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发表了一篇长文《澄清对毛泽东几个误解》，一时间舆论沸腾，毛左们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同时，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予以反击。
应该承认：李文的确是“好”文章，好就好在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让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了：时至今日，毛泽东的阴魂不散，仍然在影响着许多人的头脑，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是当前实现中国社会转型最严重的障碍，不能不予以批驳。
李文在为毛泽东评功摆好时，首先列出毛在位27年的六大政绩。居首位的竟然是“打赢了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且放下“越南战争”，先让我们讨论抗美援朝战争吧。
衡量战争输赢有两个标准。其一是所得是否大于对方，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二是所失（代价）是否小于对方。
1、金日成的战略目标是把李承晚集团赶下海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南朝鲜同胞，使整个朝鲜统一于金日成的统治下。结果如何？却未能如愿，双方仍然对峙在“三八线”两侧。也就是说：毫无所获。用东北地方人们的俗话，这叫“瞎子点灯白费蜡”。
普通老百姓‘瞎子点灯’只浪费一点点‘蜡’而已，微不足道。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裹胁毛泽东玩的那场“瞎子点灯”游戏，却耗费了上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还有大量金钱和物资。
2、双方的代价即死、伤人数对比，就更惨了：何方先生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的数字：先后出动志愿军总计135万，战后回国37.2万。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共计减员97.8万。另据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统计数字，志愿军战斗牺牲183108，负伤者38万多。而美国的死亡人数为54246人（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均被镌刻在‘纪念墙’上）。（注1）
虚耗了近百万人生命为代价，却一无所得。这个战争不是赢了，而是输了，输得很惨！有位元老级的老干部一语中的：“抗美援朝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在这场战争结束三年后的1956年，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公开承认：“错了、绝对错了”、“百分之百地错了”。（注2）也就是说，没有一丁点儿积极意义，更谈不到什么“伟大成就”。那么，为什么当局长期以来铺天盖地宣传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
如此宣传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自欺，其二是欺人。自欺就是所谓“精神胜利法”。这个“精神胜利法”的发明人是谁？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笔下创造的人物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代不乏人，其徒子徒孙延绵不绝。“欺人”即欺骗老百姓。如果向老百姓公开承认打输了，岂不会动摇那个一贯“伟、光、正”的形象吗？
近年来，当局也感到十分尴尬，尽量回避，不再提起。早已破了产的货色，竟然被李慎明视若珍宝，挂上头牌。可见这位“理论家”的武库里已是黔驴技穷、山穷水尽矣。拍马屁竟然拍到主子的“痔疮”上，真是笨蛋！
《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发表的张泽石的文章“我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中指出：“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中国有个成语，为他人“火中取栗”，此之谓也。
以上两篇文章的作者也不妨介绍一下：何方先生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参与机密，知晓许多内幕。张泽石先生则曾经亲赴战场，亲自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九死一生。请问：你李慎明当年在哪里？上网一查，还没有上小学呢！（注3）那么，他关于朝鲜战争的知识又从何而来呢？完全是来自中共自撰的书本，而且是来自于“毛记”印刷厂出品的书籍。以上两位文章的可信度都远比李慎明高得多。两者相较，读者应该相信谁？不言而喻。
* * * * * *
李文所要澄清的问题之一是：反右运动中没有杀过一个人。林某是在1968年被杀的，不在1957年（所以不能算反右的过错）云云。为了批驳李慎明，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借用李所崇拜的毛泽东本人的话。毛泽东早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羞辱曾经是自己长辈的梁漱溟先生时是这样说的：（注4）“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注5）李文中所言的“林某”无疑就是林昭吧。林昭是1958年补划为右派，从此成为专政对象，几经折磨，受尽凌辱，最后被枪杀。一个优秀大学生之惨死，竟然不是反右运动的恶果！如此高论，今天还是头一遭听到。真令人大开眼界！
请问：林昭被划为右派的源头何在？想当年（李慎明仅仅8岁）从1957年5月15日到6月8日，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用“笔杆子”先后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等一系列文章。从此掀起一股反右狂澜：全国上下一片肃杀气氛下，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纷纷倒下；多少才气横溢的青年才俊一个个被划为右派，从此打入另册，被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被专政机关的铁拳打得头破血流。与林昭命运相似者，仅以北大为例，死难的右派师生就有26位之多。被处死者：包括被誉为北大才子的沈元、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和张志新一样，临刑前也被割断喉管）和胡稼贻教授（死时不足70岁）（注6）至于文艺界、文化界、学术界，各行各业先后被划为右派者多为各界精英分子，如名噪一时的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彭文应、浦熙修、黄万里、向达、丁则良......这份名单太长，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这些精英的遇难难道不是反右运动的恶果吗？难道不是毛泽东笔杆子下的冤魂吗？
按照杀人工具来划分，有枪杆子和笔杆子两种。与此相对应，杀人的过程也可以分为两种：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所谓缓期执行，即慢慢地、用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地割。两者相较，这种杀人方式的痛苦指数远远高于痛痛快快一刀毙命。但毛泽东却擅长于此，特别喜爱这一手。他喜欢欣赏昔日的对手们，今日是如何在自己的策划下痛苦地呻吟、辗转求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从而在心灵深处获得极大的满足，视为最高的享受。
专制统治者得胜以后的虐杀心理其来有自：最早的典型应该就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她为了报复昔日夺爱之仇，硬是把戚夫人断其手足，叫做“人彘”。其后有宋太祖灭南唐，把南唐后主李煜封为“违命侯”。即是一例。后来太宗即位，不仅戏弄李煜本人，更进一步命令李煜的爱妾小周后定期前往宫中接受送宋太宗的“宠幸”。元人冯海粟题诗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李煜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受尽屈辱最终仍然难逃一死。
在毛泽东的笔杆子下，还有一个典型案例：甘肃省的夹边沟，当年收容了3136人（大部分是右派，也有少量所谓‘坏分子’）最后生还者不足600人。（注7）这两千多人的生命，就是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挣扎、辗转呻吟之后而死亡。这种被慢慢虐杀的过程难道和毛泽东没有关系吗？
* * * * * * *
李慎明的文章最后写道：“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60年代正是李慎明长身体、因而最需要营养的少年时代，竟然也挨饿，值得同情。但他不去寻找制造苦难的罪魁祸首，竟然还引以“自豪”，却令人怀疑：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有毛病吧。请问你知不知道：就在你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吃草根、树皮的时候，毛泽东吃什么吗？有的电影中曾经表现：毛主席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几个月都不吃肉。但据何方先生在《党史笔记》里的可靠记载：那是因为医生建议：猪肉的胆固醇太高，不利于健康。
那么，毛泽东在大灾祸时期吃什么呢？请看：“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4月制定的西餐菜谱就有鱼虾17样之多。由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里载有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和厨师为毛所定的菜谱，内有铁扒桂鱼、莫斯科红烤鱼、烤虾圭……共计17种。（注8）即使像李慎明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未必能够享受如此豪奢的饮食吧？至于普通老百姓更不敢问津了。有的电影里表现毛泽东看见群众生活困难时感动得流泪。那只不过是马屁文人的向壁虚构、闭门造车而已；或者也只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如果真的同情中国人民的贫苦生活，或者有一点点自责和愧疚之心，何不稍微削减一点那个过分奢侈的菜谱呢？
《党史笔记》还透露：就在这“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三年困难时期，各地为领袖大修豪华别墅之多，规模之宏大、设备之豪华，古今中外都是少见。其中有的是地方领导人主动讨好而为，毛自然也就默许；更有的是毛自己提出来要建的，例如1959年6月回韶山时，毛亲自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理由是为了以后可以来这里办公、休息。就是这座‘行宫’连修公路、美化环境等配套工程，一直到1962年才竣工。请不要忘记，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好的‘行宫’毛泽东只是在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什么叫穷奢极欲、挥霍民脂民膏？这就是典型！（注9）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毛泽东62处别墅的照片及文字说明无不证实：三年困难时期，恰恰是毛泽东大量挥霍民脂民膏供自己享受的高峰期。
当李慎明了解这一切以后，还会为当年挨饿和吃草籽而感到“自豪”吗？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还非要冒充理论家为专制暴君毛泽东招魂，真不知世间还有“无耻”二字。
注：
（注1）《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13页及17页
（注2）同上，第12－13页
（注3）李慎明出生于1949年。
（注4）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同年，但梁是毛泽东岳父杨继昌的密友，论辈分应该是毛泽东的长辈。想当年梁氏走访杨宅时，毛泽东经常担任应门小童的角色。而梁先生对这个小童也不屑一顾，径自升堂入室，泰然就坐。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为日后的报复埋下伏笔。
（注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页
（注6）《北大精神 五七绽放》第205~207页
（注7）《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黑色文库23集）第14~18页
（注8） 《党史笔记》第593~594页，并见第101页
（注9）同上书第100、294页
应该承认：李文的确是“好”文章，好就好在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让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了：时至今日，毛泽东的阴魂不散，仍然在影响着许多人的头脑，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是当前实现中国社会转型最严重的障碍，不能不予以批驳。
李文在为毛泽东评功摆好时，首先列出毛在位27年的六大政绩。居首位的竟然是“打赢了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且放下“越南战争”，先让我们讨论抗美援朝战争吧。
衡量战争输赢有两个标准。其一是所得是否大于对方，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二是所失（代价）是否小于对方。
1、金日成的战略目标是把李承晚集团赶下海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南朝鲜同胞，使整个朝鲜统一于金日成的统治下。结果如何？却未能如愿，双方仍然对峙在“三八线”两侧。也就是说：毫无所获。用东北地方人们的俗话，这叫“瞎子点灯白费蜡”。
普通老百姓‘瞎子点灯’只浪费一点点‘蜡’而已，微不足道。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裹胁毛泽东玩的那场“瞎子点灯”游戏，却耗费了上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还有大量金钱和物资。
2、双方的代价即死、伤人数对比，就更惨了：何方先生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的数字：先后出动志愿军总计135万，战后回国37.2万。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共计减员97.8万。另据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统计数字，志愿军战斗牺牲183108，负伤者38万多。而美国的死亡人数为54246人（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均被镌刻在‘纪念墙’上）。（注1）
虚耗了近百万人生命为代价，却一无所得。这个战争不是赢了，而是输了，输得很惨！有位元老级的老干部一语中的：“抗美援朝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在这场战争结束三年后的1956年，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公开承认：“错了、绝对错了”、“百分之百地错了”。（注2）也就是说，没有一丁点儿积极意义，更谈不到什么“伟大成就”。那么，为什么当局长期以来铺天盖地宣传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
如此宣传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自欺，其二是欺人。自欺就是所谓“精神胜利法”。这个“精神胜利法”的发明人是谁？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笔下创造的人物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代不乏人，其徒子徒孙延绵不绝。“欺人”即欺骗老百姓。如果向老百姓公开承认打输了，岂不会动摇那个一贯“伟、光、正”的形象吗？
近年来，当局也感到十分尴尬，尽量回避，不再提起。早已破了产的货色，竟然被李慎明视若珍宝，挂上头牌。可见这位“理论家”的武库里已是黔驴技穷、山穷水尽矣。拍马屁竟然拍到主子的“痔疮”上，真是笨蛋！
《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发表的张泽石的文章“我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中指出：“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中国有个成语，为他人“火中取栗”，此之谓也。
以上两篇文章的作者也不妨介绍一下：何方先生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参与机密，知晓许多内幕。张泽石先生则曾经亲赴战场，亲自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九死一生。请问：你李慎明当年在哪里？上网一查，还没有上小学呢！（注3）那么，他关于朝鲜战争的知识又从何而来呢？完全是来自中共自撰的书本，而且是来自于“毛记”印刷厂出品的书籍。以上两位文章的可信度都远比李慎明高得多。两者相较，读者应该相信谁？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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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所要澄清的问题之一是：反右运动中没有杀过一个人。林某是在1968年被杀的，不在1957年（所以不能算反右的过错）云云。为了批驳李慎明，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借用李所崇拜的毛泽东本人的话。毛泽东早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羞辱曾经是自己长辈的梁漱溟先生时是这样说的：（注4）“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注5）李文中所言的“林某”无疑就是林昭吧。林昭是1958年补划为右派，从此成为专政对象，几经折磨，受尽凌辱，最后被枪杀。一个优秀大学生之惨死，竟然不是反右运动的恶果！如此高论，今天还是头一遭听到。真令人大开眼界！
请问：林昭被划为右派的源头何在？想当年（李慎明仅仅8岁）从1957年5月15日到6月8日，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用“笔杆子”先后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等一系列文章。从此掀起一股反右狂澜：全国上下一片肃杀气氛下，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纷纷倒下；多少才气横溢的青年才俊一个个被划为右派，从此打入另册，被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被专政机关的铁拳打得头破血流。与林昭命运相似者，仅以北大为例，死难的右派师生就有26位之多。被处死者：包括被誉为北大才子的沈元、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和张志新一样，临刑前也被割断喉管）和胡稼贻教授（死时不足70岁）（注6）至于文艺界、文化界、学术界，各行各业先后被划为右派者多为各界精英分子，如名噪一时的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彭文应、浦熙修、黄万里、向达、丁则良......这份名单太长，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这些精英的遇难难道不是反右运动的恶果吗？难道不是毛泽东笔杆子下的冤魂吗？
按照杀人工具来划分，有枪杆子和笔杆子两种。与此相对应，杀人的过程也可以分为两种：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所谓缓期执行，即慢慢地、用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地割。两者相较，这种杀人方式的痛苦指数远远高于痛痛快快一刀毙命。但毛泽东却擅长于此，特别喜爱这一手。他喜欢欣赏昔日的对手们，今日是如何在自己的策划下痛苦地呻吟、辗转求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从而在心灵深处获得极大的满足，视为最高的享受。
专制统治者得胜以后的虐杀心理其来有自：最早的典型应该就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她为了报复昔日夺爱之仇，硬是把戚夫人断其手足，叫做“人彘”。其后有宋太祖灭南唐，把南唐后主李煜封为“违命侯”。即是一例。后来太宗即位，不仅戏弄李煜本人，更进一步命令李煜的爱妾小周后定期前往宫中接受送宋太宗的“宠幸”。元人冯海粟题诗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李煜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受尽屈辱最终仍然难逃一死。
在毛泽东的笔杆子下，还有一个典型案例：甘肃省的夹边沟，当年收容了3136人（大部分是右派，也有少量所谓‘坏分子’）最后生还者不足600人。（注7）这两千多人的生命，就是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挣扎、辗转呻吟之后而死亡。这种被慢慢虐杀的过程难道和毛泽东没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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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的文章最后写道：“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60年代正是李慎明长身体、因而最需要营养的少年时代，竟然也挨饿，值得同情。但他不去寻找制造苦难的罪魁祸首，竟然还引以“自豪”，却令人怀疑：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有毛病吧。请问你知不知道：就在你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吃草根、树皮的时候，毛泽东吃什么吗？有的电影中曾经表现：毛主席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几个月都不吃肉。但据何方先生在《党史笔记》里的可靠记载：那是因为医生建议：猪肉的胆固醇太高，不利于健康。
那么，毛泽东在大灾祸时期吃什么呢？请看：“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4月制定的西餐菜谱就有鱼虾17样之多。由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里载有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和厨师为毛所定的菜谱，内有铁扒桂鱼、莫斯科红烤鱼、烤虾圭……共计17种。（注8）即使像李慎明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未必能够享受如此豪奢的饮食吧？至于普通老百姓更不敢问津了。有的电影里表现毛泽东看见群众生活困难时感动得流泪。那只不过是马屁文人的向壁虚构、闭门造车而已；或者也只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如果真的同情中国人民的贫苦生活，或者有一点点自责和愧疚之心，何不稍微削减一点那个过分奢侈的菜谱呢？
《党史笔记》还透露：就在这“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三年困难时期，各地为领袖大修豪华别墅之多，规模之宏大、设备之豪华，古今中外都是少见。其中有的是地方领导人主动讨好而为，毛自然也就默许；更有的是毛自己提出来要建的，例如1959年6月回韶山时，毛亲自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理由是为了以后可以来这里办公、休息。就是这座‘行宫’连修公路、美化环境等配套工程，一直到1962年才竣工。请不要忘记，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好的‘行宫’毛泽东只是在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什么叫穷奢极欲、挥霍民脂民膏？这就是典型！（注9）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毛泽东62处别墅的照片及文字说明无不证实：三年困难时期，恰恰是毛泽东大量挥霍民脂民膏供自己享受的高峰期。
当李慎明了解这一切以后，还会为当年挨饿和吃草籽而感到“自豪”吗？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还非要冒充理论家为专制暴君毛泽东招魂，真不知世间还有“无耻”二字。
注：
（注1）《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13页及17页
（注2）同上，第12－13页
（注3）李慎明出生于1949年。
（注4）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同年，但梁是毛泽东岳父杨继昌的密友，论辈分应该是毛泽东的长辈。想当年梁氏走访杨宅时，毛泽东经常担任应门小童的角色。而梁先生对这个小童也不屑一顾，径自升堂入室，泰然就坐。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为日后的报复埋下伏笔。
（注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页
（注6）《北大精神 五七绽放》第205~207页
（注7）《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黑色文库23集）第14~18页
（注8） 《党史笔记》第593~594页，并见第101页
（注9）同上书第100、2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