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三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家里5岁的孩子已经15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嚅嚅地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的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但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一种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凉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

“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的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

“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了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一种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作一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唯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个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不怀好意地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为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乡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故事里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了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

这话如白描，描也白描。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到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意思是，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的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2007-11-24写于成都图书馆。

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三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家里5岁的孩子已经15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嚅嚅地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的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但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一种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凉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

“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的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

“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了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一种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作一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唯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个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不怀好意地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为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乡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故事里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了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

这话如白描，描也白描。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到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意思是，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的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2007-11-24写于成都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