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触及贫富问题的敏感带，引出争议一片；近日，他又在《南方周末》发表笔谈《我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其中说道：“一个国家，有三种可能性：全都是富人、全都是穷人、穷人和富人混杂在一起。全都是富人我们目前做不到。现在我们要么全都是穷人，要么有穷有富……只有一条路，穷人和富人并存，大家和谐相处。”
茅先生的用意当然值得敬重。不过，试问古今中外，何曾有过“全都是富人”的社会呢？这不像是一位经济学家说出来的话啊！
“要么全都是穷人，要么有穷有富”，这倒是颠扑不破的大实话，但在我看来，也还是需要作进一步的梳理。
“有穷有富”，或者说，贫富分化，确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也是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常态。不妨说，资本（财富）的过分集中是市场经济的必要之恶，正如权力的过分集中也是人类社会的必要之恶。一方面要鼓励富者愈富，一方面又要避免穷者愈穷，谈何容易？作为所谓“丰裕社会”的美国，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也说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富人的美国，一个是穷人的美国，何况西方之外、发展之中的后进国家呢？
可是，我以为，尽管表面上看，贫富分化在哪里都是贫富分化，实际上却应当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富裕中的贫困（富裕中有贫困），一种是贫困中的富裕（贫困中有富裕）。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欧洲、日本……当然属于富裕中的贫困；相对而言，中国仍属于贫困中的富裕。若仅从中国范围看，则沿海地区偏向富裕中的贫困，内陆地区偏向贫困中的富裕；城市偏向富裕中的贫困，农村偏向贫困中的富裕；私营企业偏向富裕中的贫困，垄断企业偏向贫困中的富裕。
富裕中的贫困是“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并不十分可怕；而贫困中的富裕则是“看得见的脚”（朱学勤先生语）所造成的，那才最可怕。因此，在富裕中的贫困这一语境中，“替富人说话”并无不妥；但在贫困中的富裕这一语境中，“仇富”却是有其合理性的。
那么，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是更需要“替富人说话”呢，还是更需要“仇富”？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富裕中有贫困，并不可耻；只有富裕，没有贫困——富裕而要抹杀贫困的存在，或者富裕而要掩饰贫困的存在，才是最可耻的。将乞丐驱逐到行政管辖范围之外的荒郊野岭，是可耻的；说农民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居民，说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高收入阶层，说无产阶级就是要甘于贫困而“先让全人类富起来”，也是可耻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