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到这本书时，以为又是常见的那种自费出书，没想要带回家。翻开书一眼看到扉页上四言诗：“书生义气表公堂，狐假阳谋灭天良；斑斑血泪数十载，垂暮之年诉沧桑。”我明白了，不是我想的那种文字。

作者邵建华其实就是本校的，因为不在一个系，也不是同一代人，平时没有交集，拿到这本书之前，我甚至没听说过邵先生姓名，看序言，才知道是一位生命已快到终点的耄耋老人。去年医生告诉他，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他自知来日无多。前半生的苦难和几十年来不敢忘怀的难友嘱托，必须给自己、给难友、也给后人一个交代，紧迫感骤然加剧：得尽快把自己和难友们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一段时代档案。他放下一切事，在家人协助下写完书稿。

一

“他”（用这种指代词的缘由，留待后面解释）出身于一个小手艺人家庭。1951年怀抱对新时代大学生活的向往进入西南师院中文系，很快就发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完全不像“他”期待的。一进校，学生中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就使同学关系发生变异。接下来的大学四年，经历了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学生中的忠诚老实运动、向党交心运动、批教师的“历史问题”、“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大学变成一个政治斗争场所；而以“政治表现”划分学生优劣，导致学生的不正常分野，部分学生遭受打击的同时，也有学生看准机会，在同窗中搜寻猎物，揭发、批判、上纲上线。在“他”心目中，大学应该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对现状，“他”倍感不适，屡屡成为某些竭力表现政治坚定性的同学的靶子。然而，1955年秋季毕业时，全校800毕业生仅“他”一人去了边疆，政治积极分子全留在了内地。而这，不过是政治吞噬一切的地方常见的言行反差。

大学时代的“他”只初识极端政治化的苦头，真正的炼狱之旅，是工作之后开始的。“他”分配到新疆矿冶学院。在新疆这个急需知识人才的地方，头一年，因为工作努力、教学出众，颇受好评，一帆风顺。1956年暑假，被学院派往天津地区招生并完满完成任务。不料，这次成功的招生却埋下日后几十年厄运的种子。新学期刚开学，新招学生不满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比招生简章上的许诺足足降了一半。面对学生质询，作为招生教师，请学校履行招生简章上的承诺，责无旁贷。于是一面安抚学生，一面向学校反映。校方搪塞，不得已写信向教育厅和报社投诉。问题很快解决了，但对酿成助学金风波有直接责任的人从此怀恨在心。

1957年夏，“他”感受到政治风暴来袭前的种种预兆。虽然暑假前已请假去武汉看女友，并未参加鸣放，却依然在劫难逃。一回校就是铺天盖地冲“他”而来的大字报和批判会。解决助学金风波被说成“利用助学金向党进攻”；刚到新疆时对学院里用俄语举行课堂仪式提出“在中国土地上，中国教师对中国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却用俄语举行课堂仪式”，被说成污蔑共产主义阵营；业务能力强，被说成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不讲道理、深文周纳、上纲上线，50年代初就已经盛行，到57年，这种语言风格和判断方式就成了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一种政治武器。鸣放期间未发一言的“他”被这样的武器击中，成了右派。虽然定性“一般右派分子”而保留了公职，留校工作，但贱民印记已然烙上。从此开始了二十几年贱民生涯。

在发高热时代的大跃进和粮食、钢铁放卫星年代，“他”和其他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和学生被遣去干苦力，掘井挖煤，甚至遣往高温的火山窑挖井。学院派去监督右派劳动的维族工人很不平：“把人整来挖火山窑，不死也要伤……丧尽天良啊！”这个维族工人愤然辞职不干，被扣了一顶“地方民族主义”帽子后不知去向。过后没几天，“他”昏倒在高温的矿井里，是一起劳动的同伴们及时把“他”抬出井口，飞雪撒在灼热的身体……才慢慢苏醒过来，捡回一条命。打完竖井后，一起打井的同伴中，两个被划极右的一个被押送劳教所改造，一个被押送原籍由当地监督改造。他们都没能熬到结束灾难的一天。

全国发高热之后，是老天的惩罚，但承受惩罚的不是肇祸者，而是民众。大饥荒就是一场降临到亿万普通人头上的灾难。对右派分子，用作者的话来说，那就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饥荒年代，“他”被遣到戈壁农场去“脱胎换骨”，饥饿、高强度劳动和欺凌、侮辱，就成了右派分子们的基本生活内容。

到1961年，之前定为“一般右派分子”的，有一部分在这年摘了帽子。“他”在其中。然而，一个人一旦被贴上过地、富、反（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坏、右的政治符号，即使摘了帽，也脱不了贱民身份。

接下来，是四清运动和更漫长的文革灾难。在这些大运动之下套着无数小运动上演的时期，只要政治上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会重新成为目标，一次次批斗、审查、服苦役，一次次死里逃生……一些曾共同经历这一切的难友却没能挺过来。一位早年留苏，回国后做过俄文翻译的老教师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复批斗中身心备受摧残的老教师自知日子不多，找机会悄悄向“他”说出心里话：多年来一直想为57年曾违心批判“他”说一声“对不起”，“但我不是苏修特务”，希望年轻的难友能活到那一天，把他们经历的苦难和冤屈告诉世人。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月，老教师在更密集的批斗中凄惨离世。仅他们这所学院，在文革前期死于“文斗”“武斗”的，就有多人。最让“他”撕心裂肺的是，远在西南边陲一个钢厂当车间主任的弟弟死于揪斗中，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跟右派哥哥划不清界限……

在风华正茂之年被烙上政治贱民印记，饱受歧视、欺凌和磨难，是“他”的不幸，但作为幸存者最终熬过了十年文革……。能够熬过来，背后有一位善良、执着、不离不弃的女性。刚被打成右派，远在内地高校的女朋友就被“组织”找去谈话，要求跟右派男友划清界限、断绝关系。50年代初以来每次政治运动中被贴上类似标签的人和家庭，对这个情节都不会陌生。在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组织要求下，是无数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悲剧。但那位女性没有屈从，当“他”突然一下从前途光明的高校青年教师变成接受监督改造的政治贱民，是她每周一封航空信给了堕入人生谷底、境况艰难精神脆弱的他活下去的理由。59年暑假，身为内地一所名校讲师的她毅然来到戈壁边疆跟“他”结了婚，又顶着各方压力离开了内地高校而调到新疆与“他”相守。没有她的情感支撑和照顾，被划为右派之初就自杀过的“他”恐怕很难在无休止的人生苦难和人格侮辱中挺过二十余年。

二

“他”的命运不过是无数人命运的缩影。57年是一场发起者自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被打成右派的几十万人中，很多都因为响应号召提意见而中招，但“他”不是。“他”并非发表了什么言论，提了什么意见，而是曾经得罪过领导；“他”不热衷政治，在57年那种气氛下甚至想刻意避开，却没能逃过中国式政治以异常残酷的方式找上“他”。尽管像“他”这样不是因为言论而是被挟嫌报复当右派的，为数并不少，但在陷入那场阳谋的几十万人中还是有特殊性。只是，回顾、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的文字，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因言获罪上的。然而，尽管这批人当右派不一定在“阳谋”的原初算计之内，可他们被打成右派暴露了一些掌权者无任何政治伦理可言、揭示出普通人在权力机器碾压下逃无可逃的命运。这些状况，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非常熟悉。有心者通过观照、对比现今与过去的权力状态和被选中送上祭坛的人的命运，可以发现前后不变的政治基因。

一场无妄之灾把“他”推到国家打击对象的行列，之后某些独特经历，同样透露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权力对社会法律、道德底线的破坏。放卫星那年，学院不甘落后，要放修渠卫星。为此，“他”被领导叫去派了一个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的任务：帮助一位学院选中放卫星的职工创造单人一天铺渠xx米的纪录。以“他”的身份，只有服从的份而无不干的权利。“他”按要求提前一天准备之后，第二天，被选中创纪录的人在众目睽睽下身边跟着一个拼命干活的右派完成了“单人一天铺渠xx米”的纪录。那个时期吹牛造假是家常便饭。当众宣布放这个卫星时，不光“他”知道是造假，台下几千师生都知道是造假，学院也清楚大家都知道学院在造假。但在把造假上升为政治任务的年代，搞这一套的根本不在乎被看穿，他们知道：别说真正干活的“他”受制于右派身份不能说出来，目睹造假表演的几千师生也不敢说出来，有“攻击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等在那里呢！什么叫有恃无恐？这就是！

……

三

作者垂暮之年诉沧桑，叙述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前半生，反映的却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从进大学，一直到文革结束，经历了覆盖前三十年的所有运动，而且不仅从头至尾被运动裹挟进去，还背负了一个入另册的政治符号而遭受连番运动的打击。作为个人经历的记录，这本书留下一份微历史，它只是历史沧海中一滴水，但这滴水恰巧处在了一个汇集着前三十年政治运动的点上，映照出特殊政治支配下的社会、经济、教育（至少大学）、道德状况和置身其间的一部分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留下了一份时代档案。

前两天跟一位脖友谈到大饥荒时有一个共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拯救被遮蔽的真相已经刻不容缓。亲历那些运动和饥荒的人年事已高，尚还健在的亲历者写出自己和家人的经历，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官方档案不公开、一段痛史从官史中淡出、遮蔽、歪曲的情况下，人们分享亲历者的记忆，也就是突破权力对苦难的遮蔽、对罪恶的抹杀甚至美化的过程。

最后，该解释一下前面用“他”指代主角的缘由了。据作者在“奉告父老乡亲们（序）”中的告白，鉴于文友涂怀章的小说《人殃》出版后引一些人对号入座陷入官司并获罪，也基于一个现实——当年整人的人毫发未损保留了官位，居于强势地位——，为了避免垂暮之年陷入无谓纠葛，采用了一种特殊写法。按我理解，这种写法是：在化名下叙述前半生经历，但书中又配上幸存下来后在报刊发表的回忆文章，两相印证，一看便知这本书叙述的是作者本人亲历。作者采取的这种方略给他自己的叙述带来不便，也给看了这本书有“说点什么”冲动的人在叙述上带来不便（正是因为这种不便，我在这篇文章用加引号的“他”来指代主人公），却也因此让人看到一个荒诞的法庭判决会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让人了解我们所置身现实的荒诞面：整人的无罪，揭示真相的罹祸。

偶然得到这本书时，以为又是常见的那种自费出书，没想要带回家。翻开书一眼看到扉页上四言诗：“书生义气表公堂，狐假阳谋灭天良；斑斑血泪数十载，垂暮之年诉沧桑。”我明白了，不是我想的那种文字。

作者邵建华其实就是本校的，因为不在一个系，也不是同一代人，平时没有交集，拿到这本书之前，我甚至没听说过邵先生姓名，看序言，才知道是一位生命已快到终点的耄耋老人。去年医生告诉他，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他自知来日无多。前半生的苦难和几十年来不敢忘怀的难友嘱托，必须给自己、给难友、也给后人一个交代，紧迫感骤然加剧：得尽快把自己和难友们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一段时代档案。他放下一切事，在家人协助下写完书稿。

一

“他”（用这种指代词的缘由，留待后面解释）出身于一个小手艺人家庭。1951年怀抱对新时代大学生活的向往进入西南师院中文系，很快就发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完全不像“他”期待的。一进校，学生中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就使同学关系发生变异。接下来的大学四年，经历了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学生中的忠诚老实运动、向党交心运动、批教师的“历史问题”、“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大学变成一个政治斗争场所；而以“政治表现”划分学生优劣，导致学生的不正常分野，部分学生遭受打击的同时，也有学生看准机会，在同窗中搜寻猎物，揭发、批判、上纲上线。在“他”心目中，大学应该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对现状，“他”倍感不适，屡屡成为某些竭力表现政治坚定性的同学的靶子。然而，1955年秋季毕业时，全校800毕业生仅“他”一人去了边疆，政治积极分子全留在了内地。而这，不过是政治吞噬一切的地方常见的言行反差。

大学时代的“他”只初识极端政治化的苦头，真正的炼狱之旅，是工作之后开始的。“他”分配到新疆矿冶学院。在新疆这个急需知识人才的地方，头一年，因为工作努力、教学出众，颇受好评，一帆风顺。1956年暑假，被学院派往天津地区招生并完满完成任务。不料，这次成功的招生却埋下日后几十年厄运的种子。新学期刚开学，新招学生不满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比招生简章上的许诺足足降了一半。面对学生质询，作为招生教师，请学校履行招生简章上的承诺，责无旁贷。于是一面安抚学生，一面向学校反映。校方搪塞，不得已写信向教育厅和报社投诉。问题很快解决了，但对酿成助学金风波有直接责任的人从此怀恨在心。

1957年夏，“他”感受到政治风暴来袭前的种种预兆。虽然暑假前已请假去武汉看女友，并未参加鸣放，却依然在劫难逃。一回校就是铺天盖地冲“他”而来的大字报和批判会。解决助学金风波被说成“利用助学金向党进攻”；刚到新疆时对学院里用俄语举行课堂仪式提出“在中国土地上，中国教师对中国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却用俄语举行课堂仪式”，被说成污蔑共产主义阵营；业务能力强，被说成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不讲道理、深文周纳、上纲上线，50年代初就已经盛行，到57年，这种语言风格和判断方式就成了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一种政治武器。鸣放期间未发一言的“他”被这样的武器击中，成了右派。虽然定性“一般右派分子”而保留了公职，留校工作，但贱民印记已然烙上。从此开始了二十几年贱民生涯。

在发高热时代的大跃进和粮食、钢铁放卫星年代，“他”和其他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和学生被遣去干苦力，掘井挖煤，甚至遣往高温的火山窑挖井。学院派去监督右派劳动的维族工人很不平：“把人整来挖火山窑，不死也要伤……丧尽天良啊！”这个维族工人愤然辞职不干，被扣了一顶“地方民族主义”帽子后不知去向。过后没几天，“他”昏倒在高温的矿井里，是一起劳动的同伴们及时把“他”抬出井口，飞雪撒在灼热的身体……才慢慢苏醒过来，捡回一条命。打完竖井后，一起打井的同伴中，两个被划极右的一个被押送劳教所改造，一个被押送原籍由当地监督改造。他们都没能熬到结束灾难的一天。

全国发高热之后，是老天的惩罚，但承受惩罚的不是肇祸者，而是民众。大饥荒就是一场降临到亿万普通人头上的灾难。对右派分子，用作者的话来说，那就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饥荒年代，“他”被遣到戈壁农场去“脱胎换骨”，饥饿、高强度劳动和欺凌、侮辱，就成了右派分子们的基本生活内容。

到1961年，之前定为“一般右派分子”的，有一部分在这年摘了帽子。“他”在其中。然而，一个人一旦被贴上过地、富、反（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坏、右的政治符号，即使摘了帽，也脱不了贱民身份。

接下来，是四清运动和更漫长的文革灾难。在这些大运动之下套着无数小运动上演的时期，只要政治上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会重新成为目标，一次次批斗、审查、服苦役，一次次死里逃生……一些曾共同经历这一切的难友却没能挺过来。一位早年留苏，回国后做过俄文翻译的老教师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复批斗中身心备受摧残的老教师自知日子不多，找机会悄悄向“他”说出心里话：多年来一直想为57年曾违心批判“他”说一声“对不起”，“但我不是苏修特务”，希望年轻的难友能活到那一天，把他们经历的苦难和冤屈告诉世人。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月，老教师在更密集的批斗中凄惨离世。仅他们这所学院，在文革前期死于“文斗”“武斗”的，就有多人。最让“他”撕心裂肺的是，远在西南边陲一个钢厂当车间主任的弟弟死于揪斗中，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跟右派哥哥划不清界限……

在风华正茂之年被烙上政治贱民印记，饱受歧视、欺凌和磨难，是“他”的不幸，但作为幸存者最终熬过了十年文革……。能够熬过来，背后有一位善良、执着、不离不弃的女性。刚被打成右派，远在内地高校的女朋友就被“组织”找去谈话，要求跟右派男友划清界限、断绝关系。50年代初以来每次政治运动中被贴上类似标签的人和家庭，对这个情节都不会陌生。在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组织要求下，是无数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悲剧。但那位女性没有屈从，当“他”突然一下从前途光明的高校青年教师变成接受监督改造的政治贱民，是她每周一封航空信给了堕入人生谷底、境况艰难精神脆弱的他活下去的理由。59年暑假，身为内地一所名校讲师的她毅然来到戈壁边疆跟“他”结了婚，又顶着各方压力离开了内地高校而调到新疆与“他”相守。没有她的情感支撑和照顾，被划为右派之初就自杀过的“他”恐怕很难在无休止的人生苦难和人格侮辱中挺过二十余年。

二

“他”的命运不过是无数人命运的缩影。57年是一场发起者自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被打成右派的几十万人中，很多都因为响应号召提意见而中招，但“他”不是。“他”并非发表了什么言论，提了什么意见，而是曾经得罪过领导；“他”不热衷政治，在57年那种气氛下甚至想刻意避开，却没能逃过中国式政治以异常残酷的方式找上“他”。尽管像“他”这样不是因为言论而是被挟嫌报复当右派的，为数并不少，但在陷入那场阳谋的几十万人中还是有特殊性。只是，回顾、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的文字，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因言获罪上的。然而，尽管这批人当右派不一定在“阳谋”的原初算计之内，可他们被打成右派暴露了一些掌权者无任何政治伦理可言、揭示出普通人在权力机器碾压下逃无可逃的命运。这些状况，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非常熟悉。有心者通过观照、对比现今与过去的权力状态和被选中送上祭坛的人的命运，可以发现前后不变的政治基因。

一场无妄之灾把“他”推到国家打击对象的行列，之后某些独特经历，同样透露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权力对社会法律、道德底线的破坏。放卫星那年，学院不甘落后，要放修渠卫星。为此，“他”被领导叫去派了一个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的任务：帮助一位学院选中放卫星的职工创造单人一天铺渠xx米的纪录。以“他”的身份，只有服从的份而无不干的权利。“他”按要求提前一天准备之后，第二天，被选中创纪录的人在众目睽睽下身边跟着一个拼命干活的右派完成了“单人一天铺渠xx米”的纪录。那个时期吹牛造假是家常便饭。当众宣布放这个卫星时，不光“他”知道是造假，台下几千师生都知道是造假，学院也清楚大家都知道学院在造假。但在把造假上升为政治任务的年代，搞这一套的根本不在乎被看穿，他们知道：别说真正干活的“他”受制于右派身份不能说出来，目睹造假表演的几千师生也不敢说出来，有“攻击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等在那里呢！什么叫有恃无恐？这就是！

……

三

作者垂暮之年诉沧桑，叙述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前半生，反映的却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从进大学，一直到文革结束，经历了覆盖前三十年的所有运动，而且不仅从头至尾被运动裹挟进去，还背负了一个入另册的政治符号而遭受连番运动的打击。作为个人经历的记录，这本书留下一份微历史，它只是历史沧海中一滴水，但这滴水恰巧处在了一个汇集着前三十年政治运动的点上，映照出特殊政治支配下的社会、经济、教育（至少大学）、道德状况和置身其间的一部分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留下了一份时代档案。

前两天跟一位脖友谈到大饥荒时有一个共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拯救被遮蔽的真相已经刻不容缓。亲历那些运动和饥荒的人年事已高，尚还健在的亲历者写出自己和家人的经历，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官方档案不公开、一段痛史从官史中淡出、遮蔽、歪曲的情况下，人们分享亲历者的记忆，也就是突破权力对苦难的遮蔽、对罪恶的抹杀甚至美化的过程。

最后，该解释一下前面用“他”指代主角的缘由了。据作者在“奉告父老乡亲们（序）”中的告白，鉴于文友涂怀章的小说《人殃》出版后引一些人对号入座陷入官司并获罪，也基于一个现实——当年整人的人毫发未损保留了官位，居于强势地位——，为了避免垂暮之年陷入无谓纠葛，采用了一种特殊写法。按我理解，这种写法是：在化名下叙述前半生经历，但书中又配上幸存下来后在报刊发表的回忆文章，两相印证，一看便知这本书叙述的是作者本人亲历。作者采取的这种方略给他自己的叙述带来不便，也给看了这本书有“说点什么”冲动的人在叙述上带来不便（正是因为这种不便，我在这篇文章用加引号的“他”来指代主人公），却也因此让人看到一个荒诞的法庭判决会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让人了解我们所置身现实的荒诞面：整人的无罪，揭示真相的罹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