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话题，可做出一本书来。但若是结合某个具体事件，一则短文未必说不清。

有则新闻报道，意思很简单：贵州一个非常贫困的行政村，村民们为了弄明白每年上面拨下来的那几千块钱到底是让村委会如何花掉的，他们将刻有某某行政村“民主理财”等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由四名村民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方可入账报销。

把一枚公章分作几瓣，然后由数人保管，除了在我们这个国度，孤陋寡闻如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村民会想得出，难怪此举被网民们称作“史上最牛的公章”后，并认为这也是“民间智慧”。我想，在此之前，这个村的村民肯定也用过别的一些法子，都不起作用，最后不知具体是哪位村民（报道中没说）竟想出这么一招。这大约也是不得已之举，或说这种“民间智慧”也是逼出来的，背后肯定少不了一些“辛酸故事”。报道中说，此事传开后，这个村的上上级，也就是贵州省锦屏县纪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并认为“做好农村民主理财，是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性工作”。

毕竟是县纪委，要比村民们站得高看得远，说的那些“意义”也并不都虚与委蛇。但我总觉得村民们这种做法还会让人联想到别的什么，比如这实行民主，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在中国，到哪里去求公平正义？另外，这个县纪委发出这样的通知当然是为了村民更好地实行民主监督，但我想，民主监督程度显然不及村行政的县纪委，发这种通知的“底气”何在？

中国社会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可见农民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若是再从眼前这个新闻来看，还可以说，农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除非他们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决不会罢手。你再到一些城市的“上访接待处”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凡上访的农民都并非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不得不走“上访”这条万难之路——中国农民不相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

然而，他们太单纯。他们想错了。他们更不可能理解，现在“上上下下”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民主顺序是从基层开始，或说中国民主的有效实行不是在上层而是在下层，越是下层越要求你尽可能地实行民主；仿佛只要基层能有效地实行民主，基层之上民主的多寡也就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了。如果没有记错，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答记者问时就说，中国的直接选举从村一级开始，还要过渡到乡，过渡到县——而他并不是非说从中央开始，还要过渡到省，过渡到市……由此可见，中国现在最民主的地方应该是乡村而不是城市，也不可能是“县纪委”。

可这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实行起来让我们很尴尬。据知，我国70万个行政村实行直选已有些年头了。依常理，在直选之后，紧跟着就应该实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用上面提到的贵州锦屏县纪委的说法，就应该“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但谁都明白，果真做到这些，还用得着村民发挥这种“民间智慧”吗？还会有农民上访吗？这样一说，问题也就出来了：有了直选，或说村民虽也参与了所谓的民主选举，可在选举之后为何不能继续坚持民主下去呢？我想只用一句“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软弱无力”是难以解释清的。

试想，如果城市的民主制度建设软弱无力，如果乡镇以及更高级别的一级政府的民主制度建设止步不前，又有什么理由指望行政村的民主制度“坚强有力”？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为何偏偏在实行民主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却要求“下梁”要先“正”起来呢？另外，从上面所举例子也可看出，农民们在自己的村里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有了天大的冤屈，他们总是希望“找上面”，因为在农民的意识里，越是“上面”就越民主就越讲公平正义。他们哪里知道，按现在政治民主设计，眼下中国最民主的地方不在上面，而在下面，甚至就在他们自己所在的村子里。如此说来，让原本应该最民主地方的公民反而要去找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上面求得公平正义，即使不能说是“缘木求鱼”，也是不合逻辑，让整个社会觉得很尴尬。说不定，有些政府公务员还会私下里嘟哝：城市政府部门的民主还不如你们农民呢。然而，成千上万、有多少个亿的农民兄弟没有几个能参透这“道理”，因此，他们上访的结果，往往不仅“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绝大多数的下场都很凄惨。我想，那些原本想求得民主求得公平正义的农民兄弟一定很迷惑：我们这个社会“讲理”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自然，现在一提基层民主，就不免会想到当年的“豆选”，但此一时彼一时不说，如果当年只是在下面搞“豆选”，领导搞“豆选”的人不讲民主，那肯定又将会是另一种情形。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中共十六大的小组会上发言时转述当年邓小平的话：“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见200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第2页）按邓小平的话做个合理推理：既然“党的民主化要从中央做起”，而我们又是“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那么民主自然而然也应从中央政府做起。可现在却是倒过来了，戏谑点说，还是想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这又如何行得通呢？现在恐怕连一个不识字的村民也能明白：如果上级民主，下级也就不敢不民主；如果乡镇官员民主，村官岂有不民主之理？倒过来，一个村官再怎么民主，都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他的上一级的不民主，非但不能改变，还不能不服从那并不民主的上级官员所作出的决策，还要“领会”他那并不民主的“讲话精神”。

试想，村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乡镇领导吗？乡镇官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县里领导改变市里领导吗？再说，如果眼下所有高于村官的官员都是生活在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世界”，你叫村官们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又如何去真正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噢，都说应该实行民主，可你们上级就不“应该”？既然民主那么好，为何偏偏只叫我们村官们“受用”？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我们有些“制度建设”很有点像哄三岁孩子。村官是小，村官中觉悟再高的人也高不到哪里去，可是不要忘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尤其又生活在最基层的村官至少也都是正常的人；而在中国，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觉悟，对一些荒唐也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么一说，很可能是有些农民也终于想通了：求人不如求己，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五合章”的现象。这虽然也是无奈之举，但仍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尽管他们也许不会明白，如果没有大的政治改革举措，中国的民主也就只好从最基层的农村、从每个农民身上开始，而村干部也就只好先受点委屈，带头做中国真正实行民主的官员。这是国情使然。如果连一个行政村的民主都做不到，中国的民主似乎也就真的绝了希望。但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怀疑，想依靠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建设”让中国真正民主起来，是否有效？

这是一个大话题，可做出一本书来。但若是结合某个具体事件，一则短文未必说不清。

有则新闻报道，意思很简单：贵州一个非常贫困的行政村，村民们为了弄明白每年上面拨下来的那几千块钱到底是让村委会如何花掉的，他们将刻有某某行政村“民主理财”等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由四名村民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方可入账报销。

把一枚公章分作几瓣，然后由数人保管，除了在我们这个国度，孤陋寡闻如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村民会想得出，难怪此举被网民们称作“史上最牛的公章”后，并认为这也是“民间智慧”。我想，在此之前，这个村的村民肯定也用过别的一些法子，都不起作用，最后不知具体是哪位村民（报道中没说）竟想出这么一招。这大约也是不得已之举，或说这种“民间智慧”也是逼出来的，背后肯定少不了一些“辛酸故事”。报道中说，此事传开后，这个村的上上级，也就是贵州省锦屏县纪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并认为“做好农村民主理财，是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性工作”。

毕竟是县纪委，要比村民们站得高看得远，说的那些“意义”也并不都虚与委蛇。但我总觉得村民们这种做法还会让人联想到别的什么，比如这实行民主，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在中国，到哪里去求公平正义？另外，这个县纪委发出这样的通知当然是为了村民更好地实行民主监督，但我想，民主监督程度显然不及村行政的县纪委，发这种通知的“底气”何在？

中国社会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可见农民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若是再从眼前这个新闻来看，还可以说，农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除非他们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决不会罢手。你再到一些城市的“上访接待处”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凡上访的农民都并非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不得不走“上访”这条万难之路——中国农民不相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

然而，他们太单纯。他们想错了。他们更不可能理解，现在“上上下下”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民主顺序是从基层开始，或说中国民主的有效实行不是在上层而是在下层，越是下层越要求你尽可能地实行民主；仿佛只要基层能有效地实行民主，基层之上民主的多寡也就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了。如果没有记错，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答记者问时就说，中国的直接选举从村一级开始，还要过渡到乡，过渡到县——而他并不是非说从中央开始，还要过渡到省，过渡到市……由此可见，中国现在最民主的地方应该是乡村而不是城市，也不可能是“县纪委”。

可这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实行起来让我们很尴尬。据知，我国70万个行政村实行直选已有些年头了。依常理，在直选之后，紧跟着就应该实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用上面提到的贵州锦屏县纪委的说法，就应该“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但谁都明白，果真做到这些，还用得着村民发挥这种“民间智慧”吗？还会有农民上访吗？这样一说，问题也就出来了：有了直选，或说村民虽也参与了所谓的民主选举，可在选举之后为何不能继续坚持民主下去呢？我想只用一句“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软弱无力”是难以解释清的。

试想，如果城市的民主制度建设软弱无力，如果乡镇以及更高级别的一级政府的民主制度建设止步不前，又有什么理由指望行政村的民主制度“坚强有力”？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为何偏偏在实行民主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却要求“下梁”要先“正”起来呢？另外，从上面所举例子也可看出，农民们在自己的村里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有了天大的冤屈，他们总是希望“找上面”，因为在农民的意识里，越是“上面”就越民主就越讲公平正义。他们哪里知道，按现在政治民主设计，眼下中国最民主的地方不在上面，而在下面，甚至就在他们自己所在的村子里。如此说来，让原本应该最民主地方的公民反而要去找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上面求得公平正义，即使不能说是“缘木求鱼”，也是不合逻辑，让整个社会觉得很尴尬。说不定，有些政府公务员还会私下里嘟哝：城市政府部门的民主还不如你们农民呢。然而，成千上万、有多少个亿的农民兄弟没有几个能参透这“道理”，因此，他们上访的结果，往往不仅“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绝大多数的下场都很凄惨。我想，那些原本想求得民主求得公平正义的农民兄弟一定很迷惑：我们这个社会“讲理”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自然，现在一提基层民主，就不免会想到当年的“豆选”，但此一时彼一时不说，如果当年只是在下面搞“豆选”，领导搞“豆选”的人不讲民主，那肯定又将会是另一种情形。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中共十六大的小组会上发言时转述当年邓小平的话：“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见200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第2页）按邓小平的话做个合理推理：既然“党的民主化要从中央做起”，而我们又是“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那么民主自然而然也应从中央政府做起。可现在却是倒过来了，戏谑点说，还是想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这又如何行得通呢？现在恐怕连一个不识字的村民也能明白：如果上级民主，下级也就不敢不民主；如果乡镇官员民主，村官岂有不民主之理？倒过来，一个村官再怎么民主，都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他的上一级的不民主，非但不能改变，还不能不服从那并不民主的上级官员所作出的决策，还要“领会”他那并不民主的“讲话精神”。

试想，村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乡镇领导吗？乡镇官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县里领导改变市里领导吗？再说，如果眼下所有高于村官的官员都是生活在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世界”，你叫村官们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又如何去真正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噢，都说应该实行民主，可你们上级就不“应该”？既然民主那么好，为何偏偏只叫我们村官们“受用”？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我们有些“制度建设”很有点像哄三岁孩子。村官是小，村官中觉悟再高的人也高不到哪里去，可是不要忘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尤其又生活在最基层的村官至少也都是正常的人；而在中国，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觉悟，对一些荒唐也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么一说，很可能是有些农民也终于想通了：求人不如求己，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五合章”的现象。这虽然也是无奈之举，但仍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尽管他们也许不会明白，如果没有大的政治改革举措，中国的民主也就只好从最基层的农村、从每个农民身上开始，而村干部也就只好先受点委屈，带头做中国真正实行民主的官员。这是国情使然。如果连一个行政村的民主都做不到，中国的民主似乎也就真的绝了希望。但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怀疑，想依靠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建设”让中国真正民主起来，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