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是个极具功利色彩的概念，服务于特定的目地。把团结作为最终实现的目标即把团结当作一种价值，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
在哲学上，“团结主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并接受质疑：一，从世界历史观上去理解。在不断演变的世界历史中总能发现一个“规律”，一个“行动指南”，一条“固定的路线图”。他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善的理念，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限度，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可以是我们自以为可以熟练驾驭于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罗盘”。好似，在这个世界中先验的存在着一种社会调节机制可以自动的抹平所有仇恨、杀戮、纷争。
二，理性与自由的统一。理性总可以解决自由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什么是理性？在我们特指“手段”问题时，理性就是“工具”性的，工具性特征只遵循“有效性”原则。这意味着：为了有效性的完成既定目的，一些自由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当这个“有效的行为”深深的伤害到个人的信念或追求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牺牲自由。人们总是习惯于采用一种积极、健康、正面的心态来解释理性及理性的作用，却完全忽略或刻意的回避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困惑、冲突、矛盾、战争。理性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必须将价值观与选择提交于批判性审查之后，即我们可能需要丢弃掉以往的，习惯性的，积极的“屈从”于理性的视角及生活态度，以消极的视角更多的发现问题，正视那些困惑、冲突、矛盾、战争是否可以借助于某种天赋的东西，一劳永逸的加以解决？人的一生大都是些“消极的经验“，以奴役、侵害、争斗、忍辱负重的形式生活着，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总是逆向的，理性总是在强调所谓的客观事实、逻辑规律、社会规范的重要性，而自由总是在千方百计的想挣脱束缚。
我们可以团结一切人吗？如果我们就是在高喊“团结一切人”的口号？显然不能，即便在理论上也不成立，这种不成立显而易见。也可能是口误，“团结一切人”的真实意思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这需要喊出这种口号的人加以说明，如果他们的说明不能证明是在表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恰恰证明是在说“团结一切人”，那么这样的口号就会在现实中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非但不能团结一切人还可能失去他想要团结的多数人，因为暴政下的多数人不愿意团结压迫、杀害他们亲人、朋友的屠夫。
这些人是这样表述团结的：一，需要“理性”的对待共党高官，民主进程不能没有他们的参与，不能像某团体那样对这些高官充满仇恨，老想着如何清算。二，必须团结党内的高官，否则不可能推进民主进程，举原苏联为例，举叙利亚总理的逃亡为例。三，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以上表述有几个关键词：理性、必须、兵法。在这些表述中，他们显然认为理性就是要通过和平的、团结（团结共党势力）的行为来表现。可是“理性总是不一致”的，在这些人认为团结是理性时，美国人却采取一种相反的方式去实践理性：高举暴力反抗的义旗，将殖民统治着统统赶出了自己的家园。美国独立战争是以不“团结”（不团结殖民统治者及高管）的行为来彰显理性的，如果听任几百年后的一些人的“团结的理性”则美国人也许不会成为自由世界的中心。
“必须”这个词汇的使用更是漏洞百出。必须是排他性，绝对性的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不能出现偶然与例外。当你在说“必须与共党联姻才能推进民主进程”时，你想没有想到最近几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有多少反对派与政府联姻才成就了制度性转型？
“兵法说”更是离谱。兵法是在战争中使用的方法、策略，目的是消灭敌人，而你却用来团结“敌人”——敌我在你这里已经不分了，即如此何须谈什么兵法，卖弄什么知识？很怀疑这些人是否懂得兵法的基本常识，“知彼知己”是为了“百战不殆”而不是为了携手共进。
团结是需要放弃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放弃需是自愿的且放弃是值得的，如果让人们选择放弃的东西不会使我们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没有放弃的理由。推翻一个暴君并不是为了扶植一个“明君”，强人政治不是我们的理想。
团结是功利性的，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则所谓的团结只能是团结一切具有相同目的的人。相同目的的人之所以真实的存在并有联手的必要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和平，团结的，目标、原则是一致的，恰恰相反，团结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紧迫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各种目标相互冲突且不可调和的社会”。目标一致的社会，所谓的冲突不过是“最佳手段的冲突”，而目标不一致的社会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必定是“理性的不一致”：各自都有自己的理，尽管我们已经在真诚、认真的相互说明各自的理，却也无法达成一致。“积极”的评价这种“不一致”是相信依靠人类的智慧，能力最终能够达成一致，而“消极”的正视这些不一致却可以合理的确立多元化的社会原则，避免重蹈“乌托邦式”的悲剧。有些人永远不是“团结”的对象，至少在一个不适合的“时点上”是如此：叙利亚总理没有在革命之初即反对派十分弱小的时候选择叛逃，而是在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新形势下，经过自己审慎的评估了一切可能性之后“机会性”的选择了叛逃。对这样的人的“团结”的问题，基本不需要考虑——当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他们自然会投入到你的怀抱。
团结永远存在一个团结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团结的对象时，团结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当所有人的贪婪都表现为“有限、满足”时，人类社会就会平和、稳定的多，消极的经验也会少了许多。
现代民主社会有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理性的多元化事实。意思是说，在一个确保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里，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将会被鼓励和产生出来，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其二，压迫性的事实。意思是说，要想维持对某一个特定的全能教义的持续忠诚，就只有依靠使用国家的压迫性权力。罗尔斯认为，这不仅会导致政府的罪行和不可避免的粗暴与残忍，而且还会败坏宗教、哲学和科学。
当有人用“语境”来聚合所有不同时，有人表示反对。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聚合所有不同主张”的人却说出了以下的话：“志不同，不谋其道”。实际上未必“志不同”之所以“不谋其道”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无所不包的“语境”根本就不囊括“反对式”的“不同”。这就是现实社会，充满着矛盾、冲突、纷争，而很多自以为已经具有“民主素质”的人却很不习惯和很难接受明确的反对与质疑——一经发现观点之争就可以将其上升到“志不同”的高度，并以此为由分道扬镳。
后现代哲学对“团结主题”的诟病不是源自于一个偶然——偶然的出现一群语出惊人、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而是现实社会最真实，最自然的写照。人类社会不可能有乌托邦式的完美，“团结一切人”的理念在可以预知的未来不会成为现实——与其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放到没有任何团结迹象的共党高官身上，不如抓紧时间壮大民间力量——因为民间力量才是政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在哲学上，“团结主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并接受质疑：一，从世界历史观上去理解。在不断演变的世界历史中总能发现一个“规律”，一个“行动指南”，一条“固定的路线图”。他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善的理念，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限度，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可以是我们自以为可以熟练驾驭于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罗盘”。好似，在这个世界中先验的存在着一种社会调节机制可以自动的抹平所有仇恨、杀戮、纷争。
二，理性与自由的统一。理性总可以解决自由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什么是理性？在我们特指“手段”问题时，理性就是“工具”性的，工具性特征只遵循“有效性”原则。这意味着：为了有效性的完成既定目的，一些自由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当这个“有效的行为”深深的伤害到个人的信念或追求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牺牲自由。人们总是习惯于采用一种积极、健康、正面的心态来解释理性及理性的作用，却完全忽略或刻意的回避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困惑、冲突、矛盾、战争。理性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必须将价值观与选择提交于批判性审查之后，即我们可能需要丢弃掉以往的，习惯性的，积极的“屈从”于理性的视角及生活态度，以消极的视角更多的发现问题，正视那些困惑、冲突、矛盾、战争是否可以借助于某种天赋的东西，一劳永逸的加以解决？人的一生大都是些“消极的经验“，以奴役、侵害、争斗、忍辱负重的形式生活着，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总是逆向的，理性总是在强调所谓的客观事实、逻辑规律、社会规范的重要性，而自由总是在千方百计的想挣脱束缚。
我们可以团结一切人吗？如果我们就是在高喊“团结一切人”的口号？显然不能，即便在理论上也不成立，这种不成立显而易见。也可能是口误，“团结一切人”的真实意思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这需要喊出这种口号的人加以说明，如果他们的说明不能证明是在表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恰恰证明是在说“团结一切人”，那么这样的口号就会在现实中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非但不能团结一切人还可能失去他想要团结的多数人，因为暴政下的多数人不愿意团结压迫、杀害他们亲人、朋友的屠夫。
这些人是这样表述团结的：一，需要“理性”的对待共党高官，民主进程不能没有他们的参与，不能像某团体那样对这些高官充满仇恨，老想着如何清算。二，必须团结党内的高官，否则不可能推进民主进程，举原苏联为例，举叙利亚总理的逃亡为例。三，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以上表述有几个关键词：理性、必须、兵法。在这些表述中，他们显然认为理性就是要通过和平的、团结（团结共党势力）的行为来表现。可是“理性总是不一致”的，在这些人认为团结是理性时，美国人却采取一种相反的方式去实践理性：高举暴力反抗的义旗，将殖民统治着统统赶出了自己的家园。美国独立战争是以不“团结”（不团结殖民统治者及高管）的行为来彰显理性的，如果听任几百年后的一些人的“团结的理性”则美国人也许不会成为自由世界的中心。
“必须”这个词汇的使用更是漏洞百出。必须是排他性，绝对性的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不能出现偶然与例外。当你在说“必须与共党联姻才能推进民主进程”时，你想没有想到最近几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有多少反对派与政府联姻才成就了制度性转型？
“兵法说”更是离谱。兵法是在战争中使用的方法、策略，目的是消灭敌人，而你却用来团结“敌人”——敌我在你这里已经不分了，即如此何须谈什么兵法，卖弄什么知识？很怀疑这些人是否懂得兵法的基本常识，“知彼知己”是为了“百战不殆”而不是为了携手共进。
团结是需要放弃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放弃需是自愿的且放弃是值得的，如果让人们选择放弃的东西不会使我们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没有放弃的理由。推翻一个暴君并不是为了扶植一个“明君”，强人政治不是我们的理想。
团结是功利性的，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则所谓的团结只能是团结一切具有相同目的的人。相同目的的人之所以真实的存在并有联手的必要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和平，团结的，目标、原则是一致的，恰恰相反，团结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紧迫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各种目标相互冲突且不可调和的社会”。目标一致的社会，所谓的冲突不过是“最佳手段的冲突”，而目标不一致的社会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必定是“理性的不一致”：各自都有自己的理，尽管我们已经在真诚、认真的相互说明各自的理，却也无法达成一致。“积极”的评价这种“不一致”是相信依靠人类的智慧，能力最终能够达成一致，而“消极”的正视这些不一致却可以合理的确立多元化的社会原则，避免重蹈“乌托邦式”的悲剧。有些人永远不是“团结”的对象，至少在一个不适合的“时点上”是如此：叙利亚总理没有在革命之初即反对派十分弱小的时候选择叛逃，而是在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新形势下，经过自己审慎的评估了一切可能性之后“机会性”的选择了叛逃。对这样的人的“团结”的问题，基本不需要考虑——当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他们自然会投入到你的怀抱。
团结永远存在一个团结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团结的对象时，团结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当所有人的贪婪都表现为“有限、满足”时，人类社会就会平和、稳定的多，消极的经验也会少了许多。
现代民主社会有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理性的多元化事实。意思是说，在一个确保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里，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将会被鼓励和产生出来，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其二，压迫性的事实。意思是说，要想维持对某一个特定的全能教义的持续忠诚，就只有依靠使用国家的压迫性权力。罗尔斯认为，这不仅会导致政府的罪行和不可避免的粗暴与残忍，而且还会败坏宗教、哲学和科学。
当有人用“语境”来聚合所有不同时，有人表示反对。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聚合所有不同主张”的人却说出了以下的话：“志不同，不谋其道”。实际上未必“志不同”之所以“不谋其道”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无所不包的“语境”根本就不囊括“反对式”的“不同”。这就是现实社会，充满着矛盾、冲突、纷争，而很多自以为已经具有“民主素质”的人却很不习惯和很难接受明确的反对与质疑——一经发现观点之争就可以将其上升到“志不同”的高度，并以此为由分道扬镳。
后现代哲学对“团结主题”的诟病不是源自于一个偶然——偶然的出现一群语出惊人、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而是现实社会最真实，最自然的写照。人类社会不可能有乌托邦式的完美，“团结一切人”的理念在可以预知的未来不会成为现实——与其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放到没有任何团结迹象的共党高官身上，不如抓紧时间壮大民间力量——因为民间力量才是政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