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身在美国的薛涌先生已经成为大陆开明报纸的宠儿，他的时评常见于《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只因南都报拒绝发表他批评茅于轼先生的短文《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薛先生居然勃然大怒，公开声明终止和南都报的合作。
一，薛涌的“言论自由”成立吗？
薛涌先生终止合作的理由，很微言大义，也很政治正确。他说：“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
南都报违反“言论自由”，是很严重的指控。遗憾的是，薛涌先生的指控，显然是文不对题。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媒体，更不能因言治罪。因为，只有公权力才能干预媒体和封杀言论，也只有政府才有以言治罪的权力。所以，言论自由所针对的是公权力而非媒体。言论自由就是要禁止公权力干预媒体和言论，以确保一个言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让众声自由喧哗，让媒体保持独立，让众多媒体平等竞争，让多元价值在竞争中共处。
在言论自由制度下，每一独立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每一媒体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稿件进行取舍，这是媒体本身的权利，也是媒体独立性的标志之一。所以，某媒体拒绝发表某类稿子或某人的某篇稿子，与言论自由无关。比如，美国几大主流媒体，有左倾的《纽约时报》，有右倾的《华尔街日报》，它们对同一公共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立场会有很大区别，在编发稿件时自然会有各自的取舍。
也亏薛涌在自由美国呆了那么多年，居然连何为言论自由都不懂。而不懂言论自由的薛涌先生还讽刺南都报编辑说：“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
更搞笑的是，8月11日，薛涌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短文，再次拿出在自由美国呆过多年的身份，傲慢地为国内同行指点江山。他说：“经此一事，我有了觉悟。第一，中国一流的编辑，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也没有意愿坚持。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对民主没有体会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所以，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即使还写中文，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条件下，不能不承认，中国知识界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依然需要从书本上、更要从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但我更难以理解的是，即便薛涌先生很懂言论自由和民主，也没有理由如此傲慢。何况，从薛先生的决裂宣言中，还真看不出他多懂言论自由。
二，南都编辑的拒绝真的没道理吗？
也多亏薛涌先生在大义凛然的决裂声明中引用了南都报编辑的信件，才让我这个旁观者看到了南都编辑“拒薛”的理由。
南都报的编辑拒绝的理由，主要不是因为薛批茅“为富人说话”，而是因为薛对茅的某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
首先，薛先生文章《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只要为富人说话，就不能为穷人办事。而南都编辑用事实告诉薛涌先生，茅先生恰恰是极少数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他确实做到了“既为富人说话，又为穷人办事”。
针对薛对茅提出的严厉道德批判，编辑部主任特别给薛写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
其次，茅先生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说：“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薛涌先生在《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第二段说：“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薛先生这段话的最大问题在于：在他的“很难让人相信”的表述中，他不相信茅先生的自白而又拿不出不相信的证据。他相信茅先生“和富人有特殊感情”，传达的肯定是强烈的负面信息；相信茅先生“得到富人的好处”，更会给人以丰富的负面联想，什么好处？多少好处？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方式得到了好处？
我以为，这样的指控很严重，必须要有切实的证据。可以批评茅先生，但批评要有证据，不能自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
所以，另一位编辑写信给薛涌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薛涌的整篇文章建立在道德指控上，而这样指控偏偏又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个人认为，南都编辑的两封回信都很通情达理，也很厚道。
茅先生为穷人办事始于1993年，至今已经将近15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六四至今还是官方最敏感的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为六四难属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敢于为因言获罪的杜导斌发声，为营救被构陷的孙大午奔走呼吁，也为一些良心犯提供过经济上的帮助。
这些，久在美国的薛涌可能不了解，但不了解不能瞎说。这倒比较符合薛涌先生的夫子自道：“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但薛先生在不了解茅先生在国内所为的情况下，也在南都编辑向他陈述了茅先生“为穷人办事”的大量事实后，他非但没有丝毫歉意，反而一脸多年身在海外的傲慢，还好意思指责茅先生之论“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
要我看，薛先生的傲慢近于委琐：1，薛涌先生曾是南都报言论版的主要作者之一，但只因南都报拒绝他的一篇稿子，居然就大动干戈，公开声明与南都报决裂。这样的“决裂”，没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是万万作不出的。2，连言论自由的常识都懵懂的薛先生，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指责南都编辑不懂言论自由和民主。
倒是茅先生不改一贯的厚道，他在得知薛涌与南都报的冲突后，曾于8月9日写信给南都报说：
“我希望薛涌和南都报的合作不要中断。南都报可以补发薛涌的文章。尽量体现平等自由的精神。
也希望薛涌把拒载和言论自由区分开来。一个媒体刊什么，不刊什么总有他选择的自由，这和国家的言论自由无关。不能因为拒载某篇文章就认为言论没有自由。
薛涌批评我的某些观点，比如中国有没有仇富，中国百姓历来是穷还是富，我不想反驳。让大家来判断。的确我的历史知识很不够，请历史学家来说。
我没有说过先保护富人。我一直强调富人穷人一样要保护。至于为什么我要为富人说话，其理由我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不再重复。
茅于轼上”
2007年8月12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