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显扬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1/31/2008 

“制度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题目，可以根据广泛的历史经验，作纯学理的探讨，研究二者之间一般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联系当下的实际，作比较实证的研究，例如，从文化的视角上去观照中国的政治改革，从制度背景上去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重构。我认为，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是更加重要而紧迫的。

制度和文化两个概念都是多义的。在我的论题中，制度是指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文化是指政治文化，而不是广义的文化，甚至也不是广义的精神文化。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广义的文化特别是广义的精神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也有联系，也相互影响。我这里只就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作一初步探讨。

 制度与文化互动的一般表现

 制度与文化，历来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历来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区别只在于是恶性互动，还是良性互动。劣质的文化建构劣质的制度，劣质的制度助长劣质的文化，这是恶性互动。优质的文化建构优质的制度，优质的制度促进优质的文化，这是良性互动。制度和文化的优劣以什么为标准呢？以是否符合世界主流文明为标准。当今时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是主流文明。合乎这个主流文明的制度和文化，是优质的，否则就是劣质的。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首先表现在，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任何制度，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还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党治制，即一党专政，都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原则，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今日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是被当作“第二性”的东西的，尽管它们有相应的实体性附属物：军队、警察、法庭等等。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还表现在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就对文化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它为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创设一个空间，营造一种氛围。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空间和氛围中生息、繁衍、想象和创造。知识分子主观上也许可以突破这个空间，在一定范围内营造另外一种氛围，但是，客观上总是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知识分子的特殊分工，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他们对制度的优劣比任何其他社会群体都更加敏感，实际上也更加休戚相关。

 生活在优质制度下面，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在各个文化领域，都能涌现出可以载入史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劣质制度下面，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创造的勇气，都会被无情地扼杀，无奈之下，只能发出“智慧的痛苦”这样的感叹。时下，人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离开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无从回答的。将近60年来，中共当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的批判斗争，大小数十战。每一次遭殃的，多半是那些刚刚成才和将要成才的尖子人物，这好比庄稼遇到了“掐脖子旱”。这怎么能出得了大师呢？能苟全性命就算万幸。现在被尊为大师的那些前辈人物，包括健在的和刚刚过世的，都是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制度下面，是决然出不了大师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还自封为“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的“代表”，亏他们说得出口！

 简而言之，制度和文化是同质的、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建构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助长什么样的文化。一种制度的优劣，只要看它把什么样的文化奉为圭臬，就可以判断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的优劣，只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制度的保护和推崇，就可以判断出来。当年，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与高尔基晤谈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位苏联文学大师生活在一个劣质的制度下面。他从哪儿看出来？从高尔基的文化心态上，这是无法掩盖的。

 制度和文化互动的社会意义

 制度与文化的同质、一致，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无论制度还是文化，岂不都会成为凝固的、僵死的东西了？一定的文化及其相应的制度，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影响，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均衡的。一般来说，文化比制度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可塑性，它的变化往往早于制度的变化。制度的变化，相对说来，比较滞后，比较被动。

 当制度与文化的发展出现差异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差异日益扩大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其表现，一方面是前卫的、被视为奇谈怪论甚至大逆不道的言论、思想、观点，不可遏制地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另一方面是制度当局不断紧缩文化政策，下达各种各样的禁令，缩小言论尺度。这种情况表明，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转型时期。

 面对滞后的制度，人们从变化了的文化背景上，随时都会发出变革的呼声。这呼声可能是改良，也可能是革命。征诸历史，首先发出的呼声大多要求改良，只有改良受阻的时候，才转而要求革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许开窗户，就要拆房顶。但是，不管怎样，滞后的制度或迟或早总要向变化了的文化趋近，重建彼此之间的同质和一致。制度与文化重归于同质和一致以后，社会转型就告完成。

 至于是在改良中重建，还是在革命中重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当局怎样应对。在中国现代史上，康梁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这可算是最切近的历史经验了。有人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改革和革命的竞赛。我认为，这话有相当的警示意义。

 应当理性地面对制度与文化的矛盾

 如果从制度与文化的这种动态的相互关系上去观察当今中国，便不难看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制度与文化的差异日益扩大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断地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急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制度和文化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对这种矛盾的性质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应该说，这是目前中国诸多矛盾中最深刻而又最理性的一种。中国的其他问题，下岗失业、贫富悬殊、城乡二元结构、弱势群体、权贵勾结、贪污腐败，等等，都潜藏着非理性的危机。至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那就更无理性可言了。

 理性的矛盾，应当用理性的办法即民主、法治的办法去解决，而不应当用非理性的即强制的甚至暴力的办法去解决。解决的取向，应当是使滞后的制度跟上日益现代化的文化的步伐，而不是把已经变化了的文化驱赶到原来的地方去。一句话，应该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切实地进行政治改革。这是解决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明智的选择。最不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这类矛盾，弄成政治问题，甚至刑事问题，动用强力部门，把当事人予以逮捕、审讯和关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激化矛盾。可悲的是，现在这样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作为政治文化的毛泽东思想

 说到政治改革，从发端到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历史。在此期间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共十三大，对政治改革作了一个虽属初步却极具开创性的规划，令人鼓舞。但是，勿庸讳言，早在十八、九年前，政治改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遇到了坦克的阻击，被碾得粉碎。从此以后，再无政治改革可言了。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为政者担心再改下去，这个制度会失去原来的规定性，所以不准改了。其次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要津，改革就此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不想再改了。

 这样来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还需要剖析深层的原因。这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大众对建构现行制度的劣质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不能深刻洞察这个制度的本质。

 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根据什么样的文化建构起来的呢？根据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造反有理”的革命理论，帮助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但是，作为制度建构的政治文化，则是一种劣质文化，与世界主流文明相去甚远。其中既没有民主法治观念，也没有分权制衡思想，而这些都是建构现代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抗日战争时期，也曾信誓旦旦地主张过宪政，义正词严地批判过一党专政，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需要，并不是自己真正的文化思想，因而根本没有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殿堂。

 这一点，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便可以看出来。“决议”中专门有一章是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按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的指示，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周详、仔细的概括。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关于现代政治制度建设，毛泽东有哪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事实上，在毛泽东思想中，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相反，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毛泽东在他直抒胸臆的时候，倒有许多同现代政治文化背道而驰的言论，而且说得非常露骨；而这些恰恰就是他的政治文化的精髓，是他进行制度建设的真正的指导思想。１９４８年９月，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大概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议会制和三权分立最早的版本了。当然，如果往前追朔，在他们的道统中，始作俑者当数马克思，其次是列宁，再次是斯大林。

 就是按照毛泽东自己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理论，把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也是完全错误的。什么是国体呢？毛泽东说：“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什么是政体呢？他说：“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只有“国体”才有所谓阶级性的问题，“政体”是没有阶级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都属于政权的构成形式，前者是代议制的一种形式，后者旨在分权制衡。这些形式，哪个政权都可以采用。至于究竟用不用，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决不能把议会制和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种政体，最初还是奴隶主国家采用的一种政权形式，但它并不是奴隶主阶级的专利。自古代以来，各个阶级的国家都采用过这种政权形式，资产阶级国家采用的就更加普遍了。恩格斯曾经说过，“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事实上，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也叫“共和国”吗？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就是说，宪法、民法、刑法、规章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统统都不算数，只有“我们那一套”即党的会议和决议才算数。这是典型“以党治国”论。苏联历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苏共野史》一书中把苏联的政治制度叫做“党治制”，其特征是，共产党不仅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国家本身。毛泽东的“以党治国”和苏联的“党治制”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

 1941年,也就是中共假民主之名，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最起劲的时候，邓小平曾经义正词严地反对过这种“以党治国”的观念。他说：“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他具体分析了“以党治国”的表现，其中特别说到，有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他说：“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党内来。”邓小平对“以党治国”的批判，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本人和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顽固的“以党治国”论的者。

 党权高于一切，蔑视宪法和法律；大权独揽，否定分权制衡；只要民主集中制，不要民主制。这就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点。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权在人家手里，“造反有理”，把它夺过来；政权在自己手里，“领导一切”，人莫予毒。前者是他的革命理论，后者是他的治国理念。

 “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和现代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这和他的整个世界观分不开。皇权主义便是这个世界观的核心。“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自己时这样说。这并不是开玩笑，随便说说的。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先生：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总统和皇帝是一样的，共产党的主席和皇帝也是一样的。1972年，毛泽东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两人谈得兴起，尼克松问毛泽东，你是否认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继承人。毛泽东毫不迟疑，冲口以英语Certainly（当然）作答。这给尼克松留下深刻印象。大概是觉得这个话让中国人知道有所不妥，在出版《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时，把“会见毛”这一章给删掉了。

 毛泽东以皇帝自居，是不加掩饰的。他外出视察回京，往往会说，这次出去会见“各路诸侯”。没有皇帝，哪来“诸侯”？既然共产党的主席和皇帝是一样的，皇帝要喊万岁，共产党的主席当然也要喊万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最后有两条“万岁”：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扯着嗓子，如痴如狂地喊了几十年的“毛主席万岁！”竟然是毛泽东本人要大家喊的，真是难以想象！皇权主义是他君临天下，显示权威，获得心理上最大满足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根基。“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的这个自我定位，比任何鸿篇巨著都更加精确的道出了他的政治文化、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实质。

 的确，马克思和秦始皇，构成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表里。他从马克思（主要是列宁）那里取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为号召，又从秦始皇那里取来专制主义，作为治国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是在这样一种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指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反过来又对现代政治文化，对一切民主自由思想，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宪政和法治思想，大加封杀和挞伐，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制造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相反，对腐朽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国家至上、个人崇拜则大开绿灯。最后，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黑暗的蒙昧主义泛滥成灾。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制度与文化恶性互动的一个超级典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带着江西那段生活的痛苦记忆，历数这个制度的种种“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历数了这一切，却没有用中国人很熟悉但又有很大刺激性的概念去加以概括。实际上，这一切所谓“弊端”，不正是秦始皇以来绵沿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吗？然后，为了进行改革，他还是毫不含糊的把这个制度的核心人物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又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说的“制度问题”，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领导制度问题，而不是根本政治制度问题。实际上，正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几十年来平添了那么多政治运动，使国家民族蒙受了那么多灾难，那么多人受到批判、斗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邓小平尽管接触到了“制度问题”，但是，大权在握以后，这个“制度问题”又变成了制度“优越性”问题：它决策快，效率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最主要的优越性，他没有说，那就是可保政权永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政治改革必须同步批判劣质文化

 既然这个制度是那样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物，那么，要改革这个制度，就必须批判这种政治文化。改革之初，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那时候比较注重对这种劣质文化的批判，当时叫做“拨乱反正”。主要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事”同把皇上的话当作“金口玉言”，不许稍有违反，是一样的意思。批判了“全面专政”；“全面专政”，就是只有专政没有民主的一党专政。批判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其实就是专制主义。还批判了其他种种与这个制度的劣质内涵有关的思想观念，诸如“长官意志”、“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等等。正是在这些批判的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向前迈出了几步。但是，很快就转向了。批判专制主义，提倡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等现代政治文化，被当作“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连人带马遭到整肃，结果也就无所谓政治改革了。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治改革，必须与批判劣质文化同步进行。拒绝或反对批判劣质文化，就是拒绝或反对政治改革。今天，政治改革之所以止步不前，就因为对这种劣质文化及其造成的恶果，不但不许再批判，反而把它们当宝贝贡起来。如果想重新启动尘封多年的政治改革，那就必须重新展开批判劣质文化的斗争。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故李慎之先生，他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不以余力。不批判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而像现在这样，甚至把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也当作英雄来歌颂，怎么能肃清它的流毒呢？此外，还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理论，以及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批判。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政治改革推向前进，同时，也才可以重构一个现代的政治文化。

我相信，终有一天，经过改革的政治制度和经过重构的政治文化之间，会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原来那种恶性互动将成为历史。那时候，人们将生活在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环境中。

 
作者： 张显扬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1/31/2008 

“制度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题目，可以根据广泛的历史经验，作纯学理的探讨，研究二者之间一般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联系当下的实际，作比较实证的研究，例如，从文化的视角上去观照中国的政治改革，从制度背景上去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重构。我认为，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是更加重要而紧迫的。

制度和文化两个概念都是多义的。在我的论题中，制度是指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文化是指政治文化，而不是广义的文化，甚至也不是广义的精神文化。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广义的文化特别是广义的精神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也有联系，也相互影响。我这里只就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作一初步探讨。

 制度与文化互动的一般表现

 制度与文化，历来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历来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区别只在于是恶性互动，还是良性互动。劣质的文化建构劣质的制度，劣质的制度助长劣质的文化，这是恶性互动。优质的文化建构优质的制度，优质的制度促进优质的文化，这是良性互动。制度和文化的优劣以什么为标准呢？以是否符合世界主流文明为标准。当今时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是主流文明。合乎这个主流文明的制度和文化，是优质的，否则就是劣质的。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首先表现在，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任何制度，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还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党治制，即一党专政，都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原则，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今日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是被当作“第二性”的东西的，尽管它们有相应的实体性附属物：军队、警察、法庭等等。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还表现在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就对文化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它为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创设一个空间，营造一种氛围。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空间和氛围中生息、繁衍、想象和创造。知识分子主观上也许可以突破这个空间，在一定范围内营造另外一种氛围，但是，客观上总是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知识分子的特殊分工，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他们对制度的优劣比任何其他社会群体都更加敏感，实际上也更加休戚相关。

 生活在优质制度下面，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在各个文化领域，都能涌现出可以载入史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劣质制度下面，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创造的勇气，都会被无情地扼杀，无奈之下，只能发出“智慧的痛苦”这样的感叹。时下，人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离开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无从回答的。将近60年来，中共当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的批判斗争，大小数十战。每一次遭殃的，多半是那些刚刚成才和将要成才的尖子人物，这好比庄稼遇到了“掐脖子旱”。这怎么能出得了大师呢？能苟全性命就算万幸。现在被尊为大师的那些前辈人物，包括健在的和刚刚过世的，都是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制度下面，是决然出不了大师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还自封为“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的“代表”，亏他们说得出口！

 简而言之，制度和文化是同质的、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建构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助长什么样的文化。一种制度的优劣，只要看它把什么样的文化奉为圭臬，就可以判断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的优劣，只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制度的保护和推崇，就可以判断出来。当年，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与高尔基晤谈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位苏联文学大师生活在一个劣质的制度下面。他从哪儿看出来？从高尔基的文化心态上，这是无法掩盖的。

 制度和文化互动的社会意义

 制度与文化的同质、一致，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无论制度还是文化，岂不都会成为凝固的、僵死的东西了？一定的文化及其相应的制度，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影响，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均衡的。一般来说，文化比制度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可塑性，它的变化往往早于制度的变化。制度的变化，相对说来，比较滞后，比较被动。

 当制度与文化的发展出现差异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差异日益扩大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其表现，一方面是前卫的、被视为奇谈怪论甚至大逆不道的言论、思想、观点，不可遏制地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另一方面是制度当局不断紧缩文化政策，下达各种各样的禁令，缩小言论尺度。这种情况表明，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转型时期。

 面对滞后的制度，人们从变化了的文化背景上，随时都会发出变革的呼声。这呼声可能是改良，也可能是革命。征诸历史，首先发出的呼声大多要求改良，只有改良受阻的时候，才转而要求革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许开窗户，就要拆房顶。但是，不管怎样，滞后的制度或迟或早总要向变化了的文化趋近，重建彼此之间的同质和一致。制度与文化重归于同质和一致以后，社会转型就告完成。

 至于是在改良中重建，还是在革命中重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当局怎样应对。在中国现代史上，康梁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这可算是最切近的历史经验了。有人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改革和革命的竞赛。我认为，这话有相当的警示意义。

 应当理性地面对制度与文化的矛盾

 如果从制度与文化的这种动态的相互关系上去观察当今中国，便不难看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制度与文化的差异日益扩大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断地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急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制度和文化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对这种矛盾的性质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应该说，这是目前中国诸多矛盾中最深刻而又最理性的一种。中国的其他问题，下岗失业、贫富悬殊、城乡二元结构、弱势群体、权贵勾结、贪污腐败，等等，都潜藏着非理性的危机。至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那就更无理性可言了。

 理性的矛盾，应当用理性的办法即民主、法治的办法去解决，而不应当用非理性的即强制的甚至暴力的办法去解决。解决的取向，应当是使滞后的制度跟上日益现代化的文化的步伐，而不是把已经变化了的文化驱赶到原来的地方去。一句话，应该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切实地进行政治改革。这是解决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明智的选择。最不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这类矛盾，弄成政治问题，甚至刑事问题，动用强力部门，把当事人予以逮捕、审讯和关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激化矛盾。可悲的是，现在这样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作为政治文化的毛泽东思想

 说到政治改革，从发端到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历史。在此期间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共十三大，对政治改革作了一个虽属初步却极具开创性的规划，令人鼓舞。但是，勿庸讳言，早在十八、九年前，政治改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遇到了坦克的阻击，被碾得粉碎。从此以后，再无政治改革可言了。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为政者担心再改下去，这个制度会失去原来的规定性，所以不准改了。其次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要津，改革就此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不想再改了。

 这样来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还需要剖析深层的原因。这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大众对建构现行制度的劣质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不能深刻洞察这个制度的本质。

 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根据什么样的文化建构起来的呢？根据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造反有理”的革命理论，帮助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但是，作为制度建构的政治文化，则是一种劣质文化，与世界主流文明相去甚远。其中既没有民主法治观念，也没有分权制衡思想，而这些都是建构现代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抗日战争时期，也曾信誓旦旦地主张过宪政，义正词严地批判过一党专政，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需要，并不是自己真正的文化思想，因而根本没有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殿堂。

 这一点，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便可以看出来。“决议”中专门有一章是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按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的指示，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周详、仔细的概括。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关于现代政治制度建设，毛泽东有哪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事实上，在毛泽东思想中，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相反，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毛泽东在他直抒胸臆的时候，倒有许多同现代政治文化背道而驰的言论，而且说得非常露骨；而这些恰恰就是他的政治文化的精髓，是他进行制度建设的真正的指导思想。１９４８年９月，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大概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议会制和三权分立最早的版本了。当然，如果往前追朔，在他们的道统中，始作俑者当数马克思，其次是列宁，再次是斯大林。

 就是按照毛泽东自己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理论，把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也是完全错误的。什么是国体呢？毛泽东说：“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什么是政体呢？他说：“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只有“国体”才有所谓阶级性的问题，“政体”是没有阶级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都属于政权的构成形式，前者是代议制的一种形式，后者旨在分权制衡。这些形式，哪个政权都可以采用。至于究竟用不用，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决不能把议会制和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种政体，最初还是奴隶主国家采用的一种政权形式，但它并不是奴隶主阶级的专利。自古代以来，各个阶级的国家都采用过这种政权形式，资产阶级国家采用的就更加普遍了。恩格斯曾经说过，“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事实上，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也叫“共和国”吗？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就是说，宪法、民法、刑法、规章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统统都不算数，只有“我们那一套”即党的会议和决议才算数。这是典型“以党治国”论。苏联历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苏共野史》一书中把苏联的政治制度叫做“党治制”，其特征是，共产党不仅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国家本身。毛泽东的“以党治国”和苏联的“党治制”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

 1941年,也就是中共假民主之名，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最起劲的时候，邓小平曾经义正词严地反对过这种“以党治国”的观念。他说：“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他具体分析了“以党治国”的表现，其中特别说到，有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他说：“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党内来。”邓小平对“以党治国”的批判，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本人和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顽固的“以党治国”论的者。

 党权高于一切，蔑视宪法和法律；大权独揽，否定分权制衡；只要民主集中制，不要民主制。这就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点。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权在人家手里，“造反有理”，把它夺过来；政权在自己手里，“领导一切”，人莫予毒。前者是他的革命理论，后者是他的治国理念。

 “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和现代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这和他的整个世界观分不开。皇权主义便是这个世界观的核心。“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自己时这样说。这并不是开玩笑，随便说说的。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先生：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总统和皇帝是一样的，共产党的主席和皇帝也是一样的。1972年，毛泽东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两人谈得兴起，尼克松问毛泽东，你是否认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继承人。毛泽东毫不迟疑，冲口以英语Certainly（当然）作答。这给尼克松留下深刻印象。大概是觉得这个话让中国人知道有所不妥，在出版《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时，把“会见毛”这一章给删掉了。

 毛泽东以皇帝自居，是不加掩饰的。他外出视察回京，往往会说，这次出去会见“各路诸侯”。没有皇帝，哪来“诸侯”？既然共产党的主席和皇帝是一样的，皇帝要喊万岁，共产党的主席当然也要喊万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最后有两条“万岁”：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扯着嗓子，如痴如狂地喊了几十年的“毛主席万岁！”竟然是毛泽东本人要大家喊的，真是难以想象！皇权主义是他君临天下，显示权威，获得心理上最大满足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根基。“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的这个自我定位，比任何鸿篇巨著都更加精确的道出了他的政治文化、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实质。

 的确，马克思和秦始皇，构成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表里。他从马克思（主要是列宁）那里取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为号召，又从秦始皇那里取来专制主义，作为治国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是在这样一种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指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反过来又对现代政治文化，对一切民主自由思想，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宪政和法治思想，大加封杀和挞伐，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制造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相反，对腐朽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国家至上、个人崇拜则大开绿灯。最后，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黑暗的蒙昧主义泛滥成灾。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制度与文化恶性互动的一个超级典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带着江西那段生活的痛苦记忆，历数这个制度的种种“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历数了这一切，却没有用中国人很熟悉但又有很大刺激性的概念去加以概括。实际上，这一切所谓“弊端”，不正是秦始皇以来绵沿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吗？然后，为了进行改革，他还是毫不含糊的把这个制度的核心人物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又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说的“制度问题”，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领导制度问题，而不是根本政治制度问题。实际上，正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几十年来平添了那么多政治运动，使国家民族蒙受了那么多灾难，那么多人受到批判、斗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邓小平尽管接触到了“制度问题”，但是，大权在握以后，这个“制度问题”又变成了制度“优越性”问题：它决策快，效率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最主要的优越性，他没有说，那就是可保政权永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政治改革必须同步批判劣质文化

 既然这个制度是那样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物，那么，要改革这个制度，就必须批判这种政治文化。改革之初，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那时候比较注重对这种劣质文化的批判，当时叫做“拨乱反正”。主要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事”同把皇上的话当作“金口玉言”，不许稍有违反，是一样的意思。批判了“全面专政”；“全面专政”，就是只有专政没有民主的一党专政。批判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其实就是专制主义。还批判了其他种种与这个制度的劣质内涵有关的思想观念，诸如“长官意志”、“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等等。正是在这些批判的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向前迈出了几步。但是，很快就转向了。批判专制主义，提倡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等现代政治文化，被当作“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连人带马遭到整肃，结果也就无所谓政治改革了。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治改革，必须与批判劣质文化同步进行。拒绝或反对批判劣质文化，就是拒绝或反对政治改革。今天，政治改革之所以止步不前，就因为对这种劣质文化及其造成的恶果，不但不许再批判，反而把它们当宝贝贡起来。如果想重新启动尘封多年的政治改革，那就必须重新展开批判劣质文化的斗争。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故李慎之先生，他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不以余力。不批判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而像现在这样，甚至把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也当作英雄来歌颂，怎么能肃清它的流毒呢？此外，还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理论，以及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批判。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政治改革推向前进，同时，也才可以重构一个现代的政治文化。

我相信，终有一天，经过改革的政治制度和经过重构的政治文化之间，会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原来那种恶性互动将成为历史。那时候，人们将生活在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