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经济进入2013年后减速势头明显。一方面，和其他贫穷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在产业和资源配置以及技术创新方面仍然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为防止中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总理李克强提出以新型城镇化为主的经济战略。专家指出，饱受诟病的户口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对其进行全面改革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提出，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涉及社会公益，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户口加剧劳力短缺，抑制消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允许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福利，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据蔡昉估算，中国劳动力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中国GDP提高百分之0点88。
稍早，蔡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更加详细地解释了户籍制度的经济弊端。他说：“城市一遇到风吹草动，比如说金融危机或者宏观经济不景气，第一个下岗的就是农民工，而他又得不到社会保障，只好返乡。城市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就无法稳定。另外，农民工无法预期在城市居住下去，因此很多人40多岁就退休了，回到老家。因此，我们本来短缺的劳动力市场将更加面临短缺。”
中国官方统计显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百分之51，而户籍城市化率，即持有非农户口人口的比重仅为百分之35。其中16个百分点的差距基本由超过两亿人的农民工群体覆盖。
学者指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收入在上升，但因为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其消费模式也没有出现根本转变，因此不利于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出口向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的转型。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星期发表文章说，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顺了城乡关系，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这篇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加快户籍改革进程。
*学者：平等国民待遇乃户籍改革之本*
总部设在深圳的民间智库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单纯地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其本质是改善中国社会福利和政府资源的分配体制。
他说：“其实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把居民人为地分成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如果我们把国民的福利统一起来，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国计划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据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具体的城镇化路线图。
不过，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这种看似合理、谨慎、分类实施、分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设计并未反应出中国人口流动的现实状况。他说：“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机会都在大城市。不放开大城市的改革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也在说要加强中心镇的建设。中心镇建设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工作机会。”
曾经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专家顾问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陈金泳最近撰文指出，实质性的中国户籍改革必须在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所有地区同时进行。
*分类分期 Vs. 一步到位*
陈金泳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家财政仍然主要向大城市倾斜，大多数农民工不会按照政策指导向中小城镇迁移，而是按照就业岗位流入大城市。此外，在目前中国地方财政仍然以土地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小城镇地价较低，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就业机会。
作为全面户籍改革的过渡措施，中国政府近年来试图推行不设置人才门槛，覆盖外来人口社会福利的全国统一居住证管理制度，但并未取得进展。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说，无论是过渡性的居住证制度，还是一步到位的全面改革，都将急剧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的主要阻力。
盖保德说：“在小一点，社会福利支出较低的城镇地区，或许可以推进改革，但到了大城市，包括所有外来人口的户籍改革将是非常昂贵的。”
*成本未必高入预期*
华盛顿大学教授陈金泳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户籍改革的早期阶段，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的净贡献者，对社会福利的参与更多的是付出和缴费，而不是享用。因此为其提供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成本相对较低。
陈金泳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推算后得出结论，在未来15年间，中国政府将现有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成本约为2500元人民币，应该在国家财政承受范围之内。
深圳民间智库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户籍改革必须和土地所有权改革同步进行，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刘开明说：“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配以土地私有的话，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他可以通过转让出租或者出售土地来获得部分保障。”
从2009年开始，中国先后在13个省区实施户籍试点改革，很多试点城市采用了“土地换户口”交易安排，但在执行过程中因标准缺乏统一，以及失地补偿与土地市场价格相去甚远而饱受诟病。中国国务院在去年正式发出通知，禁止了这种做法。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提出，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涉及社会公益，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户口加剧劳力短缺，抑制消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允许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福利，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据蔡昉估算，中国劳动力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中国GDP提高百分之0点88。
稍早，蔡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更加详细地解释了户籍制度的经济弊端。他说：“城市一遇到风吹草动，比如说金融危机或者宏观经济不景气，第一个下岗的就是农民工，而他又得不到社会保障，只好返乡。城市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就无法稳定。另外，农民工无法预期在城市居住下去，因此很多人40多岁就退休了，回到老家。因此，我们本来短缺的劳动力市场将更加面临短缺。”
中国官方统计显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百分之51，而户籍城市化率，即持有非农户口人口的比重仅为百分之35。其中16个百分点的差距基本由超过两亿人的农民工群体覆盖。
学者指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收入在上升，但因为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其消费模式也没有出现根本转变，因此不利于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出口向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的转型。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星期发表文章说，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顺了城乡关系，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这篇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加快户籍改革进程。
*学者：平等国民待遇乃户籍改革之本*
总部设在深圳的民间智库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单纯地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其本质是改善中国社会福利和政府资源的分配体制。
他说：“其实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把居民人为地分成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如果我们把国民的福利统一起来，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国计划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据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具体的城镇化路线图。
不过，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这种看似合理、谨慎、分类实施、分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设计并未反应出中国人口流动的现实状况。他说：“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机会都在大城市。不放开大城市的改革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也在说要加强中心镇的建设。中心镇建设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工作机会。”
曾经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专家顾问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陈金泳最近撰文指出，实质性的中国户籍改革必须在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所有地区同时进行。
*分类分期 Vs. 一步到位*
陈金泳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家财政仍然主要向大城市倾斜，大多数农民工不会按照政策指导向中小城镇迁移，而是按照就业岗位流入大城市。此外，在目前中国地方财政仍然以土地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小城镇地价较低，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就业机会。
作为全面户籍改革的过渡措施，中国政府近年来试图推行不设置人才门槛，覆盖外来人口社会福利的全国统一居住证管理制度，但并未取得进展。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说，无论是过渡性的居住证制度，还是一步到位的全面改革，都将急剧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的主要阻力。
盖保德说：“在小一点，社会福利支出较低的城镇地区，或许可以推进改革，但到了大城市，包括所有外来人口的户籍改革将是非常昂贵的。”
*成本未必高入预期*
华盛顿大学教授陈金泳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户籍改革的早期阶段，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的净贡献者，对社会福利的参与更多的是付出和缴费，而不是享用。因此为其提供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成本相对较低。
陈金泳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推算后得出结论，在未来15年间，中国政府将现有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成本约为2500元人民币，应该在国家财政承受范围之内。
深圳民间智库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户籍改革必须和土地所有权改革同步进行，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刘开明说：“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配以土地私有的话，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他可以通过转让出租或者出售土地来获得部分保障。”
从2009年开始，中国先后在13个省区实施户籍试点改革，很多试点城市采用了“土地换户口”交易安排，但在执行过程中因标准缺乏统一，以及失地补偿与土地市场价格相去甚远而饱受诟病。中国国务院在去年正式发出通知，禁止了这种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