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的乌尔利希－贝克（1944年出生）因20年前出版“社会风险”一书而声名鹊起。他著书颇多，内容大多涉及全球化、社会风险等当今重大议题。他在书中呼吁人们打破国界，共同采取应对措施。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当然由他首创和提出的诸多新的概念和论点均不无争议。结束中国之行后，贝克教授因其又一本新书“世界社会风险”的发行出版参加了10月10日至14日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书展。于是，我们约好在展会现场进行采访。由于现场噪音大，贝克教授建议去他下榻的法兰克福庭园宾馆漫谈，这位德国教授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贝克教授高大、健谈，看得出他依旧处在首次中国之行的兴奋之中。

 

上海2010世博会

首次中国之行引发思想巨变

 

德国之声：贝克教授，您好！不久前，您才从中国返回，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北京国际书展。您提出的有关全球化和社会风险的概念及论点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少的反响。您的5本著作已被译成中文。您于今年出版的“世界社会风险”一书将被译林出版社翻译成中文。您认为，这次中国之行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贝克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很激动，中国的经历引起我强烈的思想震动。我原来对中国的某些想法和认识必须进行修正，它涉及各个方面，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一些学术论点。中国社会处在巨变之中，尤其在个人生活领域，某些传统观念正在逐渐消失。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中国人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都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近乎于反常的现象。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开放，国家权力机构以及经济组织的并存和运作方式令西方人感到陌生。但这种结构似乎比我们想象得要稳定得多。我们原以为，中国私人领域解放的活花会波及公共领域，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生活的自由与解放都有其自我发展空间，也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化的组合模式。

 

德国之声：您在北京和上海期间，曾在大学里做了报告，与中国同行学者、专家们展开辩论。中国同行能认同您的基本观点呢？

 

贝克教授：我很高兴，自己出版的有关全球化理论、社会风险和反身社会等理论的书籍已被翻译成中文，为我们彼此间展开讨论奠定了基础。中国同行熟悉我的诸多论点，也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他们似乎对我的理论很感兴趣。这令我感到非常荣幸。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我认为，近10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各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必须向对世界，开放自己，进行相互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自身的问题。中国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这些论点持审慎立场。中国同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我的想象不同。但他们也向我发出邀请，在中国建立和推广自己的学说，以便使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

 

中国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的移动民工

德国之声：您是否想过，在当今社会，中方为何会对您的著作有如此大的兴趣？

 

贝克教授：我当然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坚决反对那种将西方现代模式作为他人校方榜样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反身现代化”，它要求人们重新修订最基本的社会框架，比如人们应重新对家庭模式进行思考，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模式在逐渐解体。我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完善西方的思想体系，西方社会学应参考中国的经验，从而开创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我提出的兼顾他人利益的“世界主义社会学”理论似乎还难以被中国人接受。

 

德国之声：您如何看待中国同行的整体科研水平？

 

贝克教授：对社会学家来说，可以说中国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么大，处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学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们不对众多的移动民工，刑事犯罪等进行系统的统计，进行社会观察，就无法在政治层面应对这些问题。所以社会学在中国很被看好。那里的社会学者都接受过一流的教育，尤其在经验理论方面。在数据归类方面，中国同行甚至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在社会学领域，美国与中国间早就开始了密切的合作。美国大学很早就对中国大学生发放社会学的奖学金，对他们们进行培养。但中国同行对处于现代变革中的文化和社会变动等问题似乎没有进行更多地反思。当然也有人例外，但他们不能代表主流思潮。

 

: 中国的建筑工人

 

中国视自己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牺牲者

 

德国之声：您这次在中国的讲演主题是全球化。您认为，中国人对全球化进程的看法与西方人的认知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贝克教授：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西方和世界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全球活动家，在世界市场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中国因其较低的工资水平、高效率，以及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对多方形成竞争。但中国人则视自己为全球化的牺牲者。中国人认为自己陷于被动和不利局面，较为被动，被排斥在世界重大决策之外，尚不能完全融入相关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社会，民族意识很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中国人尚没有对自己的崛起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多的思考。这就导致中国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西方和世界眼中的自己。

 

未雨绸缪

德国之声：您不仅是第一批提出全球化理论的学者之一，您还于20年前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提出了现代社会潜藏的诸多风险，呼吁人们采取应对措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您当年提出的论点几乎都已被印证，并具有更大的时政意义。请问，您何以在20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些在当时非常前卫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您将自己视为一个预言家吗？

 

贝克教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一世纪70、80年代我就意识到，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在于研究社会的变化，但当时的社会学将自己封闭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之中，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社会现代化进程上，试图重新定义各个机构。于是我开始注意到环保问题。环境遭破坏并非是现代进程失败的产物，而恰恰是这一进程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后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大自然遭到破坏。我认为，这些副作用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我想到撰写风险社会一书。所谓风险社会即意味着：伴随现代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对社会基石构成威胁，它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取得成功的阶段。

 

德国之声：20年以后，您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风险社会”一书，请问，这两本书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贝克教授：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全球化是一个背景议题。我至今还记得，当我于上一世纪80年代初提到全球化一词时，内心充满着歉疚，

因为我是最早使用全球化一词学者中的一位。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就是一例，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超出了事发国家的边界。如今，全球化议题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德文的风险（Risiko）与灾难(Katastrophe)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风险是人们预知的不幸事件，而灾难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预知灾难方面，大众媒体和科学工作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而预知风险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人们要采取行动，而且是跨国界的行动，这样一来才能阻止风险的发生。比如目前对气候变暖的讨论等。所有受到影响的个人和集体都应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

 

 世界末日

何为当今社会学的首要任务

 

德国之声：拜读您的著作，觉得您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图景。您将自己视为一位拉响警钟的所谓警世之人吗？警世是否是当前社会学的首要任务？

 

贝克教授：社会学的任务在于做出判断和预见，而且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层面，当科学已无法提出相应的概念，对现实进行描述时。风险是当今人们对未来潜在问题的预知。现实社会即涉及历史，也事关未来。未来的一切尚没有变为现实，有时永远也不会变为现实，但是它已被人们预料。做到这一点需要人们付出努力，目的在于阻止风险的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因素，它有可能对社会巨变产生作用。比如恐怖主义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素，为了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社会准则需要发生一定的变化。目前正在讨论的气温变暖议题也是一样。我的论点是，感知和预测风险具有对人类社会进行总动员的性质。

 

德国之声：但您如何定义当今的最大社会风险？

 

贝克教授：我从不定义社会风险。但或许可以说，世界不均等这一问题是最大的社会风险吧。世界性的社会不均也许比我现在分析的所有风险还要大。定义社会风险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我的任务在于对相关的行动逻辑做出推论和预见。比如我对气候变暖问题所引发的政治讨论就颇感吃惊。目前就此议题展开的世界层面的广泛讨论是人们事先根本就料想不到的。对自然现象进行分析需要科学模式，为什么这样的变化在30年前不曾有过，但是现在却突然出现了。我以为，气候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对目前的这场辩论和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很有意义。拒绝签署京都气候保护议定书的美国总统布什也受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学问题。

 

社会学亟需应对全球化进程新挑战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气候保护、恐怖主义等问题。您在中国期间一定也与中国同事对此展开了讨论。在这方面一定存在文化认知上的不同了？

 

贝克教授：我认为，中国没有把恐怖主义视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气候保护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中国目前正处在学习过程中。中国担心，环保问题会威胁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急于学习世界先进的环保知识，包括节省能源等。我不禁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制定并实施应对措施。

 

德国之声：世界风险社会一书的核心命题是要求人们采取行动，阻止风险的发生。您在书中提到要组建世界联盟。但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是否只是一种幻想呢？

 

贝克教授：的确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目前在此议题上只有退步，没有任何进步。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社会学的任务所在。比如欧盟就是国家联盟的一种形式。凭我个人的经验，不少政治家已认识到跨国界合作的必要性。他们本人也会从中受益。

 

德国之声：但批评家们指出，您的著作其实并无新意，而是对已知的事务使用了新的概念，您所研究的并非证据充分的经验社会学，而更多的是社会哲学。请问，社会学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

 

贝克教授：德国人对我著作的反应非常强烈，也有人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这是件好事。但如果您在英语区，或法国、西班牙等，您会听到人们不同的反应。那里的居民比较开放，乐于接受新的思想，他们已意识到，人们需要新的概念框架，新的社会学形式，新的理论形式。我认为，人们在此需要新的概念，才能对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之后才有能力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我的许多批评家都忽略了一点，我有一个大型研究所，受到德国研究协会的经济资助。我的论点绝非是我在办公桌前平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

 

防患于未然

 

德国之声：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风险，但您依旧乐观的面对未来？

 

贝克教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出路可能在哪里。哪种社会形式将会出现，或者应该出现。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因为在21世纪，许多原有的概念已经过时。

 

德国之声：继全球化理论，世界风险社会等书之后，您将带给我们哪些新作呢？

 

贝克教授：我现在正在写一本有关宗教的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将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大，科学与技术已无力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人们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但在欧洲，教堂并不会因此吸引更多的信徒。我所指的宗教将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德国之声：您给我的印象是，您沉醉于您的研究工作。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研究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将世界作为自己的运作舞台和思考对象？

 

贝克教授：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家始终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我们始终密切关注着社会的变迁，试图让人们注意到社会的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概念，同时与社会的传统和保守观念做着顽强的斗争。我认为，我们对当今相互依赖的社会的研究过于有限。改变这一现状，从而引发政治层面的讨论，是我眼中的核心任务。

 

德国之声：要想将社会学家的观点付诸实施，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治决策人物的配合。您的这些观点受到政治家们的重视吗？您与重要的政治家们有个人交往吗？

 

贝克教授：我的部分理论已引起政治家们的重视。比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曾向我发出邀请，参加有关的会议。现在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已发来了邀请函。我曾写了一本有关欧洲的书，看来此书在法国影响不小。我本人认识，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必须保持自己的观点。我本人与政治家们的联系不多。

 

德国之声：谢谢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的采访。希望不久之后能再次拜读您的新作。

现任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的乌尔利希－贝克（1944年出生）因20年前出版“社会风险”一书而声名鹊起。他著书颇多，内容大多涉及全球化、社会风险等当今重大议题。他在书中呼吁人们打破国界，共同采取应对措施。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当然由他首创和提出的诸多新的概念和论点均不无争议。结束中国之行后，贝克教授因其又一本新书“世界社会风险”的发行出版参加了10月10日至14日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书展。于是，我们约好在展会现场进行采访。由于现场噪音大，贝克教授建议去他下榻的法兰克福庭园宾馆漫谈，这位德国教授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贝克教授高大、健谈，看得出他依旧处在首次中国之行的兴奋之中。

 

上海2010世博会

首次中国之行引发思想巨变

 

德国之声：贝克教授，您好！不久前，您才从中国返回，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北京国际书展。您提出的有关全球化和社会风险的概念及论点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少的反响。您的5本著作已被译成中文。您于今年出版的“世界社会风险”一书将被译林出版社翻译成中文。您认为，这次中国之行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贝克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很激动，中国的经历引起我强烈的思想震动。我原来对中国的某些想法和认识必须进行修正，它涉及各个方面，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一些学术论点。中国社会处在巨变之中，尤其在个人生活领域，某些传统观念正在逐渐消失。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中国人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都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近乎于反常的现象。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开放，国家权力机构以及经济组织的并存和运作方式令西方人感到陌生。但这种结构似乎比我们想象得要稳定得多。我们原以为，中国私人领域解放的活花会波及公共领域，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生活的自由与解放都有其自我发展空间，也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化的组合模式。

 

德国之声：您在北京和上海期间，曾在大学里做了报告，与中国同行学者、专家们展开辩论。中国同行能认同您的基本观点呢？

 

贝克教授：我很高兴，自己出版的有关全球化理论、社会风险和反身社会等理论的书籍已被翻译成中文，为我们彼此间展开讨论奠定了基础。中国同行熟悉我的诸多论点，也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他们似乎对我的理论很感兴趣。这令我感到非常荣幸。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我认为，近10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各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必须向对世界，开放自己，进行相互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自身的问题。中国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这些论点持审慎立场。中国同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我的想象不同。但他们也向我发出邀请，在中国建立和推广自己的学说，以便使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

 

中国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的移动民工

德国之声：您是否想过，在当今社会，中方为何会对您的著作有如此大的兴趣？

 

贝克教授：我当然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坚决反对那种将西方现代模式作为他人校方榜样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反身现代化”，它要求人们重新修订最基本的社会框架，比如人们应重新对家庭模式进行思考，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模式在逐渐解体。我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完善西方的思想体系，西方社会学应参考中国的经验，从而开创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我提出的兼顾他人利益的“世界主义社会学”理论似乎还难以被中国人接受。

 

德国之声：您如何看待中国同行的整体科研水平？

 

贝克教授：对社会学家来说，可以说中国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么大，处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学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们不对众多的移动民工，刑事犯罪等进行系统的统计，进行社会观察，就无法在政治层面应对这些问题。所以社会学在中国很被看好。那里的社会学者都接受过一流的教育，尤其在经验理论方面。在数据归类方面，中国同行甚至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在社会学领域，美国与中国间早就开始了密切的合作。美国大学很早就对中国大学生发放社会学的奖学金，对他们们进行培养。但中国同行对处于现代变革中的文化和社会变动等问题似乎没有进行更多地反思。当然也有人例外，但他们不能代表主流思潮。

 

: 中国的建筑工人

 

中国视自己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牺牲者

 

德国之声：您这次在中国的讲演主题是全球化。您认为，中国人对全球化进程的看法与西方人的认知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贝克教授：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西方和世界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全球活动家，在世界市场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中国因其较低的工资水平、高效率，以及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对多方形成竞争。但中国人则视自己为全球化的牺牲者。中国人认为自己陷于被动和不利局面，较为被动，被排斥在世界重大决策之外，尚不能完全融入相关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社会，民族意识很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中国人尚没有对自己的崛起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多的思考。这就导致中国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西方和世界眼中的自己。

 

未雨绸缪

德国之声：您不仅是第一批提出全球化理论的学者之一，您还于20年前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提出了现代社会潜藏的诸多风险，呼吁人们采取应对措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您当年提出的论点几乎都已被印证，并具有更大的时政意义。请问，您何以在20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些在当时非常前卫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您将自己视为一个预言家吗？

 

贝克教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一世纪70、80年代我就意识到，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在于研究社会的变化，但当时的社会学将自己封闭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之中，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社会现代化进程上，试图重新定义各个机构。于是我开始注意到环保问题。环境遭破坏并非是现代进程失败的产物，而恰恰是这一进程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后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大自然遭到破坏。我认为，这些副作用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我想到撰写风险社会一书。所谓风险社会即意味着：伴随现代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对社会基石构成威胁，它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取得成功的阶段。

 

德国之声：20年以后，您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风险社会”一书，请问，这两本书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贝克教授：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全球化是一个背景议题。我至今还记得，当我于上一世纪80年代初提到全球化一词时，内心充满着歉疚，

因为我是最早使用全球化一词学者中的一位。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就是一例，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超出了事发国家的边界。如今，全球化议题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德文的风险（Risiko）与灾难(Katastrophe)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风险是人们预知的不幸事件，而灾难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预知灾难方面，大众媒体和科学工作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而预知风险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人们要采取行动，而且是跨国界的行动，这样一来才能阻止风险的发生。比如目前对气候变暖的讨论等。所有受到影响的个人和集体都应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

 

 世界末日

何为当今社会学的首要任务

 

德国之声：拜读您的著作，觉得您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图景。您将自己视为一位拉响警钟的所谓警世之人吗？警世是否是当前社会学的首要任务？

 

贝克教授：社会学的任务在于做出判断和预见，而且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层面，当科学已无法提出相应的概念，对现实进行描述时。风险是当今人们对未来潜在问题的预知。现实社会即涉及历史，也事关未来。未来的一切尚没有变为现实，有时永远也不会变为现实，但是它已被人们预料。做到这一点需要人们付出努力，目的在于阻止风险的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因素，它有可能对社会巨变产生作用。比如恐怖主义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素，为了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社会准则需要发生一定的变化。目前正在讨论的气温变暖议题也是一样。我的论点是，感知和预测风险具有对人类社会进行总动员的性质。

 

德国之声：但您如何定义当今的最大社会风险？

 

贝克教授：我从不定义社会风险。但或许可以说，世界不均等这一问题是最大的社会风险吧。世界性的社会不均也许比我现在分析的所有风险还要大。定义社会风险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我的任务在于对相关的行动逻辑做出推论和预见。比如我对气候变暖问题所引发的政治讨论就颇感吃惊。目前就此议题展开的世界层面的广泛讨论是人们事先根本就料想不到的。对自然现象进行分析需要科学模式，为什么这样的变化在30年前不曾有过，但是现在却突然出现了。我以为，气候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对目前的这场辩论和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很有意义。拒绝签署京都气候保护议定书的美国总统布什也受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学问题。

 

社会学亟需应对全球化进程新挑战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气候保护、恐怖主义等问题。您在中国期间一定也与中国同事对此展开了讨论。在这方面一定存在文化认知上的不同了？

 

贝克教授：我认为，中国没有把恐怖主义视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气候保护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中国目前正处在学习过程中。中国担心，环保问题会威胁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急于学习世界先进的环保知识，包括节省能源等。我不禁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制定并实施应对措施。

 

德国之声：世界风险社会一书的核心命题是要求人们采取行动，阻止风险的发生。您在书中提到要组建世界联盟。但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是否只是一种幻想呢？

 

贝克教授：的确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目前在此议题上只有退步，没有任何进步。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社会学的任务所在。比如欧盟就是国家联盟的一种形式。凭我个人的经验，不少政治家已认识到跨国界合作的必要性。他们本人也会从中受益。

 

德国之声：但批评家们指出，您的著作其实并无新意，而是对已知的事务使用了新的概念，您所研究的并非证据充分的经验社会学，而更多的是社会哲学。请问，社会学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

 

贝克教授：德国人对我著作的反应非常强烈，也有人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这是件好事。但如果您在英语区，或法国、西班牙等，您会听到人们不同的反应。那里的居民比较开放，乐于接受新的思想，他们已意识到，人们需要新的概念框架，新的社会学形式，新的理论形式。我认为，人们在此需要新的概念，才能对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之后才有能力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我的许多批评家都忽略了一点，我有一个大型研究所，受到德国研究协会的经济资助。我的论点绝非是我在办公桌前平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

 

防患于未然

 

德国之声：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风险，但您依旧乐观的面对未来？

 

贝克教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出路可能在哪里。哪种社会形式将会出现，或者应该出现。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因为在21世纪，许多原有的概念已经过时。

 

德国之声：继全球化理论，世界风险社会等书之后，您将带给我们哪些新作呢？

 

贝克教授：我现在正在写一本有关宗教的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将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大，科学与技术已无力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人们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但在欧洲，教堂并不会因此吸引更多的信徒。我所指的宗教将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德国之声：您给我的印象是，您沉醉于您的研究工作。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研究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将世界作为自己的运作舞台和思考对象？

 

贝克教授：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家始终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我们始终密切关注着社会的变迁，试图让人们注意到社会的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概念，同时与社会的传统和保守观念做着顽强的斗争。我认为，我们对当今相互依赖的社会的研究过于有限。改变这一现状，从而引发政治层面的讨论，是我眼中的核心任务。

 

德国之声：要想将社会学家的观点付诸实施，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治决策人物的配合。您的这些观点受到政治家们的重视吗？您与重要的政治家们有个人交往吗？

 

贝克教授：我的部分理论已引起政治家们的重视。比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曾向我发出邀请，参加有关的会议。现在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已发来了邀请函。我曾写了一本有关欧洲的书，看来此书在法国影响不小。我本人认识，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必须保持自己的观点。我本人与政治家们的联系不多。

 

德国之声：谢谢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的采访。希望不久之后能再次拜读您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