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论两党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 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 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 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年代 “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 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么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 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 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思想 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 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 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 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 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 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 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 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 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的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 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 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 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 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 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 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 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 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 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 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惊肉跳。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 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 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 自由。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 ,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 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 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 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 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 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 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 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1935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 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 见。”其实,在他之前, 1930年, 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等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 《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 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的双眼。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 过极为清醒的判断。1949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这一切注 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 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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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论两党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 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 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 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年代 “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 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么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 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 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思想 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 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 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 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 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 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 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 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 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的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 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 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 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 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 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 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 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 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 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 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惊肉跳。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 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 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 自由。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 ,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 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 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 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 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 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 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 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1935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 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 见。”其实,在他之前, 1930年, 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等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 《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 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的双眼。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 过极为清醒的判断。1949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这一切注 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 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