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何德普是多年的好朋友，何德普没有坐牢时，我就时常去他家，也时常见到他的妻子贾建英大姐，但是那时我与贾建英大姐交谈的并不多。（现在我和我妻子时常在周六下午去她家，我们一起学习《圣经》）。那时，贾建英大姐很文静，不太爱说话，很少参与我们的交谈。我们有时在何德普家吃饭，大姐做好饭后，让我们在一起边吃边谈，她并不上桌。她似乎很有中国妇女的传统习惯，其实她是不太热心何德普所从事的民运活动。
贾建英大姐的祖父曾是历史反革命，父亲曾是现行反革命，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尤其是贾建英大姐在家里是老大，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家里是有一些细粮，但是都是弟弟妹妹的，除了过年、过节能吃上馒头、米饭外，几乎一年到头吃的都是窝头，还吃不饱。一边是吃不饱，另一边还要干活，照顾弟弟妹妹，做饭、担水、洗衣服。由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她更多地希望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因此对政治的关心远没有何德普那样地热心。
2002年11月4日何德普被抓了，贾建英大姐四处询问何德普的消息，开始几个月，也没有询问到何德普被关在哪里，是以什么名义被关的，贾建英大姐真是着急。虽说贾建英大姐从小就生活在苦日子里，经历了祖父的历史反革命、父亲的现行反革命，但是丈夫的入狱还是给贾建英大姐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冲击。为了丈夫，她是四处奔走，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去询问何德普的消息。
何德普被抓时，他们的儿子何佳正在上高三，面临着高考。由于父亲被抓，儿子何佳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学习成绩下降。儿子何佳面临着高考，贾建英大姐一边是十分着急，另一边是也顾不过来何佳，一门心思都放在牢里的何德普身上。开始时因打听不到何德普的消息为此着急，后来知道何德普被关在看守所里，更为何德普的身体着急。何德普从看守所里给家里寄来了明信片，向家里要几千元，贾建英大姐知道何德普在牢里一定是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否则不会向家里要钱，要这么多钱。再后来，要开庭了，要请律师，要交律师费，好几万元，家里没有这么多钱，贾建英大姐更是为此急得不得了，四处想办法。
何德普被被判刑了，有期徒刑8年，被送到监狱了，贾建英大姐可以到监狱去探监了，可以见到何德普了。在探监时，看到何德普非常地消瘦，贾建英大姐心痛的不得了。何德普述说了他的一些遭遇，在关押期间，何德普的左耳被打聋了；还曾经有85天被固定在一个木板上，一动都不能动；一天只给一个小馒头，有时还不给水喝。贾建英大姐听到这些，贾建英大姐震惊了，她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些违反法律的事情。贾建英大姐从一个不大这些热心政治的女人，变得不得不去关心一些政治问题。
2005年11月联合国酷刑调查员诺瓦克先生一行来到中国，调查酷刑情况。诺瓦克先生到狱中与何德普进行了私下交谈。诺瓦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中国异议人士何德普的交谈给我很深的触动。他因为持不同政见，被判处长时间的监禁。他说，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的期间（按：应该是最初被抓的那段时期）内，他被迫躺在床上85天。当时是冬天，他虽然盖了一床薄被，但是手脚都必须露在外面。不论上厕所还是吃饭，都不能下床。他虽然可以睡觉，但只要一睡着，手脚搭拉下来，就会被叫醒（按：躺在床上，双手必须放在头的上方）。我认为这就是酷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为了让犯人承认事实，而且是为了摧毁犯人的意志。”
诺瓦克先生还约见了贾建英大姐，在交谈时，他们谈了很多。在谈话中，他们还谈了一些他们所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他们也谈到了我坐牢的事情，也谈到了我的妻子。诺瓦克先生打电话给我的妻子，让我妻子也去见他。2000年中国辽宁鞍山的一些基督徒受到警察马毅的刑讯逼供，因为揭露此事，2003年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因揭露酷刑而被判刑的在中国还不多，诺瓦克先生要了解这件事情。
那天的一大早，警察就把我妻子带走了，到下午5点时，警察才让我妻子回家吃饭。6点钟时，我妻子接到了诺瓦克先生的电话，去见了诺瓦克先生。在我妻子与诺瓦克先生交谈过程中，警察给我妻子打来电话，问我妻子在哪里，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为此诺瓦克先生给中国外交部打去电话，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中国政府曾表示诺瓦克先生可以向任何人了解情况。
何德普受到了酷刑，左耳被打聋了，一直到现在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直听不到任何声音。几年的监狱生活，使何德普的身体彻底地垮掉了，身体十分消瘦，还有高血压。贾建英大姐为此十分着急、担心，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保外就医。
贾建英大姐一边为狱中的丈夫何德普着急、担心，一边还要为他们的儿子何佳着急、担心。何佳在父亲被抓半年后，参加了高考，考的不是很理想，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大学。一年前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工作，在河北省。何佳很珍惜这个工作，工作认真、努力。在工作一段时期后，却被不明原因地辞退了，何佳很是苦恼。何佳现在失业在家，除了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就是在家看电脑，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很是孤独，更不敢去想恋爱的事情，何佳也是23岁的青年人了。
贾建英大姐更是为此事苦恼，一是担心是因为何德普的事情影响了何佳的工作，如是那样，以后何佳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工作了。二是担心何佳，因为父亲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使何佳变得更加孤独。在何德普刚坐牢时，贾建英大姐一门心思都放在何德普身上，也顾不上何佳。现在是一边揪心狱内的丈夫何德普，一边揪心狱外的儿子何佳。为了自己的儿子，贾建英写了《请帮助一个无助的母亲》。
1979年何德普就开始参加西单墙的民主运动，他是民办刊物《北京青年》的主要召集人。在80年代，他还参与了的很多民间人士都曾热心的参选活动，后来写了《八十年代初我参与竞选人民代表的简单回顾》。1998年再次参与了选举，后来写了《中国北京独立参选人竞选人大代表100天纪实》。何德普还参与了98年的民主党组党运动，在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被抓后，何德普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他先后写了《百姓住房困难和拆迁中的困惑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关于废除劳教制度的情况通报》、《建立工资谈判制度，直接选举工会主席，就此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等文章。
贾建英大姐以前不太热心何德普所从事的民运活动，但是在何德普被抓后，为了自己狱中的丈夫，和同样命运的坐牢者，以及他们的妻子，贾建英大姐一直在奔走呼吁，呼吁关心他们的遭遇，改善他们的处境，为此也写了不少的文章，为此也时常受到有关人员的“关照”，有时被监视，有时被软禁。何德普、贾建英，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是应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帮助的。
徐永海
2008年1月30日
附：
请帮助一个无助的母亲
贾建英
我叫贾建英，我的丈夫何德普由于在中国大陆参加地区人民代表选举；因为在互联网发表多篇文章，曾经多次帮助主内的弟兄。于2002年11月4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抓走。中共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8年徒刑。现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
我的丈夫曾在监狱中两次无辜遭到警察的殴打，左耳被打聋。中共政府为了打垮他的意志，我的丈夫曾经遭受过长达85天的酷刑折磨，在这85天里，他被固定在一个木板上，手、脚被四名警察摁住，一动都不能动，如果动一下，就要被警察打，在寒冷的冬天（11月--2月）只让穿着一条短内裤，不准盖被子；常常不给他饭吃，不让他喝水，有时一天只给一个小馒头。由于，长达三个月的折磨，他的体重从原来的80公斤，下降到60公斤。2005年，联合国酷刑调查员诺瓦克先生一行曾经到监狱中调查过此事。
由于我丈夫的事，我们唯一的儿子受到了很深的伤害。
2002年11月4日那天晚上，十几个警察突然闯进我的家，当着孩子的面，给我的丈夫戴上了手铐抓走了。在那以后的半年里，孩子不说话，每天都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警方曾经到学校，他的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何佳上课不发言，坐在那里发愣，不和同学们来往，学习成绩下降。
由于我不断的呼吁中共政府释放我的丈夫，警方在我家门口安装岗亭，警察、警车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们家的门外看守，在今年的春节假期时（中国的春节是全家团聚的日子），警察们24小时站在我家的门前，并警告我：不准许朋友来我家看望我和家人。
多年来，没有邻居敢和我们来往，没有孩子敢和我的儿子做朋友，儿子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在家里，我很担心，我们的孩子长期这样下去，心里会受到伤害，不能健康成长。我做为母亲，看到我们的孩子由于父母的原因，遭受这种迫害，心里非常着急，也非常难过，但是又很无助。
在我最痛苦的日子里，我遇到了一些主内的兄弟姊妹，他（她）们带我认识了上帝，并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帮助，感谢主！
做为一个母亲，我非常希望我的儿子也受到上帝的眷顾，为主做事。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能帮助我的孩子到神学院学习，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继续学习，让他每天不在恐惧中生活，能象其它孩子们一样有欢乐、有朋友，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这是一个母亲的最大心愿，请帮助一个政治犯的妻子。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
Please Give Assistance to a Helpless Mother
Jia Jianying
My name is Jia Jianying. My husband He Depu was taken
away by the Beijing police on the night of the 4th of
November 2002. He was taken because he tried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ions for the People’s
Congress, because he frequently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and because he often helped his
Christian brether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m of
‘trying to overthrow the state’, and sent him to
prison for eight years. He is now held in Beijing No.2
Prison.
In prison husband has been beaten twice while in
prison, and his left ear was so badly hurt that he is
now deaf on that side. In order to break his will, my
husband was subjec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85 straight
days of torture. During the 85 days, he was tied to a
wooden board and his hands and feet were held down by
four policemen. He was not able to move. If he moved
at all, he was beaten by the police. In the freezing
winter (between November and February) they only
permitted him to wear a pair of underpants. His weight
dropped from 80kg to 60kg. In 2005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orteur on torture, Manfred Novak, went to
the prison to investigate this affair.
Because of my husband’s imprisonment, our only son
has also suffered. On the 4th of November 2002, when
police broke into our home and handcuffed my husband,
they did so in font of our son. For the next six
months, he did not speak, and just sat in silence. The
police went to his school. His teacher told me that He
Jia (our son) did not speak in class, but sat there
silently. He did not interact with his classmates at
all, and his grades fell.
Because I have continuously call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lease my husband, the police have put a sentry
box at the door to our house. Policemen and police
cars stand guard outside our house for about one third
of the year. During this year’s Spring Festival (a
time of family reunion) the police watched my house 24
hours a day. The police told me our friends were not
permitted to come and visit me and my family.
For several years, our neighbours have been too
frightened to have any contact with us. No children
dare have any contact with my son, and he remains
lonely, at home by himself. I am very worried that if
my son continues to live like this, he could be harmed
psychologically, and may not be able to live a healthy
life. As a mother, seeing my child suffer because of
what his parents have done, I feel extremely anxious
and very sad. But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In my days of suffering, I have met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ve helped me to know Our Father. They
have given me warmth, and help. Thank the Lord!
As a mother, I hope that my son will also receive
God’s help, and will do the Lord’s work. I hope that
you can help me, and help send my son to a seminary,
where he will be able to study in a peaceful
environment, not live his life in terror, and be happy
like other children, with friends and the right to
live a normal life.
This is the greatest wish of a mother. Please help
this wife of a political prisoner.
He Depu’s wife - Jia Jian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