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全世界震惊的PM2.5恐怖数值将中国模式打回原形

今年1月,北京持续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严重雾霾震惊了全世界,其实,北京二十多年来,雾霾天每年冬春季节都会有,只不过今年突然加重而已。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京市的雾霾天气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多,截止1月29日,29天当中竟然有24天都是雾霾天。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从2013年的第二个周末起,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了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气中,北京市的污染尤为严重。13号那天,北京局部地区PM2.5的浓度瞬间值甚至已经超过了1000微克/立方米,按照新国标规定,PM2.5日均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而国际健康标准则是10微克/立方米。




对此,网友正宗草民引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月14日的报道说,空气质量指数高于100就是不健康,超过400就会被评为“危险”,而12日晚上北京达到了755,这个数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网友蒙山野逸转载作者孙蕴袖的文章说,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对中国而言,肆虐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危险雾霾显然不仅是几记警钟,更像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死刑宣判”。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一味追求GDP而罔顾保护环境,依赖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现在已经到了品尝苦果的时候。


从1月28日起,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又一轮大范围的雾霾天气,29日全国灰霾面积达到130万平方公里,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已经影响到17个省(区、市),受影响人口高达6亿。据《法制晚报》的报道,受空气污染数值“爆表”的影响,专门对抗阴霾天气的“PM2.5口罩”在北京各大药房热销。虽然单价高达30多元,但依然无法阻挡市民的购买热情,部分药店甚至面临口罩断货。与此同时,作家李承鹏在成都签售自已的新书《全世界都知道》,因为被“有关部门”下令缄口,据说连“你好”、“谢谢”等也在禁言之列,于是李承鹏便戴起了口罩表示抗议。


博联社专栏作者余晓平的文章说,一时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戴口罩的国家,那么,李承鹏抗议遭官方禁言的“行为艺术”口罩,与更多中国人那种防御PM2.5的口罩,此口罩和彼口罩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和内在的关联呢?让我们先从有关言论自由的中西方政治文明差异说起,我们所受的教育一直在告诉我们,西方社会也不是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他们也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那么,西方社会到底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首先,批评政府让执政党下台的言论不但可以说,而且是天天说,时时说,在中国却正好相反,说什么都行,就是这个不能说。


由于你不能指责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导致即便你就是有冤屈,就是受到侵害的话也不能说。以致于总是欺负你的那些人就把握了这个规律,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挂钩,结果就将李承鹏那样的人封了口。封住了这些人的口,便可以肆意地排放,肆意地污染,肆意地践踏老百姓的利益,以致于最后,让全国上下人人都戴上了口罩。如今,中国这个国家已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究其原因,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糟蹋不让人说话,理由是什么“妨碍国家发展”。结果又导致进一步地糟蹋,还是不让人说话,理由又是什么需要“维稳”。直到今天,这个国家被糟蹋得让人都说不出话的时候,那我们还会有明天吗?


为什么我们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其自我修复的功能,就是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说话可以警告政府不让灾难重复。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造成的很多灾难,经常是无法预计的,但中国的悲剧则在于,明明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有过的教训,却偏偏还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就拿污染来说,英国率先发展的时候造成酸雨和雾霾,后来发展的美国就吸取教训避免了这种现象,再后来二战后的日本,更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


文章又说,这就受益于他们发展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两个针锋相对的政党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因为反对的一方把相关的危害罗列出来以后,负责决策的一方谁也不敢承担那个责任。比方说执政党的一个决策,这个最大在野党的任务不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而是必须提出反对意见和备选方案。国外主动保持低速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宁愿慢一点,也比走错路要强得多。反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重大决策,都是在万众一心,恨不能全票通过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假如中国也能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对党的话,起码不会重复上述西方的灾难。


现在的情况则是,任何重大灾难的后果都可以推到当年的全票通过上面,而政府却可以完全不负任何相应的责任,让人们无法从灾难当中得到任何教训和反思,于是各种灾难便接二连三地重复发生。一个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国家的灾难,为了掩盖各种灾难,推卸政府的决策责任,必然是控制宣传和教育,将其变成洗脑的工具。中国人在政府的宣传导向之下,觉得西方人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没有资格指责中国人。


那么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到底谁有资格?我们不让西方人来指责,让那些在中国有资格的人来指责行不行。结果你会发现,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只有决策者自己才有资格指责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没有制衡。我觉得西方国家主要的担心还是在于中国如果内陆资源耗尽,污染严重的话必然导致向外扩张,我们从南海和钓鱼岛的局势可以明显看出来,向海洋要资源是下一步必然的结果。


余晓平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中国人不怕打仗,因为命不值钱,与其在国内被毒死,不如打出去一搏,美国人要怕死得多。而且是否采取战争的决策和经济发展的决策同样没有任何制衡,过去送领土息事宁人是领导一句话,现在打仗还是领导一句话,所以导致周边国家都要联合起来,欢迎美国重返太平洋对中国进行制衡。我们翻开历史惊讶地发现,只要中国独裁的时期,必然跟美帝国主义作对,从八国联军到现在。


而中间搞宪政的一段处在一战和二战时期,中国是和美英帝国同盟对抗法西斯的。所以说美英帝国与中国人没有天然的敌对关系,而只是跟所有的独裁政府有敌对关系。综上所述,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如果说,这就是让某些官媒和流氓御用文人,例如张维为、宋鲁郑之流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的话,那么,人们宁愿早一天把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令全世界震惊的PM2.5恐怖数值将中国模式打回原形

今年1月,北京持续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严重雾霾震惊了全世界,其实,北京二十多年来,雾霾天每年冬春季节都会有,只不过今年突然加重而已。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京市的雾霾天气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多,截止1月29日,29天当中竟然有24天都是雾霾天。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从2013年的第二个周末起,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了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气中,北京市的污染尤为严重。13号那天,北京局部地区PM2.5的浓度瞬间值甚至已经超过了1000微克/立方米,按照新国标规定,PM2.5日均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而国际健康标准则是10微克/立方米。




对此,网友正宗草民引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月14日的报道说,空气质量指数高于100就是不健康,超过400就会被评为“危险”,而12日晚上北京达到了755,这个数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网友蒙山野逸转载作者孙蕴袖的文章说,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对中国而言,肆虐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危险雾霾显然不仅是几记警钟,更像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死刑宣判”。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一味追求GDP而罔顾保护环境,依赖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现在已经到了品尝苦果的时候。


从1月28日起,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又一轮大范围的雾霾天气,29日全国灰霾面积达到130万平方公里,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已经影响到17个省(区、市),受影响人口高达6亿。据《法制晚报》的报道,受空气污染数值“爆表”的影响,专门对抗阴霾天气的“PM2.5口罩”在北京各大药房热销。虽然单价高达30多元,但依然无法阻挡市民的购买热情,部分药店甚至面临口罩断货。与此同时,作家李承鹏在成都签售自已的新书《全世界都知道》,因为被“有关部门”下令缄口,据说连“你好”、“谢谢”等也在禁言之列,于是李承鹏便戴起了口罩表示抗议。


博联社专栏作者余晓平的文章说,一时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戴口罩的国家,那么,李承鹏抗议遭官方禁言的“行为艺术”口罩,与更多中国人那种防御PM2.5的口罩,此口罩和彼口罩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和内在的关联呢?让我们先从有关言论自由的中西方政治文明差异说起,我们所受的教育一直在告诉我们,西方社会也不是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他们也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那么,西方社会到底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首先,批评政府让执政党下台的言论不但可以说,而且是天天说,时时说,在中国却正好相反,说什么都行,就是这个不能说。


由于你不能指责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导致即便你就是有冤屈,就是受到侵害的话也不能说。以致于总是欺负你的那些人就把握了这个规律,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挂钩,结果就将李承鹏那样的人封了口。封住了这些人的口,便可以肆意地排放,肆意地污染,肆意地践踏老百姓的利益,以致于最后,让全国上下人人都戴上了口罩。如今,中国这个国家已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究其原因,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糟蹋不让人说话,理由是什么“妨碍国家发展”。结果又导致进一步地糟蹋,还是不让人说话,理由又是什么需要“维稳”。直到今天,这个国家被糟蹋得让人都说不出话的时候,那我们还会有明天吗?


为什么我们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其自我修复的功能,就是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说话可以警告政府不让灾难重复。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造成的很多灾难,经常是无法预计的,但中国的悲剧则在于,明明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有过的教训,却偏偏还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就拿污染来说,英国率先发展的时候造成酸雨和雾霾,后来发展的美国就吸取教训避免了这种现象,再后来二战后的日本,更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


文章又说,这就受益于他们发展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两个针锋相对的政党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因为反对的一方把相关的危害罗列出来以后,负责决策的一方谁也不敢承担那个责任。比方说执政党的一个决策,这个最大在野党的任务不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而是必须提出反对意见和备选方案。国外主动保持低速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宁愿慢一点,也比走错路要强得多。反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重大决策,都是在万众一心,恨不能全票通过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假如中国也能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对党的话,起码不会重复上述西方的灾难。


现在的情况则是,任何重大灾难的后果都可以推到当年的全票通过上面,而政府却可以完全不负任何相应的责任,让人们无法从灾难当中得到任何教训和反思,于是各种灾难便接二连三地重复发生。一个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国家的灾难,为了掩盖各种灾难,推卸政府的决策责任,必然是控制宣传和教育,将其变成洗脑的工具。中国人在政府的宣传导向之下,觉得西方人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没有资格指责中国人。


那么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到底谁有资格?我们不让西方人来指责,让那些在中国有资格的人来指责行不行。结果你会发现,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只有决策者自己才有资格指责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没有制衡。我觉得西方国家主要的担心还是在于中国如果内陆资源耗尽,污染严重的话必然导致向外扩张,我们从南海和钓鱼岛的局势可以明显看出来,向海洋要资源是下一步必然的结果。


余晓平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中国人不怕打仗,因为命不值钱,与其在国内被毒死,不如打出去一搏,美国人要怕死得多。而且是否采取战争的决策和经济发展的决策同样没有任何制衡,过去送领土息事宁人是领导一句话,现在打仗还是领导一句话,所以导致周边国家都要联合起来,欢迎美国重返太平洋对中国进行制衡。我们翻开历史惊讶地发现,只要中国独裁的时期,必然跟美帝国主义作对,从八国联军到现在。


而中间搞宪政的一段处在一战和二战时期,中国是和美英帝国同盟对抗法西斯的。所以说美英帝国与中国人没有天然的敌对关系,而只是跟所有的独裁政府有敌对关系。综上所述,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如果说,这就是让某些官媒和流氓御用文人,例如张维为、宋鲁郑之流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的话,那么,人们宁愿早一天把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