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注定是风诡云谲的一年。

因为一方面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登基，一方面是“宁可杀掉二十万，也要稳定二十年”的咒语终于成为历史，这样中国的人权运动也就必定要翻开新的一页；与此同时，当局的对策也会和从前有所不同。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今年初就发生了“南周事件”，可以说，这是“八九”以后第一次成规模的政治性上街，而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一开始为了表明其开明也没有像从前一样迅速而严厉的打压，相反采取了相对和缓的政策。如此一来，本来就蓄势待发的民间人权运动立刻声势大振，各地上街举牌的层出不穷，随后本来只是书面请愿要求200多名中共高官公示财产的活动也开始走向了街头。这一下，最高当局坐不住了，于是开始“亮剑”，包括因为网络言论和地方官员为了私人报复采取的行动，一口气抓捕了数百人。

大量抓捕表达不同意见的公民，当然表明了形势的严峻，说明开历史倒车的现象又在发生。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首先这其实只是历史前进中的阴暗面；其次，就算毛泽东、邓小平再世，中国也不会返回二十世纪末期，更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

目前的博弈并不是从前的重复，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平台进行。从1989年到2012年，23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主志士前赴后继的结果虽然和世界一些国家相比成效甚少，但也总算夺回了部分言论空间。这些年来，尽管当局还在抓捕言论犯——特别是针对在敏感时期号召上街，但对于在网上一般的“过激言论”还是不敢也没法再加以“严打”，因为伴随新兴信息传播工具的发展，当局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可谓是“管”不胜“管”，“压”不胜“压”。当然，最近对言论的镇压也在回潮。

官民博弈的重点已转移到对新阵地的争夺。民间代表性的口号是“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黄文勋）；而官方的口号则是“敢于亮剑”；二者的对峙博弈已经成为官民斗争的新焦点。中国的人权事业走向了以争取结社、出版、游行、集会为主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人权斗争已经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走上街头抗争。

而且，值得重视的是，当局的政治打压已经从周永康的“大维稳”转变为借助法律。自从文革后，当局新人登基都有“依法治国”的打算，但最终还是靠强制镇压维持统治。例如，邓小平上台后于1980年制定《刑法》，但1989年搞了大屠杀；江泽民在1995年后，曾提出依法行政（虽然也愚蠢地提出了以德治国），但不到两年，就暴力镇压法轮功；胡、温一届，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搞出了一套完全抛开法律的“大维稳”模式，一直搞到中共18大以前。

今年以来当局抓捕了数百人，但形式上都还走了法律过场。虽然看起来比以往十年抓的人还多，但是如果把过去十年非法抓捕的也算上，总体情况也还不是倒退得那么严重。

还有，这次大抓捕，当局尽量避免动用政治罪名“颠覆”和“煽颠”,很多人在抓捕以后都被多次更改罪名，最后改成非政治性的罪名，比如“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罪名基本属于轻罪。还有不少人则在“刑事拘留”满37天之前改成“取保候审”，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当局这些举措，一方面说明其心虚理亏，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已经是苟延残喘。当今，觉醒的国人千倍万倍地增长，目前当局的这种打压只能锤炼出成批的坚强的人权斗士，如此，几年后中国人权运动的力量必然不是今天可以比拟的了。

从人权阵营来说，更值得庆贺的事情是，中国民间政治运动，已从当初单纯的思想性，走向社会、经济性。我们知道，由于当局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以及文革毁灭文化的原因，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主要是由“中小学生”（指主导者受教育的程度）领导的；到1989年的学潮发展到由“大学生”主导；到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才发展为由博士、教授、学者主导。

这期间，民间运动实质上尚停留在思想层面，而和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脱节。新千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社会运动才开始勃兴，即维权活动兴起。广大民众因为“下岗”、“强迁”、“圈地”，利益严重受损，却无法讨还公道，只好上访，或向社会寻求公道；反之，权贵集团却大发横财，特别是官员们的灰黑收入之庞大，令人瞠目结舌，无官不贪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也正是以许志永、丁家喜为代表的“新公民运动”要求中共高官公示财产，而导致矛盾激化的奥秘之所在。

同样值得一说的是，二战以后，无论哪个国家的转型，企业家阶层都起了巨大作用的；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也终于作为一个群体站出来了，要求政改。

后发商业文明国家的民间资本总是在专制官僚体制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其成为瓦解专制官僚体制的重要力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他们必须成长壮大，其次必须有重大社会政治动因迫使他们和专制官僚体制分道扬镳。从1989年的万润南到去年的曹天，这期间企业家站出来还是零星事件。由于薄熙来在重庆非法剥夺上千企业家财产情况的曝光，以及湖南当局无理处死曾成杰事件，致使许多有良知有正气的企业家再也无法容忍了。有担当有理想的企业家总是有的，于是王瑛、王石（万科老总）以及更加英勇的王功权等——这个名单还可继续排列——一系列致力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企业界精英登上了政治舞台。

总之，维权运动和企业家的成批站出来争取人权、民主、自由，使中国的人权事业走到了和民众和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结合的时代，这对形势的改变当然是本质性的，也使当局除了顺应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对策，抱残守缺的结果只能是覆舟。

综上所述，中国公民争取人权的行动，已经从言论方式走向结社，尤其是游行集会示威阶段，社会动员面已经从底层民众、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律师扩展到企业界，何况民间人士已经在摆脱恐惧，当局的有限打压已经只能成为人权力量成长的催化剂，因此下一时期不仅会进入一个加速度阶段，而且会变局频频，包括政界人士也就是中共在职高官进入这一行列也是完全可能的。

2013年注定是风诡云谲的一年。

因为一方面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登基，一方面是“宁可杀掉二十万，也要稳定二十年”的咒语终于成为历史，这样中国的人权运动也就必定要翻开新的一页；与此同时，当局的对策也会和从前有所不同。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今年初就发生了“南周事件”，可以说，这是“八九”以后第一次成规模的政治性上街，而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一开始为了表明其开明也没有像从前一样迅速而严厉的打压，相反采取了相对和缓的政策。如此一来，本来就蓄势待发的民间人权运动立刻声势大振，各地上街举牌的层出不穷，随后本来只是书面请愿要求200多名中共高官公示财产的活动也开始走向了街头。这一下，最高当局坐不住了，于是开始“亮剑”，包括因为网络言论和地方官员为了私人报复采取的行动，一口气抓捕了数百人。

大量抓捕表达不同意见的公民，当然表明了形势的严峻，说明开历史倒车的现象又在发生。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首先这其实只是历史前进中的阴暗面；其次，就算毛泽东、邓小平再世，中国也不会返回二十世纪末期，更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

目前的博弈并不是从前的重复，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平台进行。从1989年到2012年，23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主志士前赴后继的结果虽然和世界一些国家相比成效甚少，但也总算夺回了部分言论空间。这些年来，尽管当局还在抓捕言论犯——特别是针对在敏感时期号召上街，但对于在网上一般的“过激言论”还是不敢也没法再加以“严打”，因为伴随新兴信息传播工具的发展，当局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可谓是“管”不胜“管”，“压”不胜“压”。当然，最近对言论的镇压也在回潮。

官民博弈的重点已转移到对新阵地的争夺。民间代表性的口号是“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黄文勋）；而官方的口号则是“敢于亮剑”；二者的对峙博弈已经成为官民斗争的新焦点。中国的人权事业走向了以争取结社、出版、游行、集会为主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人权斗争已经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走上街头抗争。

而且，值得重视的是，当局的政治打压已经从周永康的“大维稳”转变为借助法律。自从文革后，当局新人登基都有“依法治国”的打算，但最终还是靠强制镇压维持统治。例如，邓小平上台后于1980年制定《刑法》，但1989年搞了大屠杀；江泽民在1995年后，曾提出依法行政（虽然也愚蠢地提出了以德治国），但不到两年，就暴力镇压法轮功；胡、温一届，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搞出了一套完全抛开法律的“大维稳”模式，一直搞到中共18大以前。

今年以来当局抓捕了数百人，但形式上都还走了法律过场。虽然看起来比以往十年抓的人还多，但是如果把过去十年非法抓捕的也算上，总体情况也还不是倒退得那么严重。

还有，这次大抓捕，当局尽量避免动用政治罪名“颠覆”和“煽颠”,很多人在抓捕以后都被多次更改罪名，最后改成非政治性的罪名，比如“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罪名基本属于轻罪。还有不少人则在“刑事拘留”满37天之前改成“取保候审”，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当局这些举措，一方面说明其心虚理亏，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已经是苟延残喘。当今，觉醒的国人千倍万倍地增长，目前当局的这种打压只能锤炼出成批的坚强的人权斗士，如此，几年后中国人权运动的力量必然不是今天可以比拟的了。

从人权阵营来说，更值得庆贺的事情是，中国民间政治运动，已从当初单纯的思想性，走向社会、经济性。我们知道，由于当局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以及文革毁灭文化的原因，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主要是由“中小学生”（指主导者受教育的程度）领导的；到1989年的学潮发展到由“大学生”主导；到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才发展为由博士、教授、学者主导。

这期间，民间运动实质上尚停留在思想层面，而和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脱节。新千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社会运动才开始勃兴，即维权活动兴起。广大民众因为“下岗”、“强迁”、“圈地”，利益严重受损，却无法讨还公道，只好上访，或向社会寻求公道；反之，权贵集团却大发横财，特别是官员们的灰黑收入之庞大，令人瞠目结舌，无官不贪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也正是以许志永、丁家喜为代表的“新公民运动”要求中共高官公示财产，而导致矛盾激化的奥秘之所在。

同样值得一说的是，二战以后，无论哪个国家的转型，企业家阶层都起了巨大作用的；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也终于作为一个群体站出来了，要求政改。

后发商业文明国家的民间资本总是在专制官僚体制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其成为瓦解专制官僚体制的重要力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他们必须成长壮大，其次必须有重大社会政治动因迫使他们和专制官僚体制分道扬镳。从1989年的万润南到去年的曹天，这期间企业家站出来还是零星事件。由于薄熙来在重庆非法剥夺上千企业家财产情况的曝光，以及湖南当局无理处死曾成杰事件，致使许多有良知有正气的企业家再也无法容忍了。有担当有理想的企业家总是有的，于是王瑛、王石（万科老总）以及更加英勇的王功权等——这个名单还可继续排列——一系列致力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企业界精英登上了政治舞台。

总之，维权运动和企业家的成批站出来争取人权、民主、自由，使中国的人权事业走到了和民众和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结合的时代，这对形势的改变当然是本质性的，也使当局除了顺应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对策，抱残守缺的结果只能是覆舟。

综上所述，中国公民争取人权的行动，已经从言论方式走向结社，尤其是游行集会示威阶段，社会动员面已经从底层民众、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律师扩展到企业界，何况民间人士已经在摆脱恐惧，当局的有限打压已经只能成为人权力量成长的催化剂，因此下一时期不仅会进入一个加速度阶段，而且会变局频频，包括政界人士也就是中共在职高官进入这一行列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