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刚刚结束它的第十七次党代会，胡锦涛获连任，下一代的党领导人就位。对新的一代有什么期待呢？
他们会不会着手配合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在差不多30年里，经济改革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产生9%到10%的年增长。
在后毛泽东时期（开始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及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并非全无改革。为了避免极权和一人统治，邓小平指示党的领导人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外界观察家曾对胡锦涛领导下的、当前一代的党领袖寄予厚望。它是中国现代史上受过教育最好的一代，不像他们的共产党前辈，中国当前的高层领导人在中国最优秀的机构受教育，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尽管他们谈政治和法律改革，但这些领导人所受到的是工程师教育，建大坝和道路的兴趣高于引入政改的兴趣。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已经导入政策以期缩小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他们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和水供应问题。同时，九十年代末打开的政治话语空间收窄了。
外界观察家曾寄望中国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以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期望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基础，可比得上西方伴随工业革命崛起的中产阶级，成为西方民主的阶级基础。
然而，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的企业家的经济生命依赖党。他们需要党官员的帮助来启动和维持他们的企业。地方官员决定他们能否获得资源、土地和市场。没有官员的支持，他们不能在经济上生存。同时，党拉拢企业家入党。党的新成员如今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尽管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它的第四代领导人巩固了中国的一党专政，并引入程序使之更为持久。
因此，今天的核心问题是新一代的领导人是将追随当前领袖的脚步，还是引入政改，扩大政治话语空间。
两个最经常被援引的“新一代”名字是李克强（Li Keqiang）和习近平（Xi Jingping）。他们和前辈相似，在中国的精英大学受教育，但又有很多不同之处。他们才五十出头，比当前领导人年轻十岁。这意味着他们经历了文革教育年轻人反抗权威的岁月，经历了上山下乡。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参加文革期间和之后的政治运动，但他们属于质疑的一代。此外，不像他们的前辈，他们没有被培训成工程师，而是接受法律教育，这可能令他们建立法治的兴趣比建造中国经济基础设施的兴趣浓厚。毕竟，是戈尔巴乔夫（他是俄罗斯第一个接受法律教育而不是工程师教育的党领导人）开放了苏联社会。
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年轻的、受过更良好教育的中国领导人（他们主持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和国际经济）并不能保证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朝民主方向迈进。然而，如果中国当前处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和日增的抗议等紧迫问题的办法不成功，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转向民主与法律程序，疏导日增的不满，使之成为不那么破坏性的行动和取得更有建设性的成果。（作者 Merle Goldman）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forbes.com/opinions/2007/10/22/china-congress-reform-oped-cx_rro_1022refor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