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拒郭风波’之前，‘六四’难属丁子霖发表了批评高智晟的公开信，有成都读书会的公开信指控该文章为刘晓波或余杰起草，并由刘晓波首发于“观察”网站。我们乐于看见当事人对此‘捕风’之说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但就该文思想而言，我们很遗憾丁子霖的文章在逻辑上是完全失败的，并对暴政下苦苦坚持的中国维权运动造成了严重伤害。”（引自：《呼吁“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引咎辞职》，载《自由圣火》网站，2006-11-14）
从网上读到了上面这段文字，决定写这篇文章。题目就叫“请把勇气用于说真话”。
上面引文中提到了我给高智晟律师的那封公开信，那么，我就从这封信的撰写和发表说起吧。
今年2月中下旬，我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听到一则消息，说的是郭飞雄先生二进太石村，有几位村民接待了他，结果，其中一人被政府雇用的黑社会分子剁掉了两个手指头，而郭飞雄则在被羁押几天后获释。听到这个消息，我几天都寝食难安。我想起了此前的东洲血案，总有一种不祥之感。这个月的22日晚，正好“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位记者来电话，我就要求她对那条消息作出证实。她答应了我的要求，回答是：“确有其事”。
那一夜我和我丈夫无法入睡。我很担心太石村的事情这么下去会演变成第二个东洲事件。那时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抗暴运动正得到各地维权人士的响应，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这更增加了我的担忧。因为我知道，民间的这类大规模绝食抗争，不可能得到政府方面的善意回应，就像1989年大学生的绝食行动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善意回应那样，最终很可能拼个鱼死网破，给民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不希望再发生东洲血案那样的小“六四”，更不希望89年那样的惨剧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
行文至此，我想我有必要说说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东洲村发生军警枪杀平民的血案后我当时的心情，因为这是促使我给高律师写信的原因之一。那个时候我正居住在南方，我从外电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次小“六四”。我随即给北京的刘晓波打电话，希望他尽快作出证实，尤其是关于死亡的人数。两天后，他来电话告诉我，西方的一些权威媒体都已作了详细的报道，死亡人数说法不一，但至少有多人伤亡。于是我要求他立即草拟一份抗议声明，在网络上征求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签名。这就是200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表的由我和包遵信、刘晓波等牵头的《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血案的声明》。东洲血案也在我们难属群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随后的几天里，有多达20多位难属参加了签名。
必须承认，从东洲村军警枪杀平民的事件到太石村村民被黑社会分子无辜剁掉手指的事件，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时我的一个最直感的想法是：维权人士介入底层民众的维权行动，必须考虑到给民众带来的风险，宁可步子慢一点、动作小一点，也要避免民众受到伤害。
这就是我当时决定给高律师写那封公开信的初衷和心情。
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和我丈夫忍不住披衣下床，用最短的时间商议并起草了那封公开信，没有等天明就立即发给了几个海外网站，请求予以刊登。然而，也许是考虑到这封信的发表会引起争议吧，多数网站善意地回绝了我的要求。我现在已记得不太准确，最后大概是在“博讯”上发表的。
现在，有人指称我的那封公开信是刘晓波或余杰捉刀代笔的；并说：“我们乐于当事人对此‘捕风’之说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当事人”，我也不知道我在上面说的那些话算不算得上是“令人信服的反驳”。按理说，我的所谓“反驳”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根据“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是应该由写那段文字的人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我的那封公开信确系刘、余两位所代笔。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倒要我这个谣言的受害者站出来“反驳”。不言而喻，假如我不作“反驳”，那就一定是默认了。这不能不令我感到遗憾。
其实，写那段话的人心里明白，这一则在网上已流传很久的所谓指控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他们也一定清楚，最早把这一则谣言贴到网上（《不寐论坛》）的成都读书会人士已经向我作了道歉，我也已经原谅了那两位人士对谣言制造者的轻信（来往E-mail如果征得对方同意，我可以公开）。可是，写那段话的作者还是要把这一则捕风捉影的指控堂而皇之地放到他们的文章里。我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里，我要郑重声明：我给高律师的那封公开信，根本与刘、余两位无关。因此，如果说这封信对高律师发起的绝食抗暴运动造成了什么伤害，那么，这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至于判定我的公开信“在逻辑上是完全失败的”，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无需由他人来负责。我不想由此给一些不相干的人造成伤害，更不希望由此给独立笔会带来无端的损害。
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不由得要想起那些坚持“说真话”的人们。我想起了中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杨宪益老先生。杨先生在1989年即北京发生学潮那一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在6月4日清晨那个腥风血雨的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BBC记者的采访。他急促地对着话筒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接着他宣布：“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人们将永远记住杨宪益这个名字，他将受到世人永远的尊敬。
真话总是与正义结伴同行的。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大抵是人们所钦敬的正义良知之士。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2004年写公开信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他被人们誉为“说真话的英雄”。我也不会忘记我们难属群体中的30多位母亲、父亲和妻子，她们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就以非凡的勇气，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向世界揭露了1989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愤怒谴责了邓、李、杨的反人类罪行。
十七年来艰难跋涉，十七年来的苦苦挣扎，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我们，那就是：必须向世人说出真相，必须用真相来拒绝遗忘。我们曾多次告诫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时时刻刻生活在一个戮杀人性、视生命如草芥的专制制度下，而这个制度是靠警察和谎言来维持的。我们无力抵御军警的肆虐，却可以用真话和真相来击破专制者制造的谎言。一个人要获得自由，要获得作为人的尊严，首先要让自己切切实实地生活在真实之中。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挣脱了中共所编织的谎言世界，竟又落入了另一个谎言世界，一个由“自己人”编织的谎言世界。在一个警察国家里，说真话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是把自己的勇气用于说真话，却偏偏要用于编造假话呢？
我们必须承认，搞政治不可能带上白手套，政治需要谋略，也可能包藏着狡诈、攻讦和叛卖。这一点有时甚至连民主政治都不能幸免。原因在于恶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人人皆然，历史上的所谓圣人，即使有，也仅仅是与凡人相对而言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对一些不如人意甚至令人丧气的人和事采取宽容的态度。然而，话说回来，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毕竟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而绝不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因此，我们都应该对自己人性中的恶有所警觉和克制，不能任其泛滥。
2006-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