是十年。他的一生与监狱格外有缘,青春在那里度过,中年在那里度过,不知老年是否还在那里求索?


我与刘贤斌只见过两面,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宿舍楼中,很秘密,很小心。见过不久,他就进去了,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据说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九零年在北大校内悬挂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条幅,过去一年多后东窗事发。不过那次他很幸运,关了没几年未经判决就出来了。在看守所里,我们见了第二面,一天晚上,他与同监室的嫌疑犯发生了肢体冲突,值班民警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将他暂时的转移到关押我的监室,这是一个意外,意外的让我们同宿了一夜。一夜没聊什么重要的话,监室内有几十双贪婪的目光。这些嫌犯比值班民警更警觉,知道这样的意外安排可能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可这些嫌犯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可不愿成为别人立功的筹码。一间监室,多一半的嫌犯趟着链子,都有死刑的可能,在这样险峻的特殊场景下,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稍不留神,后果严重。学习号是个势利小人,有了那么点权力也要肆无忌惮的利用,刚进来的新人,好点的衣服被他“切”下,收上来的公共支出费用(手纸,肥皂,洗衣粉要统一使用,没人每月交十——十五元不等),总要留下几十元做个人使用。可是,那天他的心情不错,还特意安排我们私聊一会儿,也是说说而已,狭小的空间,拥挤的人群,没有私聊的空间。第二天清晨他就被转走了,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我以为他是幸运的,可在我服完刑出来后得知他后来又进去了,也是十多年的刑期。对于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意外,有想法的人似乎都是这样的结局。听说他出来后,我托人问候了他,囊中羞涩也没有给予他更多的物质帮助,我知道他需要,但没有看到他说起过这事。很多人都在出狱后自觉不自觉的经常抱怨生活的艰辛,包括我本人,可他没有,似乎他对物质需求看得很淡,还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孜孜不倦。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好像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依旧笔耕不断,频繁的活跃于大江南北。我为他感到自豪,同时也隐隐的感觉到,他注定与监狱有着不解之缘。


我做任何事情总是习惯于想到最坏结果,这是因为即便最坏结果发生,我也不感意外,如果最坏结果不发生,就是意外之喜,令我格外知足。我想要儿子,我就满世界的说我喜欢女儿,女儿如果来了,别人会认为如了我的愿,自己也可有个心灵慰藉,可生下来的就偏偏是个儿子,如了我真心的愿。我的一生就两次真的赶上了最坏的结果,准备好了进去,还就真进去了。多数时候,最坏的结果都没有发生,不奢望一生能得到真爱,还真有了真爱,虽然来的晚了些。
 
我不知道刘贤斌是否像我一样总考虑最坏结果,也许,他从来不在乎结果。在我看来,刘贤斌总是那么“倒霉”,自由总是离他太远。他永远只担负一个责任,对国家,对社会,对信念,对真理所需承担的责任,而将另一个责任,家庭责任抛在脑后。我不知道他父母,他妻子,他的孩子怎么想,但我知道刘贤斌会深深地自责他没有肩负起家庭责任。这个责任,他无力完成,他只能放弃——为了别人而放弃,而别人应当做些什么?
 
刘贤斌进去了,陈卫挺身站了出来,为他呼吁,为他奔走,为他牺牲事业,牺牲自由,陈卫随后也进去了,也会有人为他呼吁,为他奔走,为他牺牲。可是,我在想,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一个人也不进去,我们希望肩负起刘贤斌或所有进去的人没有肩负的另一个责任。刘贤斌不自由,他不可能兼顾事业与家庭,可我们自由,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做一件事,不需要循规蹈矩的重复一种表达,抗议方式,不需要国内外所有的媒体、领袖、政党,民运、异见、敏感人士都去做呼吁,做绝食,做签名,做“我是刘贤斌”。国外的媒体可以做,让他们去做,做到极致,而更多的人只需做一件事,节衣缩食一周,拿出一百元。“我是刘贤斌”的签名有多少?参与绝食的有多少?国内外呼吁的,抗议的有多少?不足一万人?一万乘以一百就是一百万,拿着一百万为刘贤斌买房、买车,让他的父母,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孩子再不必为生存而蒙羞。刘贤斌不是为了钱,甚至于他可能不要这些钱,但我们应当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份责任并且担负起这一责任并不难。不管刘贤斌得到多少奖,有多少奖金,都不应成为我们不尽这份责任的借口。十年后,再次走出监狱大门的刘贤斌不在年轻,不再可能为家庭必要需求从头再来,让我们现在就为他准备好,准备好现在的十年,准备好未来的十年,准备好他的永远——永远不再愧对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后代。让我们联手,做一件最简单的事,不相信这件事我们做不来。
 
刘贤斌进去了,我也在赶时髦,也在字里行间“无意识”的流露与他的“亲缘”,我在沾他的光,我在一片颂扬他的文字中夹带些私货,展现一些自己与刘贤斌极为相似的价值观、真理观、人生观、理想、追求、执着、勇气。我真够累的,真够有心机,不错过一丝钻营的机会。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话,刘贤斌听不到,所有人都不再说“关注”,刘贤斌依旧坚贞不屈。自由人的所有表现都是表现给自由人自己看的,很多自由人不会将表现当真。干点实在的吧,用实在的行动兑现心中的愤怒与嘴上的伤感。所有为刘贤斌做的,都是再为自己而作,我们太需要这样做了,让所有追求者在此生不再留有一份遗憾。
 
我不认为,一个接一个的赴汤蹈火就会改变现实,也不认为山响的口号能创造历史。我以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挚友间播撒温情与爱,让爱和守望相助成为纽带化解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与误解,携起手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


201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