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胡绩伟老仙逝的消息，作为一个与他生前还未曾有机会谋面的海外后辈学人，却觉得有珍贵温馨的回忆要写、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话要说。
自上一个世纪末起，我和美国和海外的一些华裔学人一起开始了一项以系列数据库的形式保存中国当代史真相的工作。他们是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的丁抒教授、威斯康辛大学的郭建教授、芝加哥大学的周原博士、约克学院的周泽浩博士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沈志佳博士。我们用西方现代的图书馆和信息学的技术，把近两万多篇珍贵的历史档案变成了可以用时间、标题、作者、主题词等等检索的网络和光碟数据库。 2002-2006年，我们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010年，我们又完成了《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它包括5000-6000份档案，共两千多万字，将由美国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明年年初出版。最后一个数据库是《中国五十年代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1949-1956 》，将在2015年左右完成。鉴于前两个数据库是请余英时教授和国内的李锐老作的序，这第三个数据库我们便请胡老为我们作序。
现在放在我案头的这篇“《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序”是胡老今年4月15日以96岁的高龄、在病房里为我们的研究项目所写的。如同他后来请来美国的朋友特意转告我的：鉴于他的身体情况，他已经基本上不写理论文章了，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此类文章了。因为我们的项目实在有价值，他便觉得有一种历史责任激励他为我们写序。因此，这也很可能是胡老的最后一篇精彩遗作。从文章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老对我们民族汲取历史教训的热望和奖掖后辈学人的真诚，在文章外，更有着感人的故事。4月中旬我在收到姚监复先生转来的序文后，本准备立即送有关刊物发表胡老的大作，但是胡老闻讯后立刻阻止了。令人感动的是，他特地托哪位朋友转告我：他觉得他的“序”应当和我的“前言”一起发表，而不是他的序先发表。如这样，他会觉得于心不安、有掠人之美、夺了我们的“风光”之嫌，因为这个数据库实在是我们（而不是他的）的“心血之作”。听到这样的细心的叮嘱，我心中不由唏嘘感叹不已：因为我们请胡老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写序，其实是他给我们的数据库带来了额外的“风光”，而决不是他在掠人之美。 然而，胡老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处处为我们这些后辈学人考虑，却自然而然地表露了他的道德风范。中国文化中论及历史人物的贡献地位，历来崇尚“道德文章”的综合标准，即把“道德”放在“文章”之前。从这一角度来看， 并考虑到中国学界道德的世风日下，胡老的道德风范就更令人钦佩和怀念。
但就是以“文章”的标准而论，胡老的“序”也大有值得褒评之处。文章近三千字，却纵贯半个世纪的党史国史，对沉痛的历史教训和执政党的责任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老在总结大跃进-大饥荒的历史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接连出现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大浩劫，以后又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了”六四“惨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制度问题。我认为，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政改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胡老是前《人民日报》的主编，中共的高级干部。以他年轻时就投身中共革命，并成为中共领导集团的一员的“革命一生”， 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对自己前大半生革命生涯的彻底否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最困难的是为真理否定自己、并进而战胜自己。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道”的顿悟。胡绩伟老在他仙逝前能有这样纯粹的一辈子追寻真理、并随时追随真理修正错误的顿悟，实在使我们这些后辈学人钦佩不已—— 得道者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