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员黄毓民发表文章《一党专政下的世代交替》。文章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完满闭幕，而这次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其实跟大家当初所估计的没什么两样，这证明了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是在人事更迭、权力转移上已经开始制度化、透明化。如果不是制度化、透明化，你根本猜不到谁可以进入中委、谁可以进行政治局。

目前，其实所有的评论界对于共产党之制度化、透明化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她是“一党专政”的。如果连一个党的党内民主都无法搞好，问题就大了。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新政治权贵，基本上是由同一个模做出来的，也是按照共产党过去权力更迭的模式产生的。

我们可以留意到在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新增的四人，年龄最轻的是李克强，其次是习近平，前者是五十二岁，后者是五十五岁，而另外的周永康和贺国强都是比他们年长年，他们都是乎合所谓的“七上八下”，就是五十七岁上台，六十八岁便要下来，曾庆红就是因为年岁问题必须要退出权力核心。至于胡锦涛就在七十岁的时候退休，而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年龄。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也好，邓小平也好，所有第二、三代的领导人都是超过七十岁的，而目前起码是把制度定了，就是“七上八下”。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谈有关年龄的问题呢？因为这样的“世代交替”日后在共产党都会如此，这将会成为一种制度，而这样的好处就是“老人政治”不会再于中国共产党出现。

不过，这次存在著一个隐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胡锦涛是有意图很想去操控权力核心，说明白一点就是他想当“太上皇”。不幸，他跟邓小平不同，邓小平可以当“太上皇”，他可以当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太上皇”，又隔代钦点了胡锦涛，不过在胡锦涛当政之时，邓小平已经去世，因此他无法当胡锦涛的“太上皇”。至于江泽民是无法当胡锦涛之“太上皇”的，因为他俩都是邓小平所钦点的，而他当不了胡锦涛之“太上皇”，最好就是能够当在十八届时当总书记之人的“太上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强和习近平目前就是在争取这个位置。

按照目前的排名，习近平应该是管中央书记处的，他成为总书记的机会是高于李克强的，而李克强是属于团派的，于是有些观察家便会认为是江泽民赢了，胡锦涛输了，但是请不要忘记胡锦涛还有五年执政的时间，而五年的时间并不少，在这五年内，他是绝对有能力使得李克强可以接班的。如果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性质，纵使定下了年龄制度，这样的世代交替、权力转移仍然会产生纷争不断。

我读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不错，它指出目前正在念小学的中国人可能会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些民主改革。我认为要是共产党不放弃“一党专政”，“中国民主”仍然会是遥遥无期。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家温克坚发表文章《评中共十七大》。文章写道，经过漫长而紧张的剧本设计，改写和彩排演出，17大这场权力交接大戏在核心层面终于落幕。深受这场大戏折磨的形形色色的观众也许可以松一个口气了，17大综合症结束了。不过对于戏台上的参与者来说，核心层面的落幕，并不意味着故事就有了完整的结局。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核心层面的政治僵局需要通过非核心层面的阵地争夺来打破，因此未来几个月在权力边缘地带的人事和岗位争夺战仍然值得关注。

站在中共整体的立场来看，说17大是一场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似乎并不为过。一个建立在破产理念基础上的极权主义老大政党，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克服着分崩离析的压力（参见拙文《分解共产党》），疲于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以步履蹒跚的姿态，却依旧能穿越权力交接的地雷阵（穿过了吗？），这的确有些难为中共了。这也说明在机会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性和灵活性。这种回应性和灵活性如何和民主化浪潮互动，肯定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领域。

不过，把中共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增加了描述的便利性，但是一些更重要的差异化信息却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今日中共的整体性只以一种抽象的概念形式存在，面对话语体系，权力分配，利益争夺，目标设定等具体的实在的对象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共存在了，有的是不同的人脉派系，不同的利益板块，不同的权力结构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从这个角度来看，17大既不胜利，也不团结。一个派系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个派系的失败，团结口号往往折射的是激烈争斗的现实。

换一个相对中观的层次来看，17大对中共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因为它强化了一些危险因素。比如，权力交接更加不规则，权力布局更加散乱。我们可以简单做些分析。

中共关于权力交接有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的规则，而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一套潜规则。这套潜规则大抵是以钦定的方式培养接班人。这套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规则在党国体制下发扬光大。在毛时代，由于毛强烈的猜忌性格，使得接班人成为最危险的政治职位。在邓时代，胡耀邦赵紫阳也成为政治分歧的牺牲品，不过总的来说，最近的25年以来，在特定的时期，公众也好，党内中高层也好，对于谁是未来的接班人是有个基本的认知的。虽然这种认知也许是通过政治谣言，人民日报的微妙暗示，或者官场中口耳相传得来的。这种基本认知，虽然并不带来接班的确定性，但是起码在特定的时期，它能够对权力的重新排序起到一个引导作用，使得权力交接有一些预先展现的脉络，使得权力的外围地带，比如中央委员会成员，地方权力格局都按照差不多的规则散布，减少未来权力交接的震荡。但是17大的人事安排结果出现了一个双接班格局，习/李同台演义，胡苦心培养的储君李克强被习近平超越。并且习近平上海市委书记位置尚未坐热，从中央委员而直接擢升的方式显然违背了中共干部升迁的基本规律，这些现象说明中共延续多年的权力交接潜规则都被打破了。正式规则废止不用，潜规则也不遵守，那么权力外围在进行政治排队的时候，就失去了方向，这自然会强化中共内部本来已经炙热的权力派系斗争。

权力布局散乱指的是各个权力单位之间和人事脉络之间相互参绕，反制了原来的权力配置，执行结果变得不可预见。另外一个折射权力布局散乱的信号是中共元老院的兴起。中共的政治规则是讲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退休并不是政治生命的结束。这次老态龙钟的华国锋甚至在大会上睡着了，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这种特质。不过最近连续三届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加上新步入元老行列的曾庆红，罗干，吴官正，退休常委组成一个元老院在人数上已经绰绰有余。与华国锋那样政治干花不一致的是，这些常委都是以光荣的方式退休的，而不是因为权力斗争失败而被驱逐，因此他们自然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待遇，比如获得知情权，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施加政治影响。还有一点技术性的理由是，这些年退休的常委们，往往身体健康，有充分的能量来发挥政治余热。这种趋势其实在16大已经明显，而现在随着更多政治元老的加入，政治元老院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元老院对政治格局的影响逐步增加意味着中共权力运行的非规则性增加，意味着正式的权力机构，比如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重要性降低，而元老院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权力源头，正如当年的中顾委一样。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共的政治黑箱已经从单数变成复数，政治运作过程也从直流变成交流，高层政治短路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与这些危险因素相一致的最大一个特点是胡锦涛没有成为权力核心。他还必须和他过去的对手，现在的对手分享核心政治权力。17大之前，胡主导军队人事任免，枪挑陈良宇，再到接管中办，孟学农复出，这些系列事件所发出的强烈信号，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胡坐大，并成为新一代核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新的政治局常委这个棋局里，胡勉强只有半壁江山。更加重要的是，黑马习近平跃升，竟然挡在了胡多年苦心培养的李克强之前，胡失去了通过锁定接班人并进而凸显自己权位的机会。这种老母鸡变鸭的政治蒙太奇使得本来清晰的信号变得混乱，身处政治漩涡里面的玩主们，自然而然的会追问军队真的在胡这边吗？胡对关键岗位的人事安排真的是可以显示他独特的意志吗？这些问题和答案都变得模糊不清。中共的政治权力格局在最关键的层面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种模糊和不确定对未来可能有哪些寓意呢？

首先它强化了最高层政治决策的低效率，在有风险的议题上高层将无所作为。未来数年经济社会内含的风险需要政治高层作出必要的决断，而这种政治僵局的存在使得中共无法有效提供必要的政治决策，这将使得风险累积，加大社会支付的成本。政治僵局使得一些前瞻性的政治试验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议程，并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沉重的话题了，中共将逐渐失去对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导权。那些期待中共进行制度性改革的春梦可以歇菜了。在我看来即使中共最高层有政治改革的共同意愿，真正推动起来那也未必就能推导到民主化的通道上。

当然这种僵局未必全是坏事，起码客观上中共内部派系的争斗使得体制呈现出一种功能上的权力制衡的效果，一方面降低威权体制的效能的时候，它也降低了威权体制的暴戾。这使得民间政治资源获得成长的空间，民间在未来社会变革的话语权大大增加。

通常来说，维系一个权威体制，需要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特定的控制系统（比如克格勃），或者一个政治强人。当这三个构件都齐全的时候，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着社会。当其中一些构件开始没落的时候，社会开始张显独立性。而如今，中共的这三个构件都已经破落不堪，这无可辩驳的说明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7大官方喉舌的“啼叫”阻挡不住社会结构开始转型的事实。

17大帷幕落下，政治角力将会继续，那么有哪些可能的轨迹呢？利益收买，连身定做的政治规则，选择性反腐败措施等等都是既有的套路（本文不详细阐述）。我认为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模式是：政治敲诈。那就是特定的政治集团通过强化党集体面临的危机，通过敲打亡党亡国的警钟来对政治对手进行讹诈，瓦解对手抗争的意志，获得更多的政治份额。通过这种模式也可以用来抑制和约束中共整个肌体的离心倾向。但是当中共内部的各个版块的独立利益凸显，并且可以和党的整体利益分离的时候，那么凭什么指望他们会为党顾全大局呢？17大的人事格局已经为这种结果埋下了基因。

在分析中共权斗的文章中，官场工作室的昭明先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的材料和视角独树一帜，他强调政治名器的作用，那就是谁掌握名器，谁在政治争斗中就可以拔得头筹。根据这种思路，胡虽然身陷权力僵局，但是政治名器依然在他手中，他可以挥动名器，逐步削弱对手，控制大局。不过颇具嘲讽意味的是，昭明先生支的招数在前，17大在后，现在结果表明胡没能利用好这些招数，名器没有在核心层面发挥期望中的影响，僵局依旧。其实仔细想来，政治名器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迷惑局外人的，胡周围那些对手各个拥有自己的政治名器以及捍卫政治地位的决心。以现在胡的破脚鸭姿态，双接班架势以及政治权力的散乱化格局，胡已经很难打破僵局。也许胡只有得到能产生神迹的名器，才能力挽狂澜。那些没有读过刻舟求剑的故事，还在期待中国式戈尔巴乔夫的人们，为他祈祷吧。

太入戏的演员会忘记观众的存在。权力斗争这场戏一路演来，那些相互角力的角儿沉溺于谁高谁低，似乎忘记了原本他们是要取悦观众的，观众的掌声才是对他们演艺的肯定，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名器。社会场景已经开始变换，而那些演员们依旧争斗不休的时候，是给这场恶俗的权斗表演嘘声的时候了。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发表文章《“十七大”：江泽民堵死政改》。文章写道，“十七大”的焦点，是人事安排，是权力分配，是权力斗争。

中共内部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围绕人事安排，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为近三十年来所仅见。作为“十七大”的最后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炉后，到记者面前亮相，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严格照脚本演戏的中共那里，显然不同寻常。其中，可能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江两派的权力较量，仍然难以平息，而缠斗不休。

如果说，在文明国家，选举前，就能让人看出谁胜谁负，那是因为，有民意测验，选举的结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里，会还没有开，外界就已得知会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为透明，更与民意无关，乃是因为有人故意放风。

比如，今次中共的“十七大”，会前有关高层人事安排及习李变局的传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实。会前的传言，与其说是外界打探的能耐，不如说是中共高层蓄意放风的结果。一则，胡江两派各自放风，影响外界预期，造成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所谓“先声夺人”；二则，高层统一放风，造成权力分配的既成事实，以免党外诧异、党内不服。古人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共那里，成了“权力未定，舆论先行”。

于是，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调整，没有新意，没有悬念，就成为“十七大”的最大特点，其实，这也是近几届中共党代会或人大、政协“两会”的共同特点。

江泽民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已然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2002至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普遍议论“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泽民居然效法邓小平，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泽民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为胡锦涛“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泽民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牵制胡锦涛。

最大的惊讶，恐怕还是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为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为“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

有人以为，安排习近平与李克强双双入局，表现中共的“与时俱进”：不再预先指定单一接班人。然而，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早就留下教训：多名王储争位，往往引发惨烈的内斗和悲剧。鉴于中共的封建性和专制性，重复历史惨剧的可能性极高。

李克强从第一顺位接班人，变为第二顺位接班人，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这种打击，来自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李克强的挫折，就是胡锦涛的挫折。李克强和胡锦涛对江泽民的耿耿于怀，将毫无疑问。从此，江泽民的主要精力，就是防范和对付李克强，或者类似李克强一样的人物，让其不得伸展大志。

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人事安排，似乎处处体现胡江两派的平衡。按常理，派系牵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里，就连这个原理也走了样：并不是正常意义的派系制衡与监督，而是江系对胡系的制约与监视。“十七大”之前一度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明显遭到冷处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江系人马的牵制作用，就是堵死政改，阻碍民主进程。

大概没有人能够料到，江泽民还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大的劲头。没完没了的“垂帘听政”，在中国，依然看不到尽头。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共的不祥之兆。谁还敢预料？江泽民不再干政胡锦涛的第二个5年任期？乃至于，不再干政“十八大”？

与“十六大”政治局中地方大员过半的情形不同，“十七大”的政治局中，地方大员少于一半，应是胡温用心之处。大处隐忍，小处用劲，大概就是胡锦涛的最大功夫。但能否从此削弱地方主义

▲评论人士品红潮发表文章《看十七大：什么在左右中共用人》。文章写道，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对于十七大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人事安排上的原因。但正如何频所言，频传的小道消息，与中共体制不透明造成的神秘有关，也映射出人们强烈的参政欲望。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信息通道，是黑箱体制前所未有的挑战。黑幕掀起之后的真相，与事前的猜测、判断与小道消息一一应验，更说明体制的缝隙正被撕越来越大。民主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中共都必须面对。

十七大新贵层出不穷，年轻的如胡春华、孙政才，被誉为“中共第六代领导人”，就是似乎过了气的孟学农，身上污点尚未洗净，就突然死鲤鱼打挺，看来不仅省长宝座做定，书记之位也遥然相望。接续前段时间“黑窑省长”于幼军出掌文化部，外界多以派系斗争来看待中共用人。就目前而言，一朝君王一朝臣也的确说明了派系在中共用人中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刻意强调自身先进性的政党，在抢滩占位的关键时期，多会以关系、派系而不是能力来划定用人范围？“污点官员”受启用，是否表明团系已面临用人瓶径，库存人才见底？这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十七大可以说是中共用人特征变化最为明显的一朝。

变化之一：老人政治退潮，原有制衡变暗斗，忠诚成第一标准。

无论怎么看，胡温都是过渡的一代。由于江泽民的政治影响明显不如邓小平，一直在中共改革进程中扮演重要影响的老人政治，虽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现实，但影响力显然在十七大期间大幅下降。所有元老列席十七大，是老人政治一方面想努力发挥影响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成为点缀的最好说明。

按说，随着老人政治的衰退，以前用以制衡最高当权者的机制减弱，胡温已经掌握了大局，应当不拘一格启用能官干吏来扩充队伍，稳定执政根基。但功能的减弱不等于没有，胡温仍处于老人政治的边缘阴影之中，这决定了胡温一代的过渡性质。围绕在老人周围的一些人马，还想通过老人对胡温的影响来进一步分得一杯羹，太子党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行列，正是这种“情面”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部分则通过重新站队和观望、甚至是阴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互联网上小道消息频传，无论真假，都能看到中共内部有人放风的痕迹，这就令胡温对于团系以外的官员十分警惕。在执政权威萎缩的情况下，忠诚而不是能力就成为胡温选拔人员的第一选项。宁可冒着被人讥笑诟病的风险，都要启用以前被迫拿来祭旗的孟学农，重用“黑窑省长”于幼军，就是此理。

变化之二：利益集团成型，左右中共用人。

胡温用人之难还在于社会的普遍利益集团化。这种“特殊利益团体”不光是社会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政治利益。

显然在政治上团系的既得利益最大，对于急于布局的胡温而言，守住阵地的能力就至关重要，是不是能推行民生倒不是现在考察人才的标准。虽然团派里也有不倾向于民生的，江系里也有关注弱势的。这样第二选取项就是能不能守住现有果实。但现实让胡温或许不能那么轻松。大批起用团派干部，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体认。在省市一级干部任用上，无论良萎，只要是团干部，表面上没犯什么事的，普遍得到晋升机会，令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很不服气。网络上也出现对于团干部“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批评，普遍认为团干部“基层经济严重缺乏”。故且不论这种论断正确与否，但众口一辞、宁信其有的态度，也说明了社会的反感情绪。

变化之三：互相拆台，整体荣誉观极速消失。

过去中共虽然也是人治，但由于党的意识形态还在发挥作用，官员还讲究共荣感，对于党的声誉总体上还是维护的。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空置，官员说一套做一套，出门在外叫同志，吃起饭来呼哥们，跟官员吃饭，他们反而比江湖还江湖。没有谁真正的在维护党的声誉。这也是胡锦涛强调要重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就教育和医疗领域，这两个部门仍由江系人马控制。胡温倒不是派不出来人马来掌握，而是此时不是时机，只好隔岸观火。教育和医疗问题的巨大，非一日所积，早已有人放话，这两个部门不烂掉，是没有办法翻盘重整的。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医疗卫生越来越昂贵，社会早已积累了大量的积怨，只要时机合适，一旦出事，团系即可让别人去谢罪天下，又可跳出隔岸观火而借机树威邀心。郑筱庾所以因几百万元被判死刑，凭的就是这股不能遏制的民心。

这种内部派系斗争导致的分裂和整体荣誉感的丧失，是不得已的现实。在权利杯葛和集体荣誉发生冲突时，不自信的、谨慎的态度只能是先取前者。所以污点官员重新启用或者政途顺畅，实在不是不要脸面，而是派系要维护实力。

变化之四：抢滩占位，库存不多，胡温近乎无人可用。

没有任何人把孟于这类“污点官员”的重新启用看成是他们自身能力提高的结果，所有的中国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答案是相同的：即他们是胡温的“嫡系”。这就得出了胡温权力掌控已达顶峰的结论。而实际上，与其说“孟于复活”标志着胡温胡温权力体系已然稳固，毋宁说正好证明胡温权利的不稳固——胡温并非不顾及社会舆论，而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社会舆论可以控制，但疯狂的权利斗争则是你死我活。这种不稳固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就是胡温自身体系内已无人可用。十六大以来，胡温权利范围的扩大当然是明显的，放眼望去，团派没有占据的地方实在曲指可数。就算那些地方，也通过整肃把江派人马弄得敢怒不敢言，陈良宇就是最好的说明。那些没有占据的地方，没有换成团派人马的原因，不是胡温势力达不到那里，重要原因是团派无人可用。几番抢夺，团派人马能干的已经都占好了，其余的，由于团系人马基层经验缺乏，在关键的政治部位掌控上还不得要领，即无威望也没有能力统领重要门径，比如上海、北京、广东这些地方。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也就不急于争夺，还可用顺水人情，换得地方大员的暂时信任。

第二，能做事的不能用。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李金华、潘岳、李毅中、仇和等强硬官员再次折戟十七大。李金华64年岁，就算是部级，还可工作一年，但以年龄为由落选中央委员。按理，以他的声望，到中纪委或新成立的预防腐败局再做贡献，民众一定会拥护。负责安全生产的李毅中，没升没降，年龄也快到站，再难有所作为。而潘岳，这位被称作宏观调控“急先锋”的官员，估计十七大一开连他自己都糊涂了，他这阵该是后悔的要死，他不是孙猴子，但专制条件下的官场铁律却是真正的“紧箍咒”。仇和，这位即无派系背景又在地方上大胆改革的官员，因饱受争议，在江苏多达六名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中，也不见踪影。这些官员的“通病”就是眼里不揉沙子，常常拍板而起。但一旦进入权利杯葛期，他们就只能边缘化。他们的作用，对于胡温的宏观调控固然重要，但在权力游戏中，更多的充当了“杀手”角色——他们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打击，恰好是高层整盘地方势力的工具。一味地不分清红皂白地与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斗法，难免出现对正在成长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误伤”，这也就造成这些人在体系内部不被待见的局面，赚得表面风光，实际上却政治暗伤累累。就算胡温想启用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地方诸侯和各权势部门的意见。比如李金华，本来让他掌管审计，是要他给上面弄个“百官行受图”来，好让主子掌握在手，伺机而动，听话了没事，不听话了就审计，在人治社会，哪个部门的屁股能干净？结果李金华认了真，审一次公布一次，所有部委全有，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这还了得，你审的可都是中央的部委，是胡温直接掌控的，这是在打谁的脸？丢的是谁的丑？失掉的是谁的民心？皆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官员拥有的民意好感，也招至自上到下的妒恨——只有他们是好人的舆情，打的可不光是同僚的脸面。

变化之五：官员如变色龙，无原则无良知，真假难辨。

官员就像演员，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性格型的。一类是演技型的。如果在法治清明的情况下，这两类官员表现都很正常，但在一个越来越虚弱的、越来越靠站队来决定政治前途的暗箱之中，随着权力的紧缩和权斗的加剧，这两类人都会走向极端。

本色型官员凤毛麟角。这类人呢，当家看门也好，出门办事也好，该怎么就怎么，只坚守原则底线。历朝历代都有，就是现在太少。他们遇善扬善，遇恶惩恶，而且不分内外，前述的李金华、潘岳、李毅中这类人就是这样。在一个清朗世界中，这类人多不显山露水，只在混乱中才显出真实面目。所以往往让同类胆寒，令民众畅快。但这些人有个毛病，就是总是不那么能领会当局者的难处，该出手时出手，不该出手时也出手。此类人混得好点的，也就半斤八两，在当局者那里功过相抵。最好的是魏征，得以善终；最惨的是袁崇焕，一身忠骨，却被诬为叛国投敌杀害，连身上的肉都被他拼命保护的百姓吃个精光。

而演技派官员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有，指鹿为马就是这类人的拿手好戏。如今这股风气更盛。当然，他们过去是做给江泽民看，现在主要是演给胡温看，而不是演给百姓看的。上面喜好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提供什么，比着法媚上，连他们的亲民都是因为媚上。但历史往往说明，正是这类人最会见风使舵，当面表忠心，背过身就可能会背主求荣。过去他们姓江，今天就姓胡。

前一类既能为主人看门，或者为主人拼天下，但也可能六亲不认，连皇亲国戚都不认，有时就很坏事。而后一类，明知不可信，但偏偏被人家拍着那些舒坦，就那么可人样的，极懂得主人心思，那份媚到骨头里的劲儿让主人也无法拒绝。当这两类都走向极端时，用人就难免看不准。为了避免看不准，就拒绝在派系之外选。但问题是，派系内的就那么忠心不二吗？

由此看未来，大家再看到用了什么奇怪的人，也不要奇怪，这是专制体制内标准与判断力加速衰落的典型症侯。等到暗箱里失去判断力和标准时，民主也就有了出头之日了。问题是，民众有这没有这样的耐心等待。

▲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发表文章《消除对李源潮同志的夸张》。文章写道，出现了对这一人事安排的夸张：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执掌了中共的“组织大权”。

这种夸张不符合中共领导层的真实力量对比，不符合中共的组织体制，不符合李源潮的政治背景。

李源潮从来不是“团派大将”。在开始形成现今“团派”的1982年12月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源潮并不是团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那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王兆国（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胡锦涛。1983年12月，李源潮以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的身分和从事军队的共青团工作的宋德福，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增选”是为了冲淡团中央书记处的“团派”色彩。李源潮担任了7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不能进入“团派核心”，同某些“团派”的代表人物关系不和谐。他1990年离开团中央后，与“团派”逐渐疏远。他只能算“团派”的松散成员。

李源潮的父亲曾经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李源潮长期在上海成长、上学、工作。他1982年从上海的复旦大学毕业后，1983年迅速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积极安排。陈国栋和胡立教都反感那时的“团派”，他们是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第二号实际领导人陈云的支持者。李源潮1990年从团中央转到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1996年调到文化部，2000年再调到中共江苏省委，一直受到中共领导层内“上海派”的松散关照。

李源潮的父亲是副省长级的中共高级官员。因此，李源潮也能得到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的从政者们的松散理解。

李源潮能够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正是因为获得了上述3个中共主要派别的共同认可。没有后两个派别的认可，李源潮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胡锦涛没有足够的权力安排一个真正的“团派大将”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因为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在中共领导层内是少数派。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不是执掌中共的“组织大权”呢？不是。

中共领导层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其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协商产生，不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的产生，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省长和副部长的产生，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职责是考察高级官员人选、办理高级官员任免手续，而不是决定和批准高级官员人选。所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实际权力不像局外人凭空想像的那么大。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不是像局外人梦想的那样独立行使权力呢？也不是。

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一位常委分管党务和干部工作，包括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现在，这位政治局常委是习近平。即，李源潮的直接领导者是习近平。习近平对李源潮的领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内，习近平分管党务和干部工作，领导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李源潮；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内，习近平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领导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因此，在中共的干部工作方面，习近平的发言权超过李源潮的发言权。

我希望并相信李源潮同志支持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工作，使中共高级官员的遴选、使用、管理公正一点、公平一点、公开一点、帮派活动少一点。

▲流亡海外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发表文章《十七大告诉了我们什么?》。文章写道，中共的十七大结束得平稳安定，最为人关注的人事问题波澜不惊。最为讽刺的一幕就是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以及召开期间，当局如临大敌，扫荡北京，戒备森严，真不知道这么一个平庸至极的会议，他们自己紧张个什么？感觉好像一堆有病的人在玩过家家似的。

当然，从最平庸的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看出一些有意义的内容的。比如第一，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继续平庸。这次十七大的妥协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胡锦涛与江泽民的斗法，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胡锦涛执政的本色。我们回想一下胡锦涛上台以来的表现，可以发现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守成，而不是开拓。选拔两个接班人来平衡左右势力，正是他这个特色的反应。以前海外那些对于他真正掌握权利以后可能会推动大的社会变革的期待可以彻底放弃了。我们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中国在他领导下的五年，必将是勃烈日涅夫式的五年，是平庸的五年。

十七大推出来的新的权力集团，是不同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结合，是各怀鬼胎，各打算盘的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集体，谁能指望他们能做出什么开拓性质的事情吗？这也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通过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来分析中国未来政治与社会走向的模式已经逐渐落伍。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国家可以完全控制一切的时代了，随着社会力的增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角力将要逐渐取代宫廷政治，成为中国未来的关键。那些眼睛只盯着中南海的人，只可能或者失望，或者误判形势。不幸的是，这正是今天西方看待中国的主要路径。甚至一些中国人自己，还是摆脱不掉对于宫廷政治的好奇。希望十七大的结果能够让他们多一些反省。

十七大呈现出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明白地告诉世界，中共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远比外面以前想象的更为严重。当陈良宇被打倒的时候，海外一致认为胡锦涛已经逐步掌握了对政治的全部控制能力，但是我们从江泽民集团最近的活跃表现和在十七大人事布局上的收获可以看到，江湖风波并没有终止。这次关于十七大的人事名单，海外不同的媒体早就已经十分准确地报导了出来，其准确性甚至连排名顺序都分毫不差。在政治完全不透明的今天的中国，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是记者正常采访的结果。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共内部一些人利用海外媒体，有意向外界散步一些中共内部讨论的问题，其目的无非就是借助外界舆论影响内部决策。

中共高层无论换谁都是换汤不换药，胡温还是习李都无所谓了。但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因为在国家与社会的角力中，撬动国家这个庞大怪兽的关键可能就是怪兽的自乱阵脚。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评论人士刘路发表文章《中共十七大编织十五年政治美梦——中共“十七大”述评》。文章认为，中共十七大尘埃落定，习近平、李克强双双荣登政治局常委宝座，应验了海外大半年的猜测而成为最大的亮点（有人认为是故意泄露）。但是，在我看来，十七大的最大看点就是通过确立未来的两个接班人（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而向世界宣示了未来十五年中共的基本执政方略。这就是：科学发展经济，拒绝政治改革，谨慎推行法治，力争社会和谐。

为何习李双接班

接班人问题一直是非民主国家最头痛的问题，中共政治强人毛泽东、邓小平在接班人问题上都屡遭挫折，乏善可陈，胡锦涛为邓小平隔代指定，非江泽民所虑，但是这一设计却维持了中共10年的政局稳定。江胡都非政治强人，江的指定权被邓剥夺，胡当然没有指定接班人的资历、威望和条件，自然，胡的接班人只能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中产生。李克强作为胡系团派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是胡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他的脱颖而出顺理成章。习近平突然杀出，被海外舆论誉为政坛“黑马”，其实仔细想来，习近平出任新常委并最终接掌胡锦涛的总书记，似乎更符合中共的权力承接逻辑。

中共元老陈云在总结接班人的教训时曾说，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些。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在中共党内有着广泛的人脉，由他来出任接班人可以整合党内势力派（元老+太子党），为新班子的稳定投入保险金。习近平个人的学历背景（法学博士）、从政经历（经历了从基层到东南沿海各经济发达省福建、浙江、上海省市委书记的历练）、为人内敛低调、善于调和各种关系的性情风格，也是他在对手如云，竞争激烈的官场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克强作为原北大出身的早期具有自由化倾向、平民色彩、胡系团派身份的接班人，如果作为唯一的人选，中共党内实力派很难放心。他和习近平双双接班，在18大以后出任政府总理，可以互相钳制，保证中共最高统治阶层15年基本的稳定。

科学发展是要务

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并不仅仅意味着胡锦涛想在党的历史上留下点个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形势所迫，发展所需。科学发展观有两层含义，其表面含义就是节省资源，提高效益，促进环保，惠顾民生。深层含义就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邓式发展路线以及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检讨、修正，对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不惜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践踏法制、凋敝民生，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的单纯发展观进行纠偏。

近年来，因为单纯追求发展速度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各种思想流派围绕着改革、对单纯的经济发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对改革、发展进行反思的思潮已经形成。即便是执政党内部，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追求，已经转变为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追求。在民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再是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简单盲目追求的目标，而是也成了知识群体和民众反思、讨论的对象。

左派人士认为：“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入了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阶级分化可能给民族带来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的民族再一次仆倒。”这种观点可能有所偏狭，但是数十年瘸腿改革片面发展所导致的弊端致使社会矛盾凸出，阶层利益尖锐冲突等严重社会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中共第四代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原因。

构建和谐求稳定

和谐是一种状态，一个目标，构建和谐是十七大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第四代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而且也有一些很见力度的具体举措。短短几年在全国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实行小学免费教育、建立医疗保障机制等等措施，基本解除了农民制造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稳住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目前中国社会危及和谐的主要因素在城市，企业转制过程中利益受损的职工群体，城市开发、道路修建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受损群体（如房子被拆迁、土地被占），复转军人群体，司法腐败、历史冤案造成的上访群体、以及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受到打压的信仰群体等等，除了法轮功和地下教会，其他群体的诉求大都停留在财产权、人身权的维护，在法治层面就能解决。如果厉行法治，不再制造新的人权热点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解。

目前中国社会无法解决的负资产是“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这两笔资产让中共丧失了几乎所有的道义资源，在中共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看来，这两笔负资产与他们接受的掌国权柄如影相随、息息相关，这就像一家已经资不抵债的银行，主动清算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彻底破产，而拖延下去则可苟延残喘。因此，不但胡锦涛继续执政的5年内不可能解决，习近平、李克强当政的10年也不可能主动去触这个霉头。考虑到习近平、李克强的法学学历背景（习近平是法学博士，李克强则是在北大法律系读的本科），他们可能会逐渐推进法治，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来弥补政权合法性的流失。减少民怨，维持政权的正常运作。

维权旗帜破困局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路线方针和人事安排，中共在20大之前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自由民主的星光还将被遮蔽至少15年。但是形势比人强，历史的发展向来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秦始皇还想大秦帝国万世一统，子子孙孙做皇帝呢。陈胜吴广一声怒吼，他的帝业还不是分崩离析、二世而亡？按照共产党的设想，恐怕150年也不想交出政权（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还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奋斗的事业呢，想想几十代人是多少年？），中国人是不是就注定要世世代代在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苟活下去？恐怕没有人甘心，没有人同意。

著名政论家刘晓波先生认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民间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笔者认为，有志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能将眼光仅仅盯在中共的寡头统治者身上，而应该放下幻想，深入民间，积蓄能量，来迎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我们首先要了解民众的需要是什么，尤其要了解目前民众的优势需要是什么。

目前大陆民众的需要是什么，这需要进行量化分析。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的需要是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被侵犯，维护吃饭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复转军人群体的需要是恢复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或者尽可能的获得与他们原先社会地位一致的经济补偿。地下教会和宗教信仰群体的需要是能够实现信仰自由、信仰自主，免于被骚扰、取缔和非法逮捕的恐惧。自由知识分子要求实现言论、结社、出版等政治权利。

需要是可以通过外部刺激来强化的，因而可以通过启蒙宣传刺激和强化公众的人权意识。各群体要维护的权利各不相同，维权的成本和路径也不一样。动力不一样，成功的概率也不一样。因此，需要总结各种维权成功的先例来强化公众自觉维权的动力。要启蒙公众，就要说明目标与公众需要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关程度越高，公众越容易被打动，越容易被说服。这些需求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来捍卫。因此可以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所有群体的需求，那就是维权！维权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个方向。

设定目标要切实可行。尽可能提高到公众认知或认同的相关程度。通过由低到高的逐步进行，通过启发公众的民主意识而逐渐培植和形成民主宪政的土壤环境。

要将公众的需要转化为与我们合作的动机。由反腐败、反侵权、反专制，到要求实现真正的法治和民主，从而改变根深蒂固的专政体制，走上实现民主宪政的彻底转型。

目前全国游离于政府体制控制之外的群体大概有地下教会群体7000万，复转军人群体500万，下岗职工群体3000万，失地农民群体8000万，这些群体如果能够与执政党内的健康势力形成互动，然后横向联合，必将成为崭新的政治博弈力量，这个力量一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自由民主的曙光就要初显了。

▲评论人士史达发表文章《中共十七大突显隔代钦定死路一条》。文章说，中共十七大落幕，完成了中共新一轮的权力分配。本文不表硕大中国十多亿人民，命运却在共产党黑幕政治下被操纵的悲哀；只述中共内部最高领导权的问题，那不可能有善解的希望，这也将是中共惨淡命运的必然。

中共从成立那时起，其最高领导权尽管开始被苏共操纵决定，后来一直是全党瞎折腾的根本原因；中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所谓路线斗争、内部倾扎争夺领导权的历史。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除了老毛被邓定为错对三七开外，其他各届党魁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台上风光，被赶下台后被清算，成为权力斗争的殉葬品。

其他一些所谓路线斗争的内部倾扎，包括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刘少奇、林彪、江青、胡耀邦、赵紫阳之内，也无一离不开最高领导权的战斗。有些所谓党内路线斗争，是当权者的一种政治儿戏，但也有一些真正的内哄，比如刘少奇与毛泽东之争，赵紫阳与邓小平之争，分别引发了文革浩劫和六四血案，不仅祸国殃民，也大大冲击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危及其统治。

当年，邓小平看到了中共的这一致命弱点，就来了个所谓隔代钦定，不仅指定江泽民为继承人，而且还隔代钦定胡锦涛为下届党魁。邓的如意算盘，却引来中共历史上最凶猛的权力争斗。

刘少奇和赵紫阳毕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培养”出来的，这种斗争在毛、邓的淫威下，很快得到摆平。但是，江胡同是邓小平钦定之人，谁也不比谁矮，谁也吃不了对方；因为江胡的党内合法性，同时来自邓小平。所以，这种权力争斗，甚至公开的较量，从邓小平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刻起，不断在升温加码，直至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将来还会到达不可调和的临界点。

中共十七大政治权力的分配，是江胡双核心的混杂。九个中共政治局常委里面，胡江人马几乎各占一半，胡有李克强、温家宝；江有李长春，贾庆林，周永康，习近平；另有中间派吴邦国，贺国强。尽管胡有重要三席位置，但是离确立“胡核心”的政治口号，相差甚远；说是布下了中共公开内斗的楚汉阵式，倒还更确切些。江胡分别钦定的接班人李克强和习近平，更保证这种内斗的延续和光大。

江泽民恋栈的原因，有怕因为镇压法轮功、贪污、历史上汉奸问题、出卖领土问题等被清算，但也有所有前中共领导人下台不得好死的前车之鉴。而且，江势力能够死赖不退，也有胡本人的原因。

表面上看，胡因为由邓所铺下的平稳仕途的偏安心里，遇上江势力一帮为保命而保权的亡命之徒，造成了胡当总书记5年，翅膀一直没有长硬的原因。据称胡还历经多次暗杀幸免，明知主谋是谁，他也无可奈何、忍气吞声。

实际上，胡要在中共内部有所作为，就必需真正成为一个十全十美、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就必需心狠手毒，敢赌敢没脸，按中共历来内斗的方式（即所谓路线斗争），才能治江于死地。靠党纪国法、靠钦定权柄是不够的，中共历史上也没有如此成功的例子，最后不被江吃掉就算不错了。因为中共领导权争夺的规律，就是一次培养和选择政治流氓恶棍的过程。如果胡还要保着一点人性，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共真正领导人的；除非学戈尔巴乔夫，放弃中共，回头是岸，但那要看胡有没有这样的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总之，可以预见，胡江内斗，将是十七大后的不可调和、不能解决的政治主线。胡江内斗，将使得胡的政令难于施行，社会问题更加积重难返，党内腐败泛滥成灾。同时胡江内斗将大量消耗中共内部精力，导致中共走向一个不可自拔的死胡同。

其实，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共看来是一个中共内部的程序问题；而在明白人看来，却是一个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完全没有合法性的问题。邓小平想用隔代钦定来解决也是枉然，只能也是死路一条；而且，由此可能引发的中共最不可调和的内斗和统治危机，将导致中共的彻底垮台。

这一切，也许是中华民族能够摆脱红祸的历史必然。

▲评论人士李天笑发表文章《从习近平入常看江胡胜负》。

各路看家公认十七大看点是最高层人事布局，而习近平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的连锁效应顷刻成为关注焦点。

习近平入常后续发酵

首先，上海重镇出现真空，胡决不可能长期让韩正代理主局。其次，胡正面临从上层金人庆一线入手，还是从陈良宇案和江家父子在沪重大证据突破，从而彻底清理江曾集团的选择。从最近海外透露的江曾10月2日利用夏季特奥在上海西郊宾馆对胡的未遂暗杀看，这种迫切性实乃为江曾所逼。江在17大临场压阵，并强行在常委会继续保持江曾“优势”也使胡的“忍功”到了极限。

无论胡从中央入手还是从上海突破，习近平入常都在发酵。从上层看，江曾力荐的习在关键时刻站在哪一方是17大后政局变化的要点。从地方看，习近平走后，韩正只是暂时留用的。从江绵恒卷入周正毅案并有对话录音带的讯息看，再加上死缓刘金宝的证据再度泄出，胡从上海攻陷江的可能性很大。未来上海的主管对胡的布局举足轻重。

胡不得已的交换

无论从哪一点看，让曾庆红下台都是胡的主轴戏。曾与江有矛盾，但两者在最大的血案镇压法轮功上是共犯，一死俱死。江系在常委会的人马中曾是领头人和主帅，唯有曾能与胡叫阵。江的上策是力保曾留任。

但有两点使曾不得不退。一是曾在搞李瑞环时自己定下的68岁限制；二是胡打出的“ 差额选举”没唬住百姓却吓住了曾。曾怕霸王硬上弓触犯众怒反被“差掉”，落得个被耻笑的结局。尽管胡对“民主是个好东西”将信将疑，胡也没有真正实行民主的胆量，但胡清楚的知道民主对镇住曾绝对是个好东西。就胡而言，“差额选举”能在权斗中起到威摄就足矣。

胡的代价巨大。一方面是习近平、周永康和贺国强入常；另一方面是贾庆林、李长春留常。江曾的下策是以主帅换次将，以数量制约胡。

胡看似顺水推舟，实质将计就计

这一交换江胡都不尽满意。胡同意这一交换也许是出于无奈，也许是过于柔弱。但对江曾而言，也可能低估了胡长期胯下忍辱中练出的能力，或者算漏了胡二届执政对习、周和贺新人的相对强势。胡看似顺水推舟，实质将计就计。

表面上，双方势均力敌，甚至江曾人系占微弱多数。但实质胡占优势。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声名狼籍，能力弱，自顾不暇，又失去主帅，当然不是胡阴柔功夫下分化瓦解的对手。胡是老手，在最高处，又有温和李克强辅佐，处主导优势。而江曾人系在血债包袱下，提心吊胆，处处被动，其中周永康和贺国强又属新人，特别周永康公安部长被替代后，政法委实际被架空。江曾人系实质处劣势。

最关键的习近平在今后五年要与李克强争储。习连升两级，资历远远不够，就必须得顺从胡，看胡脸色行事，表现效忠。只有胡满意了，习才有接班可能。胡得以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搞平衡，控制习近平。江曾指望习主导常委会，注定落空。胡把老毛和老蒋这一手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平衡和控制习近平会使胡在重大决策上处有利地位。

从“上海滩重燃战火”直指江家父子的近况看，江的最大威胁可以说来自上海。既然习近平极为“尊老”，放在上海滩替江家熄火比推到胡底下当童养媳应该对江更有利。如果上海换了个胡系的厉害角色，或江不放心的人，应该才是江的心头大患。因此，习近平入常对胡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对胡而言，及时启用主导破江的强势人物接手上海将是个考验。

▲时事评论员黄毓民发表文章《一党专政下的世代交替》。文章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完满闭幕，而这次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其实跟大家当初所估计的没什么两样，这证明了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是在人事更迭、权力转移上已经开始制度化、透明化。如果不是制度化、透明化，你根本猜不到谁可以进入中委、谁可以进行政治局。

目前，其实所有的评论界对于共产党之制度化、透明化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她是“一党专政”的。如果连一个党的党内民主都无法搞好，问题就大了。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新政治权贵，基本上是由同一个模做出来的，也是按照共产党过去权力更迭的模式产生的。

我们可以留意到在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新增的四人，年龄最轻的是李克强，其次是习近平，前者是五十二岁，后者是五十五岁，而另外的周永康和贺国强都是比他们年长年，他们都是乎合所谓的“七上八下”，就是五十七岁上台，六十八岁便要下来，曾庆红就是因为年岁问题必须要退出权力核心。至于胡锦涛就在七十岁的时候退休，而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年龄。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也好，邓小平也好，所有第二、三代的领导人都是超过七十岁的，而目前起码是把制度定了，就是“七上八下”。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谈有关年龄的问题呢？因为这样的“世代交替”日后在共产党都会如此，这将会成为一种制度，而这样的好处就是“老人政治”不会再于中国共产党出现。

不过，这次存在著一个隐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胡锦涛是有意图很想去操控权力核心，说明白一点就是他想当“太上皇”。不幸，他跟邓小平不同，邓小平可以当“太上皇”，他可以当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太上皇”，又隔代钦点了胡锦涛，不过在胡锦涛当政之时，邓小平已经去世，因此他无法当胡锦涛的“太上皇”。至于江泽民是无法当胡锦涛之“太上皇”的，因为他俩都是邓小平所钦点的，而他当不了胡锦涛之“太上皇”，最好就是能够当在十八届时当总书记之人的“太上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强和习近平目前就是在争取这个位置。

按照目前的排名，习近平应该是管中央书记处的，他成为总书记的机会是高于李克强的，而李克强是属于团派的，于是有些观察家便会认为是江泽民赢了，胡锦涛输了，但是请不要忘记胡锦涛还有五年执政的时间，而五年的时间并不少，在这五年内，他是绝对有能力使得李克强可以接班的。如果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性质，纵使定下了年龄制度，这样的世代交替、权力转移仍然会产生纷争不断。

我读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不错，它指出目前正在念小学的中国人可能会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些民主改革。我认为要是共产党不放弃“一党专政”，“中国民主”仍然会是遥遥无期。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家温克坚发表文章《评中共十七大》。文章写道，经过漫长而紧张的剧本设计，改写和彩排演出，17大这场权力交接大戏在核心层面终于落幕。深受这场大戏折磨的形形色色的观众也许可以松一个口气了，17大综合症结束了。不过对于戏台上的参与者来说，核心层面的落幕，并不意味着故事就有了完整的结局。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核心层面的政治僵局需要通过非核心层面的阵地争夺来打破，因此未来几个月在权力边缘地带的人事和岗位争夺战仍然值得关注。

站在中共整体的立场来看，说17大是一场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似乎并不为过。一个建立在破产理念基础上的极权主义老大政党，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克服着分崩离析的压力（参见拙文《分解共产党》），疲于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以步履蹒跚的姿态，却依旧能穿越权力交接的地雷阵（穿过了吗？），这的确有些难为中共了。这也说明在机会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性和灵活性。这种回应性和灵活性如何和民主化浪潮互动，肯定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领域。

不过，把中共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增加了描述的便利性，但是一些更重要的差异化信息却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今日中共的整体性只以一种抽象的概念形式存在，面对话语体系，权力分配，利益争夺，目标设定等具体的实在的对象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共存在了，有的是不同的人脉派系，不同的利益板块，不同的权力结构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从这个角度来看，17大既不胜利，也不团结。一个派系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个派系的失败，团结口号往往折射的是激烈争斗的现实。

换一个相对中观的层次来看，17大对中共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因为它强化了一些危险因素。比如，权力交接更加不规则，权力布局更加散乱。我们可以简单做些分析。

中共关于权力交接有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的规则，而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一套潜规则。这套潜规则大抵是以钦定的方式培养接班人。这套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规则在党国体制下发扬光大。在毛时代，由于毛强烈的猜忌性格，使得接班人成为最危险的政治职位。在邓时代，胡耀邦赵紫阳也成为政治分歧的牺牲品，不过总的来说，最近的25年以来，在特定的时期，公众也好，党内中高层也好，对于谁是未来的接班人是有个基本的认知的。虽然这种认知也许是通过政治谣言，人民日报的微妙暗示，或者官场中口耳相传得来的。这种基本认知，虽然并不带来接班的确定性，但是起码在特定的时期，它能够对权力的重新排序起到一个引导作用，使得权力交接有一些预先展现的脉络，使得权力的外围地带，比如中央委员会成员，地方权力格局都按照差不多的规则散布，减少未来权力交接的震荡。但是17大的人事安排结果出现了一个双接班格局，习/李同台演义，胡苦心培养的储君李克强被习近平超越。并且习近平上海市委书记位置尚未坐热，从中央委员而直接擢升的方式显然违背了中共干部升迁的基本规律，这些现象说明中共延续多年的权力交接潜规则都被打破了。正式规则废止不用，潜规则也不遵守，那么权力外围在进行政治排队的时候，就失去了方向，这自然会强化中共内部本来已经炙热的权力派系斗争。

权力布局散乱指的是各个权力单位之间和人事脉络之间相互参绕，反制了原来的权力配置，执行结果变得不可预见。另外一个折射权力布局散乱的信号是中共元老院的兴起。中共的政治规则是讲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退休并不是政治生命的结束。这次老态龙钟的华国锋甚至在大会上睡着了，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这种特质。不过最近连续三届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加上新步入元老行列的曾庆红，罗干，吴官正，退休常委组成一个元老院在人数上已经绰绰有余。与华国锋那样政治干花不一致的是，这些常委都是以光荣的方式退休的，而不是因为权力斗争失败而被驱逐，因此他们自然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待遇，比如获得知情权，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施加政治影响。还有一点技术性的理由是，这些年退休的常委们，往往身体健康，有充分的能量来发挥政治余热。这种趋势其实在16大已经明显，而现在随着更多政治元老的加入，政治元老院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元老院对政治格局的影响逐步增加意味着中共权力运行的非规则性增加，意味着正式的权力机构，比如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重要性降低，而元老院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权力源头，正如当年的中顾委一样。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共的政治黑箱已经从单数变成复数，政治运作过程也从直流变成交流，高层政治短路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与这些危险因素相一致的最大一个特点是胡锦涛没有成为权力核心。他还必须和他过去的对手，现在的对手分享核心政治权力。17大之前，胡主导军队人事任免，枪挑陈良宇，再到接管中办，孟学农复出，这些系列事件所发出的强烈信号，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胡坐大，并成为新一代核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新的政治局常委这个棋局里，胡勉强只有半壁江山。更加重要的是，黑马习近平跃升，竟然挡在了胡多年苦心培养的李克强之前，胡失去了通过锁定接班人并进而凸显自己权位的机会。这种老母鸡变鸭的政治蒙太奇使得本来清晰的信号变得混乱，身处政治漩涡里面的玩主们，自然而然的会追问军队真的在胡这边吗？胡对关键岗位的人事安排真的是可以显示他独特的意志吗？这些问题和答案都变得模糊不清。中共的政治权力格局在最关键的层面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种模糊和不确定对未来可能有哪些寓意呢？

首先它强化了最高层政治决策的低效率，在有风险的议题上高层将无所作为。未来数年经济社会内含的风险需要政治高层作出必要的决断，而这种政治僵局的存在使得中共无法有效提供必要的政治决策，这将使得风险累积，加大社会支付的成本。政治僵局使得一些前瞻性的政治试验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议程，并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沉重的话题了，中共将逐渐失去对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导权。那些期待中共进行制度性改革的春梦可以歇菜了。在我看来即使中共最高层有政治改革的共同意愿，真正推动起来那也未必就能推导到民主化的通道上。

当然这种僵局未必全是坏事，起码客观上中共内部派系的争斗使得体制呈现出一种功能上的权力制衡的效果，一方面降低威权体制的效能的时候，它也降低了威权体制的暴戾。这使得民间政治资源获得成长的空间，民间在未来社会变革的话语权大大增加。

通常来说，维系一个权威体制，需要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特定的控制系统（比如克格勃），或者一个政治强人。当这三个构件都齐全的时候，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着社会。当其中一些构件开始没落的时候，社会开始张显独立性。而如今，中共的这三个构件都已经破落不堪，这无可辩驳的说明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7大官方喉舌的“啼叫”阻挡不住社会结构开始转型的事实。

17大帷幕落下，政治角力将会继续，那么有哪些可能的轨迹呢？利益收买，连身定做的政治规则，选择性反腐败措施等等都是既有的套路（本文不详细阐述）。我认为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模式是：政治敲诈。那就是特定的政治集团通过强化党集体面临的危机，通过敲打亡党亡国的警钟来对政治对手进行讹诈，瓦解对手抗争的意志，获得更多的政治份额。通过这种模式也可以用来抑制和约束中共整个肌体的离心倾向。但是当中共内部的各个版块的独立利益凸显，并且可以和党的整体利益分离的时候，那么凭什么指望他们会为党顾全大局呢？17大的人事格局已经为这种结果埋下了基因。

在分析中共权斗的文章中，官场工作室的昭明先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的材料和视角独树一帜，他强调政治名器的作用，那就是谁掌握名器，谁在政治争斗中就可以拔得头筹。根据这种思路，胡虽然身陷权力僵局，但是政治名器依然在他手中，他可以挥动名器，逐步削弱对手，控制大局。不过颇具嘲讽意味的是，昭明先生支的招数在前，17大在后，现在结果表明胡没能利用好这些招数，名器没有在核心层面发挥期望中的影响，僵局依旧。其实仔细想来，政治名器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迷惑局外人的，胡周围那些对手各个拥有自己的政治名器以及捍卫政治地位的决心。以现在胡的破脚鸭姿态，双接班架势以及政治权力的散乱化格局，胡已经很难打破僵局。也许胡只有得到能产生神迹的名器，才能力挽狂澜。那些没有读过刻舟求剑的故事，还在期待中国式戈尔巴乔夫的人们，为他祈祷吧。

太入戏的演员会忘记观众的存在。权力斗争这场戏一路演来，那些相互角力的角儿沉溺于谁高谁低，似乎忘记了原本他们是要取悦观众的，观众的掌声才是对他们演艺的肯定，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名器。社会场景已经开始变换，而那些演员们依旧争斗不休的时候，是给这场恶俗的权斗表演嘘声的时候了。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发表文章《“十七大”：江泽民堵死政改》。文章写道，“十七大”的焦点，是人事安排，是权力分配，是权力斗争。

中共内部人士透露，“十七大”前，围绕人事安排，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为近三十年来所仅见。作为“十七大”的最后一幕，政治局常委出炉后，到记者面前亮相，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严格照脚本演戏的中共那里，显然不同寻常。其中，可能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江两派的权力较量，仍然难以平息，而缠斗不休。

如果说，在文明国家，选举前，就能让人看出谁胜谁负，那是因为，有民意测验，选举的结果，出自民意的走向；而在中共那里，会还没有开，外界就已得知会中的人事安排，不是因为透明，更与民意无关，乃是因为有人故意放风。

比如，今次中共的“十七大”，会前有关高层人事安排及习李变局的传言，分毫不差，完全坐实。会前的传言，与其说是外界打探的能耐，不如说是中共高层蓄意放风的结果。一则，胡江两派各自放风，影响外界预期，造成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所谓“先声夺人”；二则，高层统一放风，造成权力分配的既成事实，以免党外诧异、党内不服。古人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中共那里，成了“权力未定，舆论先行”。

于是，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调整，没有新意，没有悬念，就成为“十七大”的最大特点，其实，这也是近几届中共党代会或人大、政协“两会”的共同特点。

江泽民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已然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2002至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普遍议论“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泽民居然效法邓小平，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泽民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为胡锦涛“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泽民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牵制胡锦涛。

最大的惊讶，恐怕还是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为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为“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

有人以为，安排习近平与李克强双双入局，表现中共的“与时俱进”：不再预先指定单一接班人。然而，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早就留下教训：多名王储争位，往往引发惨烈的内斗和悲剧。鉴于中共的封建性和专制性，重复历史惨剧的可能性极高。

李克强从第一顺位接班人，变为第二顺位接班人，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这种打击，来自于江泽民的强力干政。李克强的挫折，就是胡锦涛的挫折。李克强和胡锦涛对江泽民的耿耿于怀，将毫无疑问。从此，江泽民的主要精力，就是防范和对付李克强，或者类似李克强一样的人物，让其不得伸展大志。

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人事安排，似乎处处体现胡江两派的平衡。按常理，派系牵制、派系共治，具有一定的民主原理。然而，在中共那里，就连这个原理也走了样：并不是正常意义的派系制衡与监督，而是江系对胡系的制约与监视。“十七大”之前一度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明显遭到冷处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江系人马的牵制作用，就是堵死政改，阻碍民主进程。

大概没有人能够料到，江泽民还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大的劲头。没完没了的“垂帘听政”，在中国，依然看不到尽头。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共的不祥之兆。谁还敢预料？江泽民不再干政胡锦涛的第二个5年任期？乃至于，不再干政“十八大”？

与“十六大”政治局中地方大员过半的情形不同，“十七大”的政治局中，地方大员少于一半，应是胡温用心之处。大处隐忍，小处用劲，大概就是胡锦涛的最大功夫。但能否从此削弱地方主义

▲评论人士品红潮发表文章《看十七大：什么在左右中共用人》。文章写道，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对于十七大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人事安排上的原因。但正如何频所言，频传的小道消息，与中共体制不透明造成的神秘有关，也映射出人们强烈的参政欲望。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信息通道，是黑箱体制前所未有的挑战。黑幕掀起之后的真相，与事前的猜测、判断与小道消息一一应验，更说明体制的缝隙正被撕越来越大。民主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中共都必须面对。

十七大新贵层出不穷，年轻的如胡春华、孙政才，被誉为“中共第六代领导人”，就是似乎过了气的孟学农，身上污点尚未洗净，就突然死鲤鱼打挺，看来不仅省长宝座做定，书记之位也遥然相望。接续前段时间“黑窑省长”于幼军出掌文化部，外界多以派系斗争来看待中共用人。就目前而言，一朝君王一朝臣也的确说明了派系在中共用人中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刻意强调自身先进性的政党，在抢滩占位的关键时期，多会以关系、派系而不是能力来划定用人范围？“污点官员”受启用，是否表明团系已面临用人瓶径，库存人才见底？这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十七大可以说是中共用人特征变化最为明显的一朝。

变化之一：老人政治退潮，原有制衡变暗斗，忠诚成第一标准。

无论怎么看，胡温都是过渡的一代。由于江泽民的政治影响明显不如邓小平，一直在中共改革进程中扮演重要影响的老人政治，虽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现实，但影响力显然在十七大期间大幅下降。所有元老列席十七大，是老人政治一方面想努力发挥影响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成为点缀的最好说明。

按说，随着老人政治的衰退，以前用以制衡最高当权者的机制减弱，胡温已经掌握了大局，应当不拘一格启用能官干吏来扩充队伍，稳定执政根基。但功能的减弱不等于没有，胡温仍处于老人政治的边缘阴影之中，这决定了胡温一代的过渡性质。围绕在老人周围的一些人马，还想通过老人对胡温的影响来进一步分得一杯羹，太子党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行列，正是这种“情面”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部分则通过重新站队和观望、甚至是阴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互联网上小道消息频传，无论真假，都能看到中共内部有人放风的痕迹，这就令胡温对于团系以外的官员十分警惕。在执政权威萎缩的情况下，忠诚而不是能力就成为胡温选拔人员的第一选项。宁可冒着被人讥笑诟病的风险，都要启用以前被迫拿来祭旗的孟学农，重用“黑窑省长”于幼军，就是此理。

变化之二：利益集团成型，左右中共用人。

胡温用人之难还在于社会的普遍利益集团化。这种“特殊利益团体”不光是社会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政治利益。

显然在政治上团系的既得利益最大，对于急于布局的胡温而言，守住阵地的能力就至关重要，是不是能推行民生倒不是现在考察人才的标准。虽然团派里也有不倾向于民生的，江系里也有关注弱势的。这样第二选取项就是能不能守住现有果实。但现实让胡温或许不能那么轻松。大批起用团派干部，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体认。在省市一级干部任用上，无论良萎，只要是团干部，表面上没犯什么事的，普遍得到晋升机会，令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很不服气。网络上也出现对于团干部“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批评，普遍认为团干部“基层经济严重缺乏”。故且不论这种论断正确与否，但众口一辞、宁信其有的态度，也说明了社会的反感情绪。

变化之三：互相拆台，整体荣誉观极速消失。

过去中共虽然也是人治，但由于党的意识形态还在发挥作用，官员还讲究共荣感，对于党的声誉总体上还是维护的。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空置，官员说一套做一套，出门在外叫同志，吃起饭来呼哥们，跟官员吃饭，他们反而比江湖还江湖。没有谁真正的在维护党的声誉。这也是胡锦涛强调要重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就教育和医疗领域，这两个部门仍由江系人马控制。胡温倒不是派不出来人马来掌握，而是此时不是时机，只好隔岸观火。教育和医疗问题的巨大，非一日所积，早已有人放话，这两个部门不烂掉，是没有办法翻盘重整的。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医疗卫生越来越昂贵，社会早已积累了大量的积怨，只要时机合适，一旦出事，团系即可让别人去谢罪天下，又可跳出隔岸观火而借机树威邀心。郑筱庾所以因几百万元被判死刑，凭的就是这股不能遏制的民心。

这种内部派系斗争导致的分裂和整体荣誉感的丧失，是不得已的现实。在权利杯葛和集体荣誉发生冲突时，不自信的、谨慎的态度只能是先取前者。所以污点官员重新启用或者政途顺畅，实在不是不要脸面，而是派系要维护实力。

变化之四：抢滩占位，库存不多，胡温近乎无人可用。

没有任何人把孟于这类“污点官员”的重新启用看成是他们自身能力提高的结果，所有的中国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答案是相同的：即他们是胡温的“嫡系”。这就得出了胡温权力掌控已达顶峰的结论。而实际上，与其说“孟于复活”标志着胡温胡温权力体系已然稳固，毋宁说正好证明胡温权利的不稳固——胡温并非不顾及社会舆论，而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社会舆论可以控制，但疯狂的权利斗争则是你死我活。这种不稳固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就是胡温自身体系内已无人可用。十六大以来，胡温权利范围的扩大当然是明显的，放眼望去，团派没有占据的地方实在曲指可数。就算那些地方，也通过整肃把江派人马弄得敢怒不敢言，陈良宇就是最好的说明。那些没有占据的地方，没有换成团派人马的原因，不是胡温势力达不到那里，重要原因是团派无人可用。几番抢夺，团派人马能干的已经都占好了，其余的，由于团系人马基层经验缺乏，在关键的政治部位掌控上还不得要领，即无威望也没有能力统领重要门径，比如上海、北京、广东这些地方。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也就不急于争夺，还可用顺水人情，换得地方大员的暂时信任。

第二，能做事的不能用。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李金华、潘岳、李毅中、仇和等强硬官员再次折戟十七大。李金华64年岁，就算是部级，还可工作一年，但以年龄为由落选中央委员。按理，以他的声望，到中纪委或新成立的预防腐败局再做贡献，民众一定会拥护。负责安全生产的李毅中，没升没降，年龄也快到站，再难有所作为。而潘岳，这位被称作宏观调控“急先锋”的官员，估计十七大一开连他自己都糊涂了，他这阵该是后悔的要死，他不是孙猴子，但专制条件下的官场铁律却是真正的“紧箍咒”。仇和，这位即无派系背景又在地方上大胆改革的官员，因饱受争议，在江苏多达六名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中，也不见踪影。这些官员的“通病”就是眼里不揉沙子，常常拍板而起。但一旦进入权利杯葛期，他们就只能边缘化。他们的作用，对于胡温的宏观调控固然重要，但在权力游戏中，更多的充当了“杀手”角色——他们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打击，恰好是高层整盘地方势力的工具。一味地不分清红皂白地与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斗法，难免出现对正在成长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误伤”，这也就造成这些人在体系内部不被待见的局面，赚得表面风光，实际上却政治暗伤累累。就算胡温想启用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地方诸侯和各权势部门的意见。比如李金华，本来让他掌管审计，是要他给上面弄个“百官行受图”来，好让主子掌握在手，伺机而动，听话了没事，不听话了就审计，在人治社会，哪个部门的屁股能干净？结果李金华认了真，审一次公布一次，所有部委全有，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这还了得，你审的可都是中央的部委，是胡温直接掌控的，这是在打谁的脸？丢的是谁的丑？失掉的是谁的民心？皆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官员拥有的民意好感，也招至自上到下的妒恨——只有他们是好人的舆情，打的可不光是同僚的脸面。

变化之五：官员如变色龙，无原则无良知，真假难辨。

官员就像演员，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性格型的。一类是演技型的。如果在法治清明的情况下，这两类官员表现都很正常，但在一个越来越虚弱的、越来越靠站队来决定政治前途的暗箱之中，随着权力的紧缩和权斗的加剧，这两类人都会走向极端。

本色型官员凤毛麟角。这类人呢，当家看门也好，出门办事也好，该怎么就怎么，只坚守原则底线。历朝历代都有，就是现在太少。他们遇善扬善，遇恶惩恶，而且不分内外，前述的李金华、潘岳、李毅中这类人就是这样。在一个清朗世界中，这类人多不显山露水，只在混乱中才显出真实面目。所以往往让同类胆寒，令民众畅快。但这些人有个毛病，就是总是不那么能领会当局者的难处，该出手时出手，不该出手时也出手。此类人混得好点的，也就半斤八两，在当局者那里功过相抵。最好的是魏征，得以善终；最惨的是袁崇焕，一身忠骨，却被诬为叛国投敌杀害，连身上的肉都被他拼命保护的百姓吃个精光。

而演技派官员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有，指鹿为马就是这类人的拿手好戏。如今这股风气更盛。当然，他们过去是做给江泽民看，现在主要是演给胡温看，而不是演给百姓看的。上面喜好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提供什么，比着法媚上，连他们的亲民都是因为媚上。但历史往往说明，正是这类人最会见风使舵，当面表忠心，背过身就可能会背主求荣。过去他们姓江，今天就姓胡。

前一类既能为主人看门，或者为主人拼天下，但也可能六亲不认，连皇亲国戚都不认，有时就很坏事。而后一类，明知不可信，但偏偏被人家拍着那些舒坦，就那么可人样的，极懂得主人心思，那份媚到骨头里的劲儿让主人也无法拒绝。当这两类都走向极端时，用人就难免看不准。为了避免看不准，就拒绝在派系之外选。但问题是，派系内的就那么忠心不二吗？

由此看未来，大家再看到用了什么奇怪的人，也不要奇怪，这是专制体制内标准与判断力加速衰落的典型症侯。等到暗箱里失去判断力和标准时，民主也就有了出头之日了。问题是，民众有这没有这样的耐心等待。

▲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发表文章《消除对李源潮同志的夸张》。文章写道，出现了对这一人事安排的夸张：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执掌了中共的“组织大权”。

这种夸张不符合中共领导层的真实力量对比，不符合中共的组织体制，不符合李源潮的政治背景。

李源潮从来不是“团派大将”。在开始形成现今“团派”的1982年12月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源潮并不是团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那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王兆国（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胡锦涛。1983年12月，李源潮以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的身分和从事军队的共青团工作的宋德福，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增选”是为了冲淡团中央书记处的“团派”色彩。李源潮担任了7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不能进入“团派核心”，同某些“团派”的代表人物关系不和谐。他1990年离开团中央后，与“团派”逐渐疏远。他只能算“团派”的松散成员。

李源潮的父亲曾经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李源潮长期在上海成长、上学、工作。他1982年从上海的复旦大学毕业后，1983年迅速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积极安排。陈国栋和胡立教都反感那时的“团派”，他们是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第二号实际领导人陈云的支持者。李源潮1990年从团中央转到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1996年调到文化部，2000年再调到中共江苏省委，一直受到中共领导层内“上海派”的松散关照。

李源潮的父亲是副省长级的中共高级官员。因此，李源潮也能得到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的从政者们的松散理解。

李源潮能够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正是因为获得了上述3个中共主要派别的共同认可。没有后两个派别的认可，李源潮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胡锦涛没有足够的权力安排一个真正的“团派大将”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因为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在中共领导层内是少数派。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不是执掌中共的“组织大权”呢？不是。

中共领导层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其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协商产生，不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的产生，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省长和副部长的产生，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职责是考察高级官员人选、办理高级官员任免手续，而不是决定和批准高级官员人选。所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实际权力不像局外人凭空想像的那么大。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不是像局外人梦想的那样独立行使权力呢？也不是。

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一位常委分管党务和干部工作，包括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现在，这位政治局常委是习近平。即，李源潮的直接领导者是习近平。习近平对李源潮的领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内，习近平分管党务和干部工作，领导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李源潮；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内，习近平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领导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因此，在中共的干部工作方面，习近平的发言权超过李源潮的发言权。

我希望并相信李源潮同志支持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工作，使中共高级官员的遴选、使用、管理公正一点、公平一点、公开一点、帮派活动少一点。

▲流亡海外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发表文章《十七大告诉了我们什么?》。文章写道，中共的十七大结束得平稳安定，最为人关注的人事问题波澜不惊。最为讽刺的一幕就是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以及召开期间，当局如临大敌，扫荡北京，戒备森严，真不知道这么一个平庸至极的会议，他们自己紧张个什么？感觉好像一堆有病的人在玩过家家似的。

当然，从最平庸的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看出一些有意义的内容的。比如第一，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继续平庸。这次十七大的妥协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胡锦涛与江泽民的斗法，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胡锦涛执政的本色。我们回想一下胡锦涛上台以来的表现，可以发现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守成，而不是开拓。选拔两个接班人来平衡左右势力，正是他这个特色的反应。以前海外那些对于他真正掌握权利以后可能会推动大的社会变革的期待可以彻底放弃了。我们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中国在他领导下的五年，必将是勃烈日涅夫式的五年，是平庸的五年。

十七大推出来的新的权力集团，是不同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结合，是各怀鬼胎，各打算盘的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集体，谁能指望他们能做出什么开拓性质的事情吗？这也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通过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来分析中国未来政治与社会走向的模式已经逐渐落伍。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国家可以完全控制一切的时代了，随着社会力的增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角力将要逐渐取代宫廷政治，成为中国未来的关键。那些眼睛只盯着中南海的人，只可能或者失望，或者误判形势。不幸的是，这正是今天西方看待中国的主要路径。甚至一些中国人自己，还是摆脱不掉对于宫廷政治的好奇。希望十七大的结果能够让他们多一些反省。

十七大呈现出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明白地告诉世界，中共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远比外面以前想象的更为严重。当陈良宇被打倒的时候，海外一致认为胡锦涛已经逐步掌握了对政治的全部控制能力，但是我们从江泽民集团最近的活跃表现和在十七大人事布局上的收获可以看到，江湖风波并没有终止。这次关于十七大的人事名单，海外不同的媒体早就已经十分准确地报导了出来，其准确性甚至连排名顺序都分毫不差。在政治完全不透明的今天的中国，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是记者正常采访的结果。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共内部一些人利用海外媒体，有意向外界散步一些中共内部讨论的问题，其目的无非就是借助外界舆论影响内部决策。

中共高层无论换谁都是换汤不换药，胡温还是习李都无所谓了。但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因为在国家与社会的角力中，撬动国家这个庞大怪兽的关键可能就是怪兽的自乱阵脚。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评论人士刘路发表文章《中共十七大编织十五年政治美梦——中共“十七大”述评》。文章认为，中共十七大尘埃落定，习近平、李克强双双荣登政治局常委宝座，应验了海外大半年的猜测而成为最大的亮点（有人认为是故意泄露）。但是，在我看来，十七大的最大看点就是通过确立未来的两个接班人（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而向世界宣示了未来十五年中共的基本执政方略。这就是：科学发展经济，拒绝政治改革，谨慎推行法治，力争社会和谐。

为何习李双接班

接班人问题一直是非民主国家最头痛的问题，中共政治强人毛泽东、邓小平在接班人问题上都屡遭挫折，乏善可陈，胡锦涛为邓小平隔代指定，非江泽民所虑，但是这一设计却维持了中共10年的政局稳定。江胡都非政治强人，江的指定权被邓剥夺，胡当然没有指定接班人的资历、威望和条件，自然，胡的接班人只能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中产生。李克强作为胡系团派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是胡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他的脱颖而出顺理成章。习近平突然杀出，被海外舆论誉为政坛“黑马”，其实仔细想来，习近平出任新常委并最终接掌胡锦涛的总书记，似乎更符合中共的权力承接逻辑。

中共元老陈云在总结接班人的教训时曾说，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些。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在中共党内有着广泛的人脉，由他来出任接班人可以整合党内势力派（元老+太子党），为新班子的稳定投入保险金。习近平个人的学历背景（法学博士）、从政经历（经历了从基层到东南沿海各经济发达省福建、浙江、上海省市委书记的历练）、为人内敛低调、善于调和各种关系的性情风格，也是他在对手如云，竞争激烈的官场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克强作为原北大出身的早期具有自由化倾向、平民色彩、胡系团派身份的接班人，如果作为唯一的人选，中共党内实力派很难放心。他和习近平双双接班，在18大以后出任政府总理，可以互相钳制，保证中共最高统治阶层15年基本的稳定。

科学发展是要务

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并不仅仅意味着胡锦涛想在党的历史上留下点个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形势所迫，发展所需。科学发展观有两层含义，其表面含义就是节省资源，提高效益，促进环保，惠顾民生。深层含义就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邓式发展路线以及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检讨、修正，对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不惜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践踏法制、凋敝民生，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的单纯发展观进行纠偏。

近年来，因为单纯追求发展速度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各种思想流派围绕着改革、对单纯的经济发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对改革、发展进行反思的思潮已经形成。即便是执政党内部，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追求，已经转变为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追求。在民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再是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简单盲目追求的目标，而是也成了知识群体和民众反思、讨论的对象。

左派人士认为：“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入了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阶级分化可能给民族带来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的民族再一次仆倒。”这种观点可能有所偏狭，但是数十年瘸腿改革片面发展所导致的弊端致使社会矛盾凸出，阶层利益尖锐冲突等严重社会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中共第四代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原因。

构建和谐求稳定

和谐是一种状态，一个目标，构建和谐是十七大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第四代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而且也有一些很见力度的具体举措。短短几年在全国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实行小学免费教育、建立医疗保障机制等等措施，基本解除了农民制造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稳住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目前中国社会危及和谐的主要因素在城市，企业转制过程中利益受损的职工群体，城市开发、道路修建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受损群体（如房子被拆迁、土地被占），复转军人群体，司法腐败、历史冤案造成的上访群体、以及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受到打压的信仰群体等等，除了法轮功和地下教会，其他群体的诉求大都停留在财产权、人身权的维护，在法治层面就能解决。如果厉行法治，不再制造新的人权热点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解。

目前中国社会无法解决的负资产是“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这两笔资产让中共丧失了几乎所有的道义资源，在中共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看来，这两笔负资产与他们接受的掌国权柄如影相随、息息相关，这就像一家已经资不抵债的银行，主动清算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彻底破产，而拖延下去则可苟延残喘。因此，不但胡锦涛继续执政的5年内不可能解决，习近平、李克强当政的10年也不可能主动去触这个霉头。考虑到习近平、李克强的法学学历背景（习近平是法学博士，李克强则是在北大法律系读的本科），他们可能会逐渐推进法治，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来弥补政权合法性的流失。减少民怨，维持政权的正常运作。

维权旗帜破困局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路线方针和人事安排，中共在20大之前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自由民主的星光还将被遮蔽至少15年。但是形势比人强，历史的发展向来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秦始皇还想大秦帝国万世一统，子子孙孙做皇帝呢。陈胜吴广一声怒吼，他的帝业还不是分崩离析、二世而亡？按照共产党的设想，恐怕150年也不想交出政权（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还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奋斗的事业呢，想想几十代人是多少年？），中国人是不是就注定要世世代代在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苟活下去？恐怕没有人甘心，没有人同意。

著名政论家刘晓波先生认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民间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笔者认为，有志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能将眼光仅仅盯在中共的寡头统治者身上，而应该放下幻想，深入民间，积蓄能量，来迎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我们首先要了解民众的需要是什么，尤其要了解目前民众的优势需要是什么。

目前大陆民众的需要是什么，这需要进行量化分析。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的需要是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被侵犯，维护吃饭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复转军人群体的需要是恢复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或者尽可能的获得与他们原先社会地位一致的经济补偿。地下教会和宗教信仰群体的需要是能够实现信仰自由、信仰自主，免于被骚扰、取缔和非法逮捕的恐惧。自由知识分子要求实现言论、结社、出版等政治权利。

需要是可以通过外部刺激来强化的，因而可以通过启蒙宣传刺激和强化公众的人权意识。各群体要维护的权利各不相同，维权的成本和路径也不一样。动力不一样，成功的概率也不一样。因此，需要总结各种维权成功的先例来强化公众自觉维权的动力。要启蒙公众，就要说明目标与公众需要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关程度越高，公众越容易被打动，越容易被说服。这些需求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来捍卫。因此可以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所有群体的需求，那就是维权！维权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个方向。

设定目标要切实可行。尽可能提高到公众认知或认同的相关程度。通过由低到高的逐步进行，通过启发公众的民主意识而逐渐培植和形成民主宪政的土壤环境。

要将公众的需要转化为与我们合作的动机。由反腐败、反侵权、反专制，到要求实现真正的法治和民主，从而改变根深蒂固的专政体制，走上实现民主宪政的彻底转型。

目前全国游离于政府体制控制之外的群体大概有地下教会群体7000万，复转军人群体500万，下岗职工群体3000万，失地农民群体8000万，这些群体如果能够与执政党内的健康势力形成互动，然后横向联合，必将成为崭新的政治博弈力量，这个力量一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自由民主的曙光就要初显了。

▲评论人士史达发表文章《中共十七大突显隔代钦定死路一条》。文章说，中共十七大落幕，完成了中共新一轮的权力分配。本文不表硕大中国十多亿人民，命运却在共产党黑幕政治下被操纵的悲哀；只述中共内部最高领导权的问题，那不可能有善解的希望，这也将是中共惨淡命运的必然。

中共从成立那时起，其最高领导权尽管开始被苏共操纵决定，后来一直是全党瞎折腾的根本原因；中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所谓路线斗争、内部倾扎争夺领导权的历史。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除了老毛被邓定为错对三七开外，其他各届党魁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台上风光，被赶下台后被清算，成为权力斗争的殉葬品。

其他一些所谓路线斗争的内部倾扎，包括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刘少奇、林彪、江青、胡耀邦、赵紫阳之内，也无一离不开最高领导权的战斗。有些所谓党内路线斗争，是当权者的一种政治儿戏，但也有一些真正的内哄，比如刘少奇与毛泽东之争，赵紫阳与邓小平之争，分别引发了文革浩劫和六四血案，不仅祸国殃民，也大大冲击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危及其统治。

当年，邓小平看到了中共的这一致命弱点，就来了个所谓隔代钦定，不仅指定江泽民为继承人，而且还隔代钦定胡锦涛为下届党魁。邓的如意算盘，却引来中共历史上最凶猛的权力争斗。

刘少奇和赵紫阳毕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培养”出来的，这种斗争在毛、邓的淫威下，很快得到摆平。但是，江胡同是邓小平钦定之人，谁也不比谁矮，谁也吃不了对方；因为江胡的党内合法性，同时来自邓小平。所以，这种权力争斗，甚至公开的较量，从邓小平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刻起，不断在升温加码，直至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将来还会到达不可调和的临界点。

中共十七大政治权力的分配，是江胡双核心的混杂。九个中共政治局常委里面，胡江人马几乎各占一半，胡有李克强、温家宝；江有李长春，贾庆林，周永康，习近平；另有中间派吴邦国，贺国强。尽管胡有重要三席位置，但是离确立“胡核心”的政治口号，相差甚远；说是布下了中共公开内斗的楚汉阵式，倒还更确切些。江胡分别钦定的接班人李克强和习近平，更保证这种内斗的延续和光大。

江泽民恋栈的原因，有怕因为镇压法轮功、贪污、历史上汉奸问题、出卖领土问题等被清算，但也有所有前中共领导人下台不得好死的前车之鉴。而且，江势力能够死赖不退，也有胡本人的原因。

表面上看，胡因为由邓所铺下的平稳仕途的偏安心里，遇上江势力一帮为保命而保权的亡命之徒，造成了胡当总书记5年，翅膀一直没有长硬的原因。据称胡还历经多次暗杀幸免，明知主谋是谁，他也无可奈何、忍气吞声。

实际上，胡要在中共内部有所作为，就必需真正成为一个十全十美、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就必需心狠手毒，敢赌敢没脸，按中共历来内斗的方式（即所谓路线斗争），才能治江于死地。靠党纪国法、靠钦定权柄是不够的，中共历史上也没有如此成功的例子，最后不被江吃掉就算不错了。因为中共领导权争夺的规律，就是一次培养和选择政治流氓恶棍的过程。如果胡还要保着一点人性，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共真正领导人的；除非学戈尔巴乔夫，放弃中共，回头是岸，但那要看胡有没有这样的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总之，可以预见，胡江内斗，将是十七大后的不可调和、不能解决的政治主线。胡江内斗，将使得胡的政令难于施行，社会问题更加积重难返，党内腐败泛滥成灾。同时胡江内斗将大量消耗中共内部精力，导致中共走向一个不可自拔的死胡同。

其实，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共看来是一个中共内部的程序问题；而在明白人看来，却是一个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完全没有合法性的问题。邓小平想用隔代钦定来解决也是枉然，只能也是死路一条；而且，由此可能引发的中共最不可调和的内斗和统治危机，将导致中共的彻底垮台。

这一切，也许是中华民族能够摆脱红祸的历史必然。

▲评论人士李天笑发表文章《从习近平入常看江胡胜负》。

各路看家公认十七大看点是最高层人事布局，而习近平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的连锁效应顷刻成为关注焦点。

习近平入常后续发酵

首先，上海重镇出现真空，胡决不可能长期让韩正代理主局。其次，胡正面临从上层金人庆一线入手，还是从陈良宇案和江家父子在沪重大证据突破，从而彻底清理江曾集团的选择。从最近海外透露的江曾10月2日利用夏季特奥在上海西郊宾馆对胡的未遂暗杀看，这种迫切性实乃为江曾所逼。江在17大临场压阵，并强行在常委会继续保持江曾“优势”也使胡的“忍功”到了极限。

无论胡从中央入手还是从上海突破，习近平入常都在发酵。从上层看，江曾力荐的习在关键时刻站在哪一方是17大后政局变化的要点。从地方看，习近平走后，韩正只是暂时留用的。从江绵恒卷入周正毅案并有对话录音带的讯息看，再加上死缓刘金宝的证据再度泄出，胡从上海攻陷江的可能性很大。未来上海的主管对胡的布局举足轻重。

胡不得已的交换

无论从哪一点看，让曾庆红下台都是胡的主轴戏。曾与江有矛盾，但两者在最大的血案镇压法轮功上是共犯，一死俱死。江系在常委会的人马中曾是领头人和主帅，唯有曾能与胡叫阵。江的上策是力保曾留任。

但有两点使曾不得不退。一是曾在搞李瑞环时自己定下的68岁限制；二是胡打出的“ 差额选举”没唬住百姓却吓住了曾。曾怕霸王硬上弓触犯众怒反被“差掉”，落得个被耻笑的结局。尽管胡对“民主是个好东西”将信将疑，胡也没有真正实行民主的胆量，但胡清楚的知道民主对镇住曾绝对是个好东西。就胡而言，“差额选举”能在权斗中起到威摄就足矣。

胡的代价巨大。一方面是习近平、周永康和贺国强入常；另一方面是贾庆林、李长春留常。江曾的下策是以主帅换次将，以数量制约胡。

胡看似顺水推舟，实质将计就计

这一交换江胡都不尽满意。胡同意这一交换也许是出于无奈，也许是过于柔弱。但对江曾而言，也可能低估了胡长期胯下忍辱中练出的能力，或者算漏了胡二届执政对习、周和贺新人的相对强势。胡看似顺水推舟，实质将计就计。

表面上，双方势均力敌，甚至江曾人系占微弱多数。但实质胡占优势。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声名狼籍，能力弱，自顾不暇，又失去主帅，当然不是胡阴柔功夫下分化瓦解的对手。胡是老手，在最高处，又有温和李克强辅佐，处主导优势。而江曾人系在血债包袱下，提心吊胆，处处被动，其中周永康和贺国强又属新人，特别周永康公安部长被替代后，政法委实际被架空。江曾人系实质处劣势。

最关键的习近平在今后五年要与李克强争储。习连升两级，资历远远不够，就必须得顺从胡，看胡脸色行事，表现效忠。只有胡满意了，习才有接班可能。胡得以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搞平衡，控制习近平。江曾指望习主导常委会，注定落空。胡把老毛和老蒋这一手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平衡和控制习近平会使胡在重大决策上处有利地位。

从“上海滩重燃战火”直指江家父子的近况看，江的最大威胁可以说来自上海。既然习近平极为“尊老”，放在上海滩替江家熄火比推到胡底下当童养媳应该对江更有利。如果上海换了个胡系的厉害角色，或江不放心的人，应该才是江的心头大患。因此，习近平入常对胡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对胡而言，及时启用主导破江的强势人物接手上海将是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