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一边是“封神”，一边是放任）

谈到中国人近六十年来的精神文明状况，不免有每况愈下之感，原因发人深思。这一话题事关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大有研究分析之必要。

李炜光先生在《我们的学生缺什么》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期《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高中学生参加，节目中中美学生的表现呈现强烈的对比，读后令人深思。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一致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歌颂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然后弹古筝，弹钢琴，吹箫，三个女生合唱，一个人深情地朗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一位留美的华裔作家现场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措施等，看起来都是一些很细小但又让人觉得肯定是很实际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每一项工作，做什么，准备怎么做，做每件事的预算精确到几元几角几分，都有细致周到的计算安排。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让人感到整个计划拿过来就可以实施。

差异是如此巨大，又是如此令人忧虑。在涉及价值观这样的核心问题上，中国学生选择直奔自认的主体——权力和财富，以致完全忽视了人生中更重要的东西。官文化在下一代中国人的头脑里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已经无法改变。在做事上更是差劲。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中国学生的表现与社会实际生活完全脱钩，眼界狭窄，缺乏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知识，好像有用的东西一点没学会。”

李先生所说的正是现在正在老去的一代中国人深沉的忧思。一句大家熟知的套话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怎样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使他们成为健康的合格的新型国家公民，关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这话虽然陈旧并且了无新意，却偏偏道出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大危机，令人震动警醒。人们要问，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在精神世界和生存发展能力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又何由发生？毫无疑问，这一问题的发生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作为社会精神领域的指导者难辞其咎。而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思想和履行其职能的方式未能与时俱进，一边是“封神”，一边是放任，令年轻人无所适从，难以确立精神支柱。

若干年来，我们习惯的宣传方式是“树立典型”，用以教育并引导人民包括青少年儿童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进步。这种方式的特点大致有：

第一，官方主导。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选择宣传什么样的典型，要达到何种宣传目的，采用何种宣传手段，都由官方决定并实施。

第二，这种典型所反映的价值观主要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或“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型，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型，缺乏与中华民族“勤俭”、“孝悌”、“诚信”、“友爱”等传统美德的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缺乏感召力。如果现实生活中拟作为典型的人与这一标准不完全相符，则“去粗取精”，去低取高，塑低成高，必高大完美而后已，这种人为拔高的方式通常又会产生反作用。

第三，这类典型大抵死人多、患绝症的多、健康的活人少。可能是以为从宣传角度看悲剧更容易感动得人流泪，而宣传死人则更为保险，人死了不会再“犯错误”，不致因成为典型后出现新问题损害形象影响宣传效果。

这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封神”法。既僵化呆板，又脱离实际。而所封之“神”大抵都是党员干部，恰与官场贪腐泛滥成灾的现实成为对照。突出此种方法教育和引导社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既不对路，又缺少说服力，效果如何，相信没有人会给出较高的评价。

除了“封神”和对某些敏感言论的“封禁”之外，官方在宣传教育方面似乎明显没有其他可用的导路，因而又出现另一极端即“放任”。在追逐金钱利益的狂热趋动下，铺天盖地的宣传产品倒以误导青少年和大众的占了主流，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却是放弃了过去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采取了视而不见或干脆放任的态度。以最近几年热播的许多电视剧（包括不断创造新的票房记录的所谓大片）而论，即令是以严肃著称的中央台也常常播出令人始料不及的玩艺儿，到处弥漫“戏说”、“搞笑”和“荒诞不经”，银幕上的红男绿女，凡属青少年的，大多染上流行病，不是疯颠，就是呆痴，肉麻翻为有趣，浅薄翻为时尚，这种传染病又在各种电视选秀等商业炒作行为中获得更大的流行，成为影响整个青少年群体的主要精神食粮。毋须多作分析，这些所谓“精神食粮”之中当然找不到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蛛丝马迹，同样也找不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因素，更无现代国家公民所要求的必备品质，甚至没有思想，有的只是引导人们逃避现实，不负责任，浑浑噩噩，唯有一个沉迷于幻想世界之中的“自我”，或疯疯傻傻游戏人生，或机缘巧合一夜暴富。可以说，这类东西都应当归入精神鸦片类。这些鸦片类的精神产品在整个精神产品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给青少年、儿童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如同有些外国人看多了中国武打片一样，误认为“中国人会飞”，处在成长期间的青少年和儿童缺乏鉴别能力，吸收的这些“鸦片”一多，难免昏昏沉沉，以为人生本当如此。若是将来他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将是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刘国光先生最近提出设问，谁在占领中国的舆论阵地？他主要考虑的还是意识形态姓社或姓资的问题，并且对设问的问题似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指的舆论阵地其实只是少数学者和刊物圈内，属于中国舆论阵地之小小一隅。依我分析，就舆论阵地的大局而言，当然还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控制着中国的舆论阵地，但从目前的现状和实质上看，不如说是“金钱”在控制着中国的舆论阵地。

参加中美对抗赛的中方学生都是在这样的精神产品哺育下和氛围中长大的，他们的表现正是这种哺育和氛围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很难揣测在宣传方面如此放任的原因所在。但有一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就是由于精神产品产出方面的若干禁忌，使得回避现实成为一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源于当代生活并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震撼人心的作品难以问世，而追逐商业利润和票房价值的考虑又使作品制作者将追求生活的真实和高尚审美情趣的要求搁置一边。这些年来相声和小品的由盛而衰，只靠远离实际生活的“逗你玩”、“忽悠”苟延残喘，便是众目共睹的典型例证。可见，宣传主管部门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造成了目前的现状：精神鸦片泛滥成灾，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具有教育意义能感动人心的作品极其稀少。在电视剧方面，这几年我们进口了不少韩片，反映韩国人的家庭、爱情生活，尽管我并不喜欢看这类题材，但客观地说，这些影视剧无不在着力表现韩国人内在的精神风貌，孝悌，友爱，忠诚，追求上进等等，即使仅从服装打扮、环境布置来看，也尽力给人以清新可喜的感受。反观我们一些电视剧，人物之鄙陋，品行之低下，行为之轻佻，环境之污浊，都形成鲜明对照。但奇怪的是，从时下的趋势看，似乎这正是制作者所追求的东西。

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宣传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共产主义道德的一套不适合作为全社会公众的精神食品，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批判打击之后又已凋零得不成模样，造成几代人的精神营养严重缺失。不要说现在的少年儿童，即令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若是告诉他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业维艰”，“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慎独”，“修身”之类，他们听来已象是外星人语言。何况到他们的子女一代，自然犹有过之。

这确象是悲观论调。中国人在近六十年的期间内精神领域始终处于颓势，六十年中又以近三十年为甚。邓小平先生曾说过，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大概是在1988年前后讲的。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对整个三十年完全适用。而我们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对策至今仍在走着两个极端，“封神”和“封禁”之外，干脆放任。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人民群众在精神家园方面的进步，主要应当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因为这种进步只能是一种立足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弘扬和升华，源于生活经验和生活环境，如雨露阳光潜移默化，不能由外界强行输入或一厢情愿地拨苗助长，更不能背离现实生活的基础。因此官方主导不如民间主导。官方所要做的是，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真正体现高尚的、与时俱进的法治品格和新型道德形象，如新加坡政府以其清廉以及对社会和人民的高效率服务，引领了全国人民的清新和健康风尚。

反思之二：必须明确区分党员教育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与社会教育，二者不可混同。党员教育与党内教育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事，目标可以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国民教育则应当以培养现代法治国家的合格国民为目标，党员必须是合格国民，而合格国民未必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所以社会宣传应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思想。对普通国民而言，脱却人性的神让人顶礼膜拜而不可学习模仿，因而“封神”的方法就失去了宣传教化的意义。

反思之三：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需要树立更为丰富多样的、植根于民族传统而又具有现代气息、现代民主与法治理念并具于开拓创新精神的榜样。这些榜样充满个人魅力和不同寻常的丰富内涵，同时又是平常的凡人。人类的精神家园本是无限丰富生动的领域，揭示这种真实、丰富和生动，不是从教条出发通过人为的拔高和概念化去塑造高大全，而是通过表现真实深入挖掘，于细微处见精神，展现鲜活的生命及其感人内涵。过去的“封神”方式决定了所推出的典型品类单调形象单薄，有的明显透出“假大空”，神圣的光环使之于人民大众相距甚远，几乎遥不可及。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各类媒体真正贴近群众贴近基层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发现和展示这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闪光点。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企业家等等，都是着眼的对象；每一个村、镇、市县，都应当有群众津津乐道的普通人的传奇。这需要社会各界、新闻媒体来共同推动。

其实，“封神”方式带来的不仅是效果不佳，还有其他弊端，突出的就是助长“言行不一”，造成虚假和虚伪的流行，败坏社会风气。许多地方的官方“封神”造就的先进模范人物及其演讲，成为一种闹剧：台上由播音员表演声情并茂甚或涕泪滂沱，台下窃窃私议，只因离实情太远。这样的“封神”，不封也罢。

核心问题是要杜绝“假大空”和“假恶丑”，提倡“真善美”。而“真善美”三者之中，应以“真实”为第一位，这是在精神领域追求真理的前提。唯有撤除各种禁锢，才能解放思想，引导青少年直面历史，直面人生，从中吸取营养，学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探访了几位老一辈科学家，其中有九十六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送温总理一句话：“假话一句不讲，真话不全讲”。这是季先生的诤谏，集九十六年之经验智慧，深知“求真”为所有人的立身之本，社会正气赖之树立，诚为人生格言。假话一句都不能讲，讲了有损人格，真话不全讲因为有例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当然无可奉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全体国民包括青少年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都要从一个“真”字入手。

随着“封神”方式从现代宣传阵地的退出，宣传部门也要有自己的变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除真理标准的讨论由邓小平同志强势推动以外，宣传部门在若干年中与时俱进并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动作屈指难数，难免有僵化、保守、古板之嫌，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若干宣传领域放弃规范引导的应有责任。而宣传教化工作责任至为重大，不进则退，则沦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宣传部门要适应形势，必须从天上走到地下来，走到老百姓之中来，真正沉下去听取反映百姓的声音，解放思想，撤除各种禁忌的藩蓠，求“真”杜“假”，加强引导，放手而不放任，才能创造出中国人精神家园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原题：一边是“封神”，一边是放任）

谈到中国人近六十年来的精神文明状况，不免有每况愈下之感，原因发人深思。这一话题事关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大有研究分析之必要。

李炜光先生在《我们的学生缺什么》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期《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高中学生参加，节目中中美学生的表现呈现强烈的对比，读后令人深思。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一致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歌颂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然后弹古筝，弹钢琴，吹箫，三个女生合唱，一个人深情地朗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一位留美的华裔作家现场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措施等，看起来都是一些很细小但又让人觉得肯定是很实际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每一项工作，做什么，准备怎么做，做每件事的预算精确到几元几角几分，都有细致周到的计算安排。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让人感到整个计划拿过来就可以实施。

差异是如此巨大，又是如此令人忧虑。在涉及价值观这样的核心问题上，中国学生选择直奔自认的主体——权力和财富，以致完全忽视了人生中更重要的东西。官文化在下一代中国人的头脑里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已经无法改变。在做事上更是差劲。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中国学生的表现与社会实际生活完全脱钩，眼界狭窄，缺乏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知识，好像有用的东西一点没学会。”

李先生所说的正是现在正在老去的一代中国人深沉的忧思。一句大家熟知的套话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怎样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使他们成为健康的合格的新型国家公民，关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这话虽然陈旧并且了无新意，却偏偏道出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大危机，令人震动警醒。人们要问，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在精神世界和生存发展能力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又何由发生？毫无疑问，这一问题的发生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作为社会精神领域的指导者难辞其咎。而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思想和履行其职能的方式未能与时俱进，一边是“封神”，一边是放任，令年轻人无所适从，难以确立精神支柱。

若干年来，我们习惯的宣传方式是“树立典型”，用以教育并引导人民包括青少年儿童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进步。这种方式的特点大致有：

第一，官方主导。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选择宣传什么样的典型，要达到何种宣传目的，采用何种宣传手段，都由官方决定并实施。

第二，这种典型所反映的价值观主要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或“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型，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型，缺乏与中华民族“勤俭”、“孝悌”、“诚信”、“友爱”等传统美德的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缺乏感召力。如果现实生活中拟作为典型的人与这一标准不完全相符，则“去粗取精”，去低取高，塑低成高，必高大完美而后已，这种人为拔高的方式通常又会产生反作用。

第三，这类典型大抵死人多、患绝症的多、健康的活人少。可能是以为从宣传角度看悲剧更容易感动得人流泪，而宣传死人则更为保险，人死了不会再“犯错误”，不致因成为典型后出现新问题损害形象影响宣传效果。

这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封神”法。既僵化呆板，又脱离实际。而所封之“神”大抵都是党员干部，恰与官场贪腐泛滥成灾的现实成为对照。突出此种方法教育和引导社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既不对路，又缺少说服力，效果如何，相信没有人会给出较高的评价。

除了“封神”和对某些敏感言论的“封禁”之外，官方在宣传教育方面似乎明显没有其他可用的导路，因而又出现另一极端即“放任”。在追逐金钱利益的狂热趋动下，铺天盖地的宣传产品倒以误导青少年和大众的占了主流，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却是放弃了过去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采取了视而不见或干脆放任的态度。以最近几年热播的许多电视剧（包括不断创造新的票房记录的所谓大片）而论，即令是以严肃著称的中央台也常常播出令人始料不及的玩艺儿，到处弥漫“戏说”、“搞笑”和“荒诞不经”，银幕上的红男绿女，凡属青少年的，大多染上流行病，不是疯颠，就是呆痴，肉麻翻为有趣，浅薄翻为时尚，这种传染病又在各种电视选秀等商业炒作行为中获得更大的流行，成为影响整个青少年群体的主要精神食粮。毋须多作分析，这些所谓“精神食粮”之中当然找不到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蛛丝马迹，同样也找不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因素，更无现代国家公民所要求的必备品质，甚至没有思想，有的只是引导人们逃避现实，不负责任，浑浑噩噩，唯有一个沉迷于幻想世界之中的“自我”，或疯疯傻傻游戏人生，或机缘巧合一夜暴富。可以说，这类东西都应当归入精神鸦片类。这些鸦片类的精神产品在整个精神产品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给青少年、儿童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如同有些外国人看多了中国武打片一样，误认为“中国人会飞”，处在成长期间的青少年和儿童缺乏鉴别能力，吸收的这些“鸦片”一多，难免昏昏沉沉，以为人生本当如此。若是将来他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将是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刘国光先生最近提出设问，谁在占领中国的舆论阵地？他主要考虑的还是意识形态姓社或姓资的问题，并且对设问的问题似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指的舆论阵地其实只是少数学者和刊物圈内，属于中国舆论阵地之小小一隅。依我分析，就舆论阵地的大局而言，当然还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控制着中国的舆论阵地，但从目前的现状和实质上看，不如说是“金钱”在控制着中国的舆论阵地。

参加中美对抗赛的中方学生都是在这样的精神产品哺育下和氛围中长大的，他们的表现正是这种哺育和氛围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很难揣测在宣传方面如此放任的原因所在。但有一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就是由于精神产品产出方面的若干禁忌，使得回避现实成为一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源于当代生活并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震撼人心的作品难以问世，而追逐商业利润和票房价值的考虑又使作品制作者将追求生活的真实和高尚审美情趣的要求搁置一边。这些年来相声和小品的由盛而衰，只靠远离实际生活的“逗你玩”、“忽悠”苟延残喘，便是众目共睹的典型例证。可见，宣传主管部门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造成了目前的现状：精神鸦片泛滥成灾，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具有教育意义能感动人心的作品极其稀少。在电视剧方面，这几年我们进口了不少韩片，反映韩国人的家庭、爱情生活，尽管我并不喜欢看这类题材，但客观地说，这些影视剧无不在着力表现韩国人内在的精神风貌，孝悌，友爱，忠诚，追求上进等等，即使仅从服装打扮、环境布置来看，也尽力给人以清新可喜的感受。反观我们一些电视剧，人物之鄙陋，品行之低下，行为之轻佻，环境之污浊，都形成鲜明对照。但奇怪的是，从时下的趋势看，似乎这正是制作者所追求的东西。

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宣传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共产主义道德的一套不适合作为全社会公众的精神食品，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批判打击之后又已凋零得不成模样，造成几代人的精神营养严重缺失。不要说现在的少年儿童，即令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若是告诉他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业维艰”，“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慎独”，“修身”之类，他们听来已象是外星人语言。何况到他们的子女一代，自然犹有过之。

这确象是悲观论调。中国人在近六十年的期间内精神领域始终处于颓势，六十年中又以近三十年为甚。邓小平先生曾说过，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大概是在1988年前后讲的。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对整个三十年完全适用。而我们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对策至今仍在走着两个极端，“封神”和“封禁”之外，干脆放任。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人民群众在精神家园方面的进步，主要应当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因为这种进步只能是一种立足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弘扬和升华，源于生活经验和生活环境，如雨露阳光潜移默化，不能由外界强行输入或一厢情愿地拨苗助长，更不能背离现实生活的基础。因此官方主导不如民间主导。官方所要做的是，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真正体现高尚的、与时俱进的法治品格和新型道德形象，如新加坡政府以其清廉以及对社会和人民的高效率服务，引领了全国人民的清新和健康风尚。

反思之二：必须明确区分党员教育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与社会教育，二者不可混同。党员教育与党内教育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事，目标可以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国民教育则应当以培养现代法治国家的合格国民为目标，党员必须是合格国民，而合格国民未必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所以社会宣传应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思想。对普通国民而言，脱却人性的神让人顶礼膜拜而不可学习模仿，因而“封神”的方法就失去了宣传教化的意义。

反思之三：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需要树立更为丰富多样的、植根于民族传统而又具有现代气息、现代民主与法治理念并具于开拓创新精神的榜样。这些榜样充满个人魅力和不同寻常的丰富内涵，同时又是平常的凡人。人类的精神家园本是无限丰富生动的领域，揭示这种真实、丰富和生动，不是从教条出发通过人为的拔高和概念化去塑造高大全，而是通过表现真实深入挖掘，于细微处见精神，展现鲜活的生命及其感人内涵。过去的“封神”方式决定了所推出的典型品类单调形象单薄，有的明显透出“假大空”，神圣的光环使之于人民大众相距甚远，几乎遥不可及。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各类媒体真正贴近群众贴近基层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发现和展示这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闪光点。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企业家等等，都是着眼的对象；每一个村、镇、市县，都应当有群众津津乐道的普通人的传奇。这需要社会各界、新闻媒体来共同推动。

其实，“封神”方式带来的不仅是效果不佳，还有其他弊端，突出的就是助长“言行不一”，造成虚假和虚伪的流行，败坏社会风气。许多地方的官方“封神”造就的先进模范人物及其演讲，成为一种闹剧：台上由播音员表演声情并茂甚或涕泪滂沱，台下窃窃私议，只因离实情太远。这样的“封神”，不封也罢。

核心问题是要杜绝“假大空”和“假恶丑”，提倡“真善美”。而“真善美”三者之中，应以“真实”为第一位，这是在精神领域追求真理的前提。唯有撤除各种禁锢，才能解放思想，引导青少年直面历史，直面人生，从中吸取营养，学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探访了几位老一辈科学家，其中有九十六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送温总理一句话：“假话一句不讲，真话不全讲”。这是季先生的诤谏，集九十六年之经验智慧，深知“求真”为所有人的立身之本，社会正气赖之树立，诚为人生格言。假话一句都不能讲，讲了有损人格，真话不全讲因为有例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当然无可奉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全体国民包括青少年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都要从一个“真”字入手。

随着“封神”方式从现代宣传阵地的退出，宣传部门也要有自己的变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除真理标准的讨论由邓小平同志强势推动以外，宣传部门在若干年中与时俱进并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动作屈指难数，难免有僵化、保守、古板之嫌，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若干宣传领域放弃规范引导的应有责任。而宣传教化工作责任至为重大，不进则退，则沦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宣传部门要适应形势，必须从天上走到地下来，走到老百姓之中来，真正沉下去听取反映百姓的声音，解放思想，撤除各种禁忌的藩蓠，求“真”杜“假”，加强引导，放手而不放任，才能创造出中国人精神家园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