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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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於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1968年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100页注3）。陈晓农说：1969年底到1970年初，毛泽东将27军调到石家庄，把63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27军的，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写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86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38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关於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於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乾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8月21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所谓“陈伯达反党集团”。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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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於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1968年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100页注3）。陈晓农说：1969年底到1970年初，毛泽东将27军调到石家庄，把63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27军的，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写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86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38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关於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於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乾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8月21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8月25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所谓“陈伯达反党集团”。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