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一网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起的全省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今天召开的深圳市委四届八次全会，也将不断为深圳这座以改革著称的城市肌体植入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因子。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前日更以“深圳解放思想要有胆有识”、思想理论界要敢于“亮剑”与特区官民共勉。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深圳特区正向纵深推进，本报继推出《再造深圳》、《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系列报道之后，今起再次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首先刊发“想起袁庚与梁湘”系列，重温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张扬先行者不畏风险、不计个人荣辱、勇于改革的精神，再蓄拓荒的果敢和智慧，自觉抗拒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精神状态，破除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中还存在的制约与障碍，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袁庚：1917年生于广东宝安县大鹏镇，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上世纪50年代曾出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1968年3月-1973年9月，被康生等以“美国特务”罪名投入秦城监狱5年半，直至周总理再三过问，才得以脱离牢狱之灾。1978年秋，袁庚奉命调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缔造“蛇口试管”。1992年12月离休。

梁湘：1919年11月出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入党，曾任广州市副市长、韶关地委副书记、广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年9月14日被撤职。1998年12月13日零点10分在广州病逝。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诚恳地讨论理当改革的领域中不够改革的地方，以及养成更有胆略的批判精神，直面不够开放或开放得不好的地方，只为向前向内再冲锋，以完整的改革促进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以世界的眼光参考世界文明的普世原则，闯出一条推动科学发展的新路。

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风再次席卷南粤大地。对于有“中国改革试管”之称的深圳而言，2008注定是又一个重祭改革大旗的历史拐点。

改革开放的脚步，在30年的岁月红尘中日显蹒跚，深圳这个因思想解放而生的孩子太需要一种力量来助其再次出发了。重温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

回溯到28年前的特区初立，“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仿佛就是她的空气，充盈时精力充沛，缺失时顿陷委靡。梁湘、袁庚等先辈们在荆棘丛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自1979年，“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到1981年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顶着“变天论”让特区变模样。历史用“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为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做了最好的注解。

之后数年，特区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历经着前进、徘徊，又前进、再徘徊的螺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区成立将满28年之际，在财富的积累日益厚重之后，早年那“宁可掉帽子”也要主动改革的先锋之气已渐失。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两年多以前的“新特区主义”讨论为这个茫然若失的城市撕开了迷雾。而到了这个冬天，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雷又开始轰轰响起。可以预见的是，深圳乃至广东必将迎来又一个深化改革的春天。

要从改革先辈身上吸取营养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更可以砸碎禁锢思想解放的樊篱，找回从官方到民间潜伏的改革激情。关于这一点，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刘玉浦在前日召开的全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上也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历代特区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深圳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的要求、与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相比，以‘排头兵’的标准和能够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高度审视自己，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工作的机制体制，都还存在不少制约和障碍”。

在因特网三剑客之一的南方评论人金心异看来，在重祭改革大旗之始，重温历史、集体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以“稳不稳当，安不安全”为出发点的现代官员们，首先要从深圳的改革先辈身上吸取的营养就是担当。无论是袁庚还是梁湘，他们身上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们敢做敢为，不怕牺牲的担当之心，都可能成为今天做好准备再出发的深圳官员们的全新力量。除了重温梁、袁二人的大智大勇，还需要重新咀嚼邓小平的闪光谈话，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无愧于“特区官员”称号。

来吧，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段豪情万丈的历史时空，走近那些激情忘我的改革英雄！

■袁庚往事

公开票选行政干部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首先在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约130人中，进行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结果，民意测验的名单与组织部门的预定人选完全一致。

这次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

不出认为袁庚“滑头”的人所料，袁庚高票当选。

在管委会就职典礼上，袁庚代表党委、管委会作工作报告时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做参考，调离工业区时将按原职别介绍出去。按新制度聘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一半以上群众不信任、不称职及渎职者立即更换。”

蛇口，毕竟不是一座世外孤岛。袁庚宣布的有关原则，为后来各种矛盾的发生埋下了幼稚的种子。

有一位作家指出，“调入蛇口工业区的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做参考”一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突破。尤其对级别较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深受欢迎。然而，“调离工业区时按原职别介绍出去”一条，就显得乌托邦味道过于浓郁了。如果一位干部，在蛇口工作一二年马上离开，或者一直干到退休，似乎问题都不会太大。可是当他在这里奋斗了十几年后再调出去时，就必然面临一个与外界脱节的问题。十几年时间过去，同等资历、能力的同学同事们或股或科或处或局，一步一个台阶地扶摇进步，而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人却要“按原职别介绍出去”，依然是原地踏步！可以说，类似问题是1983年的袁庚没有料及的。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一年后，即1984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300余人，对袁庚为主任的管委会进行首次信任投票。

投票前，袁庚作了说明：干部制度改革，旨在摸索一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子。由对领导干部进行民意测验转到定期的信任投票，这是为了让领导干部自觉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创特区建设的新局面。袁庚说：“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纠正错误。信任投票使这种功能在一年内便可体现出来。”

信任投票结果，管委会获得信任票295张，各成员获得信任票均超过半数。

袁庚本人获得1张不信任票。

同时，管委会收到了出自82人之手的数十条批评意见和建议。次日上午，袁庚召开党委会、管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向大家公布了投票结果，要求各位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并建议召开一次两委民主生活会，落实整改措施。

有人问袁庚：“在中国，当经济和文化没有搞上去之前，你们这样做，岂非‘民主早熟’了？”有位好心的报纸总编辑托人带话给袁庚：“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袁庚一再告诫自己和他的同事：试验是要“有控制、有步骤、逐步深入和扩大的”。“民主不是起哄，更不是儿戏，方向要坚定，行动要稳妥”。

舆论监督向我开炮

1985年大年三十，《蛇口通讯》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伲的来稿《该重视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大年初一，《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去向一些读者朋友拜年，就来稿是否发表征询意见。结果几种不同看法与编辑部内部意见基本吻合：赞同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劝罢者也不乏其人。

大年初二夜里10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里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文章，要送给他审。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干部来干什么？”

尽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次日晚上，韩耀根还是亲自赶到袁庚家中。但主人不在，他便把稿件留下。

这一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

袁庚说：“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韩耀根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

袁庚回答：“不必。”

大年初四早晨，韩耀根取回稿件。

稿件上有袁庚的批语：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刊登讨论。

明伲同志似是这里的一位干部，是否可征得其本人同意改为“同志”（信中称袁庚为“先生”―――作者注），这样更亲切。

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袁庚的批语触动了几十年来的新闻传统。稿件不用送审，是一次冲击禁区的挑战；如此登报批评领导，是一次冲击领导干部体制的挑战。

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预告了即将面世的《蛇口通讯》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并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韩耀根说，袁庚此言，既严谨又科学。作为共产党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不许反对共产党；作为一方开放地区的领导人，他勇敢地引进了现代文明的一项进步内容：尊重个人隐私，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上述两大前提下，巧妙地对“可以不审稿”的范围做了界定：“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而已。

作为工业区的最高领导人，袁庚也只能在自己的领空中自由翱翔。他纳谏是“从我做起”，也就是“向我开炮”。

―――摘自《袁庚之谜》（陈禹山、陈少京著）

■梁湘往事

顶着主权帽子招标

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梁湘总在无畏的一路逆风前行。

深圳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这个53层高的楼是深圳特区当年第一座高层建筑。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座大楼的施工。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但这家公司漫天要价，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涨价三次，它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等。双方本谈好两个月，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已长了很高，施工却仍未开始。

梁湘闻此，大为恼火。“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他跟同事商量后拍板借鉴香港经验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场公开招标。这样的创举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

梁湘深知他面对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困难，但他不肯后退半步。他鼓励同事“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撤掉！”

不久，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深圳特区，这位负责人对特区建设提出了8条意见，称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这是“主权问题”。

梁湘站起来讲了一番话：“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这就是梁湘的性格，虽然60多了，却依然生猛。老一辈的人今天想起这些还觉得很过瘾。

顶着变天论建特区

在梁湘离开深圳领导岗位十年之后，深圳发展的基础基本上还是梁湘和他的战友们用巨大的手夯实的。

深圳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这在当时谁也不清楚，也没有先例可循。当时有意见认为是办一个封闭式的加工区或办一个“自由贸易区”，但范围不要超过两平方公里。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梁湘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但深圳一系列的变革换来“变天论”。“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一位从未来过深圳的老同志，听说深圳“变天”的消息，竟号啕大哭，认为“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11月前后，中纪委派来了调查组。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然而，梁湘不为所动，仍请来了境内外逾百专家对刚刚拟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大纲》进行评议。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印制。这份珍贵的文献成了后来深圳的近十年的实践大纲。

1982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约见国家计委负责人，当年4月，北京还专门召开了有关深圳的会议，“仍然应该坚持计划经济”的论调，让人开始怀疑特区还会不会继续的担心。直至1984年1月29日，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梁湘才渡过险滩，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奥一网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起的全省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今天召开的深圳市委四届八次全会，也将不断为深圳这座以改革著称的城市肌体植入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因子。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前日更以“深圳解放思想要有胆有识”、思想理论界要敢于“亮剑”与特区官民共勉。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深圳特区正向纵深推进，本报继推出《再造深圳》、《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系列报道之后，今起再次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首先刊发“想起袁庚与梁湘”系列，重温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张扬先行者不畏风险、不计个人荣辱、勇于改革的精神，再蓄拓荒的果敢和智慧，自觉抗拒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精神状态，破除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中还存在的制约与障碍，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袁庚：1917年生于广东宝安县大鹏镇，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上世纪50年代曾出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1968年3月-1973年9月，被康生等以“美国特务”罪名投入秦城监狱5年半，直至周总理再三过问，才得以脱离牢狱之灾。1978年秋，袁庚奉命调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缔造“蛇口试管”。1992年12月离休。

梁湘：1919年11月出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入党，曾任广州市副市长、韶关地委副书记、广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年9月14日被撤职。1998年12月13日零点10分在广州病逝。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诚恳地讨论理当改革的领域中不够改革的地方，以及养成更有胆略的批判精神，直面不够开放或开放得不好的地方，只为向前向内再冲锋，以完整的改革促进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以世界的眼光参考世界文明的普世原则，闯出一条推动科学发展的新路。

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风再次席卷南粤大地。对于有“中国改革试管”之称的深圳而言，2008注定是又一个重祭改革大旗的历史拐点。

改革开放的脚步，在30年的岁月红尘中日显蹒跚，深圳这个因思想解放而生的孩子太需要一种力量来助其再次出发了。重温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

回溯到28年前的特区初立，“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仿佛就是她的空气，充盈时精力充沛，缺失时顿陷委靡。梁湘、袁庚等先辈们在荆棘丛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自1979年，“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到1981年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顶着“变天论”让特区变模样。历史用“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为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做了最好的注解。

之后数年，特区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历经着前进、徘徊，又前进、再徘徊的螺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区成立将满28年之际，在财富的积累日益厚重之后，早年那“宁可掉帽子”也要主动改革的先锋之气已渐失。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两年多以前的“新特区主义”讨论为这个茫然若失的城市撕开了迷雾。而到了这个冬天，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雷又开始轰轰响起。可以预见的是，深圳乃至广东必将迎来又一个深化改革的春天。

要从改革先辈身上吸取营养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更可以砸碎禁锢思想解放的樊篱，找回从官方到民间潜伏的改革激情。关于这一点，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刘玉浦在前日召开的全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上也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历代特区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深圳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的要求、与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相比，以‘排头兵’的标准和能够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高度审视自己，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工作的机制体制，都还存在不少制约和障碍”。

在因特网三剑客之一的南方评论人金心异看来，在重祭改革大旗之始，重温历史、集体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以“稳不稳当，安不安全”为出发点的现代官员们，首先要从深圳的改革先辈身上吸取的营养就是担当。无论是袁庚还是梁湘，他们身上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们敢做敢为，不怕牺牲的担当之心，都可能成为今天做好准备再出发的深圳官员们的全新力量。除了重温梁、袁二人的大智大勇，还需要重新咀嚼邓小平的闪光谈话，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无愧于“特区官员”称号。

来吧，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段豪情万丈的历史时空，走近那些激情忘我的改革英雄！

■袁庚往事

公开票选行政干部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首先在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约130人中，进行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结果，民意测验的名单与组织部门的预定人选完全一致。

这次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

不出认为袁庚“滑头”的人所料，袁庚高票当选。

在管委会就职典礼上，袁庚代表党委、管委会作工作报告时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做参考，调离工业区时将按原职别介绍出去。按新制度聘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一半以上群众不信任、不称职及渎职者立即更换。”

蛇口，毕竟不是一座世外孤岛。袁庚宣布的有关原则，为后来各种矛盾的发生埋下了幼稚的种子。

有一位作家指出，“调入蛇口工业区的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做参考”一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突破。尤其对级别较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深受欢迎。然而，“调离工业区时按原职别介绍出去”一条，就显得乌托邦味道过于浓郁了。如果一位干部，在蛇口工作一二年马上离开，或者一直干到退休，似乎问题都不会太大。可是当他在这里奋斗了十几年后再调出去时，就必然面临一个与外界脱节的问题。十几年时间过去，同等资历、能力的同学同事们或股或科或处或局，一步一个台阶地扶摇进步，而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人却要“按原职别介绍出去”，依然是原地踏步！可以说，类似问题是1983年的袁庚没有料及的。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一年后，即1984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300余人，对袁庚为主任的管委会进行首次信任投票。

投票前，袁庚作了说明：干部制度改革，旨在摸索一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子。由对领导干部进行民意测验转到定期的信任投票，这是为了让领导干部自觉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创特区建设的新局面。袁庚说：“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纠正错误。信任投票使这种功能在一年内便可体现出来。”

信任投票结果，管委会获得信任票295张，各成员获得信任票均超过半数。

袁庚本人获得1张不信任票。

同时，管委会收到了出自82人之手的数十条批评意见和建议。次日上午，袁庚召开党委会、管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向大家公布了投票结果，要求各位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并建议召开一次两委民主生活会，落实整改措施。

有人问袁庚：“在中国，当经济和文化没有搞上去之前，你们这样做，岂非‘民主早熟’了？”有位好心的报纸总编辑托人带话给袁庚：“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袁庚一再告诫自己和他的同事：试验是要“有控制、有步骤、逐步深入和扩大的”。“民主不是起哄，更不是儿戏，方向要坚定，行动要稳妥”。

舆论监督向我开炮

1985年大年三十，《蛇口通讯》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伲的来稿《该重视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大年初一，《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去向一些读者朋友拜年，就来稿是否发表征询意见。结果几种不同看法与编辑部内部意见基本吻合：赞同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劝罢者也不乏其人。

大年初二夜里10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里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文章，要送给他审。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干部来干什么？”

尽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次日晚上，韩耀根还是亲自赶到袁庚家中。但主人不在，他便把稿件留下。

这一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

袁庚说：“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韩耀根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

袁庚回答：“不必。”

大年初四早晨，韩耀根取回稿件。

稿件上有袁庚的批语：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刊登讨论。

明伲同志似是这里的一位干部，是否可征得其本人同意改为“同志”（信中称袁庚为“先生”―――作者注），这样更亲切。

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袁庚的批语触动了几十年来的新闻传统。稿件不用送审，是一次冲击禁区的挑战；如此登报批评领导，是一次冲击领导干部体制的挑战。

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预告了即将面世的《蛇口通讯》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并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韩耀根说，袁庚此言，既严谨又科学。作为共产党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不许反对共产党；作为一方开放地区的领导人，他勇敢地引进了现代文明的一项进步内容：尊重个人隐私，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上述两大前提下，巧妙地对“可以不审稿”的范围做了界定：“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而已。

作为工业区的最高领导人，袁庚也只能在自己的领空中自由翱翔。他纳谏是“从我做起”，也就是“向我开炮”。

―――摘自《袁庚之谜》（陈禹山、陈少京著）

■梁湘往事

顶着主权帽子招标

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梁湘总在无畏的一路逆风前行。

深圳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这个53层高的楼是深圳特区当年第一座高层建筑。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座大楼的施工。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但这家公司漫天要价，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涨价三次，它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等。双方本谈好两个月，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已长了很高，施工却仍未开始。

梁湘闻此，大为恼火。“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他跟同事商量后拍板借鉴香港经验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场公开招标。这样的创举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

梁湘深知他面对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困难，但他不肯后退半步。他鼓励同事“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撤掉！”

不久，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深圳特区，这位负责人对特区建设提出了8条意见，称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这是“主权问题”。

梁湘站起来讲了一番话：“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这就是梁湘的性格，虽然60多了，却依然生猛。老一辈的人今天想起这些还觉得很过瘾。

顶着变天论建特区

在梁湘离开深圳领导岗位十年之后，深圳发展的基础基本上还是梁湘和他的战友们用巨大的手夯实的。

深圳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这在当时谁也不清楚，也没有先例可循。当时有意见认为是办一个封闭式的加工区或办一个“自由贸易区”，但范围不要超过两平方公里。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梁湘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但深圳一系列的变革换来“变天论”。“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一位从未来过深圳的老同志，听说深圳“变天”的消息，竟号啕大哭，认为“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11月前后，中纪委派来了调查组。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然而，梁湘不为所动，仍请来了境内外逾百专家对刚刚拟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大纲》进行评议。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印制。这份珍贵的文献成了后来深圳的近十年的实践大纲。

1982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约见国家计委负责人，当年4月，北京还专门召开了有关深圳的会议，“仍然应该坚持计划经济”的论调，让人开始怀疑特区还会不会继续的担心。直至1984年1月29日，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梁湘才渡过险滩，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