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与宗凤鸣、高瑜、李柏光

二00一年八月，李南友突然辞世，我写了一篇悼文《失去一个朋友，如同失去一片天空》，远在大洋彼岸的严家其看到后追写了一篇悼文，他在同样悲痛之中，还不忘拨开我心头漆黑的阴云，他写道：『我感到李南友已经飞往太空，他像一颗导航星一样环绕着地球不停飞行。』六年之后，家其心中又一颗『导航星』飞走了，包遵信去世那天，他像有心灵感应，在纽约发着高烧，接到刘晓波的电话，他感到自己也要死了。包遵信和李南友都是1989年《五一七宣言》紧随严家其之后的签名者，严家其写出：『让我们在追悼会一起痛哭。』他的号召，成为我们大家的现实。

▲ 包遵信是自由主义的一颗导航星

远在孩提时代，从灌输思想的教科书中，我就向往『狂飙突进的时代』，想象自己能早出生4、50年该有多好。站到了新世纪的大门口，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个时代绝不逊于『五四』时代。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而包遵信则是其中自由主义的一颗导航星。成为导航星不仅在于他有多篇思想史的著述问世，还在于他为中国知识界开辟了《读书》和《中国哲学》两块人文科学的阵地。与学者和总编并驾齐驱的是他作为出版家的功绩，如今能摆上新华书店书架上的图书，装潢越来越精美，系列越来越豪华，但多数是『先进文化』泥沼里的思想垃圾和文化糟粕，难得产生什么读者效应。而包遵信作为策划人和第一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那启蒙了80年代整整一代人，在全国高校掀起一阵又一阵思想风暴，连绵出版了五年的白底黑色线条的小册子将永远镌刻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上。

80年代频繁的政治和学术研讨会，包遵信经常是组织者，也是个大亮点，这不完全在于他性格的直爽，表达情感的激越，主要在于他伸张自由主义的彻底性，这又与他以深厚的传统学养为底蕴而且富有道义担当的豪勇分不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之后，包遵信的一句评论风靡京城：『中国什么自由也没有，却有个自由化。』大概是87年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一批朋友，为了将鲍彤和包遵信好区分，分别以『大老鲍』和『小老包』称之。

89民运是『狂飙突进时代』的顶峰，严家其、包遵信自然而然会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由他们牵头的无数签名和宣言中，我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应该给予最高评价的是《五一七宣言》。89年5月1 7日一早，我也接到严家其的电话，告诉我9点钟在政治学所有一个会，请我参加，我回答：好。因为连续又接了几个电话，等公共汽车费了不少时间，我赶到政治学所，会议已经散了，没有见到家其。根据包遵信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磐》，他是10点之后到的，正赶上散会，严家其交给他已经起草好的《五一七宣言》，(这是严家其5月16日晚上听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联播，用半小时写出来的。见开放杂志2001年10月号)包遵信有这样的叙述：『我看了以后，好半天没吭气，严就问我：怎么样？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问严：他们看了没有？严说：他们看了，说还要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反对老人政治，维护民主集中制有什么错？严说：那你是否签上名？我说这可以。他让我先签，我坚持由他先签。』后来严家其又让包遵信替李南友签了名。宣言由包遵信带到广场。六四屠城之后，严家其被通缉逃亡，包遵信、李南友被捕，关在秦城。半年之后，因为名字是包遵信代签的，李南友获得释放，而包遵信被判五年徒刑。

▲ 不能用《五一七宣言》为刽子手搪罪

我从政治学所赶到广场，拿到了《五一七宣言》，看到『清王朝已经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老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宣言最后提出的是『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我震惊，但我认为严家其说的对。我把它拿到报社，总编辑何家栋看后没有表态，随后的编前会上，确定发表《五一六宣言》，否决了《五一七宣言》，一个年轻的主任还说了一句：『这个可不能发表，是指向邓小平的。』她说的不过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一句话。就在新闻自由的那一个星期，如果发表《五一七宣言》，中国任何一家报纸也要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这不正好证明严家其写得多么正确吗！《五一七宣言》六四之后遭到当局『最严厉最尖锐的指控』（包遵信语）根源仍在于『独裁』和『老人政治』。

《五一七宣言》在当时就引起最大争议，大多数精英都对它采取『君子远庖厨』的态度，丝毫不奇怪。文革教训还在，杀头之祸不能不避，大多数精英还不具有严家其的政治敏锐，他们以常人的善良之心估计邓小平，预料至多采用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办法用棍棒驱散学运，抓人去做牢，我认为如果预料到会血腥屠杀，签名者不会只有十来个人，（严、包、李之后的签名都是老包征集的。）我所在的《经济学周报》六四之后立即被封杀，副总编、副社长被抓了六人，何家栋先生以他的政治经验也没有保住报社，只不过防止报社更多的人被抓捕。包遵信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今天还在为它苦苦思索，它究竟有没有错？错在哪儿？我所以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从一九九二年以后，国内形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有的朋友提出至少它在策略上是一重大错误，甚至它是导致“八九民运”策略错误的重要标志，当然，更多的朋友说它是我后来被判刑的重要原因。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关键是它本身是不是有错？如果没错，我被判刑又算什么；如果有错，也不能证明我被判刑就是“罪有应得”，所以，仅管我现在以一种反省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只是向历史进行坦诚的剖白，绝不意味着我向当权者的悔罪。』大勇者，包遵信也！

我因为88年10月底采访严家其和温元凯写出《关于时局的对话》，89年6月8日，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做的那篇诬蔑89民运的报告，把我的报道定为两个『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之一，罪名是『倒邓保赵』。89年5月21日，我奉胡绩伟之命单枪匹马去广场劝学生撤退，先后代学生起草了《天安门广场告全国人民书》和《致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声明》，遭致6月3日一早就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一直拉到平谷县他们的一座警校，成为没有听见枪声的北京人。被秘密关押十四个月，我出来之后急于要补课，补见证屠杀的一课。为我补课的第一老师是何家栋先生。我母亲在我获释之后20天，就一头栽倒在地，苏醒之后瘫痪并失去语言功能，就在母亲的病床前，何家栋先生让我投入陈子明、王军涛两案的报道：第二年又是鲍彤案。通过对89民运这三起最大的政治迫害案的追踪和报道，我认为三案是邓小平对89民运大屠杀的继续。第二位为我补课的老师就是包遵信，我们之间是函授，就是他的《未完成的涅槃》。93年10月2日我第二次被捕，判刑6年，99年除夕保外就医，李南友看望，借给我一本盗版的复印本。我拿起就放不下，一夜读完，又再追读一遍。迄今为止，我也认为这是我看到的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写得最好的一本回忆录，老包以坦荡、平和的心态，以家常谈话的口吻记述了最详实最珍贵的史料。记得有一位学者在学潮中就说过：『面对广场心潮澎湃，背过身去胆战心惊。』这样的人永远达不到包遵信的朴实和真实，老包留给历史的是真正的大手笔。

89已经过去18年，虽然少有人再碰击《五一七宣言》，但是『学运阻碍了改革进程』,『黑手论』，『倒邓保赵论』一直翻腾不休，好像几十万军队对市民和学生的屠杀，就是严家其和包遵信激怒了邓小平。从被追、被杀的人身上替刽子手寻找该杀人的理由，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今年六四严家其提出：『\"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是指出研究的正确方向。

胡绩伟先生向十七大提出『要走胡耀邦、赵紫阳的路。』面对两年前去世的赵紫阳和今天的腐败社会，我认为倒是真应该问一问『倒邓保赵』究竟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了，今天是不是应该重新把『倒邓保赵』提到日程上了？今天不仅需要继续批判『独裁』和『老人政治』，还需要批判九二之后的权贵资本主义。

▲ 是真名士自风流

三年前，包遵信第一次大病，就牵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接到严家其的越洋电话，他焦虑地说：因为怕影响朋友，一直没有和大家联系，现在实在为老包担心。我几费周折，为他打听到包夫人王淑苓女士的手机。

和包遵信比较频繁的接触，主要在他病愈之后，这要感谢张祖桦，他几乎充当了老包的专职司机，陪老包四处见朋友。初见病后的老包，太让人震惊了，他身体胖的已经是『小老包』的两个，开颅后交叉的刀疤，盘据整个头顶，切过气管的喉头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咕噜声。他难以支配的双腿，不能抬起来，只能用双脚脚尖交替着往前蹭，现在流行的『民主碎步前进』，应该是标准的老包的步伐。逐渐，喉咙的咕噜声减轻了，脸色红润了，『碎步前进』得更平稳了，我们高兴得认为老包已经奇迹康复了。

大病之后，真正不变的是老包的名士风度。

第一． 嗜书如命。我们来往主要是交换图书，以致不见不行了。今年老包搬到方庄，和于浩成。张显扬当邻居，但和祖桦不顺路了，来我这里就少了。九月，他给我来电话 ，一定要坐公交车来看我，我说绝对不行，我只能去看你，他说我家有小孙子，太吵，谈话不方便，我说我不怕吵，只能我去。我们争执不下，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他的脑血栓第二次复发又住进协和。

第二． 敏锐的判断力依然如旧。去年金钟先生准备出版宗凤鸣老人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提出两个书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第一书名是《赵紫阳谈话录》，第二书名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在香港见到金钟，被他出版家的激情煽动，他列举欧洲著名人物都取《谈话录》立言，回来后我极夸第一书名，最后由老包定夺，出乎我的意料，老包说：『当然是第二个。』还在『软禁中』三个字上划了圈。这本书出版后的轰动效应老包功不可没。（

第三． 格调、品味不减。不修边幅、令人叫绝的书法、嗜烟、“浮一大白”的豪情，早就是京城名士包遵信的几大招牌，生病之后，不得不放弃一些，但我发现老包最精微的品味依然恪守。今年春节去香港开会，蔡咏梅送我一包台湾出的茉莉花香口味的乌龙茶，回京后品尝一下，希罕不假，和醇厚的台湾茶相比，只算一般。恰好老包和祖桦来了，我以希罕物待客，祖桦很高兴，连说：『我尝，我尝。』老包却做了个回绝的手势：『我不喝那个，绿茶。』我不禁暗暗惊叹：『数风流人物还看包遵信。』

第四． 大仁大义，吐口皆是『君子之言』。去年8月，何家栋先生最后一次住院，老包给我来了几次电话，一定要和我一起去探望，我想，是何老1993年大雪中读了包遵信《未完成的涅磐》的打印稿，写了一篇堪称绝伦的书评，文中也提到我的缘故。8月29日老包还找来高原小友开车来接我。何老长包遵信十四岁，一直尊称他『包公』，是一对难得的忘年交，看到他们见面，是一种享受。那天还令何老高兴的是我带来的消息：『米拉妈妈的书，在香港找到了出版社。』何老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年五月，米拉给我发来电邮，告诉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我特别要了一本送给老包，请他写书评，我想这是对何家栋先生最好的纪念吧。9月我和张祖桦、姚监复一同去协和探视老包，我们挤在三四平米的隔断里，大家心情分外好，因为老包情况非常好。那天老包单独和我说的是：『那篇文章我已经有观点了，很快会写成。』我说：『不要着急，先康复。』祖桦也说：『你只要把观点告诉我们就行了，文章我们来完成。』11月8日，网上突然出现了老包最后遗作的扫描件，我一看竟然是对米拉妈妈李建彤女士遗著《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评论。四页纸，两种笔迹，铅笔和圆珠笔 ，说明老包已经改过一遍。我不禁热泪滂沱。

年年我们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 ，前年我们追悼赵紫阳，去年我们哀悼何家栋，今年我们追悼包遵信，我们都隐忍不住悲剧的情怀，老包出狱之后完全被剥夺了生存权，政治上被监控，作为和他处境完全一样的朋友，我想我不需要向飞到天堂的高贵的灵魂再献一曲悲歌，正像11月3日苍天以灿烂的阳光为他铺路，我只想说的是：『碎步前进』的老包依旧是战士。

                                                 二00七年十一月
                                            发表于《开放》十二月号

包遵信与宗凤鸣、高瑜、李柏光

二00一年八月，李南友突然辞世，我写了一篇悼文《失去一个朋友，如同失去一片天空》，远在大洋彼岸的严家其看到后追写了一篇悼文，他在同样悲痛之中，还不忘拨开我心头漆黑的阴云，他写道：『我感到李南友已经飞往太空，他像一颗导航星一样环绕着地球不停飞行。』六年之后，家其心中又一颗『导航星』飞走了，包遵信去世那天，他像有心灵感应，在纽约发着高烧，接到刘晓波的电话，他感到自己也要死了。包遵信和李南友都是1989年《五一七宣言》紧随严家其之后的签名者，严家其写出：『让我们在追悼会一起痛哭。』他的号召，成为我们大家的现实。

▲ 包遵信是自由主义的一颗导航星

远在孩提时代，从灌输思想的教科书中，我就向往『狂飙突进的时代』，想象自己能早出生4、50年该有多好。站到了新世纪的大门口，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个时代绝不逊于『五四』时代。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而包遵信则是其中自由主义的一颗导航星。成为导航星不仅在于他有多篇思想史的著述问世，还在于他为中国知识界开辟了《读书》和《中国哲学》两块人文科学的阵地。与学者和总编并驾齐驱的是他作为出版家的功绩，如今能摆上新华书店书架上的图书，装潢越来越精美，系列越来越豪华，但多数是『先进文化』泥沼里的思想垃圾和文化糟粕，难得产生什么读者效应。而包遵信作为策划人和第一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那启蒙了80年代整整一代人，在全国高校掀起一阵又一阵思想风暴，连绵出版了五年的白底黑色线条的小册子将永远镌刻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上。

80年代频繁的政治和学术研讨会，包遵信经常是组织者，也是个大亮点，这不完全在于他性格的直爽，表达情感的激越，主要在于他伸张自由主义的彻底性，这又与他以深厚的传统学养为底蕴而且富有道义担当的豪勇分不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之后，包遵信的一句评论风靡京城：『中国什么自由也没有，却有个自由化。』大概是87年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一批朋友，为了将鲍彤和包遵信好区分，分别以『大老鲍』和『小老包』称之。

89民运是『狂飙突进时代』的顶峰，严家其、包遵信自然而然会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由他们牵头的无数签名和宣言中，我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应该给予最高评价的是《五一七宣言》。89年5月1 7日一早，我也接到严家其的电话，告诉我9点钟在政治学所有一个会，请我参加，我回答：好。因为连续又接了几个电话，等公共汽车费了不少时间，我赶到政治学所，会议已经散了，没有见到家其。根据包遵信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磐》，他是10点之后到的，正赶上散会，严家其交给他已经起草好的《五一七宣言》，(这是严家其5月16日晚上听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联播，用半小时写出来的。见开放杂志2001年10月号)包遵信有这样的叙述：『我看了以后，好半天没吭气，严就问我：怎么样？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问严：他们看了没有？严说：他们看了，说还要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反对老人政治，维护民主集中制有什么错？严说：那你是否签上名？我说这可以。他让我先签，我坚持由他先签。』后来严家其又让包遵信替李南友签了名。宣言由包遵信带到广场。六四屠城之后，严家其被通缉逃亡，包遵信、李南友被捕，关在秦城。半年之后，因为名字是包遵信代签的，李南友获得释放，而包遵信被判五年徒刑。

▲ 不能用《五一七宣言》为刽子手搪罪

我从政治学所赶到广场，拿到了《五一七宣言》，看到『清王朝已经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老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宣言最后提出的是『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我震惊，但我认为严家其说的对。我把它拿到报社，总编辑何家栋看后没有表态，随后的编前会上，确定发表《五一六宣言》，否决了《五一七宣言》，一个年轻的主任还说了一句：『这个可不能发表，是指向邓小平的。』她说的不过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一句话。就在新闻自由的那一个星期，如果发表《五一七宣言》，中国任何一家报纸也要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这不正好证明严家其写得多么正确吗！《五一七宣言》六四之后遭到当局『最严厉最尖锐的指控』（包遵信语）根源仍在于『独裁』和『老人政治』。

《五一七宣言》在当时就引起最大争议，大多数精英都对它采取『君子远庖厨』的态度，丝毫不奇怪。文革教训还在，杀头之祸不能不避，大多数精英还不具有严家其的政治敏锐，他们以常人的善良之心估计邓小平，预料至多采用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办法用棍棒驱散学运，抓人去做牢，我认为如果预料到会血腥屠杀，签名者不会只有十来个人，（严、包、李之后的签名都是老包征集的。）我所在的《经济学周报》六四之后立即被封杀，副总编、副社长被抓了六人，何家栋先生以他的政治经验也没有保住报社，只不过防止报社更多的人被抓捕。包遵信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今天还在为它苦苦思索，它究竟有没有错？错在哪儿？我所以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从一九九二年以后，国内形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有的朋友提出至少它在策略上是一重大错误，甚至它是导致“八九民运”策略错误的重要标志，当然，更多的朋友说它是我后来被判刑的重要原因。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关键是它本身是不是有错？如果没错，我被判刑又算什么；如果有错，也不能证明我被判刑就是“罪有应得”，所以，仅管我现在以一种反省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只是向历史进行坦诚的剖白，绝不意味着我向当权者的悔罪。』大勇者，包遵信也！

我因为88年10月底采访严家其和温元凯写出《关于时局的对话》，89年6月8日，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做的那篇诬蔑89民运的报告，把我的报道定为两个『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之一，罪名是『倒邓保赵』。89年5月21日，我奉胡绩伟之命单枪匹马去广场劝学生撤退，先后代学生起草了《天安门广场告全国人民书》和《致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声明》，遭致6月3日一早就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一直拉到平谷县他们的一座警校，成为没有听见枪声的北京人。被秘密关押十四个月，我出来之后急于要补课，补见证屠杀的一课。为我补课的第一老师是何家栋先生。我母亲在我获释之后20天，就一头栽倒在地，苏醒之后瘫痪并失去语言功能，就在母亲的病床前，何家栋先生让我投入陈子明、王军涛两案的报道：第二年又是鲍彤案。通过对89民运这三起最大的政治迫害案的追踪和报道，我认为三案是邓小平对89民运大屠杀的继续。第二位为我补课的老师就是包遵信，我们之间是函授，就是他的《未完成的涅槃》。93年10月2日我第二次被捕，判刑6年，99年除夕保外就医，李南友看望，借给我一本盗版的复印本。我拿起就放不下，一夜读完，又再追读一遍。迄今为止，我也认为这是我看到的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写得最好的一本回忆录，老包以坦荡、平和的心态，以家常谈话的口吻记述了最详实最珍贵的史料。记得有一位学者在学潮中就说过：『面对广场心潮澎湃，背过身去胆战心惊。』这样的人永远达不到包遵信的朴实和真实，老包留给历史的是真正的大手笔。

89已经过去18年，虽然少有人再碰击《五一七宣言》，但是『学运阻碍了改革进程』,『黑手论』，『倒邓保赵论』一直翻腾不休，好像几十万军队对市民和学生的屠杀，就是严家其和包遵信激怒了邓小平。从被追、被杀的人身上替刽子手寻找该杀人的理由，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今年六四严家其提出：『\"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是指出研究的正确方向。

胡绩伟先生向十七大提出『要走胡耀邦、赵紫阳的路。』面对两年前去世的赵紫阳和今天的腐败社会，我认为倒是真应该问一问『倒邓保赵』究竟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了，今天是不是应该重新把『倒邓保赵』提到日程上了？今天不仅需要继续批判『独裁』和『老人政治』，还需要批判九二之后的权贵资本主义。

▲ 是真名士自风流

三年前，包遵信第一次大病，就牵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接到严家其的越洋电话，他焦虑地说：因为怕影响朋友，一直没有和大家联系，现在实在为老包担心。我几费周折，为他打听到包夫人王淑苓女士的手机。

和包遵信比较频繁的接触，主要在他病愈之后，这要感谢张祖桦，他几乎充当了老包的专职司机，陪老包四处见朋友。初见病后的老包，太让人震惊了，他身体胖的已经是『小老包』的两个，开颅后交叉的刀疤，盘据整个头顶，切过气管的喉头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咕噜声。他难以支配的双腿，不能抬起来，只能用双脚脚尖交替着往前蹭，现在流行的『民主碎步前进』，应该是标准的老包的步伐。逐渐，喉咙的咕噜声减轻了，脸色红润了，『碎步前进』得更平稳了，我们高兴得认为老包已经奇迹康复了。

大病之后，真正不变的是老包的名士风度。

第一． 嗜书如命。我们来往主要是交换图书，以致不见不行了。今年老包搬到方庄，和于浩成。张显扬当邻居，但和祖桦不顺路了，来我这里就少了。九月，他给我来电话 ，一定要坐公交车来看我，我说绝对不行，我只能去看你，他说我家有小孙子，太吵，谈话不方便，我说我不怕吵，只能我去。我们争执不下，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他的脑血栓第二次复发又住进协和。

第二． 敏锐的判断力依然如旧。去年金钟先生准备出版宗凤鸣老人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提出两个书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第一书名是《赵紫阳谈话录》，第二书名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在香港见到金钟，被他出版家的激情煽动，他列举欧洲著名人物都取《谈话录》立言，回来后我极夸第一书名，最后由老包定夺，出乎我的意料，老包说：『当然是第二个。』还在『软禁中』三个字上划了圈。这本书出版后的轰动效应老包功不可没。（

第三． 格调、品味不减。不修边幅、令人叫绝的书法、嗜烟、“浮一大白”的豪情，早就是京城名士包遵信的几大招牌，生病之后，不得不放弃一些，但我发现老包最精微的品味依然恪守。今年春节去香港开会，蔡咏梅送我一包台湾出的茉莉花香口味的乌龙茶，回京后品尝一下，希罕不假，和醇厚的台湾茶相比，只算一般。恰好老包和祖桦来了，我以希罕物待客，祖桦很高兴，连说：『我尝，我尝。』老包却做了个回绝的手势：『我不喝那个，绿茶。』我不禁暗暗惊叹：『数风流人物还看包遵信。』

第四． 大仁大义，吐口皆是『君子之言』。去年8月，何家栋先生最后一次住院，老包给我来了几次电话，一定要和我一起去探望，我想，是何老1993年大雪中读了包遵信《未完成的涅磐》的打印稿，写了一篇堪称绝伦的书评，文中也提到我的缘故。8月29日老包还找来高原小友开车来接我。何老长包遵信十四岁，一直尊称他『包公』，是一对难得的忘年交，看到他们见面，是一种享受。那天还令何老高兴的是我带来的消息：『米拉妈妈的书，在香港找到了出版社。』何老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年五月，米拉给我发来电邮，告诉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我特别要了一本送给老包，请他写书评，我想这是对何家栋先生最好的纪念吧。9月我和张祖桦、姚监复一同去协和探视老包，我们挤在三四平米的隔断里，大家心情分外好，因为老包情况非常好。那天老包单独和我说的是：『那篇文章我已经有观点了，很快会写成。』我说：『不要着急，先康复。』祖桦也说：『你只要把观点告诉我们就行了，文章我们来完成。』11月8日，网上突然出现了老包最后遗作的扫描件，我一看竟然是对米拉妈妈李建彤女士遗著《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评论。四页纸，两种笔迹，铅笔和圆珠笔 ，说明老包已经改过一遍。我不禁热泪滂沱。

年年我们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 ，前年我们追悼赵紫阳，去年我们哀悼何家栋，今年我们追悼包遵信，我们都隐忍不住悲剧的情怀，老包出狱之后完全被剥夺了生存权，政治上被监控，作为和他处境完全一样的朋友，我想我不需要向飞到天堂的高贵的灵魂再献一曲悲歌，正像11月3日苍天以灿烂的阳光为他铺路，我只想说的是：『碎步前进』的老包依旧是战士。

                                                 二00七年十一月
                                            发表于《开放》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