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是最恐怖的，不小心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就要人头落地。毛泽东延续了这种恐怖，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在中国，想要平安的度过一生，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政治。不仅如此，还要象狗一样的去追随大大小小的\"主人\"，领袖不敢惹，就连基层的小小党支部书记也要言听计从，否则，扣上一顶帽子就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别想翻身。
小时营养不良，缺钙，脑后落下一个\"反骨\"，《三国》中的话：久后必反。正好言中了，胆小怕事的我，竟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政治\"，选择了最危险的\"游戏\"。有人问我：\"如果有来生，你是否还会做这样的选择？\"我回答道：\"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没有选择，可以说是命，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如果来生，我还是这样的性格秉性，我还要面对如此的现实，我想，我还是要反！\"对方点点头，沉默的离去。
毛泽东的去世结束了一段历史。中国的政治史从来是以领袖为轴心而撰写并划分的，他的去世，带给民众希望，带来了思考的空间。政治上的恐怖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人们尽情的释放压抑以久的情绪。只是，太多的经验告诉人们：百姓就是百姓，唯一值得百姓关注的就是\"柴米油盐\"。年轻人不信这个理，我也不信。年轻人不信是源于\"真理\"与\"信念\"，我却是源于：毛泽东是人，我也是人，毛泽东可以做的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做那？
姑姑对母亲讲：\"家里人没出一个小生（我的小名）这样的人，全是老实人\"，听到这话，我暗道：四九年以前你们全是\"不老实\"的人，四九年以后你们大大小小的都做了官，自然做了\"老实人\"。为什么你们当年可以\"不老实\"，就不许我如今也\"不老实\"一回？在他们看来，他们当年的不老实是被迫的，抗日，反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本就对政治没有兴趣。而如今他们衣食无忧，保护好自己的现状，唯一的可能就是依附于最高权力。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与他们血肉相连的我却偏偏走到了他们的反面，做了一个\"不老实\"人？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时间的转换就可以对同一种行为作出如此天壤之别的解释？也许，真的是我的错，什么概念都可以由于时间而改变。
北京我有个亲叔，当年是\"K字楼\"的大夫，能在牢中看到亲人对于备受折磨的心灵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宽慰。当时，由于怕牵连他，我没有与任何人提起过他。一天，我的鼻窦炎犯了，咯出的痰都是黑血，半边脸都胀痛，难受到了极点。我想起了他，想到了有个亲叔在这里做大夫，想到他会温馨的安抚我，给我最好的药，可是，当我\"求医\"与他相见时，他——我的亲叔就像不认识我一样转身离去。他并不是为了避嫌，他没有与任何大夫交代一声就迅速离去，面部显得有些尴尬，有些恐惧，我知道，他唯一恐惧的就是我喊出：\"叔叔！\"我没有喊，我只是看着他的背影流泪，我多么孤独，多么思念亲人，多么需要帮助，多么需要心灵的抚慰，可是，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我伤感，我不解，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呆呆的站在那里，忘记了我为何而来。\"你他妈瞎看什么，进去呀\"看守的喊叫，使我清醒过来，我默默的走进一件小屋，一位大夫粗暴的问道：\"黑痰是咯出来的还是咳嗽出来的？\"问这个问题，大夫想判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咯出来的问题出在鼻腔，而咳嗽出来的问题就会出在肺部。我说了瞎话，说是咳嗽出来的。说瞎话的目的有两个：一，希望得到大夫的重视，二，是想通过更多的检查使我有机会见到我的叔叔——虽然他是那样的不想见我，可我还是按捺不住想看看他。我的第一个目的实现了，我得到了药（只给我一顿的，剩下的放在医务室，定时由大夫送）我的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我没有看到我的叔叔。晚上送药的大夫打开了一个小窗口，叫了一声：\"刘京生，吃药。\"虽然送药的大夫带着口罩，我也能从口音与眼睛中清楚的知道那就是我的叔叔，他把药递给我迅速离去，没有留下任何悄悄话。在医务室，他担心同事，在这么一个小窗口，他还担心什么？同号问我：\"你哭了，为何？\"我真想告知，送药的大夫是我的亲叔，可他却不敢理我，我真的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想把心中的伤感，悲痛大声的呼喊出来，让全筒道的人与我一起\"分享\"。然而，我没有，我只是哭了出来，哭出了声。同号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久久的，久久的，以为我疯了，却怎么也不知为何而疯。他要叫看守，我紧紧的拉住了他，对他说：\"什么事没有，一会儿就好\"。
出狱后，叔叔第一个来看我，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对没有给我帮助表示歉意；其二，对我的\"追求\"表示欣赏。尤其第二点，是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做过的表示，我听了真的感到很欣慰。十几年后，我再一次进了看守所，那时叔叔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可他帮了我很多忙，甚至还找到法院的朋友，只是，谁也无力帮助我。公安与法院的口径是一致的：\"刘京生，不要怪我们，你要是刑事犯罪，我们也许帮的上忙，可你是政治犯，我们谁也做不了主。\"
我虽然不断的抱怨生命的艰难，但我也同时认为，我是幸运的。我很感性，一个很感性的人很容易在情感的摧残下彻底崩溃，而我没有，我经历了这么多情感的折磨，还能留有理想，留有理性，留有一份孜孜以求的爱。这倒不是我刻意努力的结果，而是，我天生就具有应付这种打击的能力，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出来。我知道，我指望不上近在咫尺的叔叔，也指望不上任何人，我虽然真的不想独自承受，但是，我对此没有选择——不管我有没有能力，都要独自面对。我没有让悲伤过于长久，我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星期天借晒衣的机会，捡个烟屁，不失时机的偷偷的看看女警，女犯。其实，无聊是调整心态的最有力武器，只要你还有这份无聊的心思，你就没有被烦恼击溃。
我抱怨过叔叔，可细细想来，这不能怪他。他不过是对政治感到有些恐惧。在这种恐惧面前，多数人都会选择退缩，我何尝没有过退缩？这种恐惧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仍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茁壮的生长着，深入骨髓，深入人心。叔叔是懦弱的，可是，没有恐惧他为何懦弱？我不该抱怨叔叔，就像别人不该把我钉在\"耻辱柱\"上一样，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寻找恐惧的源头上。
几十年后，我依然感觉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怖——虽然有更多的人来挑战这种恐怖。可是，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大改观，我分明看到：言论依然可以治罪，可以判刑，可以送进精神病院，可以让你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我真的不知，中国的政治什么时候可以纯洁起来，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这种恐怖？
刘京生2007，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