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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体的分析

▲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采访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李成，采访发表在德国之声，标题为《谁是中国新一代掌舵人？》谁将进入政治局常委，谁就有可能在5年、6年之后成为胡锦涛、温家宝的接班人。谁是第五代领导人，谁最有可能在5年后成为中国的掌舵人？

德国之声：李成先生，您好！中共十七大马上就将召开，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将被写如党章。除此之外好像会议的内容没有太多的看点，大家最关心的是人事上的安排。在所谓第五代领导人当中，谁将成为政治局的常委？您能不能做个预测？

李成：这很难预测。现在各种各样的方案、名单都不是真实的。这有很多原因，首先我想中央领导人已经确定了选拔的机制，但是并没有确定哪几个人。因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可能是差额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们确定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连中央委员会都进不去。而且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到底有多少人退以及能上多少人，都是不一样的。最后的妥协和酝酿可能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决定。

有人将今年三月刚刚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商务部长薄熙来以及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称为中国政坛的四大天王。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接班人会不会在他们四个人当中产生呢？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估计薄熙来最高能到副总理的职位，走不上总理的位置。有太多的阻力，有非常多的人不喜欢他。他在大连的时候，大连的市委书记不喜欢他。在辽宁，辽宁的省委书记不喜欢他。到了商务部，又有很多商务部的官员不喜欢他。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大的阻力。习近平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如果越级提拔，今后他付出的政治代价将会很大。李源潮、李克强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来谈谁是接班人还为时过早。这四个人都有可能进入政治局，但谁进政治局常委，现在不明朗，作接班人更不明朗。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考察，会把他们安排在某个位置上，5年后再做决定。或者是两、三年以后，可能中央会在什么会议上突出某个人。但在这次会议上可能不会特别清楚。

也就是说，与以往党代会不同的是，十七大召开前，接班人的问题还根本没有定论？

对，这是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胡锦涛是在1992年作政治局常委的。当时，他已经在两个省作了省委书记。同年龄的干部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同时，他的人脉也比较好，尤其是他在西藏工作过，被视为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干部。同时各个派系基本上能够接受他。之后给了他10年的时间接受锻炼、考察。他各方面的运气也比较好。现在我们知道，胡锦涛2012、2013年将会退下来。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胡锦涛的接班人最多只有5年，而不是10年经受锻炼。现在根本就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当然也许李源潮、李克强都有一些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同其他人相比也不是特别显着。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众和官员对自己的利益都有了更多了解，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怎么在中央选择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人。同时制度化建设、透明度，党内民主，包括各种选举，这些因素都给未来选择领导人带来了很多变数，而这也许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您认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十七大之后还会不会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

我不同意。我觉得有可能有女性。如果有女性，那么最有希望的是刘延东和胡爱英。当然刘延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我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情，政治局常委会有女性，但是不是在这一届，我们不清楚，但刘延东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

那么在选择第五代领导人的时候，有团派政治家和太子党之间的竞争，我们刚才提到的李克强、李源潮是团派的明星，而习金平、薄熙来则是太子党的代表。那么这两派政治家在经历上有什么不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是什么呢？

他们有一些是两方面都有，包括刘延东、李源潮、潘岳等等，但大多团派不是出身高干子弟，而是比较贫微的，而且大多在内地工作了很长时间，在基层，尤其是在作了共青团之后，又搞宣传、组织、统战等党务工作，而太子党一般在大学毕业以后被派到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如俞正声到了青岛，薄熙来到了大连，习近平到了福州，都是副省级的单位，而且都是资源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些太子党的人像周小川、王岐山又都有比较强的外贸方面的经验，金融方面的知识。从知识结构来说，团派和太子党是不一样的。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代表的区域也是不同的，太子党更多是在沿海地区，而团派更多是在内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可以说是技术官僚，有很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那么在第五代的政治家当中，北大毕业生居多。在北大或在清华毕业，对一个人的观念、执政风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清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跟文革前清华的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是有关的。他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双肩挑，训练他们的是听话、出活，这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所以培养出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色。而北大的文理学院比较强，而且思想自由是北大的传统，包括当时在大学读书的李克强，77届、78届的学生，后来进来的薄熙来，他们都参与了大学的选举。后来他们虽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这一代人的特色保留下来了。我想他们当时受西方民主理念的影响是很大的。

您能不能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描述一下第五代领导人呢？

首先我想是比较务实，同时他们又很能干，知识结构比较多元。

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五代领导人能不能带领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中国的民主不仅仅是靠领导层，中国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人数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各个利益集团也更多了解到他们的利益所在。科技革命，包括信息革命，多维网，移动电话等等，都会促进信息的交流，这是多方面的因素。从领导层来讲，我们称第五代是共和国的一代，大多数人是在1949年出生。他们也是文革的一代，但与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不同的是，他们在文革开始时上初中，是人称的失落的一代，大多数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到农村插队好几年，或者作工人、店员等等，1978年邓小平恢复高考之后，他们又回到学校接受教育，当时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阶段。这样的经历注定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弱，同时又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接受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第三代、第四代的技术官僚不一样，这一代学法律、经济或政治，这也使他们在政治运作方面可能会更灵活，也更乐于妥协，更具竞争意识。

国外的民主浪潮会不会对中国形成压力呢？

我想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压力。迟早中国要走这条路。你看看哪一个国家没有选举，只是很少的国家。古巴、朝鲜或其他一些落后的国家。大多数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而且共产党也需要得到新一轮所谓的合法性。合法性哪里来？另外现在选领导人，你怎么知道这个领导人比那个领导人好。如果不能够决定的话，那么选举不是一个很坏的主意。

不过我想您所说的选举，如果真正实行的话，也首先是党内的民主。在政治改革方面，是不是可以说今后五年内不能对胡温抱有什么期望呢？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俞可平的话说，叫渐进民主。这是一个过程。不会一下子完成，不会五年之内就完成，可能会需要十年、十五年的时间，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智囊也知道，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些突变，不完全是积累，但什么时候突变，什么时候时机成熟，这些我们都不是很清楚。这会不会在政治上推动中国向前发展，提高民众的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我刚才讲了，这是两难，一方面你选择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被别人接受，就会造成接班人的危机；另一方面如果你选择两到三个人，那他们就会互相竞争，派系斗争就会提前公开化，或者变得不可收拾。这样的事情也许迟早要发生，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想这是胡锦涛经常在考虑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道：分析人士称胡温执政5年动听口号未落实。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政治口号，特别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被称为“新三民主义”，令人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武汉的民间网站“中国监督网”创办人王金祥先生表示，胡温执政5年来，总的来讲，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但很多政策都没有得到落实：

“大的局面还是可以，但是关于政策落实的问题，中央的一些东西，象我们国家的宪法、党章都是很好的，但是得不到落实。党章里讲我们这些党员要为人民服务，不过，现在我们这些党员变质的比较多，真正做得比较好的党员很难找了，特别是因为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比较严重。”

王金祥先生最为关注的是宪法保障公民的诸多权利：

“宪法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对公务员的要求，对公民的批评权的形使，可能都很难得到落实。那些和平式的言论的形势，和平表意的方式，游行示威这些都是和平式的，我们宪法规定的都是很好的，但是没有落实。”

香港《苹果日报》最新发表文章，也谈到胡温执政以来频频发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口号，创造中国政坛之最。但是，不管口号如何动听，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局面还是没有改善。《苹果日报》的文章提到，胡温在亲属经商的问题上处境尴尬，因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任职的公司得到中国民航总局的巨额合约，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是珠宝商，温家宝的儿子被传收受上市公司资金，也令人质疑。山东大学退休教授，《百年祸国》一书的作者孙文广先生说，胡温执政以来，在政绩方面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对胡温来讲，这五年政绩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进。一上台胡锦涛就到西柏坡去，说明他要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前任江泽民在执政的时候政策他是继承下来了。在这个五年里头，确实提出了许多东西，但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一些东西却没有什么建树。我觉得民主建设，法制建设没什么进展，到现在为止，基层选举连个乡镇长都不能直选。”

外界注意到，过去5年来，中国矿难频传，官民冲突不断，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百姓最为痛恨的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好转的迹象。孙文广教授说：

“设了一个贪污腐败局，实际上设了一个关卡就多了一个贪污腐败的机会。有些官员有贪污的机会。有些贪污犯是非常令人发指的，象济南市出了一个段义和，济南市市委常委，人大主任在党内当了多少年官了，他包养情妇，结果在大街上把他的情妇炸死，就为了灭口。而且处理也违反一般常规抓起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判决，不到两个月就枪决了。当时我曾经写文章提出质疑，另外，为什么这么快就把人枪决呢？这是杀人灭口。他在济南多少年了，这个恶行大家都知道一些。”

《苹果日报》的文章认为，胡温连任已成定局，在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大气候下，二人很难打破口号治国，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局面。

▲美国之音（VOA）记者张楠采访分析：北京市居民对中共十七大关心吗？

中共17大即将召开，北京市居民对这次大会反应不一，有关注民生的，有期待政治改革的，也有漠不关心，甚至毫无所知的。

随着17大的临近，官方媒体加强了宣传力度。电视里的配合性报道和节目大幅增加，街头巷尾也挂起了大标语。走进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的横幅映入眼帘。但是学生们关心17大吗？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记者遇到了一名大三女学生。

记者：我是媒体的，我想问一下你对17大有什么想法。

学生：什么？

记者：17大。知道什么是17大吗？

学生：不太清楚。

记者：17大是什么？

学生：17届人民代表大会。

记者：不是。

学生：那是什么呀？

记者：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学生：那不是差不多吗？”

还是在三角地附近，一名学法律的大一学生正在为一项奥运活动做宣传。

记者：你对奥运很关心，对17大也关心吗？

学生：还好吧。

记者：有没有对某一个问题特别关注？

学生：目前还没有。我都没有具体考虑过。

在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中，三角地曾经是学生领袖发表演讲和各种信息流传的地方。李海是当年北大学自联的外联部长。

李海说：“那个时候，三角地主要是一个发布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消息。广告牌被贴满了，还有墙上。在胡耀邦刚去世的时候，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联、各种诗歌、各种说法，非常吸引人。”

而今，物是人非。三角地周围看版上张帖的不再是跟政治有关的信息，而是“豪华单间”、“考研公寓”之类的租房小广告，演出海报，或者是外语辅导通知。

不过，也有北大学生从民主的视角观察17大。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关心的是17大召开的形式。

他说：“大家是不是都写好自己的意见，然后读一下这种形式呢，还是展开激烈的讨论？大家都很统一口径，还是会有一些争论？”

他说，现在北大的学生干部很多是通过竞选投票产生的。候选人要进行自我宣传，介绍工作规划，还可以贴海报为自己拉票。

其实，不仅学生对17大不太关注，就连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的副总经理张恒利听到记者的提问都愣了一下。

他说：“嘿，您提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建设还是比较忙，我对这个关心的也比较少，体会不是特别深。但是我觉得，我们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17大最大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能指望每个人多去关心17大，这既不现实，也未必是好事。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毛泽东一句话，“关心国家大事，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全国人民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内乱当中，人人关心政治，个个参与政治，结果是天下大乱。

李海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他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空间不限于政治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进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度要大一些。他们连十七大和人民代表大会都分不清楚，这说明我们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已经完全被垄断了，已经完全和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关系了。”

谈到他本人对17大的期望，李海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不变实在代价太大的时候了”。他认为，中共越早开启政治改革的进程越好。不过他说，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幻想，他准备迎接幻想破灭后的失望。

▲自由亚洲电台（RFA）采访分析人士：十七大前左右交锋白热化。中共十七大即将在10月15号开幕。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左、右两派的交锋日趋白热化，双方都试图影响中共十七大的决策。然而也一些分析认为，目前所谓左、右两派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在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台湾中央社星期一的一篇报道指出，最近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者实质上是一年前开始的对中国改革方向大辩论的延续。文章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说，被视为右派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表示，左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性作论证，对右派没有杀伤力，但因为中南海对左派比较顾忌，因此在理论界有一些影响力。

而经济学者仲大军则认为，左、右两派实际上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对当前政策没有影响力。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府官员方觉，也持有和仲大军类似的观点。

“外界所注意的交锋实际上不发生在中国的政治层内，更不发生在中国的领导层内，它主要是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前共产党的领导官员的小圈子里面。所以我觉得在知识界发生的左派和右派的争论不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因为目前中共领导层和知识界的关系是非常松弛的。知识界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和中国决策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

近来，在北京出版的，由一些新闻界退休高官主办的杂志《炎黄春秋》经常发表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中共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中国左派代表性人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海外媒体表示，必须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否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假的。他还表示，中共党内右派多数是大富翁，有一定社会基础，又有外国势力撑腰，在海外被看成是改革派、开明派。而中共党内左派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

美国中文争论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辑胡平分析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些左派和右派，都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左派和右派跟西方所定义的完全不一样，目前中国比较活跃的左派和右派的共同特点是对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持反对态度，跟我们所说的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又不一样，但是民间也有一些人对现在的贫富差距，对市场化的改革有很多看法，但他们共同的就是很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

胡平表示，中共理论界的左派近年来不被中共最高层接受，甚至受到打压，而他们仍然坚持集权专政的思想，显示出中国现实政治的荒诞性。

“他们在党内已经很不得势了，写那么多公开信连个公开发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本来就该去争取言论自由，争取出版自由，给自己争取党内的民主和社会的民主，以便使自己能够堂而皇之地集结起自己的力量，散布自己的观点，从而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他们本来该这么做，但他们不。他们还完全赞成强化权力中心，排除异己，党的这种政治上的专制。所以，这点是他们最可笑也最可悲的。”

方觉则表示，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国社会发展将遇到极大障碍。他认为，决定中共十七大政策走向的，并不是这些左派或右派的理论界人士。中国经济学者仲大军也对海外媒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中国未来应该允许公民通过投票和选举表达民意，由民意决定国家的政策方向。

▲德国之声分析：十七大也要“整”达赖喇嘛？

十七大召开前夕，北京官方重要媒体载文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称“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改变他的立场，可能除了在达兰萨拉浪费余生外别无选择”。

新华社以及北京两大外文对外宣传报刊“中国日报”和“北京周报”在“国庆黄金周”接连发表长文，以近年少有的激烈口气谴责达赖喇嘛在国外的“藏独”活动。中共十七大将于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选举新的党的领导人，还将为今后重大的政治问题制定基调。因此，国外中国问题观察家猜测，北京重要媒体十七大前“猛攻”达赖喇嘛，显示出中共很可能在十七大上讨论西藏形势和政策，结果很可能是将达赖重返拉萨的条件制定得更为苛刻。

新华社的文章评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是西藏人民的历史选择”，这两个制度作为“西藏发展与进步的制度性保障”，已经“扎根西藏这片土地，并且深入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人民的心”。评论最后以激烈的口吻警告说：“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改变他的立场，可能除了在达兰萨拉浪费余生外别无选择。”

文章称，自达赖流亡以来，“藏独”一直明显地写在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宪章”里，至今没有修改。文章还说，达赖的身边一直紧密聚集着“前农奴主”和“分裂分子”，达赖在他们的影响下越走越远，成为了“国外反华势力的工具”。

北京突然对达赖言辞激烈，显然与近来达赖频繁与国外高层政治领导人接触有关。9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无视北京的警告，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导致北京以取消同德国的法制国家对话和推迟中德外长纽约联大期间的惯例会晤来抗议。中国外交部称默克尔会见达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在同默克尔会晤前，达赖还在维也纳受到奥地利总理的接见。10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将在华盛顿国会山亲自为达赖喇嘛授予“国会金质勋章”，这也将开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与达赖共同亮相的先例。

北京三大宣传媒体对达赖的抨击其实除了语气更家激烈，对达赖的评价并没有什么新意。这也显示出北京对达赖仍然高度不信任，且仍然无视达赖在国外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的政治现实，对达赖屡次发出的“不追求西藏独立”和“非暴力道路”妥协表态不予积极回应，拒绝打破与达赖直接接触的底线，暴露出北京的西藏政策放大到国际空间后显得僵硬保守，缺乏国际政策公关意识。这也是德国波鸿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北京的西藏政策在国际认同上趋于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采访分析：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左右两派战斗激烈。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思想理论界的左右派大交锋日趋白热化，据分析，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及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等，实质上是一年前开始对中国改革方向大辩论的延续。

北大法律学系教授贺卫方告诉香港“明报”，左派最大问题是没有理性作论证。因中南海高层对他们有所忌惮，他们便发出声音扩大影响力，只是论证太糟糕，对右派没有杀伤力。

自由派经济学者仲大军则表示，左、右两派都不是现今社会主流，谁也成不了气候，不会影响政策。他强调中国经济已市场化，政治不民主化不行。

贺卫方表示，左派打着为老百姓的理论最值得警惕，具有一定煽动性。左派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对富人妖魔化，不追求社会合理发展路径。现代社会阶层都在流动中，需要用法制提供一个公平环境及自由竞争的平台。左派“土改式思维”与“权力资本化”同样可怕，这都是民主的最大伤害。

贺卫方认为，中国从未彻底否定过列宁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被视为异端邪说并不奇怪。他表示，历史证明构建世界主流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亚当史密斯主义，前者是药，后者是饭，共产主义者往往把药当饭吃。

仲大军指出，经济改革多年滋生出许多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政治改革。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压制言论自由，如何和谐发展？关键是让人民选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放开投票由民意决定，看谁代表多数谁代表少数。

左派先锋人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则痛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强调，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讲清两者本质区别，否则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今年以来，包括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及中共元老李锐等人在内的一批老干部，以“炎黄春秋”杂志为阵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

张勤德指出，党内右派多数是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豪，有一定社会基础，又有国外势力撑腰，他们在海外被称为改革派、开明派。党内左派虽然人数少，但代表多数老百姓利益。

张勤德回顾近年左派发起的具广泛影响的四股旋风，第一股是○四年香港中大教授郎咸平发文批评国企产权改革造成国资流失，引起国内学界关于产权改革等一系列争论；第二股是○五年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国光指马列主义正在边缘化，大学讲马列成了讽刺和笑柄。

第三股是○六年北大教授巩献田发出公开信指摘“物权法”违宪，阻延了立法；第四股旋风暂难命名，主要批判去年右派学者的“西山会议”，因有学者会上提出中国实行“台湾模式”，引起左派学者群起批判。

▲中央社发表黄季宽的分析：中共十七大后胡锦涛如何表述对台政策？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于十月十五日揭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度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将就中共对台政策做出概括性表述，由于十六大以来两岸关系发展多变，报告中所揭露的对台政策将走为何，深值注意。

回顾二零零二年十六大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的五年间，中共对台工作出现了几项重要发展。

首先，胡锦涛提出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四点意见，形成当前中共对台政策的主轴。

先是二零零三年三月，胡锦涛在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提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力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团结两岸民众共推中华民族复兴的四点意见。

继而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再度在两会期间提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的四点意见。由此构成继江八点之后新时期中共的对台政策。

其次，按照这四点意见，中共陆续推出了一些重要论述或作为。

例如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方面，胡锦涛于二零零三年三月指出，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二零零五年再进一步表明，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二零零五年九月，在加拿大会见加国议员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样，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两岸问题的关系，北京眼中的两岸现状，今后发展两岸关系的前提等问题，都给予了明确勾勒。

又如在揭橥两岸关系走向方面，胡锦涛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先是回应了陈水扁总统于二零零三年首提的和平稳定互动架构倡议，指出两岸可在一中原则下谈和平稳定发展框架等议题；胡锦涛再于二零零六年四月表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由此把和平稳定发展设定为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旋律之一。

再如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二零零五年中共与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分别举行了会谈，之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惠台”措施。两岸包机也在二零零六年有了突破性进展。胡锦涛明显加大了争取台湾民众好感的工作力度。

至于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方面，则于二零零五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与反台独分裂活动的政策方针，首度化为刚性的法律。其中既有在一中原则上进行两岸协商谈判等内容，也有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分裂活动的条文，显示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决心。

最近，面对台湾推动入联公投，胡锦涛加大了反台独的声音。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他与美国总统布什在雪梨会晤时表态，将“入联公投”、“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定性为“台独分裂活动”，并且表示“我们必须对台湾当局提出更加严厉的警告”，虽然旨在向美国施压，但也显示他想保有进一步回旋空间的意图。

处于上述各种背景下，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工作报告，势必不会完全重复江泽民在十六大工作报告的旧调，而会更全面的把前引各项论述和作为，做一整体性的阐述和体现，其中针对台独的言辞力度将达到何种程度，尤其值得注意。

●海外媒体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胡锦涛的团派只有一人进入常委。经过紧张的谈判，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一个新的领导阵容，纽约时报称，但这个新高层排除了胡锦涛决定性的巩固权力，而胡的支持者则希望权力的巩固能允许他在最后五年任期更果断行事。

纽约时报10月13日发表文章称，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0月12日决定的结果是，已同意提升四名高级官员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这四人中只有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一人，来自胡锦涛的权力根基——团派。

消息人士称，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也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其名次将会排在李克强之前，使其最有可能成为胡锦涛的继任者，在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纽约时报说，父亲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一名党的高级官员的习近平，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妥协的选择，胡锦涛可以接受他，胡锦涛的前任、现已退休的前领导人江泽民也接受他。中共官员称，江泽民在这次高层变动中行使了广泛的影响力。六月份，习近平才从浙江省调到上海，接替在中国最大腐败丑闻案中下台的陈良宇，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其他两个新晋升的政治局常委是，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和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两人被普遍视为是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密切盟友，而曾庆红将在十七大后退休。

这篇由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seph Kahn）撰写的长篇文章称，中国执政党内的人事变化都是秘密决定的，最后的领导阵容将不会公开亮相，直到党的代表大会结束那天。过去几天，中共高层领导人继续就人选讨价还价，甚至在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候选人名单后，其排名还在变化。

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0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但没有提到人事任免，只是慷慨地称赞了胡锦涛一番。

公报说，“过去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公报还强调说，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纽约时报指出，此外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还说，十七大将会修改党的章程，这意味着胡锦涛为促进更均衡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这句口号，将会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所提出的政治口号一样，被写进中共党章。

但即便如此，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很可能既会强调执政党的集体作出的决策，也会强调胡锦涛的影响力。相对来看，胡锦涛的权力可能会受到新领导层的限制。

▲美国之音（VOA）报道：听众促十七大以人民利益为决策点。报道说，不久前，一位姓唐的听众朋友寄来致中共17大以及中国公民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党员放弃一党之私，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谋福利。

这位听众朋友在公开信中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2007年中共17大即将召开之际，他在良心的驱使下，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

他写道：“中国共产党走到十七大，仍然是国家政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都和这个会议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人民本身才是自己幸福的最高仲裁人，曾经托付的权力也可以收回。追求自由和幸福是人内在的天性，如果受到阻碍，人民将冲破阻碍，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接下来，这位朋友写道：“我们的先辈在荒地上、在油田里、在苦寒的戈壁滩上、在险峻的丛山中劳动和建设。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说一两句真心话或者坚守个人信念而被毁灭肉体和自尊，不是为了只能在自己的国家里‘暂住’，不是为了在上访的路上被权势者象猎物一样追捕，不是为了让保一家活命的小摊被以国家的名义无情地砸烂，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栖身小窝在强拆的推土机前化为烟尘。”

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位听众朋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曾经有人承诺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曾经有人承诺四个现代化的近期远景，曾经有人承诺永葆自由和共和的政制。今天，这一切在哪里呢？这世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富贵权势者穷奢极欲，如在天堂；赤贫和无望者水深火热，如在地狱。他们没有明天，没有希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同胞们，中国不仅是你们的乐园，也是无权无势的同胞的家园。我们的祖先埋葬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继续在这块大地上繁衍生息。”

这位听众朋友向中共十七大代表们发出呼吁。他写道：“但愿你们承担起历史在这时刻赋予你们的使命，怀着真诚、勇气和远见，重新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作为决策的出发点，而不是在财富和权势面前苟且。有人指着几百万军队说：这是我们的倚靠。但我们知道，他们首先是亿万农民、市民、工人的子弟，其次才是军队的一员，他们同样有人民所感受的一切。”

在公开信的最后，这位听众朋友呼吁处于弱势地位的同胞们发奋自强：“所有的不公正，所有的枷锁和压迫，都不会永远存在，它们必将被和平和仁爱的真理所战胜。曾经迷误的，但愿不再沉沦；曾经依赖别人的，但愿能够自强；有了自由的公民，我们才有自由的国家。我们需要重新携手，建设和平、自由和繁荣的家园。”

▲中央社记者王曼娜报道：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得票决定常委名单。报道说，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有潜力进入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张德江、贺国强及俞正声如果在十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太低，可能不会进入常委。

信息中心获悉，中共十七大的二千二百多名代表对习近平、张德江、贺国强及俞正声等人的背景及政绩非常清楚，代表们的投票将影响到政治局常委名单的变化。

据说，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名单的最后确定要到选举十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之后进行，所以政治局常委名单很可能根据中央委员得票情况发生变化。由于习近平代表的是资本力量，如果他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偏低而张德江得票较高的话，张德江将会进入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信息中心又说，十七大特别强调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人选要由党内威信特别高的人担任，由于俞正声现年六十二岁，为官比较清正；而六十四岁的贺国强在一九九六年至九八年任福建省省长期间正是赖昌星走私的高峰期，这些因素将影响代表的投票。

信息中心认为，如果俞正声得票高过贺国强，俞正声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担任中纪委书记。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中共十七大 民众关注金融问题。报道说，中国社会调查所就十七大进行的民调显示，金融问题成为市民对十七大最关注的问题。

和中国媒体侧重报道民主关注相比，海外媒体对十七大的关注点是中共高层政治权力分配，如胡锦涛的接班人谁属。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海外媒体都纷纷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例如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等作出详细的报道。

其中美联社便采访了曾经和他们交手的美国官员、德国商人和大学同学等，并谈及他们二人的能力和性格，希望可以最早揭开这些中国领导人的“面纱”。

中国官方媒体一如以往，不会在党公布任何人事之前作任何相关的报道。在十七大召开前，就已经有报道说，中国当局要国内媒体不得擅自报道负面消息。

另一方面，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社会调查所有关“十七大老百姓关心的十大问题”调查结果显示，94.5%被访者表示“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十七大。

调查总共访问了1000人，来自中国10个城市。

负责民调的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文汇报》说，由于今年证券市场上A股持续牛市，金融问题成为十七大市民最为关注的问题。

调查报告显示，金融、物价上涨、社会保障、就业和再就业、民主维权和财产利益、楼市、贫富收入差距、台湾问题、腐败、社会治安成为十七大老百姓关注的十大问题。其中金融问题、物价上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这三个问题民众的关注度均达到了8成以上。但也有中国市民对十七大解决民生问题不抱希望。

像一名沈阳网友对BBC中文网说，目前在沈阳有许多任务人，到了晚年生活非常艰苦，政府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希望。他认为，十七大会议能解决的唯一问题可能就是完成中共高层的权力再分配。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万人上书十七大发起者被捕 访民继续遭关押虐打。报道说，一万多访民联名上书中共十七大呼吁宪政民主，消除冤情基础的签名活动发起人刘杰星期四被北京警方抓捕，而另外三位组织者也正在躲避警方。同时北京抓捕虐待访民的情况继续不断发生。

十月八号网上公布了一封一万多名访民联名上书十七大，倡导宪政民主、消除冤情基础的公开信，这被誉为最大规模的一次访民集体上书，众多海外、包括香港媒体都报道了事件。而发起人黑龙江访民刘杰，星期四一早出门时，却被等待在住所门 外的北京警察抓捕，其后带到了佑安门派出所。与她一起被抓的有另一位发起者河北的访民程英才，但他就得以在派出所门口逃脱。

他们的伙伴湖北访民王桂兰告诉记者：“十一点钟程先生给我打的电话，我们当时就感觉不妙就急急忙忙的去合程先生见了个面。他今天去接刘杰出门的时候，警察就在门口等着，叫他们上车，把他俩同时拉到佑安门派出所。程先生他当时说他 不是上访的，是卖水果的，乘警察看他兜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他手机都没拿出来，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的电话。　”

刘杰被抓后，组织联系这次签名上书活动的其余三人中，刘学立和程英才两人在躲避抓捕，电话都是关机状态。

王桂兰说：“那两个现在不跟任何人解除了，现在就我一个面对媒体，因为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面对的话，刘杰的处境可能会更糟。启示我们现在四个人的处境你不知道有多艰难，所有生活费都用在联名信的事上了，你说要我们跑，连打的的钱都没有。”

刘杰等人组织的联署公开信中呼吁：明确截访违法，追究截访罪责，清理“黑监狱”。释放一切因上访而被关押、劳教、判刑及送入精神病院的公民，解散一切针对上访群体精神迫害性的各种强制“学习班”。

虽然该信正是在强调和谐社会的中共十七大前夕发表，然而不但策划者遭殃，信中希望当局善待访民的呼吁，目前看来似乎并没有得到采纳。

同一天，来自辽宁的访民刘纯宝在最高人民法院外遭截访人员无辜殴打，其后又被最高法院警卫用电棍虐打。他当天下午被带到了佑安门派出所，当晚，关押在地下室里的他通过手提电话对本台讲述经过：“现在我在地下室里， 中午他们就跟踪上我了，把我的资料全都抢走，六七个人打了我。完了以后把我送到高法（警卫室）拿电棍惩罚我，电得我上来下去， 闹得迷糊恶心。完事了又拉到佑安门派出所，说我打人。我本身是个残疾人，再说六七个人打的我，说我打他，他伤在哪 里？我浑身都是伤。现在就是有理说不清。”

刘纯宝不知道明天自己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其它也不说，就把你弄地下室里就完了，我就是等待吧！是拘留还是劳教，我现在没有发言权呀！每个回去都是拘留，我先后被拘留八次了。”
 
记者当天致电天安门附近的佑安门派出所，电话一直是忙音状态。

▲朝鲜日报记者李明振报道：中共十七大即将开幕 中国领导层趋向年轻化。报道说，以十七大为契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结束从2002年开始的5年的第一届任期，启动新的为期5年的任期。而且在2012年他退职后接他的班的第5代领导层将跃升为中国权力结构的核心。

本届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52岁）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54岁）很有可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以他们为首的第5代领导层比胡锦涛年轻10岁以上。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结束后，他们在改革开放（1978年）带来的自由的社会气氛下上大学，拥有很自由的思维方式。而且与理工出身的技术官僚的现任领导层不同，第5代领导层大多是文科出身。

本届大会上，胡锦涛主席的治国理念“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将被纳入党的最高纲领——党章中。“科学发展观”是指，通过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消贫富失衡和社会矛盾。由此，中国党、政今后的政策基调有望全面改变，把重点从量的增长转移到均衡发展和质的增长上。

中国专家预测说，就外交政策，进入胡锦涛第二届任期的中国将致力于确保资源等实际利益，打着“实现和谐世界”的口号，在解决国际社会的各种悬而不解的问题和矛盾方面提高发言权。在明年即将举行北京奥运会之际，消除逐渐升温的对美贸易摩擦、以及因中国增加军费开支等不断扩散的“中国威胁论”也被认为是胡锦涛第二届任期必须解决的课题。

▲香港明报报道：中共十七大将确立胡锦涛为“胡核心”。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透露，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七大，除将选出新一屇中央领导层外，还将正式确立胡锦涛的领导核心地位，此后官方将正式使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消息并指，在十七大胡锦涛对人事布局已掌控制权。

报导说，十七大将确立“胡核心”是以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将此写入党章为标志。报导指，在十七大胡锦涛已经在人事方面掌握了相当主导权，对十八大的接班布局则有绝对的控制权。

报导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提法，改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今年北戴河碰头会期间中共高层商定，并获得前两屇中央政治局退休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以及一些元老的支持，决定在中共十七大上全面确立“胡核心”的地位。消息称，确立“核心”地位是胡锦涛彻底全面掌权和控制全局的重要标志，

报导说，2002年11月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中共官方就一直使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提法。官方媒体首度以“核心”来形容胡锦涛是在2005年2月25日晚间新闻联播中，使用过“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这一提法。但此后官方媒体和中共高层仍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标准，未再称胡为“核心”。

报导还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将在十七大上作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今后不再出席公开场合。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共十七大前完成大军区人事调整。报道引述中国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报道，中共对7大军区中的5位负责人和3位政委进行了调整，人民日报还在网站上罕见地公布了军区新领导人的完整名单。

中国7大军区的总部设在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中国日报说，这次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军区领导人年轻化，调整后的各大军区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从63岁下降到59岁。

在过去半年里，7大军区的高级将领先后易人。最新的变动包括管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沈阳军区司令常万全中将升任为总装备部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一职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张又侠中将出任。

中共十七大除了选出中共核心领导层外，还将选举新一届的中央军委班子。外界认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已经牢牢掌握军权，十七大只会对中央军委班子做微小调整，基本上保持不变。

预计，72岁的曹刚川即将退休，将有原总参谋长粱光烈接任国防部长。另外新任海军司令员的吴胜利、新任空军司令员的许其亮，还有新任总装备部长常万全将是军委新贵。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十七大召开前多位泛蓝联盟成员遭当局严密监视。报道说，中共17大将于下星期一开幕，中国泛蓝联盟多位成员被当局先后带走问话，并遭到严密监视。当局威胁他们17大召开期间不得到北京上访。

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多位异见人士被抓捕或遭受当局严密看守。在大陆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近日也被当局警告。泛蓝联盟四川成员黄晓敏近日在网上发表一篇“再见，软禁！”的文章，表示成都当局自从九月底开始要他每天早晚都要给他们汇报一天的基本情况，至少要打个照面或者是用固定电话给他们报告，以此证明他还在居住地没有离开。如果确要离开成都必须提前两天通告，说明到什么地方、要去多久和哪些人在一起。星期二，本台记者致电黄晓敏，经多次尝试之后电话才接通，他表示：“我现在感受到可能当局最主要还是在网络上和电话上的监控比较严一点。”

记者：当局没派人二十四小时看着吗？

黄晓敏：有呀，就是我必需要向我住宅区的安保人员早晚见个面，

除了黄晓敏之外，另一位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原本为了经租户问题原打算到北京上访，近日却被公安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谢福林表示：“昨天是有两个人来者我，因为我清早就和我弟弟到房地局去，门口的保安见到了就立即打电话，昨天中午十一点多我们回来的时候，派出所两个警员就到我家来了。主要是了解我们到哪里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上北京。”

记者：他们是不是担心你到北京上访？

谢福林：有这个意思，关键是怕我组织人到北京去抗议，他们说要看我看到二十七号为止。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重庆成员张起也表示出入都有人监视：“据我了解好像是有人要求附近的居民报告我出去的行踪，比如说我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就是这种讯息他们也要搜集的。因为我们那些邻居有些是摆小摊的，或是做小生意之类的，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吧！而对我这样的监视可能就是要持续到十七大开完。”

记者：所以你估计是和十七大有关吗？

张起：肯定是和十七大有关，包括黄晓敏也是。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十七大是否会碰一碰新三座大山。报道说，在中国，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被称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有海外媒体报道，解决新三座大山等民生问题将成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三难是如何产生的？解决之道又何在呢？

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在中国民间和官方媒体上被喻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香港《亚洲周刊》表示，中共十七大要碰一碰这新三座大山了。

广东第一人民医院的曾军大夫认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最好分开来说。他说，看病难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

“看病难的问题不是太大，就是怎么样把社区的医院搞好一些，让一些知名的医生到社区坐诊，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一般的病就在社区里头解决了。现在看病难主要是很多人对一些大的医院，甲等医院，或者是教学医院或者是城里比较有名的医院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不到大医院看病就担心自己的病情被耽误了，或者是误诊了。因为这样医疗，医院分布不均衡，所以大家就比较盲从往大医院跑。这个我觉得解决比较容易。”

曾大夫表示，看病贵的问题的确存在：

“看病贵是比较难解决，因为现在看病贵主要体现在谁来出钱的问题。现在很多是自己负担。因为考虑到自己负担，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也提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通过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达到政府分担一部分，个人分担一部分，然后，有的单位再分担一部分。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最终看下来，其实这个医疗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这位大夫说，中国的医院现在有个风气：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喜欢用新的，这就把医疗费用抬上去了；药物的市场流通环节太多也是一个原因：

“总体来说，好像已经到了一种只要有新的东西就用新的东西，很少用以前便宜的手段来治疗。这就把看病的价格抬得很高。国产的药有些也很贵。这里面不排除中间的循环过程，每个过程都会把药品的价格往上抬。老百姓看病的时候拿到的价格确实是比较贵。”

这位医生还以自己的体会谈到孩子上学难和上学贵的问题：

“收费高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的孩子上小学要交4万。生下来一个小孩的教育费到大学毕业我估计要几十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假如说我家庭的情况很差，那孩子就任其发展了，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辍学或者去打工。对于一个城市的或者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很好的学校，为什么都读很好的学校？因为它的校风比较好，在这种环境下小孩不容易学坏，或者是他们整个得到的教育比一般的要好一些。大家都是望子成龙，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一个好学校，读个好的大学，出来找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收入，以后就不会太吃亏。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好的学校。上好的学校就要交很高的赞助费，当然还有些学校也需要创收，说句老实话。我刚才讲的是好学校，中等学校也要创收，不创收怎么生存？老师的工资怎么办？老师的奖金怎么办？福利怎么办？”

美国博尔州立大学资深经济学家郑竹园表示，上学贵的问题是要解决，但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人人非上大学不行，中国应当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另外，有钱的人要资助教育，政府要向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贷款：

“高中学生一年上学，要两个农民的收入才能供一个高中生，大学就更困难了。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现在是大家都上大学，其实还有职业学校可以学一技之长。像在印第安纳，不是每个人上大学，两年然后是学一技之长，学做木匠，做电工，做电脑。出来工作容易找。第二个，中国有钱的人不肯把钱拿出来捐学。在香港，李嘉诚一个月捐了几百亿。要鼓励民间捐款，政府要增加贫困学生的贷款。”

在谈到中国房价过高问题的时候，郑教授说，政府不一定会将房价压下来。他建议中国内地向香港学习，建造更多廉租房：

“要把价降下来，地方政府不会合作。政府也不敢降，因为政府希望把经济搞起来。那么一个唯一的办法，香港的例子可以参考，香港政府建了很多廉价的房屋，租给贫民。以后应该每个城市规定有一定数量的地，建廉租房给低收入的人住，规定每个城市拨出一成，两成的地方来建廉租房。”

新华网年初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中，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分别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国一万两千访民上书中共十七大。报道说，中国上万访民联名上书中共17大，呼吁把胡锦涛总书记以宪治国、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转变为解决访民冤情、消解访民积怨的具体方针政策。

中国30个省的1万2千名访民星期一致函中共中央，对将于10月15号开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议。

访民代表刘洁对中文部记者说，建议书一共提出6点意见：“建议第一项，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应当允许冤民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开陈述、宣讲自己的冤情。政府、社会应允许访民出外申诉冤情，开设冤情陈诉、讨论的网站，允许访民集会抗议政府侵权，允许访民自由组织监督、敦促各级权力落实解决上访问题的团体集会。”

*社会底层的声音*

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共党内左右两派都试图对这次大会施加影响。各地访民的上书代表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

早前，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十六大以来，全国信访战线全力破解信访难题，推动信访形势发生了积极可喜的变化，实现了全国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持续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的良好局面。

不过中宣部出版的《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承认，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初步的。刘洁等访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以宪治国、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虽好，但是仍未扭转局面。

刘洁说：“无庸置疑，这些思想寄托着访民的一些期盼，在一定时期安抚了访民心灵的创伤，让访民看到了昭雪有日的希望。然而，转眼5年过去了，我们悲哀地看到中国公权侵犯私权的现实依然严酷，还有恶化的迹象，导致旧冤未申、新冤屡生的局面。”

*建议成立宪法法院*

有鉴于此，万名访民在写给中共中央和十七大的信函中建议，成立宪法法院，清理各部门违反宪法的政策法规，从根本上铲除侵犯民权、制造冤情的社会基础。

建议书还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确截访非法，追究截访罪责，清理黑监狱，切实疏通上访渠道，真正落实上访无罪，使访民的问题事事有答复、件件有落实。

刘洁说：“地方为了政绩，将千里迢迢到北京上访的民众拦截、绑架、关押、毒打，建立起大量超越司法之外的黑监狱，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人权悲剧。”

刘洁说，对3328名选民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其中被非法关押毒打的有1244人，被拘留的有1006人，被劳动教养的有156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104人。

建议书要求释放一切因上访被关押、劳教、判刑以及送进精神病院的公民，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化解社会积怨，并开启政治改革，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香港明报报道：汪洋十七大极有可能进入中央领导层。报道说，26岁当副县（处）级官员，27岁县（处）级，28岁副地（厅）级，32岁地（厅）级，38岁副省（部）级……与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同年（1955年）、目前是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在40岁前的那种如乘坐“穿梭机”般的晋升速度，确实在中国官场少见。汪洋在安徽铜陵主政时，就因思想开放与邓小平合拍，而被邓特别召见。这位西部唯一直辖市的“年轻一哥”，在十七大时极有可能进入中央领导层。

在70年代初，高中还没有读完的汪洋，17岁就进入安徽省宿县地区一家食品厂当工人，20岁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并加入中共。

少年得志仕途没走弯路

1976年，汪洋被调到宿县地区“五七”干校做教员。由于做事勤快，很快赢得老干部的好感，展开了他“一点弯路都没有走”的仕途：1981年10月，才26岁的汪洋出任共青团宿县地委副书记，之后再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

虽然仕途上快速升迁，真正能主政一方却是从1988年11月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真除为市长）开始，这年他才33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正厅级干部之一。

对谈解矛盾平息89学潮

1989年春，北京学潮也蔓延到铜陵，汪洋亲自与学生对谈，使社会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汪洋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据说，由于这番话与邓小平后来南巡讲话的思想很接近，当年邓小平巡视安徽时，曾特别与这位“娃娃市长”见面。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一年后，他再被提拔为安徽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朱镕基点名进京任要职

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03年，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汪洋被提拔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汪洋在40岁之前的升官速度之快，可用“乘火箭”来形容。不过，仕途上的“少年得志”，却令他在接受大学教育方面，相对上留下明显的“缺陷”。

在目前众多“中共新贵”中，由名牌大学毕业的不在少数，与汪洋同年代的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等高官，都是出自北大或清华。但汪洋因父亲早逝，在17岁高中还未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因此，也就自然欠缺完整的大学本科学历（他在任安徽副省长期间，以在职身分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班，获工学硕士学位）。在对学历要求愈来愈严格的官场高层来说，“学养不足”或许会成为他仕途的潜在阻力。

水深火热考验重庆一哥汪洋虽然到重庆任职不足两年，但两年来却分别经历了百年不遇的高温旱灾及特大水灾的考验。

去年5至8月，重庆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大旱，全年有逾百天的气温高达35℃以上，最高气温达44℃。令重庆这个火炉之城如“火上浇油”。这场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总损失达80亿元，约占05年重庆市GDP的2.5%。

坚持第一线领导抗灾

这期间，汪洋几乎一直在抗旱第一线。在他领导下，重庆最终“减产不减收”，无人因干旱而死亡，实现了“有灾无难”。即使旱情结束，汪洋也没有松上一口气，而是马上又投入组织预防“大旱之后可能的大汛”。

果然，在今年7月，重庆又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当地在约30个小时内，降雨量达逾300毫米，个别地区降雨量高达800毫米。许多乡村水深及腰，真是“汪洋一片”。为此，重庆市调拨了大量救灾物质支持灾区，而原定为重庆成立直辖市10周年庆祝活动准备的财政拨款，也转用到救灾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7月下旬特别到重庆视察灾情，也从侧面显示，中央对重庆救灾及恢复生产工作的一种肯定。温总“抽秤”从容过关汪洋在调任重庆“一哥”时，虽然三峡工程最主要项目已基本完成，但三峡工程衍生的移民问题，仍是汪洋工作日程中的重要内容。他曾多次组织官员到即将被水淹的库区村落视察，尽可能地解决移民工作的具体问题。由于工作做的较为完善，因此，就算面对总理温家宝考察重庆，不依原定安排而随机检查库区村民情？，汪洋也是从容以对。

温家宝随机检查感满意

话说在去年4月21日，温家宝从北京飞抵重庆次日，就到须移民百万的三峡库区视察，当车队到达涪陵区南沱镇联丰村六组附近时，温总突然下令停车，带头沿？山路走进一户农家，询问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情？，了解三峡工程蓄水所带来的生产问题。

温总“突然抽秤”式的视察，是不少地方官员的“最怕”，因为万一被“抽秤”出问题，随时就会遭温总怪罪。不过，由于汪洋一直关注库区移民工作，再加上重庆市政府对三峡移民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因此，对于温总这次“突然袭击”，汪洋信心十足。

果然，村民说，联丰村六组原有500多亩地，当三峡蓄水到175米后，便会淹没114亩地。不过政府亦协助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在柑橘林中套种蔬菜，利用水塘搞好水产养殖。听到这番讲述，温家宝感到满意，认为地方官有为农民办过实事。

慰问困难户怒斥马屁官2006年8月中旬，汪洋到已有13天最高气温在摄氏40度以上的巴南区，察看灾情。他在鱼洞集贸市场向市民询问蔬菜的涨价情？。据说，有个菜贩坐？回答汪洋的提问，有随行官员高声要求该商贩站起来回答问题，但汪洋随即用手势制止。汪洋随后来到鱼洞街道化龙桥社区慰问特困群众。当知道一名80岁的老妇吃低保（类似香港综援），舍不得开电扇，汪洋当即指示，对这样的老人政府要给予一次过的消暑纳凉补助。这时，又有人提醒群众要站起来，汪洋生气说：就坐着说，就坐着说。

禁警察驱赶民众

其实陪同官员的一些行为令汪洋动怒也并非一次两次。去年他到三峡库区某县考察，早晨起来打算到县城的广场走走。当他步近广场时，看到几个警察正在驱离晨运锻炼的群众。他非常生气：这样我们和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另一次到区县考察，他下车时发现，烈日下的另一个路口被拦住了一长串车。他生气地说：让群众先走，不要把我们摆在群众的对立面。

汪洋说，现在有些人在尽职尽责地帮“倒忙”。不是说这些人能力有问题，而是一看到有人聚集、提意见，就觉得他们是在捣乱。他并要求各个机关进行“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整顿活动。

 天安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相信便衣警察更多

●海外媒体的分析

▲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采访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李成，采访发表在德国之声，标题为《谁是中国新一代掌舵人？》谁将进入政治局常委，谁就有可能在5年、6年之后成为胡锦涛、温家宝的接班人。谁是第五代领导人，谁最有可能在5年后成为中国的掌舵人？

德国之声：李成先生，您好！中共十七大马上就将召开，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将被写如党章。除此之外好像会议的内容没有太多的看点，大家最关心的是人事上的安排。在所谓第五代领导人当中，谁将成为政治局的常委？您能不能做个预测？

李成：这很难预测。现在各种各样的方案、名单都不是真实的。这有很多原因，首先我想中央领导人已经确定了选拔的机制，但是并没有确定哪几个人。因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可能是差额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们确定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连中央委员会都进不去。而且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到底有多少人退以及能上多少人，都是不一样的。最后的妥协和酝酿可能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决定。

有人将今年三月刚刚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商务部长薄熙来以及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称为中国政坛的四大天王。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接班人会不会在他们四个人当中产生呢？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估计薄熙来最高能到副总理的职位，走不上总理的位置。有太多的阻力，有非常多的人不喜欢他。他在大连的时候，大连的市委书记不喜欢他。在辽宁，辽宁的省委书记不喜欢他。到了商务部，又有很多商务部的官员不喜欢他。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大的阻力。习近平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如果越级提拔，今后他付出的政治代价将会很大。李源潮、李克强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来谈谁是接班人还为时过早。这四个人都有可能进入政治局，但谁进政治局常委，现在不明朗，作接班人更不明朗。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考察，会把他们安排在某个位置上，5年后再做决定。或者是两、三年以后，可能中央会在什么会议上突出某个人。但在这次会议上可能不会特别清楚。

也就是说，与以往党代会不同的是，十七大召开前，接班人的问题还根本没有定论？

对，这是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胡锦涛是在1992年作政治局常委的。当时，他已经在两个省作了省委书记。同年龄的干部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同时，他的人脉也比较好，尤其是他在西藏工作过，被视为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干部。同时各个派系基本上能够接受他。之后给了他10年的时间接受锻炼、考察。他各方面的运气也比较好。现在我们知道，胡锦涛2012、2013年将会退下来。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胡锦涛的接班人最多只有5年，而不是10年经受锻炼。现在根本就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当然也许李源潮、李克强都有一些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同其他人相比也不是特别显着。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众和官员对自己的利益都有了更多了解，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怎么在中央选择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人。同时制度化建设、透明度，党内民主，包括各种选举，这些因素都给未来选择领导人带来了很多变数，而这也许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您认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十七大之后还会不会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

我不同意。我觉得有可能有女性。如果有女性，那么最有希望的是刘延东和胡爱英。当然刘延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我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情，政治局常委会有女性，但是不是在这一届，我们不清楚，但刘延东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

那么在选择第五代领导人的时候，有团派政治家和太子党之间的竞争，我们刚才提到的李克强、李源潮是团派的明星，而习金平、薄熙来则是太子党的代表。那么这两派政治家在经历上有什么不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是什么呢？

他们有一些是两方面都有，包括刘延东、李源潮、潘岳等等，但大多团派不是出身高干子弟，而是比较贫微的，而且大多在内地工作了很长时间，在基层，尤其是在作了共青团之后，又搞宣传、组织、统战等党务工作，而太子党一般在大学毕业以后被派到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如俞正声到了青岛，薄熙来到了大连，习近平到了福州，都是副省级的单位，而且都是资源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些太子党的人像周小川、王岐山又都有比较强的外贸方面的经验，金融方面的知识。从知识结构来说，团派和太子党是不一样的。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代表的区域也是不同的，太子党更多是在沿海地区，而团派更多是在内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可以说是技术官僚，有很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那么在第五代的政治家当中，北大毕业生居多。在北大或在清华毕业，对一个人的观念、执政风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清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跟文革前清华的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是有关的。他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双肩挑，训练他们的是听话、出活，这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所以培养出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色。而北大的文理学院比较强，而且思想自由是北大的传统，包括当时在大学读书的李克强，77届、78届的学生，后来进来的薄熙来，他们都参与了大学的选举。后来他们虽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这一代人的特色保留下来了。我想他们当时受西方民主理念的影响是很大的。

您能不能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描述一下第五代领导人呢？

首先我想是比较务实，同时他们又很能干，知识结构比较多元。

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五代领导人能不能带领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中国的民主不仅仅是靠领导层，中国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人数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各个利益集团也更多了解到他们的利益所在。科技革命，包括信息革命，多维网，移动电话等等，都会促进信息的交流，这是多方面的因素。从领导层来讲，我们称第五代是共和国的一代，大多数人是在1949年出生。他们也是文革的一代，但与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不同的是，他们在文革开始时上初中，是人称的失落的一代，大多数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到农村插队好几年，或者作工人、店员等等，1978年邓小平恢复高考之后，他们又回到学校接受教育，当时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阶段。这样的经历注定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弱，同时又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接受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第三代、第四代的技术官僚不一样，这一代学法律、经济或政治，这也使他们在政治运作方面可能会更灵活，也更乐于妥协，更具竞争意识。

国外的民主浪潮会不会对中国形成压力呢？

我想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压力。迟早中国要走这条路。你看看哪一个国家没有选举，只是很少的国家。古巴、朝鲜或其他一些落后的国家。大多数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而且共产党也需要得到新一轮所谓的合法性。合法性哪里来？另外现在选领导人，你怎么知道这个领导人比那个领导人好。如果不能够决定的话，那么选举不是一个很坏的主意。

不过我想您所说的选举，如果真正实行的话，也首先是党内的民主。在政治改革方面，是不是可以说今后五年内不能对胡温抱有什么期望呢？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俞可平的话说，叫渐进民主。这是一个过程。不会一下子完成，不会五年之内就完成，可能会需要十年、十五年的时间，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智囊也知道，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些突变，不完全是积累，但什么时候突变，什么时候时机成熟，这些我们都不是很清楚。这会不会在政治上推动中国向前发展，提高民众的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我刚才讲了，这是两难，一方面你选择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被别人接受，就会造成接班人的危机；另一方面如果你选择两到三个人，那他们就会互相竞争，派系斗争就会提前公开化，或者变得不可收拾。这样的事情也许迟早要发生，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想这是胡锦涛经常在考虑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道：分析人士称胡温执政5年动听口号未落实。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政治口号，特别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被称为“新三民主义”，令人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武汉的民间网站“中国监督网”创办人王金祥先生表示，胡温执政5年来，总的来讲，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但很多政策都没有得到落实：

“大的局面还是可以，但是关于政策落实的问题，中央的一些东西，象我们国家的宪法、党章都是很好的，但是得不到落实。党章里讲我们这些党员要为人民服务，不过，现在我们这些党员变质的比较多，真正做得比较好的党员很难找了，特别是因为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比较严重。”

王金祥先生最为关注的是宪法保障公民的诸多权利：

“宪法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对公务员的要求，对公民的批评权的形使，可能都很难得到落实。那些和平式的言论的形势，和平表意的方式，游行示威这些都是和平式的，我们宪法规定的都是很好的，但是没有落实。”

香港《苹果日报》最新发表文章，也谈到胡温执政以来频频发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口号，创造中国政坛之最。但是，不管口号如何动听，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局面还是没有改善。《苹果日报》的文章提到，胡温在亲属经商的问题上处境尴尬，因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任职的公司得到中国民航总局的巨额合约，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是珠宝商，温家宝的儿子被传收受上市公司资金，也令人质疑。山东大学退休教授，《百年祸国》一书的作者孙文广先生说，胡温执政以来，在政绩方面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对胡温来讲，这五年政绩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进。一上台胡锦涛就到西柏坡去，说明他要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前任江泽民在执政的时候政策他是继承下来了。在这个五年里头，确实提出了许多东西，但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一些东西却没有什么建树。我觉得民主建设，法制建设没什么进展，到现在为止，基层选举连个乡镇长都不能直选。”

外界注意到，过去5年来，中国矿难频传，官民冲突不断，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百姓最为痛恨的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好转的迹象。孙文广教授说：

“设了一个贪污腐败局，实际上设了一个关卡就多了一个贪污腐败的机会。有些官员有贪污的机会。有些贪污犯是非常令人发指的，象济南市出了一个段义和，济南市市委常委，人大主任在党内当了多少年官了，他包养情妇，结果在大街上把他的情妇炸死，就为了灭口。而且处理也违反一般常规抓起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判决，不到两个月就枪决了。当时我曾经写文章提出质疑，另外，为什么这么快就把人枪决呢？这是杀人灭口。他在济南多少年了，这个恶行大家都知道一些。”

《苹果日报》的文章认为，胡温连任已成定局，在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大气候下，二人很难打破口号治国，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局面。

▲美国之音（VOA）记者张楠采访分析：北京市居民对中共十七大关心吗？

中共17大即将召开，北京市居民对这次大会反应不一，有关注民生的，有期待政治改革的，也有漠不关心，甚至毫无所知的。

随着17大的临近，官方媒体加强了宣传力度。电视里的配合性报道和节目大幅增加，街头巷尾也挂起了大标语。走进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的横幅映入眼帘。但是学生们关心17大吗？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记者遇到了一名大三女学生。

记者：我是媒体的，我想问一下你对17大有什么想法。

学生：什么？

记者：17大。知道什么是17大吗？

学生：不太清楚。

记者：17大是什么？

学生：17届人民代表大会。

记者：不是。

学生：那是什么呀？

记者：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学生：那不是差不多吗？”

还是在三角地附近，一名学法律的大一学生正在为一项奥运活动做宣传。

记者：你对奥运很关心，对17大也关心吗？

学生：还好吧。

记者：有没有对某一个问题特别关注？

学生：目前还没有。我都没有具体考虑过。

在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中，三角地曾经是学生领袖发表演讲和各种信息流传的地方。李海是当年北大学自联的外联部长。

李海说：“那个时候，三角地主要是一个发布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消息。广告牌被贴满了，还有墙上。在胡耀邦刚去世的时候，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联、各种诗歌、各种说法，非常吸引人。”

而今，物是人非。三角地周围看版上张帖的不再是跟政治有关的信息，而是“豪华单间”、“考研公寓”之类的租房小广告，演出海报，或者是外语辅导通知。

不过，也有北大学生从民主的视角观察17大。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关心的是17大召开的形式。

他说：“大家是不是都写好自己的意见，然后读一下这种形式呢，还是展开激烈的讨论？大家都很统一口径，还是会有一些争论？”

他说，现在北大的学生干部很多是通过竞选投票产生的。候选人要进行自我宣传，介绍工作规划，还可以贴海报为自己拉票。

其实，不仅学生对17大不太关注，就连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的副总经理张恒利听到记者的提问都愣了一下。

他说：“嘿，您提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建设还是比较忙，我对这个关心的也比较少，体会不是特别深。但是我觉得，我们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17大最大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能指望每个人多去关心17大，这既不现实，也未必是好事。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毛泽东一句话，“关心国家大事，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全国人民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内乱当中，人人关心政治，个个参与政治，结果是天下大乱。

李海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他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空间不限于政治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进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度要大一些。他们连十七大和人民代表大会都分不清楚，这说明我们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已经完全被垄断了，已经完全和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关系了。”

谈到他本人对17大的期望，李海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不变实在代价太大的时候了”。他认为，中共越早开启政治改革的进程越好。不过他说，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幻想，他准备迎接幻想破灭后的失望。

▲自由亚洲电台（RFA）采访分析人士：十七大前左右交锋白热化。中共十七大即将在10月15号开幕。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左、右两派的交锋日趋白热化，双方都试图影响中共十七大的决策。然而也一些分析认为，目前所谓左、右两派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在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台湾中央社星期一的一篇报道指出，最近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者实质上是一年前开始的对中国改革方向大辩论的延续。文章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说，被视为右派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表示，左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性作论证，对右派没有杀伤力，但因为中南海对左派比较顾忌，因此在理论界有一些影响力。

而经济学者仲大军则认为，左、右两派实际上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对当前政策没有影响力。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府官员方觉，也持有和仲大军类似的观点。

“外界所注意的交锋实际上不发生在中国的政治层内，更不发生在中国的领导层内，它主要是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前共产党的领导官员的小圈子里面。所以我觉得在知识界发生的左派和右派的争论不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因为目前中共领导层和知识界的关系是非常松弛的。知识界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和中国决策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

近来，在北京出版的，由一些新闻界退休高官主办的杂志《炎黄春秋》经常发表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中共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中国左派代表性人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海外媒体表示，必须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否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假的。他还表示，中共党内右派多数是大富翁，有一定社会基础，又有外国势力撑腰，在海外被看成是改革派、开明派。而中共党内左派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

美国中文争论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辑胡平分析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些左派和右派，都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左派和右派跟西方所定义的完全不一样，目前中国比较活跃的左派和右派的共同特点是对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持反对态度，跟我们所说的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又不一样，但是民间也有一些人对现在的贫富差距，对市场化的改革有很多看法，但他们共同的就是很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

胡平表示，中共理论界的左派近年来不被中共最高层接受，甚至受到打压，而他们仍然坚持集权专政的思想，显示出中国现实政治的荒诞性。

“他们在党内已经很不得势了，写那么多公开信连个公开发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本来就该去争取言论自由，争取出版自由，给自己争取党内的民主和社会的民主，以便使自己能够堂而皇之地集结起自己的力量，散布自己的观点，从而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他们本来该这么做，但他们不。他们还完全赞成强化权力中心，排除异己，党的这种政治上的专制。所以，这点是他们最可笑也最可悲的。”

方觉则表示，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国社会发展将遇到极大障碍。他认为，决定中共十七大政策走向的，并不是这些左派或右派的理论界人士。中国经济学者仲大军也对海外媒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中国未来应该允许公民通过投票和选举表达民意，由民意决定国家的政策方向。

▲德国之声分析：十七大也要“整”达赖喇嘛？

十七大召开前夕，北京官方重要媒体载文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称“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改变他的立场，可能除了在达兰萨拉浪费余生外别无选择”。

新华社以及北京两大外文对外宣传报刊“中国日报”和“北京周报”在“国庆黄金周”接连发表长文，以近年少有的激烈口气谴责达赖喇嘛在国外的“藏独”活动。中共十七大将于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选举新的党的领导人，还将为今后重大的政治问题制定基调。因此，国外中国问题观察家猜测，北京重要媒体十七大前“猛攻”达赖喇嘛，显示出中共很可能在十七大上讨论西藏形势和政策，结果很可能是将达赖重返拉萨的条件制定得更为苛刻。

新华社的文章评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是西藏人民的历史选择”，这两个制度作为“西藏发展与进步的制度性保障”，已经“扎根西藏这片土地，并且深入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人民的心”。评论最后以激烈的口吻警告说：“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改变他的立场，可能除了在达兰萨拉浪费余生外别无选择。”

文章称，自达赖流亡以来，“藏独”一直明显地写在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宪章”里，至今没有修改。文章还说，达赖的身边一直紧密聚集着“前农奴主”和“分裂分子”，达赖在他们的影响下越走越远，成为了“国外反华势力的工具”。

北京突然对达赖言辞激烈，显然与近来达赖频繁与国外高层政治领导人接触有关。9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无视北京的警告，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导致北京以取消同德国的法制国家对话和推迟中德外长纽约联大期间的惯例会晤来抗议。中国外交部称默克尔会见达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在同默克尔会晤前，达赖还在维也纳受到奥地利总理的接见。10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将在华盛顿国会山亲自为达赖喇嘛授予“国会金质勋章”，这也将开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与达赖共同亮相的先例。

北京三大宣传媒体对达赖的抨击其实除了语气更家激烈，对达赖的评价并没有什么新意。这也显示出北京对达赖仍然高度不信任，且仍然无视达赖在国外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的政治现实，对达赖屡次发出的“不追求西藏独立”和“非暴力道路”妥协表态不予积极回应，拒绝打破与达赖直接接触的底线，暴露出北京的西藏政策放大到国际空间后显得僵硬保守，缺乏国际政策公关意识。这也是德国波鸿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北京的西藏政策在国际认同上趋于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采访分析：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左右两派战斗激烈。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思想理论界的左右派大交锋日趋白热化，据分析，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及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等，实质上是一年前开始对中国改革方向大辩论的延续。

北大法律学系教授贺卫方告诉香港“明报”，左派最大问题是没有理性作论证。因中南海高层对他们有所忌惮，他们便发出声音扩大影响力，只是论证太糟糕，对右派没有杀伤力。

自由派经济学者仲大军则表示，左、右两派都不是现今社会主流，谁也成不了气候，不会影响政策。他强调中国经济已市场化，政治不民主化不行。

贺卫方表示，左派打着为老百姓的理论最值得警惕，具有一定煽动性。左派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对富人妖魔化，不追求社会合理发展路径。现代社会阶层都在流动中，需要用法制提供一个公平环境及自由竞争的平台。左派“土改式思维”与“权力资本化”同样可怕，这都是民主的最大伤害。

贺卫方认为，中国从未彻底否定过列宁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被视为异端邪说并不奇怪。他表示，历史证明构建世界主流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亚当史密斯主义，前者是药，后者是饭，共产主义者往往把药当饭吃。

仲大军指出，经济改革多年滋生出许多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政治改革。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压制言论自由，如何和谐发展？关键是让人民选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放开投票由民意决定，看谁代表多数谁代表少数。

左派先锋人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则痛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强调，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讲清两者本质区别，否则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今年以来，包括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及中共元老李锐等人在内的一批老干部，以“炎黄春秋”杂志为阵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

张勤德指出，党内右派多数是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豪，有一定社会基础，又有国外势力撑腰，他们在海外被称为改革派、开明派。党内左派虽然人数少，但代表多数老百姓利益。

张勤德回顾近年左派发起的具广泛影响的四股旋风，第一股是○四年香港中大教授郎咸平发文批评国企产权改革造成国资流失，引起国内学界关于产权改革等一系列争论；第二股是○五年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国光指马列主义正在边缘化，大学讲马列成了讽刺和笑柄。

第三股是○六年北大教授巩献田发出公开信指摘“物权法”违宪，阻延了立法；第四股旋风暂难命名，主要批判去年右派学者的“西山会议”，因有学者会上提出中国实行“台湾模式”，引起左派学者群起批判。

▲中央社发表黄季宽的分析：中共十七大后胡锦涛如何表述对台政策？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于十月十五日揭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度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将就中共对台政策做出概括性表述，由于十六大以来两岸关系发展多变，报告中所揭露的对台政策将走为何，深值注意。

回顾二零零二年十六大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的五年间，中共对台工作出现了几项重要发展。

首先，胡锦涛提出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四点意见，形成当前中共对台政策的主轴。

先是二零零三年三月，胡锦涛在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提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力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团结两岸民众共推中华民族复兴的四点意见。

继而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再度在两会期间提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的四点意见。由此构成继江八点之后新时期中共的对台政策。

其次，按照这四点意见，中共陆续推出了一些重要论述或作为。

例如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方面，胡锦涛于二零零三年三月指出，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二零零五年再进一步表明，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二零零五年九月，在加拿大会见加国议员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样，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两岸问题的关系，北京眼中的两岸现状，今后发展两岸关系的前提等问题，都给予了明确勾勒。

又如在揭橥两岸关系走向方面，胡锦涛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先是回应了陈水扁总统于二零零三年首提的和平稳定互动架构倡议，指出两岸可在一中原则下谈和平稳定发展框架等议题；胡锦涛再于二零零六年四月表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由此把和平稳定发展设定为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旋律之一。

再如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二零零五年中共与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分别举行了会谈，之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惠台”措施。两岸包机也在二零零六年有了突破性进展。胡锦涛明显加大了争取台湾民众好感的工作力度。

至于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方面，则于二零零五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与反台独分裂活动的政策方针，首度化为刚性的法律。其中既有在一中原则上进行两岸协商谈判等内容，也有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分裂活动的条文，显示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决心。

最近，面对台湾推动入联公投，胡锦涛加大了反台独的声音。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他与美国总统布什在雪梨会晤时表态，将“入联公投”、“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定性为“台独分裂活动”，并且表示“我们必须对台湾当局提出更加严厉的警告”，虽然旨在向美国施压，但也显示他想保有进一步回旋空间的意图。

处于上述各种背景下，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工作报告，势必不会完全重复江泽民在十六大工作报告的旧调，而会更全面的把前引各项论述和作为，做一整体性的阐述和体现，其中针对台独的言辞力度将达到何种程度，尤其值得注意。

●海外媒体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胡锦涛的团派只有一人进入常委。经过紧张的谈判，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一个新的领导阵容，纽约时报称，但这个新高层排除了胡锦涛决定性的巩固权力，而胡的支持者则希望权力的巩固能允许他在最后五年任期更果断行事。

纽约时报10月13日发表文章称，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0月12日决定的结果是，已同意提升四名高级官员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这四人中只有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一人，来自胡锦涛的权力根基——团派。

消息人士称，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也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其名次将会排在李克强之前，使其最有可能成为胡锦涛的继任者，在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纽约时报说，父亲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一名党的高级官员的习近平，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妥协的选择，胡锦涛可以接受他，胡锦涛的前任、现已退休的前领导人江泽民也接受他。中共官员称，江泽民在这次高层变动中行使了广泛的影响力。六月份，习近平才从浙江省调到上海，接替在中国最大腐败丑闻案中下台的陈良宇，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其他两个新晋升的政治局常委是，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和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两人被普遍视为是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密切盟友，而曾庆红将在十七大后退休。

这篇由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seph Kahn）撰写的长篇文章称，中国执政党内的人事变化都是秘密决定的，最后的领导阵容将不会公开亮相，直到党的代表大会结束那天。过去几天，中共高层领导人继续就人选讨价还价，甚至在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候选人名单后，其排名还在变化。

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0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但没有提到人事任免，只是慷慨地称赞了胡锦涛一番。

公报说，“过去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公报还强调说，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纽约时报指出，此外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还说，十七大将会修改党的章程，这意味着胡锦涛为促进更均衡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这句口号，将会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所提出的政治口号一样，被写进中共党章。

但即便如此，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很可能既会强调执政党的集体作出的决策，也会强调胡锦涛的影响力。相对来看，胡锦涛的权力可能会受到新领导层的限制。

▲美国之音（VOA）报道：听众促十七大以人民利益为决策点。报道说，不久前，一位姓唐的听众朋友寄来致中共17大以及中国公民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党员放弃一党之私，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谋福利。

这位听众朋友在公开信中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2007年中共17大即将召开之际，他在良心的驱使下，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

他写道：“中国共产党走到十七大，仍然是国家政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都和这个会议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人民本身才是自己幸福的最高仲裁人，曾经托付的权力也可以收回。追求自由和幸福是人内在的天性，如果受到阻碍，人民将冲破阻碍，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接下来，这位朋友写道：“我们的先辈在荒地上、在油田里、在苦寒的戈壁滩上、在险峻的丛山中劳动和建设。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说一两句真心话或者坚守个人信念而被毁灭肉体和自尊，不是为了只能在自己的国家里‘暂住’，不是为了在上访的路上被权势者象猎物一样追捕，不是为了让保一家活命的小摊被以国家的名义无情地砸烂，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栖身小窝在强拆的推土机前化为烟尘。”

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位听众朋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曾经有人承诺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曾经有人承诺四个现代化的近期远景，曾经有人承诺永葆自由和共和的政制。今天，这一切在哪里呢？这世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富贵权势者穷奢极欲，如在天堂；赤贫和无望者水深火热，如在地狱。他们没有明天，没有希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同胞们，中国不仅是你们的乐园，也是无权无势的同胞的家园。我们的祖先埋葬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继续在这块大地上繁衍生息。”

这位听众朋友向中共十七大代表们发出呼吁。他写道：“但愿你们承担起历史在这时刻赋予你们的使命，怀着真诚、勇气和远见，重新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作为决策的出发点，而不是在财富和权势面前苟且。有人指着几百万军队说：这是我们的倚靠。但我们知道，他们首先是亿万农民、市民、工人的子弟，其次才是军队的一员，他们同样有人民所感受的一切。”

在公开信的最后，这位听众朋友呼吁处于弱势地位的同胞们发奋自强：“所有的不公正，所有的枷锁和压迫，都不会永远存在，它们必将被和平和仁爱的真理所战胜。曾经迷误的，但愿不再沉沦；曾经依赖别人的，但愿能够自强；有了自由的公民，我们才有自由的国家。我们需要重新携手，建设和平、自由和繁荣的家园。”

▲中央社记者王曼娜报道：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得票决定常委名单。报道说，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有潜力进入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张德江、贺国强及俞正声如果在十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太低，可能不会进入常委。

信息中心获悉，中共十七大的二千二百多名代表对习近平、张德江、贺国强及俞正声等人的背景及政绩非常清楚，代表们的投票将影响到政治局常委名单的变化。

据说，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名单的最后确定要到选举十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之后进行，所以政治局常委名单很可能根据中央委员得票情况发生变化。由于习近平代表的是资本力量，如果他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偏低而张德江得票较高的话，张德江将会进入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信息中心又说，十七大特别强调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人选要由党内威信特别高的人担任，由于俞正声现年六十二岁，为官比较清正；而六十四岁的贺国强在一九九六年至九八年任福建省省长期间正是赖昌星走私的高峰期，这些因素将影响代表的投票。

信息中心认为，如果俞正声得票高过贺国强，俞正声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担任中纪委书记。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中共十七大 民众关注金融问题。报道说，中国社会调查所就十七大进行的民调显示，金融问题成为市民对十七大最关注的问题。

和中国媒体侧重报道民主关注相比，海外媒体对十七大的关注点是中共高层政治权力分配，如胡锦涛的接班人谁属。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海外媒体都纷纷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例如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等作出详细的报道。

其中美联社便采访了曾经和他们交手的美国官员、德国商人和大学同学等，并谈及他们二人的能力和性格，希望可以最早揭开这些中国领导人的“面纱”。

中国官方媒体一如以往，不会在党公布任何人事之前作任何相关的报道。在十七大召开前，就已经有报道说，中国当局要国内媒体不得擅自报道负面消息。

另一方面，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社会调查所有关“十七大老百姓关心的十大问题”调查结果显示，94.5%被访者表示“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十七大。

调查总共访问了1000人，来自中国10个城市。

负责民调的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文汇报》说，由于今年证券市场上A股持续牛市，金融问题成为十七大市民最为关注的问题。

调查报告显示，金融、物价上涨、社会保障、就业和再就业、民主维权和财产利益、楼市、贫富收入差距、台湾问题、腐败、社会治安成为十七大老百姓关注的十大问题。其中金融问题、物价上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这三个问题民众的关注度均达到了8成以上。但也有中国市民对十七大解决民生问题不抱希望。

像一名沈阳网友对BBC中文网说，目前在沈阳有许多任务人，到了晚年生活非常艰苦，政府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希望。他认为，十七大会议能解决的唯一问题可能就是完成中共高层的权力再分配。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万人上书十七大发起者被捕 访民继续遭关押虐打。报道说，一万多访民联名上书中共十七大呼吁宪政民主，消除冤情基础的签名活动发起人刘杰星期四被北京警方抓捕，而另外三位组织者也正在躲避警方。同时北京抓捕虐待访民的情况继续不断发生。

十月八号网上公布了一封一万多名访民联名上书十七大，倡导宪政民主、消除冤情基础的公开信，这被誉为最大规模的一次访民集体上书，众多海外、包括香港媒体都报道了事件。而发起人黑龙江访民刘杰，星期四一早出门时，却被等待在住所门 外的北京警察抓捕，其后带到了佑安门派出所。与她一起被抓的有另一位发起者河北的访民程英才，但他就得以在派出所门口逃脱。

他们的伙伴湖北访民王桂兰告诉记者：“十一点钟程先生给我打的电话，我们当时就感觉不妙就急急忙忙的去合程先生见了个面。他今天去接刘杰出门的时候，警察就在门口等着，叫他们上车，把他俩同时拉到佑安门派出所。程先生他当时说他 不是上访的，是卖水果的，乘警察看他兜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他手机都没拿出来，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的电话。　”

刘杰被抓后，组织联系这次签名上书活动的其余三人中，刘学立和程英才两人在躲避抓捕，电话都是关机状态。

王桂兰说：“那两个现在不跟任何人解除了，现在就我一个面对媒体，因为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面对的话，刘杰的处境可能会更糟。启示我们现在四个人的处境你不知道有多艰难，所有生活费都用在联名信的事上了，你说要我们跑，连打的的钱都没有。”

刘杰等人组织的联署公开信中呼吁：明确截访违法，追究截访罪责，清理“黑监狱”。释放一切因上访而被关押、劳教、判刑及送入精神病院的公民，解散一切针对上访群体精神迫害性的各种强制“学习班”。

虽然该信正是在强调和谐社会的中共十七大前夕发表，然而不但策划者遭殃，信中希望当局善待访民的呼吁，目前看来似乎并没有得到采纳。

同一天，来自辽宁的访民刘纯宝在最高人民法院外遭截访人员无辜殴打，其后又被最高法院警卫用电棍虐打。他当天下午被带到了佑安门派出所，当晚，关押在地下室里的他通过手提电话对本台讲述经过：“现在我在地下室里， 中午他们就跟踪上我了，把我的资料全都抢走，六七个人打了我。完了以后把我送到高法（警卫室）拿电棍惩罚我，电得我上来下去， 闹得迷糊恶心。完事了又拉到佑安门派出所，说我打人。我本身是个残疾人，再说六七个人打的我，说我打他，他伤在哪 里？我浑身都是伤。现在就是有理说不清。”

刘纯宝不知道明天自己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其它也不说，就把你弄地下室里就完了，我就是等待吧！是拘留还是劳教，我现在没有发言权呀！每个回去都是拘留，我先后被拘留八次了。”
 
记者当天致电天安门附近的佑安门派出所，电话一直是忙音状态。

▲朝鲜日报记者李明振报道：中共十七大即将开幕 中国领导层趋向年轻化。报道说，以十七大为契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结束从2002年开始的5年的第一届任期，启动新的为期5年的任期。而且在2012年他退职后接他的班的第5代领导层将跃升为中国权力结构的核心。

本届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52岁）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54岁）很有可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以他们为首的第5代领导层比胡锦涛年轻10岁以上。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结束后，他们在改革开放（1978年）带来的自由的社会气氛下上大学，拥有很自由的思维方式。而且与理工出身的技术官僚的现任领导层不同，第5代领导层大多是文科出身。

本届大会上，胡锦涛主席的治国理念“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将被纳入党的最高纲领——党章中。“科学发展观”是指，通过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消贫富失衡和社会矛盾。由此，中国党、政今后的政策基调有望全面改变，把重点从量的增长转移到均衡发展和质的增长上。

中国专家预测说，就外交政策，进入胡锦涛第二届任期的中国将致力于确保资源等实际利益，打着“实现和谐世界”的口号，在解决国际社会的各种悬而不解的问题和矛盾方面提高发言权。在明年即将举行北京奥运会之际，消除逐渐升温的对美贸易摩擦、以及因中国增加军费开支等不断扩散的“中国威胁论”也被认为是胡锦涛第二届任期必须解决的课题。

▲香港明报报道：中共十七大将确立胡锦涛为“胡核心”。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透露，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七大，除将选出新一屇中央领导层外，还将正式确立胡锦涛的领导核心地位，此后官方将正式使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消息并指，在十七大胡锦涛对人事布局已掌控制权。

报导说，十七大将确立“胡核心”是以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将此写入党章为标志。报导指，在十七大胡锦涛已经在人事方面掌握了相当主导权，对十八大的接班布局则有绝对的控制权。

报导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提法，改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今年北戴河碰头会期间中共高层商定，并获得前两屇中央政治局退休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以及一些元老的支持，决定在中共十七大上全面确立“胡核心”的地位。消息称，确立“核心”地位是胡锦涛彻底全面掌权和控制全局的重要标志，

报导说，2002年11月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中共官方就一直使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提法。官方媒体首度以“核心”来形容胡锦涛是在2005年2月25日晚间新闻联播中，使用过“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这一提法。但此后官方媒体和中共高层仍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标准，未再称胡为“核心”。

报导还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将在十七大上作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今后不再出席公开场合。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共十七大前完成大军区人事调整。报道引述中国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报道，中共对7大军区中的5位负责人和3位政委进行了调整，人民日报还在网站上罕见地公布了军区新领导人的完整名单。

中国7大军区的总部设在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中国日报说，这次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军区领导人年轻化，调整后的各大军区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从63岁下降到59岁。

在过去半年里，7大军区的高级将领先后易人。最新的变动包括管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沈阳军区司令常万全中将升任为总装备部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一职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张又侠中将出任。

中共十七大除了选出中共核心领导层外，还将选举新一届的中央军委班子。外界认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已经牢牢掌握军权，十七大只会对中央军委班子做微小调整，基本上保持不变。

预计，72岁的曹刚川即将退休，将有原总参谋长粱光烈接任国防部长。另外新任海军司令员的吴胜利、新任空军司令员的许其亮，还有新任总装备部长常万全将是军委新贵。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十七大召开前多位泛蓝联盟成员遭当局严密监视。报道说，中共17大将于下星期一开幕，中国泛蓝联盟多位成员被当局先后带走问话，并遭到严密监视。当局威胁他们17大召开期间不得到北京上访。

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多位异见人士被抓捕或遭受当局严密看守。在大陆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近日也被当局警告。泛蓝联盟四川成员黄晓敏近日在网上发表一篇“再见，软禁！”的文章，表示成都当局自从九月底开始要他每天早晚都要给他们汇报一天的基本情况，至少要打个照面或者是用固定电话给他们报告，以此证明他还在居住地没有离开。如果确要离开成都必须提前两天通告，说明到什么地方、要去多久和哪些人在一起。星期二，本台记者致电黄晓敏，经多次尝试之后电话才接通，他表示：“我现在感受到可能当局最主要还是在网络上和电话上的监控比较严一点。”

记者：当局没派人二十四小时看着吗？

黄晓敏：有呀，就是我必需要向我住宅区的安保人员早晚见个面，

除了黄晓敏之外，另一位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原本为了经租户问题原打算到北京上访，近日却被公安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谢福林表示：“昨天是有两个人来者我，因为我清早就和我弟弟到房地局去，门口的保安见到了就立即打电话，昨天中午十一点多我们回来的时候，派出所两个警员就到我家来了。主要是了解我们到哪里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上北京。”

记者：他们是不是担心你到北京上访？

谢福林：有这个意思，关键是怕我组织人到北京去抗议，他们说要看我看到二十七号为止。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重庆成员张起也表示出入都有人监视：“据我了解好像是有人要求附近的居民报告我出去的行踪，比如说我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就是这种讯息他们也要搜集的。因为我们那些邻居有些是摆小摊的，或是做小生意之类的，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吧！而对我这样的监视可能就是要持续到十七大开完。”

记者：所以你估计是和十七大有关吗？

张起：肯定是和十七大有关，包括黄晓敏也是。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十七大是否会碰一碰新三座大山。报道说，在中国，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被称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有海外媒体报道，解决新三座大山等民生问题将成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三难是如何产生的？解决之道又何在呢？

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在中国民间和官方媒体上被喻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香港《亚洲周刊》表示，中共十七大要碰一碰这新三座大山了。

广东第一人民医院的曾军大夫认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最好分开来说。他说，看病难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

“看病难的问题不是太大，就是怎么样把社区的医院搞好一些，让一些知名的医生到社区坐诊，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一般的病就在社区里头解决了。现在看病难主要是很多人对一些大的医院，甲等医院，或者是教学医院或者是城里比较有名的医院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不到大医院看病就担心自己的病情被耽误了，或者是误诊了。因为这样医疗，医院分布不均衡，所以大家就比较盲从往大医院跑。这个我觉得解决比较容易。”

曾大夫表示，看病贵的问题的确存在：

“看病贵是比较难解决，因为现在看病贵主要体现在谁来出钱的问题。现在很多是自己负担。因为考虑到自己负担，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也提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通过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达到政府分担一部分，个人分担一部分，然后，有的单位再分担一部分。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最终看下来，其实这个医疗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这位大夫说，中国的医院现在有个风气：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喜欢用新的，这就把医疗费用抬上去了；药物的市场流通环节太多也是一个原因：

“总体来说，好像已经到了一种只要有新的东西就用新的东西，很少用以前便宜的手段来治疗。这就把看病的价格抬得很高。国产的药有些也很贵。这里面不排除中间的循环过程，每个过程都会把药品的价格往上抬。老百姓看病的时候拿到的价格确实是比较贵。”

这位医生还以自己的体会谈到孩子上学难和上学贵的问题：

“收费高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的孩子上小学要交4万。生下来一个小孩的教育费到大学毕业我估计要几十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假如说我家庭的情况很差，那孩子就任其发展了，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辍学或者去打工。对于一个城市的或者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很好的学校，为什么都读很好的学校？因为它的校风比较好，在这种环境下小孩不容易学坏，或者是他们整个得到的教育比一般的要好一些。大家都是望子成龙，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一个好学校，读个好的大学，出来找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收入，以后就不会太吃亏。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好的学校。上好的学校就要交很高的赞助费，当然还有些学校也需要创收，说句老实话。我刚才讲的是好学校，中等学校也要创收，不创收怎么生存？老师的工资怎么办？老师的奖金怎么办？福利怎么办？”

美国博尔州立大学资深经济学家郑竹园表示，上学贵的问题是要解决，但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人人非上大学不行，中国应当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另外，有钱的人要资助教育，政府要向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贷款：

“高中学生一年上学，要两个农民的收入才能供一个高中生，大学就更困难了。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现在是大家都上大学，其实还有职业学校可以学一技之长。像在印第安纳，不是每个人上大学，两年然后是学一技之长，学做木匠，做电工，做电脑。出来工作容易找。第二个，中国有钱的人不肯把钱拿出来捐学。在香港，李嘉诚一个月捐了几百亿。要鼓励民间捐款，政府要增加贫困学生的贷款。”

在谈到中国房价过高问题的时候，郑教授说，政府不一定会将房价压下来。他建议中国内地向香港学习，建造更多廉租房：

“要把价降下来，地方政府不会合作。政府也不敢降，因为政府希望把经济搞起来。那么一个唯一的办法，香港的例子可以参考，香港政府建了很多廉价的房屋，租给贫民。以后应该每个城市规定有一定数量的地，建廉租房给低收入的人住，规定每个城市拨出一成，两成的地方来建廉租房。”

新华网年初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中，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分别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国一万两千访民上书中共十七大。报道说，中国上万访民联名上书中共17大，呼吁把胡锦涛总书记以宪治国、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转变为解决访民冤情、消解访民积怨的具体方针政策。

中国30个省的1万2千名访民星期一致函中共中央，对将于10月15号开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议。

访民代表刘洁对中文部记者说，建议书一共提出6点意见：“建议第一项，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应当允许冤民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开陈述、宣讲自己的冤情。政府、社会应允许访民出外申诉冤情，开设冤情陈诉、讨论的网站，允许访民集会抗议政府侵权，允许访民自由组织监督、敦促各级权力落实解决上访问题的团体集会。”

*社会底层的声音*

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共党内左右两派都试图对这次大会施加影响。各地访民的上书代表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

早前，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十六大以来，全国信访战线全力破解信访难题，推动信访形势发生了积极可喜的变化，实现了全国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持续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的良好局面。

不过中宣部出版的《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承认，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初步的。刘洁等访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以宪治国、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虽好，但是仍未扭转局面。

刘洁说：“无庸置疑，这些思想寄托着访民的一些期盼，在一定时期安抚了访民心灵的创伤，让访民看到了昭雪有日的希望。然而，转眼5年过去了，我们悲哀地看到中国公权侵犯私权的现实依然严酷，还有恶化的迹象，导致旧冤未申、新冤屡生的局面。”

*建议成立宪法法院*

有鉴于此，万名访民在写给中共中央和十七大的信函中建议，成立宪法法院，清理各部门违反宪法的政策法规，从根本上铲除侵犯民权、制造冤情的社会基础。

建议书还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确截访非法，追究截访罪责，清理黑监狱，切实疏通上访渠道，真正落实上访无罪，使访民的问题事事有答复、件件有落实。

刘洁说：“地方为了政绩，将千里迢迢到北京上访的民众拦截、绑架、关押、毒打，建立起大量超越司法之外的黑监狱，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人权悲剧。”

刘洁说，对3328名选民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其中被非法关押毒打的有1244人，被拘留的有1006人，被劳动教养的有156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104人。

建议书要求释放一切因上访被关押、劳教、判刑以及送进精神病院的公民，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化解社会积怨，并开启政治改革，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香港明报报道：汪洋十七大极有可能进入中央领导层。报道说，26岁当副县（处）级官员，27岁县（处）级，28岁副地（厅）级，32岁地（厅）级，38岁副省（部）级……与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同年（1955年）、目前是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在40岁前的那种如乘坐“穿梭机”般的晋升速度，确实在中国官场少见。汪洋在安徽铜陵主政时，就因思想开放与邓小平合拍，而被邓特别召见。这位西部唯一直辖市的“年轻一哥”，在十七大时极有可能进入中央领导层。

在70年代初，高中还没有读完的汪洋，17岁就进入安徽省宿县地区一家食品厂当工人，20岁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并加入中共。

少年得志仕途没走弯路

1976年，汪洋被调到宿县地区“五七”干校做教员。由于做事勤快，很快赢得老干部的好感，展开了他“一点弯路都没有走”的仕途：1981年10月，才26岁的汪洋出任共青团宿县地委副书记，之后再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

虽然仕途上快速升迁，真正能主政一方却是从1988年11月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真除为市长）开始，这年他才33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正厅级干部之一。

对谈解矛盾平息89学潮

1989年春，北京学潮也蔓延到铜陵，汪洋亲自与学生对谈，使社会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汪洋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据说，由于这番话与邓小平后来南巡讲话的思想很接近，当年邓小平巡视安徽时，曾特别与这位“娃娃市长”见面。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一年后，他再被提拔为安徽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朱镕基点名进京任要职

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03年，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汪洋被提拔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汪洋在40岁之前的升官速度之快，可用“乘火箭”来形容。不过，仕途上的“少年得志”，却令他在接受大学教育方面，相对上留下明显的“缺陷”。

在目前众多“中共新贵”中，由名牌大学毕业的不在少数，与汪洋同年代的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等高官，都是出自北大或清华。但汪洋因父亲早逝，在17岁高中还未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因此，也就自然欠缺完整的大学本科学历（他在任安徽副省长期间，以在职身分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班，获工学硕士学位）。在对学历要求愈来愈严格的官场高层来说，“学养不足”或许会成为他仕途的潜在阻力。

水深火热考验重庆一哥汪洋虽然到重庆任职不足两年，但两年来却分别经历了百年不遇的高温旱灾及特大水灾的考验。

去年5至8月，重庆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大旱，全年有逾百天的气温高达35℃以上，最高气温达44℃。令重庆这个火炉之城如“火上浇油”。这场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总损失达80亿元，约占05年重庆市GDP的2.5%。

坚持第一线领导抗灾

这期间，汪洋几乎一直在抗旱第一线。在他领导下，重庆最终“减产不减收”，无人因干旱而死亡，实现了“有灾无难”。即使旱情结束，汪洋也没有松上一口气，而是马上又投入组织预防“大旱之后可能的大汛”。

果然，在今年7月，重庆又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当地在约30个小时内，降雨量达逾300毫米，个别地区降雨量高达800毫米。许多乡村水深及腰，真是“汪洋一片”。为此，重庆市调拨了大量救灾物质支持灾区，而原定为重庆成立直辖市10周年庆祝活动准备的财政拨款，也转用到救灾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7月下旬特别到重庆视察灾情，也从侧面显示，中央对重庆救灾及恢复生产工作的一种肯定。温总“抽秤”从容过关汪洋在调任重庆“一哥”时，虽然三峡工程最主要项目已基本完成，但三峡工程衍生的移民问题，仍是汪洋工作日程中的重要内容。他曾多次组织官员到即将被水淹的库区村落视察，尽可能地解决移民工作的具体问题。由于工作做的较为完善，因此，就算面对总理温家宝考察重庆，不依原定安排而随机检查库区村民情？，汪洋也是从容以对。

温家宝随机检查感满意

话说在去年4月21日，温家宝从北京飞抵重庆次日，就到须移民百万的三峡库区视察，当车队到达涪陵区南沱镇联丰村六组附近时，温总突然下令停车，带头沿？山路走进一户农家，询问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情？，了解三峡工程蓄水所带来的生产问题。

温总“突然抽秤”式的视察，是不少地方官员的“最怕”，因为万一被“抽秤”出问题，随时就会遭温总怪罪。不过，由于汪洋一直关注库区移民工作，再加上重庆市政府对三峡移民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因此，对于温总这次“突然袭击”，汪洋信心十足。

果然，村民说，联丰村六组原有500多亩地，当三峡蓄水到175米后，便会淹没114亩地。不过政府亦协助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在柑橘林中套种蔬菜，利用水塘搞好水产养殖。听到这番讲述，温家宝感到满意，认为地方官有为农民办过实事。

慰问困难户怒斥马屁官2006年8月中旬，汪洋到已有13天最高气温在摄氏40度以上的巴南区，察看灾情。他在鱼洞集贸市场向市民询问蔬菜的涨价情？。据说，有个菜贩坐？回答汪洋的提问，有随行官员高声要求该商贩站起来回答问题，但汪洋随即用手势制止。汪洋随后来到鱼洞街道化龙桥社区慰问特困群众。当知道一名80岁的老妇吃低保（类似香港综援），舍不得开电扇，汪洋当即指示，对这样的老人政府要给予一次过的消暑纳凉补助。这时，又有人提醒群众要站起来，汪洋生气说：就坐着说，就坐着说。

禁警察驱赶民众

其实陪同官员的一些行为令汪洋动怒也并非一次两次。去年他到三峡库区某县考察，早晨起来打算到县城的广场走走。当他步近广场时，看到几个警察正在驱离晨运锻炼的群众。他非常生气：这样我们和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另一次到区县考察，他下车时发现，烈日下的另一个路口被拦住了一长串车。他生气地说：让群众先走，不要把我们摆在群众的对立面。

汪洋说，现在有些人在尽职尽责地帮“倒忙”。不是说这些人能力有问题，而是一看到有人聚集、提意见，就觉得他们是在捣乱。他并要求各个机关进行“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整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