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日，以台湾文化部长身分在香港访问的龙应台女士应邀在香港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台湾，我的香港”。笔者无缘躬临其盛聆听龙女士的演讲，不过特别想向龙应台提的一个问题是：你眼中的大陆在哪里？
从上世纪80年代的《野火集》开始，龙应台在大陆知识圈就享有文化斗士的形象；而21世纪以来，在大陆媒体撰文、接受採访、出书以及发表演说，对大陆民众而言，龙应台是来自台湾最重要的作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力。而龙应台自己也说，她“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
这段话摘自龙应台的名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致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时隔多年，读起来依然激动人心。2006年，胡温新政泡沫已经破灭，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在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和守旧已经暴露无遗，中共体制一系列钳制民间舆论的动作也激起民间强烈的反弹，而龙应台为了抗议《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停刊而作的这篇文章，则把这种情绪表徵到了极致，把公众的愤怒用最有力的文字传播到国际舆论空间.
或许因为龙应台文章的缘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终复刊。但总编辑撤换，《冰点》为民鼓呼的批判力至今未能恢复。而后数年，中共对民间言论的压制有增无减.2008年末，知名作家刘晓波因为参与推动《零八宪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因言获罪愈演愈烈。
对刘晓波的判决激发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国际上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南非图图大主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等都多次联名表示抗议，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
在这个过程中，龙应台保持沉默。即使很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消息给她，希望她能说几句话，她依然保持沉默。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龙应台回应学生提问时候说到：“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而且这有悖於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站在个体立场，龙应台的解释无可厚非，自由主义拒绝道义绑架，龙应台完全有理由来拒绝就特定事件表达她的看法。正如她在演讲时解释的，如果要她回应，那么接下来还有六四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个诉求可以一路延伸。总的来说，关於这些事件她的看法，在她的书本中都回答了。
龙应台的写作当然充满了对专制体制的抨击，为民主辩护的感性文字。不过稍稍让人疑惑的是，这种对普世价值的一般性表述能否替代对特定灾难事件的发声？尤其是对典型公共事件的发声？
大陆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也经常对很多事件不发言。近期最典型的人道悲剧就是藏人持续自焚，大陆媒体保持着可耻的沉默，而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选择了沉默。但是我们清楚的是，这种沉默是因为我们对风险的考量，归根结底是一种耻辱。面对强大的压制性体制，面对触目惊心的人权灾难，我们无法依靠空洞的价值表述来遮盖我们的懦弱和获得内心的释怀。
龙应台曾经说，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
在这点上，一个重要的区分就开始凸显.对身处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家国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放弃的选项，“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毕竟无法适用於大多数人，对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统治集团和他们并没有政治价值上的任何共识，但是在地理意义上，沉重的肉身却被绑定在同一块土地上。作为个体可以轻松言说，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是祖国；可以选择放弃，但是作为知识界，无论出於知识教养，还是责任伦理，总有人必须扮演这种在场角色。当祖国不自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让祖国自由，而不是选择退出，因为事实上无处可退。
正因为处在这种缺乏自由，而又无法退出的情境中，大陆知识分子会期望像龙应台这样有重要影响力、同样也有华人文化认同的着名作家也能持续而一致地表达，谴责强权，为弱者呛声，守护共同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时候，发声与否已经不仅取决个体立场，而是某种价值共同体中各自角色的体认.
但是龙应台显然有她自己的考虑，用她自己的话说：为了让二十年的努力不前功尽弃，她在书写时常“不说破”，“没有走过悬崖，是因为要静水流深”，细水流长的影响，而不是决裂的方式。
这种策略性应对方式也许有其合理性，如果连贯而持续地抨击威权体制，自然会招致反击，那可能意味着名字无法见报，文章不让发表，书籍不让出版，人不让进大陆，甚至可能株连到直系亲属，相应地，影响力收窄——这种决绝的抗争方式，其长期效果和静水流深的优雅抵抗，哪一个更加有效？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
不过对议题进行精心筛选，对效果进行细心计算，在某些议题上大声抗议，在某些议题上优雅的沉默，这是人们想像中那个感性悲悯的龙应台吗？这是那个号称华语世界第一支笔的“龙卷风”吗？这其实更像一个政治家的做法。这时，我们才发现，龙应台本就是一个政治家。作为曾经的台北文化局长，作为如今的台湾文化部长，耳闻目染於台湾丰富的政治运作技巧，龙应台知道以哪种姿态发挥她的影响力最为恰当，政治影响力和道义需要取得某种平衡，方才令效用最大化——效用，才是核心词彙。
如果放在政治人士的光谱中，近年来台湾各界政治人士，包括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谢长廷等都以各种身分登陆，成为大陆当局的座上宾，他们带来的影
响见仁见智，各有其辞.而从大陆民间视野来看，在两岸悬殊的政治势力对比中，这更像是中共统战格局里的某些角色。龙应台是这群角色当中的一个吗？
这种角色分野，也暗合着中国大陆裹挟两岸三地变化的複杂态势，不同的人都会在这场变局中获得不同的角色。
这种角色分野，丝毫没有否定龙应台的重要性，作家龙应台的作品将继续启蒙人性，以优雅、伤感、有调性的方式推动现代价值的传播；官员龙应台则会在推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方面做足功夫。
问题不在龙应台，而在於，大陆知识分子该重新审视龙应台留给大陆的玫瑰色光环了。从喊出改革已死，到围绕革命和暴力的争辩，大陆知识界愈来愈有共识的是，制度革命终究是无法回避的，威权体制是无法靠文明的语态说服的，这意味着未来必然会有更尖锐的政治斗争，意味着监狱和无尽的黑暗必会到来，就像台湾民主先驱们当年走过的道路一样。龙应台当年不是台湾民主化的斗士，今天自然不能期待她成为大陆民主化过程中的同行者。
因此，假如我真有机会在香港大学当面向龙应台提问，其实我只会问，最近天气如何？因为那些有关大陆的hardquestions，对强调soft power的龙应台，可能是不必要的冒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