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看守所的日子——李元龙采访实录 中国信息中心 | ||
| （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张清扬）因为四篇文章被判刑两年的贵州记者李元龙先生2007年9月14日从看守所回到家里。李先生的坐牢生涯比较特殊：第一他坐过国家安全局和公安局两个看守所，第二他没有到监狱服刑。李先生对自己的坐牢生涯很有感触，临近年终，中国信息中心记者采访了他。 李元龙，男，1960年8月24日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原毕节日报社记者、编辑，因在《议报》、《新世纪》等海外网络媒体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 》四篇文章，于2005年9月9日被贵州省国安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2006年7月12日，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元龙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李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6年12月2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终审裁定。2007年9月14日刑满释放。 在安全厅看守所单独羁押 记者：李先生您好。据说您一开始是被关在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是在贵阳么？为什么会关在哪里呢？ 李元龙：2005年9月9日失去自由的当天，我就被从毕节押送到省城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并被单独一人关押在二楼3号监室。从那天起，我被单独关押了46天。有个国安曾对我撒谎说，之所以把我关到贵阳去，是因为毕节没有囚禁我的地方。但是，当要起诉我时，他们在毕节又找到囚禁我的地方了。46天的单独囚禁，以及后来两年零六天的牢狱锻炼还让我明白，独裁、专制政府统领下的司法部门之所以要将思想犯、政治犯独囚一室，首先是让你更加的与人、与世隔绝，连其他犯人也不让你接触，以免你从同室犯人那里得到哪怕仅仅是同病相怜般的宽慰，了解到一些保护自己的经验常识、法律知识等，以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按他们的有罪推定、按他们的预期目标给你定罪。另外一点，单独囚禁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对于达到他们的险恶用心、卑污目的，也显然有利得多。 记者：能谈谈你在安全厅看守所的情况么？ 李元龙：安全厅看守所单独关押是最大的特色。一天当中最让人难忍难耐，最让人焦躁莫名的，是每天下午五点来钟到八点来种这个时段。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心不由己地想念起家中的亲人们来：此时此刻，他们放学了吗，下班了吗？饭菜做好了吗？正在吃饭、还是已经吃了饭？如果没有遭遇此难，此时此刻的我，肯定是与亲人们在一起的。哪怕是说几句最平常的话，吃几口最简单的饭菜，那都是一种令人无限向往的良辰美景啊。然而，此刻此际，我却被魔鬼们弄来囚禁在这里，况且，还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才能回到我那无比温馨的家中，回到深爱着我、我也深爱着的亲人身边！一想起这些，心里就烦躁、焦虑，书报看不进，日记不想写。站不是，坐不是，那种油煎火烤般的滋味，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已经远远地不能穷尽其状，那真叫度时如年、度分如年啊。现在想想也是，如果达不到这种理想效果，人家就没有必要对你我如此特别关照了。 刚被关进去的前三天，除几份过期报纸外，其它什么可供阅读的东西也没有。到第四天，看守才帮买了几本比较“卫生”的杂志。因为钱的原因，因为求人不易的原因，我不能“有来一顿胀，无来烧火向”，只好采取计划经济般细水长流的方式来看这些报纸杂志。这是我有生以来阅读报纸杂志最为详尽的时候。在其它内容都看完之后，为了打发那百无聊赖加心如汤煮的时日，我只好连平时不屑一顾的体育报道、娱乐新闻，甚至于连中缝、连十多个字一则的分类广告，也都成了我“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东西。稍有点读头的内容，过后还“复习”，有的文章，甚至“复习”了四五遍之多。而对于相对好些的内容，则要放到下午六点前后一天中最难熬的时段看，以求能够籍此尽量冲淡对亲人的思念、忘却眼前无边无际的痛苦。 记者：确实，人天生应该跟人呆在一起的，一个人单独关押，那种孤独就让人受不了，你都用什么方法来消解自己的痛苦呢？
2005年12月1日，我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时，看守不准将书本带进监室。2006年11月，被看守所检察室“消极代管”的这些书本、衣物等，才在多次索要之后，总算完好无损地被妻子领回家中。妻子看了那些向她倾诉的文字后，在写给我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 流着泪读了你的狱中日记，刚开始时，真是心如刀绞，恐惧万分。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你的孤苦、恐惧，以及绝望。你几乎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情景啊，我的心，为你撕裂般地疼痛。 看到这封信，我的眼，也为妻子流泪；我的心，也为妻子流血。 处在那种完全与世隔绝、与人隔绝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形下，以这样的方式与亲人“聊天”，多少虽能缓释一点内心孤苦，但自己心里很清楚，亲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再思念、再担忧狱中亲人，却无法拯救我于水火之中。 在监狱里信了上帝 记者：除了给妻子写信，还有什么排遣方式？ 李元龙：我在最孤独、最绝望的时候，想到了上帝。2006年10月13日晚上九点来钟，被痛苦和困惑紧紧缠绕着，深感精神无所支撑、灵魂无所寄托的我眼前、胸中忽然一亮：迫害我的魔鬼太强大了，除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之外，谁也拯救不了我。我的情感太需要一个更好的倾诉对象，我的精神太需要一个更好的支柱，我的灵魂太需要一个更好的归属。于是，我迫切而又虔诚宣布皈依耶稣基督，请求耶稣宽恕我的罪过，请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皈依基督后，我的情绪平稳了许多，心里也觉得踏实了许多。 10月16日，气温骤降，我的扁桃体发炎，导致发烧，不思饮食。如果是在家中，温柔耐心的妻子会陪我到医院去看医生，做我想吃的饭菜给我吃。可在这里，别说那些什么高的要求了，连最基本的打针输液的要求，也被“不可能”三字给无情地挡回来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只服用了两三次看守代买的普通药，19号，病竟然全好了。我顿时意识到，是那位想帮助我，又能帮助我的主耶稣基督帮助了我。带着敬畏，带着虔诚，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称颂着主耶稣！ 法不可知，威不可测 记者：除了看报，还有什么可以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么？ 李元龙：都9月底了，我才知道可以买收音机。9月底答应的，但左盼右盼，直到10月17号了，才盼来了那个小小的收音机。什么时候想听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听什么，收音机对于坐牢而又想知道外面世界的人来说，比报纸，比电视还好。但我当时担心被窃听，不敢放肆地听“敌台”。因此，除了国际新闻，我听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空中教会节目“良友”电台。对于一心想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的我来说，良友电台的节目犹如润物细无声的甘霖，犹如暖人无烈焰的阳光。我如饥似渴地收听着传教士们讲授的有关基督，有关《圣经》的知识；象呀呀学语的婴幼儿般，跟了收音机里学念赞美诗、学唱圣歌；还鹦鹉学舌般跟了传道者们念祷告文，忏悔词。一个喝了四十余年无神论“狼奶”的人，竟然能够一夜之间成了神的信仰者，神的仆人，转变之大，让我感到惊奇，感到悲壮，也感到荣幸！ 记者：您在安全厅看守所呆了多久？后来是否又转到了公安局看守所？是什么原因？ 李元龙：在安全厅看守所从2005年9月9日到11月30日，共两个月零21天。风室只有七八个平方米，且在顶部钢筋网上面围墙又升上去约1米多，形成长桶形，人在下面是典型的井底之蛙。风室经常一两天，两三天不开一回，从不放出监室活动、晒太阳。当时全部只关押七八个人，看守也只有十来个。看守是“节约模范”，经常给我们看守吃剩下的菜吃。我当时特意保存了他们为新所长接风吃剩给犯人吃的带鱼骨头一枚，现在我家中，可作证据，与我同关的潘建华也可作证。这里没有电视，但能定一份报纸看。隔三岔五兴“坐板”：上午9点到10点，正襟危坐在冷硬床板上，面对墙壁“反省”。 我的反省内容：1、平日对不起亲友的言行；2、愤愤不平地默诵三句话：你可以强迫我上床，但你不可以强迫我入睡；你可以强迫我定报，但你不可以强迫我阅读；你可以强迫我坐板，但你不可以强迫我反省。 白天给你笔用，傍晚6点收去。我多次索要《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安法》等，但看守就是不给任何法律资料看：能给你看的，早给你了，不给就别问了。我说：学法懂法守法，每年的“三下乡”之一，就是送法下乡，为什么不给我们法律学习？答：我们的法律文本是有解释的，不能给你看。我说：有解释不更便于学习？答：解释属于秘密，哪能给你看？ 转到公安看守所 记者：什么时候转到公安局看守所的？跟安全局看守所相比，有什么不同么？ 李元龙：2006年12月1日转押毕节地区看守所。一看守上午9时通知我：李元龙，你释放了，毕节接你的车已在半路，你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你老婆想你了。我不相信，但此前坐过十来年牢的潘一再说：四篇文章，不算个事情，再说，国安不是叫你写了帮助贫困学生情况？你对国家有功劳，人家不起诉你了。我还不相信：就在贵阳放了我不就行了，还专车接我？你是毕节人么，要你回毕节办手续。我信了。出看守所走到警车边，手铐一铐，我心一惊，再见到接我者衣袖上“检察”二字，我什么都明白了。 公安局看守所综合条件比国安好。有犯人自己掏钱买的电视看，风室有十五六个平方米，偷摸，抢劫，贩毒，贪官等，都曾是我的同室，“同志”。我曾对金海燕和看守们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朋友，我们都是国家的敌人，我们不是同志是什么！但这里生活条件没有国安看守所好。提供给我们的菜太贵，10元一个的肉沫豆花，也就有不到两元钱的豆花；12元一个的炒肉，绝大多数是十来片拇指大小，奇形怪状的，黑不黑白不白的糟糕部位肥肉；六元钱的炒豆腐干，恐怕只有二两豆腐干，其他全是白菜、辣椒；他们说，我是毕节地区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正中政治犯。有段时间，洋葱成灾，炒什么都放许多洋葱，人人怨声载道。五元一碗的面条肉沫少得可怜，我有两首狱中诗为证： 一 洋葱居士土豆斋， 监室雅称何处来？ 打嗝放屁知食谱， 苦中作乐为遣怀。 二 碗中肉沫快报数， 一二三四最多五。 四颗塞进牙缝缝， 一颗掉地真想哭。 相比之下，外买的东西贵还是小事。外买很不正常，好几次，两三个月不买东西。饿了，又没有东西充饥，只好灌自来水。有时就多打点饭，晚上饿了，只好将就吃冷饭。面条好多时候分“干部面”、“犯人面”，犯人面面条不象面条，粉不象粉，让人不放心吃。为此，我还和看守，和“火钩”——做饭的短刑期犯人——争执过。 来此当天及其后第一次见到我的看守，都用惊奇而带仇意的目光看我：“敢和共产党作对，你胆子真不小啊！”“吃共产党饭、穿共产党衣的党报记者，还反对共产党？”“你犯的这个罪，太低级了”等。 感受监狱文化 记者：据说您在公安局看守所一直呆到出狱，为什么没有转去监狱呢？您为什么没有获得减刑？你有减刑出狱的机会么？ 李：我的二审判决下来时，剩下的刑期只有9个多月了，按照有关的监狱法规，这种情况就可以留看守所服刑。 留看守所服刑的唯一好处是亲友探视我十分方便，否则，看守所成天关着，与动物园的动物没有区别，太不自由。加上我剩下的刑期相对不多了，要不，我宁愿到劳改农场去，相对自由些嘛。 二审执行通知下来之前，看守所曾说通知来后，让我出监室干个轻松的差事。但通知来后，他们却没有让我出去劳动。我的猜测，有人给他们打招呼了，或者就是他们过于谨小慎微。这让其他普通犯人也感到不解：谁都能劳动，就政治犯不行，对待对政治犯如此苛刻，真是莫名其妙。 减刑？不要说按照有关规定，我剩下的刑期，以及留所服刑减刑更不容易，看看自己犯的罪行，这可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罪啊，在外面都要弄个莫须有的罪名抓进来，进来了，还轻易放你？没那好事。刚进来时，看见监室墙上“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告知卡”取保候审条件主要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之后，我仿佛掉水里的人见到根稻草般，自认为见到了一丝获救的希望：我又不是抢劫杀人强奸犯，我这样的人都不符合取保条件，还有谁符合？ 时至今日方知，我等思想犯、政治犯面临的是一群狼与狐狸的结合体的非常人物。他们既凶残又狡猾，既然落在他们手里，举凡什么取保候审、缓刑、减刑、假释等考量他们法制理念、人文素质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该去觊覦、去妄想、去与虎谋皮。不仅取保的落空，包括无罪释放、假释等等与我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无不让我得出一个让人感到沮丧而又悲哀的结论。那就是，你怀着善良、美好愿望把他们往好处想的地方，他们偏偏就不干；你怀着小人之心把他们往坏处想的地方，他们则干得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让你瞠目结舌。 记者：你跟狱中的犯人关系如何？您如何看待监狱文化？ 监狱，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对于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来说，在里面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是在外面无从学到的，尤其是书本、学堂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我多次说过，坐过牢的李元龙和没有坐过牢的李元龙，绝对是大不一样的。自己亲身体会出来的50%的真理，比从别人那里听来的100%的真理要管用得多。我失去的东西是有限的，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我得到的东西却是无限的，用数字无法表达的，包括思想，生活经验，亲情，身体，以及不仅不用编写党报那些令我作呕的党八股文章，还能在现有条件下说自己想说的真话等。对独裁专制为祸的巨大的认识也因此更加清楚，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也因此更加强烈。 我在党报当记者、编辑，因为不愿随波逐流，相对的洁身自好，被一些人叫做“怪噜”。但在监狱里，我和绝大多数同室犯人处得很好的。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认为，犯人也是人，他犯了什么法，处罚他，是法律的事，我该尊敬人家的，就要尊敬人家；其次是，在前一种态度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帮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因此，帮助犯人们写家信，写最后陈述，写上诉，辩护词，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利用所长帮助他们分析案情，以便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尤其对待那些20来岁的准少年犯，我都要指出他们行为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性，教给他们生活常识，好的生活习惯，愿意学习的，就教他们识字，写日记，写文章等。最成功的数一个17岁的少年犯，他在我的劝说之下，不仅学认字，写日记，写文章，还把烟也戒了。我给他批改日记时，看到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现在不抽烟，以后出去也不抽了，否则，就对不起“李哥”的一片好心。会见时，我要把戒烟的事告诉妈妈，我对她的伤害太大了，她知道我戒了烟，开始学好了，一定会高兴，甚至会夸奖我的。先我之前出狱的他，还到看守所看过我。 看守所不象正规监狱，看守所把未决犯和已决犯混合关押在一起，而所方人手、精力，包括业务水平都有限，几乎是只管（关）不教，因此，好多时候，我充当了“管教”的角色。有的人刑判重了，很灰心丧气，这种时候，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搜肠刮肚地安慰、劝勉他。 有关的法律常识，如何与这些特殊的人打交道，中国的公（国）检法执法犯法恶劣到了何等程度等，如今我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对我今后的思想，行为，价直取向等，都有重大影响。其中感受尤深的，是觉得犯人与犯人之间，应该对对方有起码的尊重，尤其是狱警对待犯人，应该树立起人文关怀理念，要把犯人当人来看待。 犯人与犯人之间，比较之下，问题反而不大，到是狱警对待犯人，有待改善的地方很多，也相对重要、急切。虽然我没有看到打犯人的事，但辱骂犯人的事是有的，而起码的关心、教育又远远不够。这就让犯人出去后无情可记，无恩可感。这是中国刑释人员重复犯罪的一大原因。 我不大赞成那种在狱中不看具体情况，与狱方死磕死碰的做法。有一次，一个犯人犯了监规，看守所用综绳把他五花大绑，然后到每个号子门前认错“谢罪”。看到这践踏人类尊严的丑陋一幕，我，包括其他犯人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我并没有当时、当面站出来指责看守，而是过后约了另一个素质很好的狱友一起向所长指出，这是不文明，不人道，甚至是违犯的，如果那人有这样的法律意识状告你们，或把这事捅到媒体上去，恐怕你们吃不消。此前，这样的事据说每年有不止一起，自我们那次很技巧地与所长谈过之后，以后对待犯监规的犯人，除了戴脚镣之外，再也没有谁被捆绑、强迫下跪了。还有，今年过年前，武警士兵节前安全检查搜监时，如往常一样，穿了鞋跳上床去，把犯人的被褥、衣服，包括书信等，全都抛甩到地下。我气愤不过，就上去指出并谴责他们不把犯人当人看待的野蛮，说这与我在报社看到的进门要敲门要喊报告的武警判若两国军队，不配“文明之师”称号。有个士兵出来开黄腔，我没有与他对骂。后来，狱方虽然说我的方式不对，但明确对我们说，武警的做法的确欠妥，他们已与武警交换过意见，今后查监，不再如野猪进包谷地般乱翻乱拱了。 专制政权没有教育，只有驯化，他们不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的，真正的人，他们只要没有思想的官奴、党奴，只要绝对听话的家丁、打手。所以，看守，士兵，他们心里没有人道、人的尊严的概念。干了如此野蛮的事，充当了为人所利用的可耻角色还茫然不知，其实，这样的人可悲而又可怜。 那些进了监狱的中共官员，既不不感谢党当初给他们的种种好处，也没有一个人把党当成神圣的东西来维护，恰恰相反，他们骂起党来，比我们还下得了口，甚至还有不需要遮掩的真话：我也许比你们清楚得多，一党专制搞下去，的确会毁了中国，不走民主自由的路，中国不会有好前景的。看守们对共产党及其操控下的司法制度，也颇有微词，只不过，他们的表达方式较委婉。如有几个看守就曾对我说过大同小异的话：算了，有什么意思，推得翻吗？共产党就那么回事了，多多赚钱享受，才是正事。 在其他犯人心目中，我是个典型的冤大头，倒霉蛋，甚至是他们聊以自慰的参照物：想想那李元龙写四篇文章竟然都会被判两年刑，我们偷人、抢人判两三年，算是很划得来的了。 讲到监狱文化，讲到中国特色，这些，都很有典型性。 对死刑的新认识 记者：你跟死刑犯关在一起过么？ 李元龙：有啊。跟几个死刑犯关过以后，我对死刑制度有了新的理解。2006年6月26日 ，一个与我关押了四个多月的贩毒犯被枪毙了。坐牢前，对反对死刑的做法，不以为然。和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后，思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除了贩毒，可以说，他其他方面的为人处事，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我听说他的女儿、儿子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他与妻子又如何的互相不忍生离死别，对自己的贩毒行为千悔万悔后，我真的理解为什么人权组织，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要废除死刑了。 的确，正如人权人士所说，死刑是反人道的，是丑陋的，令人恶心的；死刑是以暴治暴，是以错误的方法对付错误的行为，不能有效地抑制犯罪。 看守所里无从改造 记者：看守所里要进行思想改造么？ 李元龙：关押、审判思想犯、良心犯有一个大悖论，这就如我狱中日记所写的那样：检察官、法官大人们，你们知道好人李元龙在监狱里面对“重新做人”的劳改目标是有多么的哭笑不得，有多么的无所适从吗？请看他在无可奈何中写的打油诗： 干部管教是好的， 点头直如鸡啄菜。 重新做人也容易， 弃善从恶就行噻。 是啊，要让一个好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除了“弃善从恶”，还有其他路子吗？没有。 人应变灾难，适应环境的能力，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得多。我竟然能吃得下监狱里粗劣不堪的饮食，竟然和那些犯人相处不错，竟然不用输液也能治好感冒发烧，竟然没有冷死冻坏在牢中，在此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恰恰相反，由于自去年7月份，包括出狱以来一直坚持慢跑、练拳击、洗冷水澡，我的体重，比两年前增加了十来斤，身体综合素质明显比过去好多了。我失去了两年与亲友相处的美好生活，但我由此得到的，将会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更美好的与亲友相亲相爱的生活。这当然不是迫害我的人想给我的，我因此要感谢的，当然只能是无私的时间，公正的上帝！ 与亲人通讯与接见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获准见家人的？会见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李元龙：根据共产党的法律，未决犯是不能见家人的。好不容易判决下来，才在2006年7月13号会见了一次亲人，就只见了这一次，突然不许会见了。那些贩毒、杀人、抢劫，判无期、判死缓、判死刑的开了庭，都能会见亲人，为什么偏偏我才两年的政治犯不能会见亲人？为什么其他看守所会见亲人不需要开会见条，一个月可以会见多次，这里要开会见条，一月只能会见两次？在召见到住看守所检察官后，我如此问他。检察官说，我说的其他情况，他不知道，但上诉期间不许会见亲人，这是规定。可是，到了9月份二审判决还没有下来，有一天，亲人突然来会见我了。原来，监管支队不开会见条，是国安打的招呼。二审判决迟迟不下，妻子多次到国安争取会见权。开始都说上面打招呼不许会见，这次却说可以了。 记者：在看守所里可以看书，可以跟亲人通信么？ 李元龙：在贵阳国安看守所，开始，亲人送书来，全都可以拿进号子的。可是，2005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室友潘建华突然听到隔壁号子让把书交出去，只能留一本下来看，看完了再通过看守调换。我赶紧把书往潘建华那边，往被褥里藏。藏好了，把不看的几本故意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守搜查到我们号子时，我假装要求他们多留几本下来，然后又表现得不那么情愿，又不得不让他们拿去了那些书。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那天，有个看守一见我带了那样多书，就气不打一处来似的说：真是知识分子啊，带这样多书干什么？不许带进去，给我好好学学法律吧，免省犯法。在贵阳时，妻子就如我所求，给我带了本100多年前的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写的《在未知的中国》给我。可是，这本书国安没有给我，也没有把它还给妻子。转押毕节看守所后，有一次，妻子又给我送来另一本《在未知的中国》（我买有三本《在未知的中国》，原准备送人两本），但也被警惕性高的一个看守挡回去了。在毕节看守所，我要妻子给我送本《圣经》来，但看守们不答应。2006年开庭的头一天，李建强律师拿出一本字典大小的《圣经》，说，等会给看守说说，同意了，就给你。狱中的我，是多么的希望有一本《圣经》。可是，我终于没有得到那本渴望的《圣经》。显然，《圣经》连同其中所承载的真理，都被道道冷硬的高墙，被只只愚顽的黑手拒之门外了。 然而，这只能是暂时的。真理之光，是任何力量也遮挡不住的。那本《圣经》与我的会合，只不过晚了一年又四个来月时间。现在，这本《圣经》就在我的手边，那本《在未知的中国》，它终于蒙混过关，来到我身边，陪伴着我度过了好几个月的囚徒生活。书的命运，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是如此。 相比之下，国安看守所检查信件过细、耐心些。我的信有些很长，看守都慢慢检查。有一次，孩子给我的信，上面被撕掉一行，中间用笔涂抹了大半行。我一直奇怪：少年孩子，也会写什么犯忌的内容呢？毕节看守所一觉得内容“不对头”，就给你撕毁了。写长了，他们也不慢慢的看，干脆就给你毁了： “李元龙，你真是记者不是，写的那个信，说长篇短了，说短篇又长了。以后写短些，页把纸说清楚事就行了，多了，我也不会给你交出去。 孩子，那个我资助的孤女，妻子写给我的信，我写给他们的信，好多都没能到达对方手中。有时候，只好挺而走险，用非正常手法让信件“越狱”。我就因此被人告密抓住过一次，事前我作好了戴脚镣的思想准备，但还好，除了几句指出错误，下不为例的教训外，到没有为难我什么。 记者：在监狱里，你感到最难过、最伤心、最不能释怀的是什么？ 李元龙：那就是对亲人的伤害。两年牢狱之灾，对亲人的伤害是无可比拟的。我被抄家那天，一群如狼似虎、令人厌恶的凶恶大汉突然闯进家中，狼奔豕突，肆意翻箱倒柜，家中一片狼藉，笼罩着层层恐怖气息。这种情形，对亲人身心的伤害，是何等的巨大：妻子从当天起，输了三天液，父亲当天从国安坐出租车回家时，错把50元的钞票当成5元的付了车费，孩子学习一落千丈。尤其是我妻子，要挣钱养家，要为狱中之我奔忙，要为孩子学习操心，要安慰双方老人……我这辈子，永远都愧对妻子，虽然，她一再说，她为我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当年以“夜狼”笔名在海外网站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我原以为已穿了“隐身衣”，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因此，对于自己这样快就落入魔窟，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那个专门用来迫害异见人士、坚守良知人士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名的基本内容，如此罪量刑幅度是多少，他们会判多少年刑等？我一概不知。当时，我的家庭情况也让我焦虑不安。我的孩子正处于高考冲刺阶段，明年6月份就要高考，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的他，成绩会因此受到坏的影响吗？父母年老体弱多病，妻子身单体弱，他们经得起这件事的打击吗？我没了收入，去年买房子借贷的巨债如何还？孩子明年读大学的费用从何而来？别说出主意、想办法，就连倾听的对象，我也找不到啊。凡此种种，都让我忧心如焚，惶急不安。 有了上述难忘的经历和刻骨铭心的感受之后，我有理由认为，不是心理阴暗的人，想不出将人单独囚禁这种折磨人的魔鬼主意来。当时，除了早、中、晚三个极短暂的打饭时间外，其他时间，不要说听到一点人声、见到一点人影，就连其他有生命的东西如飞鸟、如小虫，甚至如树木、如小草等，你也休想一饱眼福。孤苦、焦躁到临界点时，我甚至心不由己地企盼：这几天怎么还不来审问我呢？是啊，有了审问，好歹能听见几句“人话”、见到几条“人形”，聊胜于无呢。未曾蹲大牢之前，我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说心存疑问。如今，我虽未患上此症，但我却相信，软弱、恐怖加上愚昧，绑架、施暴者再采取打一巴掌揉三揉的办法对付你，患上此症，是完全可能的。 10月24日，我终于被调到楼下5号监室，与一个被指控涉嫌间谍罪的人关押在一起，结束了被单独囚禁的日子。虽然，还不知道何时重获自由，但较之一人孤囚一室的辛酸时日，总算有所“改善”、有所“进步”吧！ 多关了六天 记者：据说你还被多关了6天？ 李元龙：是啊。我于2005年9月9日被“刑拘”，后被他们判处两年徒刑，按正常情况，我应该于2007年9月8日重获自由。可是，我实际刑满获释的时间，却是2007年9月14日。他们还强加给了我六天冤狱。后来才知道，他们居然把对我监视居住的6天没有算做羁押。国安对我搞的那六天所谓的“监视居住”，那叫什么监视居住啊？我在毕节明明有固定居所，可国安当初却把我弄到贵阳一民宅里“监视”起来。每天，都有国安给我当“三陪”：白天，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个国安陪吃、陪玩；晚上，在距我的床不到一迷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安陪睡。国安每进出一次门，都要谨小慎微地将防盗门反锁，不许我越雷池半步。整个“监视居住”期间，我既没有得按规定上一趟街，也没有得与任何亲人会过面，甚至连电话，也没有能与亲人通一个。而那关押我的民宅，面积还没有看守所大。也即说，国安对我搞的“监视居住”，完全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搞成了典型的变相羁押。啊，到了今天，竟然连刑期也不给我折抵，这良心也太黑了吧！ 记者：您为了自由写作而坐牢，其实也是为推进社会自由民主而付出的代价，历史将记住你们这些付出牺牲的人。2007年就要过去了，助您在新的一年快乐、健康，谢谢您接受采访。 李元龙：谢谢！ 2007年12月18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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