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兵先生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几年前，身边的朋友多次称道他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但我一直无缘观摩这一作品。人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有了惰性，自动屏蔽，失去了接识新异世界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每日发生的陌生的人物事件有可能只是我们旧有经验的重复；如同诗人感叹的，三十以后还不认识的人也就不想认识了，我们自身已经建立了关于世界的框架和秩序，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这一框架和秩序足以容纳他而不必改变自身。更重要的，我们都为中国所同化，难以平等友善地面对生活世界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自夸改革近三十年取得了天大的成绩，它的阴谋论思维惯性没有改变，它治理国人中最深层的不平等观念没有改变。一个无业的同胞在首善之区的官吏眼里仍是一个可疑的异类，他们想像不出一个中年人怎么可以不找个单位，又不去挣钱；而这样的人要到地方省市去游览，跟人交流更需要长篇的解释。至于NGO 、志愿者一类的机构和个人，到了地方省会城市，极难给自己正名。生活在权力和发财双管异化下的人们难以理解，政府部门之外有机构，党和国家、市场和奸商之外有不做坏人坏事而专做好人好事者。人们的世界秩序就是权力和财富，这是改革的成绩。
这样说，也过于冤枉了我们的改革。我们还是有一些其他成绩的，越来越多的人在表达个人的权利就是一个例子。甚至懒散如我，虽然人近中年虚无了许多，但并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不想认识的陌生人。我知道，每一个陌生人，只要我们打开他的人生心路，他就是一个摆脱了其当下所是（佚名者的群众或大众）的人类；别的不论，他至少是莎士比亚意义上的人性角色，经必由之路而抵达当下，有反思能力和自辩权力；他的自叙甚至是一种寻求温暖理解的善意。这也是宗教、传统和现代文明都倡言博爱、兼爱的缘由，奥登诗说：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我虽然没看过《铁西区》，不认识王兵，但从朋友对作品的描述中，我理解王兵属于那种“埋头苦干的人”（鲁迅）。这样的人多了，我们中国人之间那种极度撕裂的不平等才有机会得到熨贴平复。我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纪录片作品是真正向文明史上的大师如狄更斯致敬的作品，他的纪录片展示的有如狄更斯的小说所展示的；尽管写小说的余华先生声言他是在向狄更斯们看齐。
因此，当“小武”王宏伟（被朋友称为70年代的影帝）介绍我跟王兵见一面时，我同意了。小武不参加聚会，我临时有约，就电话通知王兵见面地方由中关村改到动物园附近。王兵赶到那里跟我的几个朋友一起认识，原来是我的同龄人，一个很谦和的朋友，说话声音都低得像女孩子。我们都是内向的人，一个个的话题结束得很快。很快分手，王兵说给我带了他刚拍的纪录片《和凤鸣》，希望我能看一下。
二．
回家看片，原来是跟《铁西区》一样极端的影像作品，长达三个小时的《和凤鸣》，几乎是一个镜头拉下来。和凤鸣老人是一位退休的教师。1949年，不到二十岁的和凤鸣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革命进报社工作，1957年与同在《甘肃日报》当编辑的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1960年底王景超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营。和凤鸣带着两个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党国运动中的失意者、贱民，是被党国抛弃和防范、警惕的对象，落实政策后到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社会开恩地允许和凤鸣过上了稍微正常的生活，她甚至重组了家庭，晚年的和凤鸣一人生活，她写了一本书，《经历：我的1957》。
王兵选择了和凤鸣来表达。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和凤鸣老师，坐在自家沙发里，讲述她的一生。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到后来的所有经历。晚年的和凤鸣因为长期独自生活，动作和体态都显得迟钝，家里的光线比较阴暗，这样的人家几乎就是“忧郁”“失意”等词语的最好注解。
影片从傍晚时分开始，和凤鸣老人回家，坐定在沙发里，对着摄像机讲话。一个平淡的开始，但随着讲话时间的推进，一个人的一生经历越来越波动、激烈、惊心动魄，家中的光线越来越暗。和凤鸣讲她20多岁就被当作右派批斗，同样挨斗的丈夫晚上回家将她搂在怀里，捧着她的脸轻声唤她“小姣姣”，半个世纪过去了，和凤鸣老人面对摄影机嗫嚅着说出当年小夫妻间的亲昵称呼。和凤鸣讲她在极端艰难时期的自杀。她去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和凤鸣讲她从自己劳改的农场出发，去夹边沟寻找丈夫。在夜晚走路，她没有想到路上会有饿狼出没。她的丈夫半个多月之前去世。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透过屋顶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她在想：他们的灵魂不会走远吧？他们齐齐地还在不远的天上，朝向人间看望，她的丈夫也还在看着她。和凤鸣讲她30年后又回到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光线在和凤鸣的讲述中逐渐消失。等天全黑了，和凤鸣才打开电灯。
王兵想表达的意思足够丰富，一段历史，一名普通右派的人生经历，一个中国老人的内心情感，人们可以随意发挥出足够的意义。但这部影片更有意思的是，王兵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讲述者，把历史、内心和个人统一地表达出来了。和凤鸣做过语文教师，她的表达流畅而本分，包容而节制，波澜而平静。一个参与过历史风云际会，或说一个被历史阴差阳错选中的中国人，她的生活更多的是一场悲剧、误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眼里毫不顾惜的工具，她也只能顺应生活的安排。但是，在她的晚年，在她退出党国社会给予的恩惠和羞辱后就有了生存的自由。是的，她的自由只是在她退休之后才获得，只是很多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自由，并善用这一自由。和凤鸣在退休后有表达的意愿，也有个人表达权利的意识。
比起其他几十万沉默地进入历史的右派，和凤鸣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她自我争取来的，她越过了几个社会。在党国社会竭力掩盖自己的历史、把当代中国人带到“中国繁荣”的世界大戏之中的时候，这个在历史的暗角里正孤独地约会死亡的中国老人，从中共的“新中国”革命神话、反右大戏、文革神话以及拨乱反正大戏中穿越而出，对着影像设备讲述自己的一生。她表达了自己的权利，她善用了这种表达。
三．
对喜欢追新逐后的人们来说，如果置换这样一个人的讲述，比如是西方人来对着镜头讲上三四个小时，或单线条地讲述一个老人与海式的故事，等等，他们会接受得相当容易：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寻找意义也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任务。他们会很快把作品贴上标签，打上自己的印记：跟自己追求深刻、前卫、先锋、思想的内心印证了，而放入他们固有的消费型心理秩序中。即使他们并不从头看到尾，他们也消费了，甚至不羞于而乐于谈论作品。但王兵的《和凤鸣》显然与此不同，这是一个自家的同胞，也是中国人并不算陌生的历史。人们确实羞于甚至无意面对这一作品。
从《铁西区》开始，王兵执着地表达了一种坚忍的心智，他站在生存的边缘，竭力向人们提示他们参与的生活戏剧。这些神话般的悲剧喜剧几如猴戏。王兵的悲悯在于，他一直在追问观众是否有看下去的能力。是的，人们始终有在某一剧本里表演下去的惯性，但人们没有旁观下去的能力。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种启蒙。没有看下去的观众，愿意去阳光中扮演社会角色的观众，也许与其自以为是的趣味、意愿相关，但在王兵的追问面前，更多地是与其能力相关。
《和凤鸣》仍是在挑战我们的心智：能否安静地坐下来，听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讲述她的故事？观众赋予影片什么样的意义倒在其次，重要的在于观众有无倾听一个人一生的能力。这种能力跟尊重一个人的权利统一在一起，相辅相成。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权利如何至高无上，其权利如何为我们所尊重，但检验这一权利或落实这一权利的手段有时候极简单：我们有无倾听的能力。能力愈强，权利愈得以展示。因为缺乏这一能力，我们的倾听是极为主观的，我们往往把别人的一生当作印证我们自己的手段，无视他人的权利。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有一种极为深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不平等使我们先后最终都受到报应。直到今天，这种能力缺失所带来的不平等仍是惊心动魄的，它使得我们同为中国人，却活得都不像人。
情节的曲折、故事的起伏、内心的激荡，等等，都在其次。汉语世界或华人影像中，还少有这样集中表达一个人权利的作品，无论王兵的作品如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我更乐意把他的作品看成培养我们中国人能力的经典。
置身于当代中国大戏中的弄潮儿或成功者们，跟和凤鸣老人的人生相比，也许没有任何共同点。但王兵以他的专业成就，连接了和凤鸣与当代中国人。在王兵的作品里，有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善意，他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善待那些时空相隔、跟我们毫不相识的人们，我们跟她们的唯一共同点是同为中国人。
2007年12月，“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