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独立电影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处境艰难，在中国尤其如此；心脏不够强大的人绝对干不了这一行。
最近，一次在公共艺术馆面向500个观众举办独立电影节的尝试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在第一部影片播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了。
虽然上个月政府否认介入“第九届北京独立电影节”，但是组织者说地方官员们曾警告他们不要在公开场合播放开幕电影《鸡蛋和石头》——这部影片由黄骥执导，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农村家庭里的性虐待。目击者说，停电之后，官员们出现了，还道了歉，但是并没有重新供电。
8月18日，在开幕式被打断之后，一些离场的客人说，不明身份的人尾随并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传说电影局要和供电局合并办公了，”著名导演贾樟柯在他的微博里说。这里他指的是监管中国电影行业的政府机构。
不管事实是怎样的，独立电影人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努力遇到了挫折。电影管理局隶属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审查剧本，审批制作许可证，控制电影工作室和设备，协调电影发行。不经审批就拍摄电影的人可能会遭到骚扰和警告，在极端情况下会被列入黑名单，并警告那些可能的合作者不要与其合作。
独立电影在中国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迅猛发展；因为那时候可以从国外进口便宜、便携的数码拍摄设备，让电影人能秘密地进行尝试，而不用带着笨重的电影摄像机，引起没必要的关注。如今，高分辨率的数码摄像机更加便宜、小巧，方便热心的使用者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
这种独立精神出现在主流电影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候。2011年中国的电影票房陡增了30%，达到了21亿美元；预计在明年1月份之前，中国会超过日本，成为好莱坞电影在海外销售最多的国家。
8月8日，《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宣布，他的尖端拍摄技术将会被国营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用于拍摄一部关于北京历史的3D文献纪录片。
尽管中国每年最多只允许引进34部外语电影，好莱坞电影的主导地位还是非常明显，前半年华语电影的票房收入只占了总票房的35%，而像卡梅隆的《3D泰坦尼克》这样的电影还是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像贾樟柯这样的独立导演也转向制作受众面更广的电影了；他们遵守国家的规定，以便能让越来越多的观众看到他们的电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想努力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
“我们重视独立电影，是因为我们想营造一个多元化的环境，而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打倒商业电影，或者强调独立电影是唯一正确的，”北京独立电影节的联合发起人栗宪庭在采访中说：“中国这个地方只强调主流电影，不让其他电影存在。”
尽管开幕式被打断了，栗先生还是没有放弃，他在附近的办公室里搭起临时剧场，在八天的时间里放映了46部纪录片和29部故事片。观影者说外面一直有人在徘徊，他们觉得那是便衣警察。
“虽然政府切断了我们的电源，赶走了很多人，我们还在坚持，”栗先生说，他还微笑着引用了毛泽东煽动革命时用过的那句中国谚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栗先生做过多年的现代艺术策展人，2006年，他把注意力转向建立一个独立电影学校，获得了私人赞助者的支持，包括他曾经推广过的一些艺术家。这个电影节也是由私人赞助的。
今年的电影节首次把之前的两个独立电影节结合在了一起——一个是始于2004年的纪录片电影节；另一个是始于2006年的情节片电影节。栗先生说，这种结合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尽管有些关注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去年，纪录片电影节的总监朱日坤在开幕前取消了该活动，声称是因为受到官方的压力，以及他个人担心电影制作者会遇到麻烦。他宣布该决定的前一天，由政府主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刚刚宣布该电影节第一届上将包含纪录片单元。
今年，栗先生说他和电影节的负责人张琪（她曾在一家国营广播公司工作，积累了与地方官员谈判的经验）在电影节开幕前，和政府部门讨论了他们的计划，辩护说电影应该和其他当代艺术一样自由发展。
栗先生的电影节以及另外两个独立电影节（一个于10月份在南京举行，一个于11月份在重庆举行）都有政府部门不同程度的参与。三个电影节都从北京电影学院及其他一些国立学校研究生的作品中选片。但是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来自工作室的电影，比如栗先生的工作室；这些工作室有的位于宋庄艺术园区，有的则在北京的另一个艺术园区——草场地，后者是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艾未未和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的大本营。
现在中国的网民有5亿之多，所以很多电影制作者在网上寻找观众。但是任何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比如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都有可能被屏蔽。
但是，独立电影人还在坚持。吴文光在草场地的徒弟邹雪平，今年27岁，她的纪录片《吃饱了的村子》上个月在宋庄艺术节上展映。她的上一部片子名叫《饥饿的村子》，记录的是长辈们对1959年至1961年的饥荒的回忆，上千万人在这场被政府称为“自然灾害”的大灾难中死去。独立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这场饥荒的根源是毛泽东的政策。《吃饱了的村子》则是围绕着她的长辈们对《饥饿的村子》的反应展开。
“如果你没拍这部纪录片，谁会去拍？”邹的一个采访对象这样问道。
众多年轻电影人开始使用数码设备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历史，邹雪平也是其中之一。她追随着吴文光1990年的地下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的足迹。那部纪录片记录了五位艺术家在天安门的抗议被镇压之后的一段生活。
“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向当权者说出真相，”纽约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安吉拉·济托(Angela Zito)说。她去年在纽约大学放映了《吃饱了的村子》，上个月在宋庄艺术节上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中国书法家的。
“这些年轻的中国纪录片电影人正激励着我冲向世界并记录它。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出现使人精神振奋，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人的约束，”济托说。她说“这一代所有的业余电影人”都“受限于一点”，那就是剪辑所需要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公立学校里是没有人教的。“这种系统的技艺可以在栗宪庭的‘学校’里学到，也可以在吴文光的工作室之类地方提供的集体实习中获得。”
发行公司dGenerate Film的凯文·李(Kevin Lee)，也在努力帮助聚集在宋庄的中国独立电影人。他协助推广了《鬼镇》，这是一部关于云南一个村庄的纪录片，2009年在独立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映，之后在纽约电影节上放映。
“这些电影在中国不能合法销售，所以我们帮忙寻找一些收入来源，以支持将来的拍摄，”李先生说。他的公司帮助这些电影在海外的博物馆、大学和图书馆寻找买家。
2010年，dGenerate在北京的一个苹果专卖店里资助一个工作室，在那里独立电影人向iPhone和MacBook的使用者们讲授他们的拍摄手法。其中一个指导者是彭涛，他最近的故事片《火葬员》讲述的是一位垂死的火葬场工作人员，这部纪录片正在周四开幕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放映。
今年63岁的栗宪庭微笑着说，他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出生。他说他在跟人打赌说，为独立电影在中国找到立足之地的抗争，可能要持续到他过世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