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密档案看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第二，中苏关系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深入探究中苏关系并发掘其对中国的影响，本身也是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历史记忆的校正与还原。

筹资数百万，搜集翻译苏联档案

中苏关系史属于外交史研究领域，研究材料应当以两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档案为主，而非简单依据双方的官方宣传与观点。同时，在研究观点上也应当参考他国学者的结论，特别是苏联与俄罗斯学者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从相对公允的立场出发，依据两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真实言行与政策，来钩沉史实并推演历史事件行动者的真实意图。正因为此，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正是中苏关系史原始资料与客观研究态度的集大成者。作者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等人对两国政府机密文件的搜集工作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传奇。自俄罗斯从1990年代初甫一开放前苏联政府机密档案，沈志华就抓住时机，自费远赴莫斯科搜集资料，之后又与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积极交换各自拥有的苏联档案。随后沈志华又自己筹资数百万，组织国内俄文翻译力量，耗数年之功，将这些档案整理出版为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此外，针对中国地方档案馆开放程度较高的特点，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等作者先后搜集了东北各省、西北各省、西南各省档案馆所藏资料，从地方档案馆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与资料。

推动中央档案的开放

为了推动中国中央各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作者们一方面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纠正国际学术界一些错误观点，以此证明开放政府档案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曾有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派军入朝作战，其根据是苏联解密档案提到中共政治局1950年10月4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中国由于存在军事装备落后、无空军掩护等困难，因此不能出兵。而沈志华通过反复比较中苏两国相关档案，发现毛泽东早在10月2日就已决定出兵朝鲜并拟好给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随后未能征得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同意，才不得不于10月4日告诉苏方暂不出兵。之后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获得了彭德怀的支持，最终中共中央在10月5日决定抗美援朝。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也便于国外了解中国的决策并因此减少对中国的误判与误解。

另一方面，作者们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宣传档案开放的重要性。例如沈志华就将自己搜集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关资料无偿赠送给相关部门，便利了许多官方修史的写作，也因此让相关部门认识到开放档案的好处。近年来，包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内的一些档案馆已经逐步对外开放，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小心求证，推翻流行看法

正是以这样的资料与研究态度为基础，《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例如，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说明，中苏关系分裂并非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中国领导人虽不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具体方式，但是对批判斯大林持肯定态度，因为苏共的这一批判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减轻了中国的思想负担，可以放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同样，为人们所熟知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也被苏联解密档案与中文相关材料证明并非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织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自朝鲜战争以来中苏两国军事合作不断加深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目的只是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全球对抗美国，只是未料到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解释。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苏联完全遵从了毛泽东的要求，这两个事件实际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

区分两对关系，理解中苏风雨

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中苏之间的风风雨雨呢？《中苏关系史纲》指出，关键是要区分两对关系：一是中共与苏共的党际关系，一是中国与苏联的国家间关系。虽然这两对关系一直纠缠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领导地位。在国内革命过程中，中共逐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在夺取政权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大党，变成苏共不得不在内政外交方面十分倚重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而之后由于中共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认识差异，中共起而挑战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于中苏两党不断变化的关系，国家间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准则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要求各国在交往中以平等为基础。两对关系互相影响，彼此推动。两党关系良好时固然可以促进两国的合作，并能掩盖两国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但两国利益的矛盾也会导致两党之间的猜疑与争吵，而一旦两党关系降温，两者之间僵硬的意识形态斗争反而会加强或放大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两党走向对立。因此《史纲》各个部分的题目点出了各个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特点：“难以确定的对手”、“同志加兄弟”、“从分裂到对抗”和“走正常化之路”。

《史纲》的这种看法为我们重新了解中苏关系演变提供了一把钥匙，得以从中苏两党两国繁复众多的联系中提纲挈领地把握其变化的脉络，同时也让许多原本隐藏在历史洪流之下的因素与事件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就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中苏两党关系而言，《史纲》特别强调了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中共作为前者的一个支部此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则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共对苏共的迷信。但是毛泽东与中共的这种独立性及其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坚持自己的斗争路线，使斯大林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侵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做法——如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保留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令中国领导人产生不满。

正是在这种互相猜忌下，《史纲》指出中苏两国在1950年初的结盟事实上异常艰难。毛泽东既要争取苏联对中国的全方面援助，又要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而斯大林既想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又要极力维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现了毛泽东的废除苏联在东北特权、获得苏联援助两个目的，但中国也不得不在经济合作方面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

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1950年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苏两党与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朝鲜战争本是斯大林秘密策划的一次军事冒险，但在美军介入、北朝鲜兵败之后，斯大林害怕与美国直接对抗而袖手旁观。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毅然派遣中国志愿军入朝与美军正面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果。中国的参战打消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史纲》指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8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苏共内部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派出代表团积极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斡旋，不但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也维持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还在赫鲁晓夫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提供了支持，使赫鲁晓夫巩固了其领导地位。中共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展现出的高超政治技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成为与苏共并驾齐驱的领导党。正是因为中共对苏共提供了如此大的支持，两国的合作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更加紧密的阶段，苏联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力度，更开始向中国提供包括核武器研发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的军事援助。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日益左转

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亲密合作到1959年就出现了裂痕。究其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已经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中共从自身经验出发，强调国际局势的紧张，认为武装斗争仍然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手段。而苏共领导人则强调由于东西方都认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因此和平共处与竞赛是国际形势的主流。

《史纲》指出，正是因为在基本观点上的不同，1958年中共领导人在未通知苏共领导人的情况下炮轰金门，惹恼了赫鲁晓夫，因为后者正在积极推动冷战缓和，而中共的做法无疑是在唱对台戏。同时，中国军方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美国“响尾蛇”导弹后一直拖延不给苏联，使赫鲁晓夫与苏联军方十分不满。从此苏联开始逐步收紧了在高尖端武器上对中国的援助。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上，《史纲》指出，中苏两党虽然都要求改革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但苏共领导人并不支持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来实现跃进的做法。苏共所持的怀疑态度，激怒了毛泽东。

中苏两党的矛盾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会面中得到集中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双方互不让步，都想让对方承认错误，双方为此从1960年初展开论战，争取国际共运中其他各党对自己的支持。这种对立使得两党实际上开始角逐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国际共运也因此陷于分裂。同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对两国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国内外政策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日益左转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而随着苏联逐渐转变成为敌人，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不仅进行了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更在中苏发生边境冲突后开始联美抗苏。至此，中国国内形势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因为《中苏关系史纲》有破有立，而且对中国当代史有相当深入的涉及，即便是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会觉得费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们浸染于各种原始资料长达十数年，已十分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脾气，因此书中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例如斯大林的老谋深算、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赫鲁晓夫的冲动暴躁，每每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但是由于这本书只是一本《史纲》，对许多题目不得不进行浓缩或者删减，所以让人觉得未免有些意犹未尽。

从解密档案看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第二，中苏关系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深入探究中苏关系并发掘其对中国的影响，本身也是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历史记忆的校正与还原。

筹资数百万，搜集翻译苏联档案

中苏关系史属于外交史研究领域，研究材料应当以两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档案为主，而非简单依据双方的官方宣传与观点。同时，在研究观点上也应当参考他国学者的结论，特别是苏联与俄罗斯学者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从相对公允的立场出发，依据两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真实言行与政策，来钩沉史实并推演历史事件行动者的真实意图。正因为此，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正是中苏关系史原始资料与客观研究态度的集大成者。作者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等人对两国政府机密文件的搜集工作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传奇。自俄罗斯从1990年代初甫一开放前苏联政府机密档案，沈志华就抓住时机，自费远赴莫斯科搜集资料，之后又与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积极交换各自拥有的苏联档案。随后沈志华又自己筹资数百万，组织国内俄文翻译力量，耗数年之功，将这些档案整理出版为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此外，针对中国地方档案馆开放程度较高的特点，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等作者先后搜集了东北各省、西北各省、西南各省档案馆所藏资料，从地方档案馆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与资料。

推动中央档案的开放

为了推动中国中央各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作者们一方面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纠正国际学术界一些错误观点，以此证明开放政府档案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曾有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派军入朝作战，其根据是苏联解密档案提到中共政治局1950年10月4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中国由于存在军事装备落后、无空军掩护等困难，因此不能出兵。而沈志华通过反复比较中苏两国相关档案，发现毛泽东早在10月2日就已决定出兵朝鲜并拟好给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随后未能征得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同意，才不得不于10月4日告诉苏方暂不出兵。之后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获得了彭德怀的支持，最终中共中央在10月5日决定抗美援朝。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也便于国外了解中国的决策并因此减少对中国的误判与误解。

另一方面，作者们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宣传档案开放的重要性。例如沈志华就将自己搜集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关资料无偿赠送给相关部门，便利了许多官方修史的写作，也因此让相关部门认识到开放档案的好处。近年来，包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内的一些档案馆已经逐步对外开放，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小心求证，推翻流行看法

正是以这样的资料与研究态度为基础，《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例如，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说明，中苏关系分裂并非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中国领导人虽不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具体方式，但是对批判斯大林持肯定态度，因为苏共的这一批判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减轻了中国的思想负担，可以放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同样，为人们所熟知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也被苏联解密档案与中文相关材料证明并非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织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自朝鲜战争以来中苏两国军事合作不断加深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目的只是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全球对抗美国，只是未料到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解释。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苏联完全遵从了毛泽东的要求，这两个事件实际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

区分两对关系，理解中苏风雨

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中苏之间的风风雨雨呢？《中苏关系史纲》指出，关键是要区分两对关系：一是中共与苏共的党际关系，一是中国与苏联的国家间关系。虽然这两对关系一直纠缠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领导地位。在国内革命过程中，中共逐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在夺取政权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大党，变成苏共不得不在内政外交方面十分倚重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而之后由于中共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认识差异，中共起而挑战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于中苏两党不断变化的关系，国家间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准则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要求各国在交往中以平等为基础。两对关系互相影响，彼此推动。两党关系良好时固然可以促进两国的合作，并能掩盖两国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但两国利益的矛盾也会导致两党之间的猜疑与争吵，而一旦两党关系降温，两者之间僵硬的意识形态斗争反而会加强或放大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两党走向对立。因此《史纲》各个部分的题目点出了各个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特点：“难以确定的对手”、“同志加兄弟”、“从分裂到对抗”和“走正常化之路”。

《史纲》的这种看法为我们重新了解中苏关系演变提供了一把钥匙，得以从中苏两党两国繁复众多的联系中提纲挈领地把握其变化的脉络，同时也让许多原本隐藏在历史洪流之下的因素与事件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就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中苏两党关系而言，《史纲》特别强调了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中共作为前者的一个支部此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则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共对苏共的迷信。但是毛泽东与中共的这种独立性及其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坚持自己的斗争路线，使斯大林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侵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做法——如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保留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令中国领导人产生不满。

正是在这种互相猜忌下，《史纲》指出中苏两国在1950年初的结盟事实上异常艰难。毛泽东既要争取苏联对中国的全方面援助，又要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而斯大林既想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又要极力维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现了毛泽东的废除苏联在东北特权、获得苏联援助两个目的，但中国也不得不在经济合作方面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

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1950年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苏两党与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朝鲜战争本是斯大林秘密策划的一次军事冒险，但在美军介入、北朝鲜兵败之后，斯大林害怕与美国直接对抗而袖手旁观。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毅然派遣中国志愿军入朝与美军正面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果。中国的参战打消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史纲》指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8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苏共内部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派出代表团积极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斡旋，不但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也维持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还在赫鲁晓夫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提供了支持，使赫鲁晓夫巩固了其领导地位。中共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展现出的高超政治技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成为与苏共并驾齐驱的领导党。正是因为中共对苏共提供了如此大的支持，两国的合作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更加紧密的阶段，苏联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力度，更开始向中国提供包括核武器研发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的军事援助。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日益左转

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亲密合作到1959年就出现了裂痕。究其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已经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中共从自身经验出发，强调国际局势的紧张，认为武装斗争仍然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手段。而苏共领导人则强调由于东西方都认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因此和平共处与竞赛是国际形势的主流。

《史纲》指出，正是因为在基本观点上的不同，1958年中共领导人在未通知苏共领导人的情况下炮轰金门，惹恼了赫鲁晓夫，因为后者正在积极推动冷战缓和，而中共的做法无疑是在唱对台戏。同时，中国军方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美国“响尾蛇”导弹后一直拖延不给苏联，使赫鲁晓夫与苏联军方十分不满。从此苏联开始逐步收紧了在高尖端武器上对中国的援助。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上，《史纲》指出，中苏两党虽然都要求改革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但苏共领导人并不支持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来实现跃进的做法。苏共所持的怀疑态度，激怒了毛泽东。

中苏两党的矛盾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会面中得到集中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双方互不让步，都想让对方承认错误，双方为此从1960年初展开论战，争取国际共运中其他各党对自己的支持。这种对立使得两党实际上开始角逐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国际共运也因此陷于分裂。同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对两国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国内外政策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日益左转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而随着苏联逐渐转变成为敌人，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不仅进行了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更在中苏发生边境冲突后开始联美抗苏。至此，中国国内形势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因为《中苏关系史纲》有破有立，而且对中国当代史有相当深入的涉及，即便是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会觉得费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们浸染于各种原始资料长达十数年，已十分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脾气，因此书中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例如斯大林的老谋深算、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赫鲁晓夫的冲动暴躁，每每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但是由于这本书只是一本《史纲》，对许多题目不得不进行浓缩或者删减，所以让人觉得未免有些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