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上午，北京的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焦国标博士家里来了几个警察，限定他在9月4日前不要出门。
“我们听说你要去看什么书展，”一位警官问：“是吧？”
“是的，是荷兰文学基金会邀请的。”焦国标回答。
“那我们劝你就别去了。”
其它理由是菲律宾总统和一个欧盟的人权代表团这些天访问北京。已知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当天到达北京，9月3日离开。但是，中国异议人士似乎没人听说过有这样的欧盟代表团访华。无论如何，警方还是在焦国标所住的住宅楼门前设了一个岗哨。
自从2004年以来，焦国标博士已经不是第一次受到警方这种法外施加的待遇。那年，他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由于一篇题为《讨伐中宣部》的著名文章上网而被停止教学工作，后来又被学校除名。仅在最近两个月内，警方就已经在他家门外设岗七次共27天，也就是45%的时间对他形同软禁，限制他出门的人身自由。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些公众活动，例如7月1日的中共党庆90周年，现在荷兰作为主宾国的北京图书博览会。
焦国标博士也不是唯一被警方不时强行限制在家里的人。在目前被软禁在家的数十异议作家、维权人士和前良心犯中，已知至少有四位受邀的作家无法参加荷兰在北京图书博览会（8月31日-9月4日）的活动。
一直有许多讨论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对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更有帮助——是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还是参与那里的官方活动？国外很多作家及其他访问者无疑是以良好的意愿到中国访问，去与那些受到中国政府信任和支持的中国同行们对话，绝不会想到正由于他们的正式访问，许多异议人士和政府不待见的其它公民却因此而受苦。得到政府确认的访问越多，那些受苦者的自由就越少。由此而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参与官方资助的活动，这些受苦者就会越来越成功地被孤立于社会，孤立于他们的同行和朋友，更不必说孤立于国际关注之外。
一些年前，当国际压力多于参与活动时，正是中国政府害怕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对异议人士会见其他人要宽容得多。2005年，侨居瑞典的中国公民的我，当时就是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与瑞典笔会和悉尼笔会的几位作家到北京访问，得以与独立笔会的几位负责人包括时任会长刘晓波博士及妻子刘霞等共进晚餐，未受到任何干扰。现在，刘晓波正在监狱中服他的11年徒刑，而刘霞自去年10月她丈夫被宣布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就被隔离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人们一直期望，参与的策略对中国人权状况会有长期的正面影响。自1997年以来，欧盟一直和中国政府参与人权对话。14年来，这些对话产生了什么正面影响呢？可以肯定，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政府支持者，有了更多得多的双边官方访问和私人访问。对于国内外的政府批评者和人权活动者而言，情况则越来越恶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何时有人权代表团访问中国，像刘晓波和焦国标这样的人士就失去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当您越多参与正式访问中国，他们就痛苦越多！
当焦国标博士在3天前告诉我对他受到的行动限制时，他对中国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表示非常愤怒而无助。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笔会和其它国际人权组织，愿意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以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2011年9月2日于斯德哥尔摩
（本文荷兰译本刊载于荷兰《鹿特丹商务晚报》2011年9月6日评论版http://www.nrc.nl/boeken/2011/09/06/officieel-chinabezoek-doet-vooral-veel-kwaad/?utm_campaign=rss&utm_source=synd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