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博文引发争议

韩寒的三篇博文点燃了一场关於革命与民主的争论。韩寒的中心论点是：当前的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爆发一场革命，暴力革命未必带来民主，倒极有可能演变为穷人对中产者的血腥残杀，最后被心狠手毒狂妄专断的革命领袖所劫持，而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则不可能在人民素质尚属低下的“近期”发生。这让人想起了九十年代由李泽厚、刘再复发起的那场“告别革命”的思想交锋.当年李、刘二先生的观点与今日韩寒大体相似。再往前，类似的争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立宪派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新民丛报》和《民报》上展开的那场改良与革命之争。那场论战的主要论题同样是“革命之是非”、革命的必要性以及革命后果之好与坏。那时梁启超、康有为、汪精卫、胡汉民们所阐述的论点和所提出的论据，只需将“满人”换作“中共”，将“清政府”换作“现政府”，则与今人所论，其实也差不多。由此我们不能不感歎，一个多世纪过去，时光尽管流逝，技术尽管进步，而我国的政局和民心倒是极其相似，困扰着我国仁人志士的现实困境与理论疑惑，仍然还是革命与改良、革命是好是坏这样一些老问题！

革命是人民无可争议的权利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词语像“革命”这样被大颂或大骂，大爱或大惧，有时上天，有时入地，有时是怪物，如洪水猛兽，有时是神物，神圣不可侵犯。古汉语里“革命”原本是个褒义词，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命”指“天命”而非生命，革命即是天命的转移变更，亦即上天和人民所共同认可的统治合法性之革故鼎新。孔子、孟子以几乎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称颂汤文武的品德和功绩。孟子轻蔑地将推翻独夫民贼的革命称之为“诛一夫”，说明在古典意义上，儒家本是革命派（至少并不反革命）。孔子、孟子与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一样，都认为推翻不可救药的专制暴政乃是人民无可争议的权利。

到了晚清时节，当中国人对西方近代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有所瞭解，因与民众暴乱、恐怖专政相关联，“革命”一词遂成贬义词.按照康有为的描述，路易十六是“宽裕爱民”之主，缺点是缺乏主动改良的能力，若在革命到来之前自行立宪，他本可以成为尧舜之君，只因延误了政治改革，枉然招致可恶又可怕的暴民革命。与康有为一样，当辛亥革命发生，向清廷逼宫的袁世凯恫吓清室最有效果的一句话也是拿法国革命说事：“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若生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革命带来正反效果

与立宪派的态度截然不同，当年的同盟会、革命党反对改良而鼓吹革命，并且不遗余力地讚颂革命。不过，革命党人也大都认为，之所以选择革命并不是因为革命很公正、很完美、很崇高，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或者理应被优先选择；相反，革命总是苦於别无出路、万不得已之后的痛苦的历史选择，是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后的最后手段。改良是常态政治，而革命则是非常状态.对於革命中可能出现的群众暴力、恐怖统治或外国干涉，革命党也并没有昧心否认，而是持之以戒备和警惕。所以，当辛亥革命一发生，革命党内便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议论，这正是因为对革命的负面后果感到担忧，而试图对革命组织和革命领袖的政治功能加以约束和限制。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改良与革命的看法并不像后人那么极端。

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的声誉上升，开始被讴歌，以至被浪漫化、神圣化。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左右，由於国共两党的不懈鼓吹，“革命”终於压过了“民主”、“自由”和“科学”，成为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和正当性的主流话语.而此时，原本与革命相对的改良立宪话语则早已经一蹶不振，沦为“保守落后”乃至“顽固腐朽”的代名词.当时的“新青年”们以及知识界普遍接受了来自共产苏俄的新观念和新价值，首当其冲者便是“革命”的普遍性、正确性和正义性。於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要“革命”，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要“革命”，就连老派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也号称是为了“革命”。当年的革命青年张闻天写道：“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啊！”当然，蒋介石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全然不同，有人要实现三民主义，有人要“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其他更多的人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成功，反而让两个标榜革命的政党反目成仇，竞相指责对方“背叛革命”。从那时候起，到共产党打跑国民党，再到“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革命”笼罩一切，我们把就业叫做“参加革命工作”，把结婚叫做“组建革命家庭”。因为“革命”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符咒，在“革命”的名义下，不管是杀地主还是打老师，不管是砸文物还是掘祖坟，都代表着天然正确，不容置疑。

中共现在最恐惧革命

毛泽东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死后，“革命”的政治行情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六四”事件和苏东巨变使得革命起家的中共当局陷入了被人革命的恐慌。去年的阿拉伯之春也让中共大佬们感到担惊受怕。如今，“革命”成了让中南海恐惧的噩梦，成了让中宣部头疼的网络敏感词.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也许不久之后，谁若胆敢引用马克思的歪理“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或毛泽东的名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会被中共政法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处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一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味道。

对於革命的观点，我们需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世上有好的革命，也有不好的革命，有代价小成果大的革命，也有代价大成果小乃至死伤无数却一无所获的革命，有推动历史的革命，也有阻碍历史的革命。革命的好坏主要取决於革命与被革命的双方。革命本身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价值，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方向。它仅仅是人民反抗暴政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不要神化革命，但也不可否定革命。神化或否定革命都是走极端。在今天，尤其需要重申人民的革命权利，这权利源於自然法，不可剥夺，不能放弃；不仅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所有的人民──阿拉伯人民、美国人民、法国人民──也都有革命的权利；人民可以不革命、也可以反革命。因为一旦否定了革命的权利，人民将永久丧失约束权力、反抗暴政的最终手段，那样，也许就连改良的机会也不复存在了。

韩寒说的很对，革命未必能实现正义，也不一定带来民主。我们甚至可以再补充一句，有时候革命不仅没有为民主化打开通路，创造机会，反而给民主化增添了巨大的障碍，比如一九二七、一九四九那两场摹仿苏俄革命的国共革命。但是，即使於民主无益，也丝毫无损於人民的革命权利。因为这是两码事。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否定民主，还是以民主的名义否定革命，都不合逻辑。

韩寒博文引发争议

韩寒的三篇博文点燃了一场关於革命与民主的争论。韩寒的中心论点是：当前的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爆发一场革命，暴力革命未必带来民主，倒极有可能演变为穷人对中产者的血腥残杀，最后被心狠手毒狂妄专断的革命领袖所劫持，而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则不可能在人民素质尚属低下的“近期”发生。这让人想起了九十年代由李泽厚、刘再复发起的那场“告别革命”的思想交锋.当年李、刘二先生的观点与今日韩寒大体相似。再往前，类似的争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立宪派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新民丛报》和《民报》上展开的那场改良与革命之争。那场论战的主要论题同样是“革命之是非”、革命的必要性以及革命后果之好与坏。那时梁启超、康有为、汪精卫、胡汉民们所阐述的论点和所提出的论据，只需将“满人”换作“中共”，将“清政府”换作“现政府”，则与今人所论，其实也差不多。由此我们不能不感歎，一个多世纪过去，时光尽管流逝，技术尽管进步，而我国的政局和民心倒是极其相似，困扰着我国仁人志士的现实困境与理论疑惑，仍然还是革命与改良、革命是好是坏这样一些老问题！

革命是人民无可争议的权利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词语像“革命”这样被大颂或大骂，大爱或大惧，有时上天，有时入地，有时是怪物，如洪水猛兽，有时是神物，神圣不可侵犯。古汉语里“革命”原本是个褒义词，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命”指“天命”而非生命，革命即是天命的转移变更，亦即上天和人民所共同认可的统治合法性之革故鼎新。孔子、孟子以几乎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称颂汤文武的品德和功绩。孟子轻蔑地将推翻独夫民贼的革命称之为“诛一夫”，说明在古典意义上，儒家本是革命派（至少并不反革命）。孔子、孟子与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一样，都认为推翻不可救药的专制暴政乃是人民无可争议的权利。

到了晚清时节，当中国人对西方近代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有所瞭解，因与民众暴乱、恐怖专政相关联，“革命”一词遂成贬义词.按照康有为的描述，路易十六是“宽裕爱民”之主，缺点是缺乏主动改良的能力，若在革命到来之前自行立宪，他本可以成为尧舜之君，只因延误了政治改革，枉然招致可恶又可怕的暴民革命。与康有为一样，当辛亥革命发生，向清廷逼宫的袁世凯恫吓清室最有效果的一句话也是拿法国革命说事：“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若生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革命带来正反效果

与立宪派的态度截然不同，当年的同盟会、革命党反对改良而鼓吹革命，并且不遗余力地讚颂革命。不过，革命党人也大都认为，之所以选择革命并不是因为革命很公正、很完美、很崇高，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或者理应被优先选择；相反，革命总是苦於别无出路、万不得已之后的痛苦的历史选择，是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后的最后手段。改良是常态政治，而革命则是非常状态.对於革命中可能出现的群众暴力、恐怖统治或外国干涉，革命党也并没有昧心否认，而是持之以戒备和警惕。所以，当辛亥革命一发生，革命党内便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议论，这正是因为对革命的负面后果感到担忧，而试图对革命组织和革命领袖的政治功能加以约束和限制。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改良与革命的看法并不像后人那么极端。

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的声誉上升，开始被讴歌，以至被浪漫化、神圣化。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左右，由於国共两党的不懈鼓吹，“革命”终於压过了“民主”、“自由”和“科学”，成为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和正当性的主流话语.而此时，原本与革命相对的改良立宪话语则早已经一蹶不振，沦为“保守落后”乃至“顽固腐朽”的代名词.当时的“新青年”们以及知识界普遍接受了来自共产苏俄的新观念和新价值，首当其冲者便是“革命”的普遍性、正确性和正义性。於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要“革命”，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要“革命”，就连老派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也号称是为了“革命”。当年的革命青年张闻天写道：“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啊！”当然，蒋介石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全然不同，有人要实现三民主义，有人要“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其他更多的人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成功，反而让两个标榜革命的政党反目成仇，竞相指责对方“背叛革命”。从那时候起，到共产党打跑国民党，再到“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革命”笼罩一切，我们把就业叫做“参加革命工作”，把结婚叫做“组建革命家庭”。因为“革命”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符咒，在“革命”的名义下，不管是杀地主还是打老师，不管是砸文物还是掘祖坟，都代表着天然正确，不容置疑。

中共现在最恐惧革命

毛泽东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死后，“革命”的政治行情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六四”事件和苏东巨变使得革命起家的中共当局陷入了被人革命的恐慌。去年的阿拉伯之春也让中共大佬们感到担惊受怕。如今，“革命”成了让中南海恐惧的噩梦，成了让中宣部头疼的网络敏感词.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也许不久之后，谁若胆敢引用马克思的歪理“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或毛泽东的名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会被中共政法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处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一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味道。

对於革命的观点，我们需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世上有好的革命，也有不好的革命，有代价小成果大的革命，也有代价大成果小乃至死伤无数却一无所获的革命，有推动历史的革命，也有阻碍历史的革命。革命的好坏主要取决於革命与被革命的双方。革命本身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价值，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方向。它仅仅是人民反抗暴政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不要神化革命，但也不可否定革命。神化或否定革命都是走极端。在今天，尤其需要重申人民的革命权利，这权利源於自然法，不可剥夺，不能放弃；不仅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所有的人民──阿拉伯人民、美国人民、法国人民──也都有革命的权利；人民可以不革命、也可以反革命。因为一旦否定了革命的权利，人民将永久丧失约束权力、反抗暴政的最终手段，那样，也许就连改良的机会也不复存在了。

韩寒说的很对，革命未必能实现正义，也不一定带来民主。我们甚至可以再补充一句，有时候革命不仅没有为民主化打开通路，创造机会，反而给民主化增添了巨大的障碍，比如一九二七、一九四九那两场摹仿苏俄革命的国共革命。但是，即使於民主无益，也丝毫无损於人民的革命权利。因为这是两码事。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否定民主，还是以民主的名义否定革命，都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