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1976年4月5日那场北京天安门那场运动，今年被许多人想了起来。这是一件已经过了数十年的事情，它曾经对一批争取自由民主的人们心头上划过一道闪电，激起热情，甚至热血；它也流过血，用血染红了中国的一段历史。
那时的人们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数年之后，特别是已经有了家庭的城市市民，他们必须面对每天的生活开销，必须面对日益长大的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操心。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去关心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意识，而是要重视自己的生活。正在为此感到苦闷的时候，邓小平他那关于农业、工业和科技方面的若干条款小册子发到城市市民的手中，他们开始激动和兴奋，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但没有多久，这些希望就在动摇，执政党内的斗争不仅从官方的电台和报纸表现出来，民间也流传着种种传说。形势发展得对邓小平越来越不利。1976年元月，周恩来去世。在底层民众中间始终认为周恩来是个务实的执政党领袖，同时又是邓小平最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愿失去的希望，所以周恩来去世的一两天里，至少上海的不多市民在自己的家门口贴出一些挽联、悼词。而这些活动，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悼念会结束而结束，而是持续着。随着中国人传统节日清明到来，参与这类活动的人越来越众，民间底层的传说也越来越多。人们只是说悼念周恩来，但执政党内的部分人看得很清楚，里面充斥的是不满和敌意。人们用自己的要求来解释悼念的意义，把自己的希望与周恩来这个符号合在一起了。当年的4月5日，也就是那年的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前的悼念活动遭到了血腥镇压【注2】。执政党第二天在他们的电台和报纸上大肆宣称，这是一场对49年以来最大的反革命暴乱的镇压。邓小平也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再一次消失在执政党的政治舞台上。
人们之所以在那时热烈地悼念周恩来，是因为其已经成为人们自己认识的一个象征，与真实的周恩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人们从情感上呼喊邓小平，是因为把他看成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诉求。前者抬出死人是为了活人，后者呼喊一个没有权柄的人，是为了寄托自己希望，是为了发出对自己认为不满对象的愤怒。然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章对运动的本质只字未提，而只是一味强调是民众热爱周恩来，支持邓小平，仇恨文革新贵的运动，又被说成是为邓小平第三次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民意的基础。【注3】这些文章不仅要把民众对自己利益表达行为说成是执政党内斗争的反应，也一定要把民众这种行为贬低到属于执政党内斗争的范围，也一定要归纳到执政党内斗争某一代表的旗子下面。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自然，因为执政党口头禅，它就是人民的代表。在另一方面，运动本身也变成了执政党新一轮斗争的砝码，一派拿着这砝码有力地打击了另一派【注4】。胜利的一派把受此运动关押的388人释放出来之后，发了一个官方决议，再一次肯定这是民众热爱周恩来，支持邓小平，仇恨文革新贵的运动。从此执政党再也不愿意提起此运动，吝啬到连一篇纪念文章也没有，更不用说是什么纪念大会了。
从本质上说，执政党不仅不喜欢这个运动，而且厌恶和害怕。尽管从表面看它为执政党内某一个人鸣冤，也为其带来政治上的声誉。但这毕竟是民众自发的，至于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要求，对执政党的领袖而言他完全可以用他的仁慈和清明来一一满足，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要求的底下激荡着一股自发的洪流时，统治者立即胆战心惊起来，因为如果一旦让它滋长起来，不仅会挑战他们的权威、尊严，更严重的是要摧毁他们的权柄和他们所依赖掌权的政治制度。作为统治者，他们不需要低层老百姓来明辨他们之间的是非，更无法容忍底层自发地起来帮助谁。尽管统治者内斗，民众自发起来帮助一方战胜另一方，得胜的一方也不会从心里感谢，因为民众自发的，所以才是对他尊严的冒犯，才是他无法容忍和心里害怕。他要求的是听从他的号召，是遵照他的指令后，民众起来帮他打倒他的对手。这不仅是统治者某种心理和面子在作怪，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制度必然会形成他这样的心态。因此，这个运动的本质注定是要被抑制的，甚至是要被抹杀的。在无法也不需要指责运动本质的前提下，把运动说成是民众出于对执政党的热爱，以及对某一领袖的爱戴应该是最廉价也是最可取的手法了。
四五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和本质在于民众表现了有政治上自己选择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表现虽说围绕着统治者内部的斗争，也抬出统治者某些人物作为自己利益诉求的象征，但从本质上来说，却属于他们自己的。尽管他们为统治者内部某一代表人物重新上台奠定了民意基础，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有自己选择权力的意志，却为民众直接争取自由和民主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中华民族的易忘和不善于反思，同样在对于这个运动上表现出来。当这个运动被执政党平反后，也就被人们淡忘了，而且是忘得很干净。事情已经淡忘，那么执政党对此运动的定论，自然也在默许中承认了。至少对我而言，我从没有见过有一篇文章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价此运动。这也许是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吧。
写于2011年4月1日
【注1】 这是我写四五运动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写于1980年，刊登在《民主之声》上。这是一本被官方认定为非法的刊物，所以到了之后在我的判决书上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当然，现在我无法找到这份刊物，自然也无法找到我的这篇文章。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篇文章对人们悼念周恩来的认识与今天这篇是一致的。
【注2】 这场镇压是否有人死亡，我认为是应该值得注意的。尽管在当时有传说死伤了很多人，并有传说镇压之后，立即出动消防车对天安门广场冲洗血迹。之后又有传说，当时某人偷偷地将镇压照片给毛泽东看了，毛因过度吃惊而昏厥。醒后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要成为历史罪人的。这些毕竟只是传说，不排斥有些传说是为了某种认识而杜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极左哀秋（1973-1976）》（红旗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广播声中，出动了5万民兵，3000警察，5个营的军人开始镇压。对镇压者没有开枪和打死人的记载，但使用了棍棒，有200多人被抓。（参见该书196至202页）。另一本《百年中国纪事》（刘磊、方玉萍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册第197页，仅仅用了“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冲进广场，200多名群众被捕。”两句话带过了这场镇压。“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这又是一本书的记载（见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第4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台湾学者陈永发所著的《中国七十年近代史》第二部中基本承袭了中共官方的说法，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参与镇压的人数说成了10万。连陈永发对事件的原因、本质和是否有死亡的人数也不置一疑，多少使人感到有些遗憾。
【注3】 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极左哀秋（1973-1976）》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有关四五运动的文字。
【注4】 这只要看看当时陈云在一次执政党高层会议上向华国锋发难，就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