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建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科学态度。了解和反思反右运动，正是解开这四大死扣的一个关节点。
刚获得（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二零零七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章诒和，没有赴美出席颁奖典礼，却写了一篇《把心叫醒，将魂找回》的书面发言，虽“寸衷衔感，薄纸难宣”，但这一短文却在网民中广为流传。
十一月十一日，当数百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从香港越过海关运抵中国大陆，她深深松了口气，终于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这是她今年的“大工程”。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派运动，在她策划下，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邵燕祥）、《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钱理群），以及香港星克尔出版的由她编著、沉志华等撰文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她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把这四本书作为一套，运回去送给大陆的省级图书馆和高校。这四本书的写作，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事，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就作为‘遗言’存留吧。”她说的“我们”是指钱理群、邵燕祥、以及她和她的律师浦志强等。
她说：“我六十多岁了，邵燕祥七十多岁，钱理群很快也要七十岁了，没有时间了，生命也快耗尽了，现在不做，十年后呢，我们都没有了。有人是有资格做，有人的写作比我们还好，但是人家不愿意做，还有，愿意做的人又不敢做。所以，我们觉得这既是在中国当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八九’枪声更难做，毕竟‘五七’反右的档案还陆续开放了一些，报纸还刊登过一些，三年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的许多内幕，‘八九’期间邓小平是怎么回事，都是高度机密，很多人至今仍没自由。”
她说，这些内容在大陆是可以写、可以说，却不能出版、不能销售。“我当初只是写了一群艺人，就惹了祸了，而新书中的都不是艺人，因此就选择在香港出版。毕竟共产党对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毕竟还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大陆那种出版查禁制度，所以这四本书最后选择在香港出版”。
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邵燕祥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在四个月前的香港书展，都有所介绍。新推出的是钱理群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和由章诒和策划、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为此书写了长篇的编者序《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此书由沉志华的《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章立凡的《“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徐庆全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谢泳的《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构成。以下是章诒和的访谈摘要：
能否先简略介绍钱理群谈反右的专著《拒绝遗忘》？
钱先生认为，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吁，临死还期盼著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钱先生认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该建立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一个科学态度。
反右运动，正是一个开结，是一个解开这四大死扣的关节点。为什么？因为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它把中国人上亿的生命都带进去了。这四个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声，把无数人的生命、情感、命运、眼泪和无休止的漂泊，都带了进去。
四个死结四个博物馆
《拒绝遗忘》能说是个案研究吗？
对。每一篇都很出色。举个例子，钱先生写林希翎，对她大半生的分析，她的个性、她的思想、她的命运，写得非常棒。因此，林大姐在法国和北京都跟我谈过，她说，她的笔不行了，她的身体也很差，希望我能跟她合作，写一部类似“林希翎传”那样的东西。我告诉她，一，我对你，对你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太陌生。我熟悉的圈子在民主党派，我熟悉的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有隔呀，我写不了，也写不好。但是你也有幸，钱先生写了你，我看了，非常震动，也非常感动，写的既准又深。如果别人能这么写我一篇，这辈子知足了。
林希翎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面前都不被讨好的人。她有许多辉煌，同时也有许多悲哀，她的辉煌和悲哀是等量的。钱理群写出来了，不仅写出来了，还把原因找到了，而且他对林希翎个性的把握和描述，不逊于任何一个作家对形象的塑造。
能评价一下史学家沉志华《五十年无祭而祭》一文吗？
读过的人认为，此书对一九五七年那段事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较为全面、较为深入地分析、梳理和剖解。沉志华谈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起因，他是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大国际背景，一直谈到六月七日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于是喜出望外，说过去几天自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于是就抓住机会反击，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章立凡的文章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传统，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他的力作，谈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文章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开始谈起的。他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的传统，“会党政治”加上乌托邦主义，使中共难于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
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这种人最容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还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国的精英本身就最具排他性，而中国的农民又最具服从性。执政前，会党的特点就是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再配以严厉的纪律控制，执政后就是专制与独裁。他对民主党派梳理出一条道路，即怀著民主宪政的理想，最终在一党专政下消失，现在成为红色政权的附庸。
徐庆全和谢泳的文章主要揭示什么？
谢泳文章披露的是反右运动极为珍贵的史料，并作了梳理。徐庆全谈一九五七年的文坛，他揭示了一个恐怖的事实。丁玲、陈企霞这样的极其有思想、极富个性、极有成就的文坛精英是如何被瓦解的，如何被迫屈服的，这是受害者和施虐者共同制造出的结果。非常深刻。一个作家如此，可以想像，中国的百姓会承受什么。这些作家还不承受贫穷。
我就是“怨妇”
前不久你去了俄罗斯等地，这四本书完工了，接下去你会写什么？
我对反右的回顾，为“五十年无祭而祭”，由这套书而告结。而后还是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事，就是《最后的贵族》的延续，还是“贵族”。
现在有人我是个“怨妇”，我的回答是：“我就是‘怨妇’。”难道能不怨吗？无数的冤屈无法得到申述，能不怨吗？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放心，我们能不怨吗？那么多的冤案，至今都得不到一声道歉，能不怨吗？那么多老房子都拆了，许多名城古镇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能不怨吗？
我的下一本书还是写怨，因为还是那一代人，我会继续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讲那过去的事。愿意看的人就看，不愿意看的人可不看，喜欢的人可以喜欢，不喜欢的人，我不要求你喜欢。你喜欢红色经典，你可以去喜欢。
这一系列我会用一年时间，因为难度更大，涉及的人物会更多，也许会更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