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中:为历史化妆、整容莫如与过去切割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有过这方面的言论,但实际所做的却是专门宣传那些杜撰出来“伟、光、正”的事迹,大张旗鼓、连篇累牍。相反,对于那些很不“伟、光、正”的事情却讳莫如深。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不许人们过问,更不许谈论、研究。所有出版物更视为禁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试问:不许研究,如何吸取教训?更谈何防范未来?

转眼又快到所谓“建国”65周年了。按照惯例:逢五、逢十,都要大规模地热闹一番。其重头节目无疑就是大规模地宣传那些中国人民耳朵都听出茧子的陈年往事、“伟大成就”等等。至于吸取历史教训么?只有留给后人了。

前国家主席、中共的副主席刘少奇曾经说过:“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错误不说却不得了”(大意如此)。为了真正“以史为鉴”,不仅要宣传那些所谓“伟、光、正”的东西,更应该着重研究历史上那些失败、错误,甚至是可耻的事情。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拿破仑,都会有他的滑铁卢。”那么,中共执政65年中,有哪些“滑铁卢”呢?笔者特地查阅了最近几年来官方所出版的历史书籍,从中看看这些煌煌巨著是如何粉饰历史、为历史整容的。

一、关于朝鲜战争

“正当中国人民从各方面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同时派遣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 第65页)。首先是笼统地以“朝鲜内战爆发”六个字来敷衍、搪塞,随后即诿过于美国派兵干涉云云。根本不说或不敢说清楚:到底是谁先动手,谁打第一枪?因而谁应负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这本先后修改了16年,几易其稿的“党史”权威著作的来历。该书是1998年由最高史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审核定稿,准备在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出版的重头戏之一。可是忽然被叫停。原因就在于“书稿写错误缺点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此后由众多笔杆子花费五年时间、呕心沥血编写而成,又历经10年漫长时间反复修改,终于在2011年改为庆祝建党90周年之作.①

这种笼统、含混的说法在另一著作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表述:“南北双方围绕着国家统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都想借此统一国土,于是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从50年代初起,磨察不断升级。局势日趋紧张。1950年6月25日,韩国军队再次寻衅,已经充分准备的朝鲜人民军随即转入反攻。朝鲜内战终于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201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章猷才主编   第30页)该书错误地把责任推到韩国一方:是韩国先动手,发动战争。

历史真相到底如何?近年来解密的资料表明:原来是野心勃勃的金日成为了实现统一朝鲜,做朝鲜半岛的国王,在斯大林的怂恿和默许下,在毛泽东的积极参与、配合下,悍然发动进攻。这种行动公然挑战联合国权威,突破国际社会共同确定的“三八线”。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才不得不进行干涉。而中国之所以参战,据说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只是“援金”,援助那个独裁的金氏王朝而已。既非保家,更非卫国。毛泽东早就很坦率地承认:打出“保家卫国”的旗号就是为了动员(应理解为“欺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②

今天,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这两本著作仍然沿袭陈旧的谎言,颠倒黑白,嫁祸于人,莫此为甚!

二、关于反右运动 

最为奇特的是《中国现代史论》一书。据作者在“前言”里自诩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对待重大历史事件”云云,但对于1957年那场“重大事件”却不着一字!(该书第四卷 201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薛庆超著)难道在这位作者的心目中,反右派运动根本就不算重大事件?因而不值得一提?真是匪夷所思!
    
其次,是关于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按照官方1978~1980年复查时所改正的数字:55万多人,或55.28万、552877等等。可是按照2009年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另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 而是55万的5.6倍!③

再者,几乎所有著作基本上仍然沿袭邓小平的旧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地,只是扩大化了”云云。其实,邓小平谈话中还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被人们故意忽略了。他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公断言:反右派运动的理由在于有人“杀气腾腾”,所以才要反击。那么,几十年后再复查一下,到底是谁“杀气腾腾”呢?竟然没有查出一个人!即使是被“保留”不予改正的那几位朋友,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经为人民(其实就是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做过许多好事云云。到底是谁 “杀气腾腾”?查无此人!那么,所谓“必要性”又何在呢?

其次,邓公所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恰恰成了绝大的讽刺:反击右派以后,“前进”的结果是什么?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殍遍野;饿死几千万无辜的老百姓,开创了和平时期死亡人数的历史新纪录。再前进就是‘文革’全国大乱;国民经济‘前进’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难道不是对所谓“必要性”莫大的讽刺吗?

正因为心中有愧,邓小平本人在审查、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才悄悄地抽掉自己在领导反右斗争时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该书收录了作者从1938年至1965年共计43篇著作,却唯独没有这一篇,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偷偷摸摸销毁旧作的行为,令人想起那句中国的成语:“掩耳盗铃”。

三、关于大跃进导致的大饥饿、大灾难

对于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几乎所有的著作大都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谦主编 罗平汉、何蓬著)倒是比较聪明地运用迂回战术,留下了若干文字。请看:“1954-1957年四年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4437万,平均每年增加1109.25万。1958~1961年总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5万。按正常年份,这四年增加人口应该大致4000万左右。而实际结果,总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5万。”(该书第253页)瞧!该书作者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不敢公开说“饿死了几千万人”,而是大迂回,搞了一道小学生的算术题,让读者自己去算,算了后自己得出结论。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之态,跃然纸上。可见大陆那些史学家的日子也不好混啊。

对于这场由毛泽东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大灾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为之辩解说:“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其沉痛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真是“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吗?如何证明?在全国人民饿肚子的时候,仍然坚持粮食大量出口以换取国防尖端技术、建造原子弹,以及坚持大量援助外国(特别是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等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吗?如此不遗余力地为错误辩解的史书,还谈何“认真总结和记取教训”?

这真是“化妆有术,整容技更高”!明明是满脸皱纹、满脸雀斑的半老徐娘,一经化妆马上变成了美若西施、艳比貂蝉的绝代佳人,足以令满世界的帅哥们为之朝思暮想,为之神魂颠倒,为之倾家荡产!然而,谎言终难持久。当铅华洗尽,露出真容,其劣行,其伎俩,不能不令人作呕!

四、关于六四事件

令人称奇的是那本出版于2012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全书35万字中,竟然没有关于64事件的任何文字记录。难道64事件不算重大事件?莫非作者的日历中没有那一页?真是不可思议!

比较起来倒是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陈述著)多少留下一点记录:“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候,党和政府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什么非常措施?则语焉不详。世人看不明白。当然在枪杆子统治下,笔杆子也只能这样写了。难道还敢直截了当地记录“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吗?

以上仅仅是荦荦大端,仅举此四例。可见大陆当局的“国史”完全够不上“信史”。恰恰相反,是违背中华民族优良史学传统的“伪史”,是力图掩盖罪恶、掩盖真相的遮羞布,是为历史进行整容和涂脂抹粉的化妆师。

这样的“国史”,不是教给人们聪明和智慧,而是导致人们愚昧和糊涂。因而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撰写史书的秀才们如此这般、不遗余力地粉饰历史,有选择地‘遗忘’历史中某些重要事件,究竟为什么?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教授们在讨论中央文件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态说:“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会……”可能这就是答案。啊,原来如此!他们害怕:有些事情写出来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所以才这样做的。这种心态恰恰说明:这些人陷入某种认识误区。

大史学家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传世之作《史记》时所言:“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历代治史者无不以这种“实录”精神为楷模、为榜样。因而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治史传统,代不乏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使面临杀头风险时,仍然不改初衷,不虚美,不隐恶,绝不卖论取官。在这些标准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隐恶”。许多前辈做到了,而我们这些当代的秀才们却忘记了、背叛了!可悲、可叹、可耻!

首先我们应该问一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语出《诗经》。意思是:谁造成的灾害?到今天仍然成为弊端)其实,真正“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恰恰就是这些事件本身及其责任人。我们今天如果仍然坚持隐瞒下去,就意味着把自己捆绑在应该对丑恶事件负责人的祭坛上,永远无法脱身,永远为这些责任人背黑锅,永远为这些责任人的罪行背负历史的欠账。这笔欠账永远也还不清、赖不掉、躲不了!

新一代领导人并不弱智呀,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如此想不明白呢?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下决心与之切割,一刀两断,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这个‘新’字很有意义。新,就是重打鼓、另开张。什么叫“拨乱反正”?什么叫“改弦易辙”?就是拨前人、前任倒行逆施所造成的“乱”,改前人、前任是非颠倒、人妖颠倒极端错误之“弦”。只有如此,才能给人民群众以全新的面貌,才能重新唤起老百姓的新希望、新热情,支持新一代领导人走出昔日错误所造成的困局,解开昔日错误所结下的“疙瘩”。因此,对于前人、前任一切错误、罪行不但不应该继续为其隐瞒、美化,相反,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批判、研究其根源,总结其教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新一代领导人开新局、走新路、写新篇、建新功、立新业!

笔者年过耄耋,虽然来日无多。但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笔者更坚信:一定能够看到这一天!

————————————————————————————————————
①《南方周末》2011年1月27日文章“30年党史,修了16年”
②参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何方先生的文章:1970年10月10日他和金日成谈话时就说:“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指中国人民)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你不支援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所以,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
③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郭道晖先生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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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中:为历史化妆、整容莫如与过去切割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有过这方面的言论,但实际所做的却是专门宣传那些杜撰出来“伟、光、正”的事迹,大张旗鼓、连篇累牍。相反,对于那些很不“伟、光、正”的事情却讳莫如深。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不许人们过问,更不许谈论、研究。所有出版物更视为禁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试问:不许研究,如何吸取教训?更谈何防范未来?

转眼又快到所谓“建国”65周年了。按照惯例:逢五、逢十,都要大规模地热闹一番。其重头节目无疑就是大规模地宣传那些中国人民耳朵都听出茧子的陈年往事、“伟大成就”等等。至于吸取历史教训么?只有留给后人了。

前国家主席、中共的副主席刘少奇曾经说过:“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错误不说却不得了”(大意如此)。为了真正“以史为鉴”,不仅要宣传那些所谓“伟、光、正”的东西,更应该着重研究历史上那些失败、错误,甚至是可耻的事情。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拿破仑,都会有他的滑铁卢。”那么,中共执政65年中,有哪些“滑铁卢”呢?笔者特地查阅了最近几年来官方所出版的历史书籍,从中看看这些煌煌巨著是如何粉饰历史、为历史整容的。

一、关于朝鲜战争

“正当中国人民从各方面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同时派遣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 第65页)。首先是笼统地以“朝鲜内战爆发”六个字来敷衍、搪塞,随后即诿过于美国派兵干涉云云。根本不说或不敢说清楚:到底是谁先动手,谁打第一枪?因而谁应负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这本先后修改了16年,几易其稿的“党史”权威著作的来历。该书是1998年由最高史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审核定稿,准备在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出版的重头戏之一。可是忽然被叫停。原因就在于“书稿写错误缺点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此后由众多笔杆子花费五年时间、呕心沥血编写而成,又历经10年漫长时间反复修改,终于在2011年改为庆祝建党90周年之作.①

这种笼统、含混的说法在另一著作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表述:“南北双方围绕着国家统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都想借此统一国土,于是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从50年代初起,磨察不断升级。局势日趋紧张。1950年6月25日,韩国军队再次寻衅,已经充分准备的朝鲜人民军随即转入反攻。朝鲜内战终于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201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章猷才主编   第30页)该书错误地把责任推到韩国一方:是韩国先动手,发动战争。

历史真相到底如何?近年来解密的资料表明:原来是野心勃勃的金日成为了实现统一朝鲜,做朝鲜半岛的国王,在斯大林的怂恿和默许下,在毛泽东的积极参与、配合下,悍然发动进攻。这种行动公然挑战联合国权威,突破国际社会共同确定的“三八线”。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才不得不进行干涉。而中国之所以参战,据说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只是“援金”,援助那个独裁的金氏王朝而已。既非保家,更非卫国。毛泽东早就很坦率地承认:打出“保家卫国”的旗号就是为了动员(应理解为“欺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②

今天,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这两本著作仍然沿袭陈旧的谎言,颠倒黑白,嫁祸于人,莫此为甚!

二、关于反右运动 

最为奇特的是《中国现代史论》一书。据作者在“前言”里自诩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对待重大历史事件”云云,但对于1957年那场“重大事件”却不着一字!(该书第四卷 201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薛庆超著)难道在这位作者的心目中,反右派运动根本就不算重大事件?因而不值得一提?真是匪夷所思!
    
其次,是关于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按照官方1978~1980年复查时所改正的数字:55万多人,或55.28万、552877等等。可是按照2009年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另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 而是55万的5.6倍!③

再者,几乎所有著作基本上仍然沿袭邓小平的旧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地,只是扩大化了”云云。其实,邓小平谈话中还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被人们故意忽略了。他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公断言:反右派运动的理由在于有人“杀气腾腾”,所以才要反击。那么,几十年后再复查一下,到底是谁“杀气腾腾”呢?竟然没有查出一个人!即使是被“保留”不予改正的那几位朋友,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经为人民(其实就是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做过许多好事云云。到底是谁 “杀气腾腾”?查无此人!那么,所谓“必要性”又何在呢?

其次,邓公所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恰恰成了绝大的讽刺:反击右派以后,“前进”的结果是什么?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殍遍野;饿死几千万无辜的老百姓,开创了和平时期死亡人数的历史新纪录。再前进就是‘文革’全国大乱;国民经济‘前进’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难道不是对所谓“必要性”莫大的讽刺吗?

正因为心中有愧,邓小平本人在审查、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才悄悄地抽掉自己在领导反右斗争时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该书收录了作者从1938年至1965年共计43篇著作,却唯独没有这一篇,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偷偷摸摸销毁旧作的行为,令人想起那句中国的成语:“掩耳盗铃”。

三、关于大跃进导致的大饥饿、大灾难

对于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几乎所有的著作大都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谦主编 罗平汉、何蓬著)倒是比较聪明地运用迂回战术,留下了若干文字。请看:“1954-1957年四年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4437万,平均每年增加1109.25万。1958~1961年总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5万。按正常年份,这四年增加人口应该大致4000万左右。而实际结果,总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5万。”(该书第253页)瞧!该书作者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不敢公开说“饿死了几千万人”,而是大迂回,搞了一道小学生的算术题,让读者自己去算,算了后自己得出结论。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之态,跃然纸上。可见大陆那些史学家的日子也不好混啊。

对于这场由毛泽东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大灾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为之辩解说:“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其沉痛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真是“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吗?如何证明?在全国人民饿肚子的时候,仍然坚持粮食大量出口以换取国防尖端技术、建造原子弹,以及坚持大量援助外国(特别是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等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吗?如此不遗余力地为错误辩解的史书,还谈何“认真总结和记取教训”?

这真是“化妆有术,整容技更高”!明明是满脸皱纹、满脸雀斑的半老徐娘,一经化妆马上变成了美若西施、艳比貂蝉的绝代佳人,足以令满世界的帅哥们为之朝思暮想,为之神魂颠倒,为之倾家荡产!然而,谎言终难持久。当铅华洗尽,露出真容,其劣行,其伎俩,不能不令人作呕!

四、关于六四事件

令人称奇的是那本出版于2012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与思考》,全书35万字中,竟然没有关于64事件的任何文字记录。难道64事件不算重大事件?莫非作者的日历中没有那一页?真是不可思议!

比较起来倒是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陈述著)多少留下一点记录:“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候,党和政府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什么非常措施?则语焉不详。世人看不明白。当然在枪杆子统治下,笔杆子也只能这样写了。难道还敢直截了当地记录“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吗?

以上仅仅是荦荦大端,仅举此四例。可见大陆当局的“国史”完全够不上“信史”。恰恰相反,是违背中华民族优良史学传统的“伪史”,是力图掩盖罪恶、掩盖真相的遮羞布,是为历史进行整容和涂脂抹粉的化妆师。

这样的“国史”,不是教给人们聪明和智慧,而是导致人们愚昧和糊涂。因而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撰写史书的秀才们如此这般、不遗余力地粉饰历史,有选择地‘遗忘’历史中某些重要事件,究竟为什么?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教授们在讨论中央文件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态说:“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会……”可能这就是答案。啊,原来如此!他们害怕:有些事情写出来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所以才这样做的。这种心态恰恰说明:这些人陷入某种认识误区。

大史学家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传世之作《史记》时所言:“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历代治史者无不以这种“实录”精神为楷模、为榜样。因而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治史传统,代不乏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使面临杀头风险时,仍然不改初衷,不虚美,不隐恶,绝不卖论取官。在这些标准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隐恶”。许多前辈做到了,而我们这些当代的秀才们却忘记了、背叛了!可悲、可叹、可耻!

首先我们应该问一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语出《诗经》。意思是:谁造成的灾害?到今天仍然成为弊端)其实,真正“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恰恰就是这些事件本身及其责任人。我们今天如果仍然坚持隐瞒下去,就意味着把自己捆绑在应该对丑恶事件负责人的祭坛上,永远无法脱身,永远为这些责任人背黑锅,永远为这些责任人的罪行背负历史的欠账。这笔欠账永远也还不清、赖不掉、躲不了!

新一代领导人并不弱智呀,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如此想不明白呢?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下决心与之切割,一刀两断,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这个‘新’字很有意义。新,就是重打鼓、另开张。什么叫“拨乱反正”?什么叫“改弦易辙”?就是拨前人、前任倒行逆施所造成的“乱”,改前人、前任是非颠倒、人妖颠倒极端错误之“弦”。只有如此,才能给人民群众以全新的面貌,才能重新唤起老百姓的新希望、新热情,支持新一代领导人走出昔日错误所造成的困局,解开昔日错误所结下的“疙瘩”。因此,对于前人、前任一切错误、罪行不但不应该继续为其隐瞒、美化,相反,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批判、研究其根源,总结其教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新一代领导人开新局、走新路、写新篇、建新功、立新业!

笔者年过耄耋,虽然来日无多。但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笔者更坚信:一定能够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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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方周末》2011年1月27日文章“30年党史,修了16年”
②参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何方先生的文章:1970年10月10日他和金日成谈话时就说:“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指中国人民)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你不支援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所以,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
③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郭道晖先生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