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汪东兴把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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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接着说：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近臣。（资料图片）

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都没有发言。

但华北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都激愤起来。更何况汪东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谁能不信呢？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政治局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以后我们才知道，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原来就是毛主席本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说这回明确了，他也表了态。以后毛泽东说有人还说“千刀万剐”，这“千刀万剐”就是陈先瑞说的。

8月25日，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印发。各组要求设国家主席，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200多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

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汪东兴把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而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8月26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8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5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

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汪东兴把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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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接着说：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近臣。（资料图片）

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都没有发言。

但华北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都激愤起来。更何况汪东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谁能不信呢？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政治局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以后我们才知道，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原来就是毛主席本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说这回明确了，他也表了态。以后毛泽东说有人还说“千刀万剐”，这“千刀万剐”就是陈先瑞说的。

8月25日，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印发。各组要求设国家主席，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200多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

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汪东兴把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而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8月26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8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5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