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8月06日02时52分 发布 |
|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所有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节日。想到天南海北的战友，想到被军装染绿的日子，再看看我夫妇俩以及窗外黎民百姓所处的现实，我的内心没有丝毫节日的喜悦，有的只是莫名的悲怆。 一个个问号，在我的内心不断拉长。这些问号，既有家事，也有国事。我已过不惑之年，而今却活得益发困惑。横竖是“狱外服刑”，横竖是连出行的自由也被人非法剥夺，倒不如静下心，列出几个问号，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就不称胡锦涛先生为胡总书记了，称您胡主席好了。 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料想有人要不屑地将嘴巴一撇：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叫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那么，我要说：此言谬矣。我固然不是“什么东西”，胡主席和温总理同样也不是“什么东西”。在汉字上，我们都是一撇一捺的“人”；在现实中，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看清楚了，是鲜活的人，而非某种固态物，当然不是“什么东西”。在我的眼里，苍生是平等的，权力只是自然人的附属物；人格是平等的，国王的人格并不比平民的人格高贵一分一厘。当一个人能以平等的目光环视众生时，你也就有了与日月对话，与山川对话，与夏蝉秋虫对话，与往生者对话，与国王、乞丐对话的沉着和清正。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要你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你何苦要自我作贱，搞得自己不是“东西”？ 当然这些问号列出之后，胡主席和温总理有可能看不到，或假装没看到，而这，就不关我事了，这只关沟通渠道和个人礼节的问题。 我要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只用来约束平民的，而不用以约束官府和“公仆”的？我知道有句话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这句话在现实中根本就行不通。比如法律赋予了公民人身自由和行走自如的权利，我无权随意剥夺哪位“公仆”的人身自由，“公仆”也无权随意剥夺一位公民的人身自由。然而7月29日，在广州火车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中，广东二三十名“公仆”却能悍然阻拦我夫妇俩赴京，而且他们还有言在先，这么做“没有理由”，换言之也就是不需要理由！这到底是什么世道？这到底是什么牌理？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我本一介文人，十几年来养家糊口，完全靠的是稿费收入。我家破人亡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话语权，先后被封删了3个博客、12个网站。国情如此，这一年多来我写的这些文字，在中国别说换取稿酬，就连放在互联网上，也得频繁“搬家”，在不少论坛也根本无法贴出。我夫妇俩总得吃饭吧？总得付电费、水费、电话费吧？房子卖不出去，也还得“月供”下去，还不保什么时候我夫妇俩又有个头疼脑热，总不可能叫我们在广东就这样当一辈子的乞丐吧？我夫妇俩要外出工作，他们居然“没有理由”，就能限制我们外出！我们把唯一的孩子寄托给政府兴办的学校，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结果他们竟然以利刃、棍棒、拳脚对我孩子加以“教育”，搞得我家破人亡，家破人亡之后，公权还无耻地采取“经济上拖垮”的方式，对我们进行百般愚弄，现在又剥夺我夫妇俩谋求生存的权利，这与软刀子杀人何异？这与公然灭门何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否能一方面高唱着“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默许野蛮公权对一个家庭实行灭门，并公然包庇杀人犯？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说廖梦君之死起源于“涉嫌行窃”，警方没有证据支撑，相反我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孩子品学兼优，在此次事件中完全被扣的是脏帽子，相关方面对当初强行编织的谎言，现在也基本上不再刻意维系。剩下的焦点之争，乃廖梦君到底是“自杀”是他杀，而要澄清这一点，也很简单，那就是亮出我孩子的尸检报告和伤情照片，让律师依法调阅卷宗，是“自杀”是他杀，便也一目了然。何以我孩子的尸检报告却成了“机密材料”？何以律师、记者均不得介入？何以把诉状递到了两级法院，法院均不受理？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并想问问：二位见过从头顶到脚面都是伤、身上刀口累累、“跳楼自杀”或“不慎坠楼”的孩子吗？ 廖梦君案办得漏洞百出、百孔千疮，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昭然若揭的假案、冤案，上上下下就这样一路装聋作哑？全球网民有目共睹，在奥运会将要召开之际，中国的舆论环境有所整肃。有些资料还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关押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击有所加强，对作家、记者的逮捕数有所上升。把廖祖笙逼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而后又令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且申诉无门，是否这背后大有深意？是否要借此事件，起到某种“震慑”效果？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我一向是一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没有“颠覆国家政权”之心，也从不激烈地反对哪个党派，因为我深知任何党派都有“好人”和“坏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我孩子出事前，我甚至很少去提及民主、自由这类“敏感”的字眼，我只致力于为百姓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致力于推翻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的三座大山。我觉得我的写作方向没有错，虽然我的那些文章可能在客观上让利益阶层觉得窝火和有损颜面，但始终指向的是最现实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搬去这三座大山，有利于人民的福寿康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可我家破人亡之后，从方方面面，我都能感受到公权对我存在着莫名的仇恨，一种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我不知道这种仇恨缘何而来。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我不知道解决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的问题到底有多难。我不知道让这三座大山横亘在百姓必经的路口，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到底有哪些好处。今年5月16日，温总理在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上说，中国采取积极措施缓解非洲债务负担，累计已免除非洲国家欠华债务109亿元，目前已承诺并正在办理的免债还有一百多亿元。我就不明白了，我国有如此财力“采取积极措施缓解非洲债务负担”，为非洲人民一出手就是几百亿元，何以却无力缓解本国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本国的百姓，是否就比非洲的百姓“贱”一些？一旦发生外来侵略，我国是否准备由非洲人民来保卫中国？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在一党独大的国家，人民并不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各级党政机关又无法“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于是腐败泛滥，公权不断走向堕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江山是共产党打下的，舍不得失去执政地位，这也不难理解，但至少不能因为害怕权力的失去，就让百姓不断挣扎在那些丧尽天良的官僚和部门的淫威之下吧？我认为在目前国情下，至少可以将民主选举扩大到县、区一级，这样百姓也就不至于活得那么苦，不至于饱遭了无良官员的荼毒，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始终把民主选举的范围停留在村一级，把反腐败停留在“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是不是就能杜绝腐败的泛滥？是不是就能让底层的百姓脱离苦海？难道除了维系现有的体制框架和民主框架，就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在缺乏民主监督体系的我国，舆论监督主要有赖于媒体，可媒体却常常被戴上口罩，什么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许多时候媒体并不具有自主权。现实常常是凡是“有损”官方形象的恶性事件，媒体就只能视而不见。如此，对于公权的妄为，我们又到底拿什么去监督？就凭纪委等部门近亲“诊断”，去给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治百病”吗？廖梦君惨烈遇害校园，各级“真理部”有过一些匪夷所思的异动，导致统一宣传口径的“新闻”通稿独占话语权，而国内其它媒体的自由采访一一被尘封。在人命关天之事上，是否也可以指鹿为马？是否也可以统一宣传口径？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惨案发生后，我先后以特快专递、挂号信的方式，向数十名官员寄出了上百封的申诉材料，至今没有收到一个官员的回复，连“节哀”二字也没有。胡主席和温总理日理万机，别的官员是否也都日理万机？在这一年多来，我夫妇俩饱尝公权的冷血、无耻和傲慢，是不是因为有了现有体制的支撑，中国的官员就能“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对嘤嘤泣告的百姓显示权力的傲慢？我夫妇俩为蒙冤惨死的孩子苦苦奔走了一年多，到现在也拿不到尸检报告，律师也无法调阅任何卷宗，这种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对我夫妇来说何时是个尽头？这个案子到底卡在哪里？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温总理亲笔签署的《信访条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这样几个字眼。如果真的能“谁主管、谁负责”，那么访民又何需上访？这一年多来，我夫妇俩东奔西走，无非就是被人用这几个字眼来打发。“不管你到哪里去上访，最终还得由我们来处理。”听着大沥镇有些官员一次次这样洋洋自得放出“豪言”，我感觉分外刺耳。那些一再被愚弄的访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样的《信访条例》，果真能救访民于水火吗？果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吗？果真能遏制公权的妄为吗？果真不再需要修改吗？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 …… 这些问号列着列着，我的胸间就又禁不住漾起一阵阵的心酸，打住吧，不列了。我纵然花费再多的笔墨，也写不尽这天下的心酸，也改变不了这面目全非的现实！ 曾经对两位寄予过厚望。曾经以为天是蓝的，地是绿的，然而不是，至少眼前看着不像是。在向两位列出这串问号的同时，我的心里更多盘旋的是这样一个问号：百姓的活路，到底在哪里？ 说是请胡主席、温总理释疑，这些疑问，或许要有待历史揭开谜底。 谁知道呢？风飘过，雨飘过，无语。 2007-08-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